技术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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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而言，技术追赶是指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技术主体与先发国家的技术主体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在一定时期内后发国家的技术主体通过技术努力减少或消除技术差距，从而实现技术发展的过程，其由政府主导的、有意识的一种宏观发展规划。而就微观层面而言，后发企业进入时间较晚，先发企业已经形成的相关技术范式，具备技术基础，设计规则及客户锁定等，对后发企业形成技术壁垒，造成后发企业很难快速掌握技术，同时后发企业自身资源薄弱，研发投入有限，且研发周期过长易导致技术难以快速跨越，外部技术获取不足及自身研发能力有限构成其技术的后发劣势，从而技术追赶成为其重要的战略决策(Mathews,2002)
技术追赶的情境因素[1]
在当今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中国企业而临着与20世纪日本、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以及21世纪初金砖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家及地区的追赶截然不同的时代情境，技术追赶的模式表现出新的特征。此外，中国特定的国内市场、技术、制度和网络化特征也使得中国企业在技术追赶中而临特殊的机会和挑战。这导致中国的技术追赶经验与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不能简单地复制其技术追赶经验和产业政策。
中国企业的技术追赶实践是深深嵌入在转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样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以及新兴的“全球网络”四位一体的中国情境下开展的。以下将从这四个方而进行讨论，阐述中国企业的技术追赶情境的特殊性。
- 1.市场空间
对于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的后发国家，其企业表现出大量的针对国内市场的产品创新。而日本、韩国这样的已成功实现经济和技术追赶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则高度依赖于出口市场和出口促进政策。此外，市场的层次性也不容忽视。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基础设施水平等方而存在差异，消费者的偏好因文化等因素而差异大。这导致很多国外的技术和产品在中国不适用。而市场相关的知识是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本土企业在初始成长阶段，基本上都依赖于本土的低端市场和那些被大企业忽视的外围市场，采用针对低端市场的创新或利基市场的创新等。
- 2.技术体制
日本、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追赶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往往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工艺，掌握了工程化能力后，通过密集的技术努力后，才逐渐形成产品开发能力，这称为逆向工程。它逆转了发达国家从研究、开发到工程化的顺序。中国的工业产品大多不能与那些全球领先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在品质和特性上相抗衡，也远比日本、韩国等新兴经济体要差，但是凭借自身积累的强大的逆向工程能力，通过依赖他们自身或与国外伙伴的合作，仍旧能够生产出品质可接受但成本低得多的替代产品。技术动态性对追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研究表明技术范式的转变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机会窗口。后发企业虽然存在着技术落后、与主流市场分离的劣势，但由于没有历史负担，因而具有可直接将目标锁定在发展新兴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因为同一技术范式下的各种产品在知识、技能、经验和外部性上是互相关联的，考虑技术的生命周期比产品的生命周期更为重要。许多中国本土企业正是借助技术范式转换的机会窗口，实现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的跃迁。
- 3.制度转型
Guennif和Ramani指出机会窗口不一定来自于产业技术范式转变，还可以来自于政策上的变革。他们采用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对印度和巴西制药行业进行了跨度六十年的纵向案例研究表明，在制药这样一个技术范式没有根本性变革的行业，国家政策的巨大变革带来了机会窗口，企业对政策的感知和应对使企业积累了相应的技术能力，最终印度的制药行业在追赶道路上迈进了很大一步。具体来说，1970年印度专利制度的放松(只允许申请流程专利，产品专利被取消)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机会窗口，使之积累了逆向工程能力和开发药品关键成分的能力。而当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并于1995年加入WTO、专利制度与国际接轨时，本土企业不能再依靠逆向工程，转而大量提高内部研发，并大量通过技术引进和战略联盟等方式获取技术。然而，美国于1984年通过的Hatch-Waxman法案(鼓励发展非品牌药市场，以提高药品的供给、降低医疗费用)提供了新的机会窗口，有远见的印度企业抓住了这一机会生产非品牌药出口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而掌握了活性药物成分药品的生产能力和利基市场的药品开发能力。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江诗松等对比了汽车行业在国产化政策和自主品牌政策两种不同政策背景下，国有企业上汽集团与民营企业吉利集团的技术追赶上的差异。由于汽车国产化政策的影响，国有企业上汽集团陷入了“创新能力低一对跨国公司依赖程度高一学习的开放性低一创新能力仍旧低”的恶性循环。在汽车自主品牌促进政策背景下，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学习的开放程度大大增加，例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英国罗孚，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瑞典沃尔沃，加上自身对研发的大力投入，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此外，中国的转型经济，其特殊性还表现在所有制转型背景下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存。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导致的大量技术购买和举国动员式的技术学习，为后而市场经济改革时的追赶打下了基础。例如汽车行业国有企业在国产化政策推动下对培育本土零部件产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成为吉利等民营企业起步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例如，吉利开发的第一款车型“豪情”基本上采用了夏利原有的内饰和底盘，主要在车身上做了改变。因此，其关键核心零部件如发动机，基本上从夏利的供应商(如天津丰田汽车发动机公司)那里购买。
- 4.全球网络化
在日本和韩国实现追赶的时代，它们引进了大量的成熟技术，然后基于引进的技术通过自身不断的研发努力进行创新，积累了卓越的生产能力，并形成了符合自身体制特征的管理制度，如终身雇佣制、精益生产等。其中，国际市场对这些国家技术追赶的实际意义是很有限的，它们主要把国际市场视作成熟技术购买的来源和产品出口的销售地。但是随着全球化逐渐深入，当今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追赶的时候，国际化运营(如FDI,ODI)发挥了更为复杂、多样、重要的作用。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也像日、韩那样大量引进技术，但是由于太过依赖外部技术，知识的学习开放J哇不够，追赶效果并不好。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加入WTO，巨大国内市场和未能被满足的潜在需求吸引来大量FDI。FDI能带来就业增长和资本流入，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FDI因其相对本土企业而言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的管理实践，能带来无形的生产性资产，如技术诀窍、市场和管理技能。FDI除了通过技术转移和许可，还可以通过多种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升产生影响。(1)竞争效益。FDI带来的东道主国家市场竞争程度的显著增加，迫使本土企业通过提高分配效率和加速技术和专家技能的转移来提高生产率。(2)传播和示范效益。通过外资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实践的示范效应，FDI提高了东道主国家技术发展的速度。本土企业通过近距离观察外资企业和技术模仿提高了生产率。(3)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扩散。当从外资企业学到特定技能的本地雇员流动到本土企业或者去创业时，本地企业从这种劳动力流动中提高了生产率。通过技术诀窍转移和员工培训，产业间溢出可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他们的本土供应商或客户之间。(4)产业链上下游间技术溢出。当本土企业而对上下游外资企业新的生产和市场技术或获得其技术支持时，外资企业的一些企业特有知识可能溢出给本土企业。研究与实践现实跨国企业会对他们在东道国的供应商进行技术和管理上的指导，以便使本土供应商的产品性能能够符合这些跨国企业所设定的产品或服务质量标准。
技术追赶的战略定位[2]
(1)技术追赶竞争模式的战略指导思想应定位在战略目标超越资源票赋的“非平衡”的思想。追赶目标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创造和扩大特色资源，迅速形成经济能力，以产业辐射和市场诱导方式，促使其他产业和部门的配套和发展、
(2)技术进入的基础条件是必须具备相当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相应的知识阂值水平，以防止进入后的巨大技术成木“陷阱”、因此，模式选择至关重要，若不完全具备相关技术进入的基础条件，就必须具有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跨地域重组和整合的经营能力，或人力资源“虚拟管理”的能力，以弥补基础条件的不足。可以通过引进和吸收适宜的成熟技术;合作或合资生产，采用“中间切入”、重点引进，迅速形成经济能力和产业规模的技术进入方式，规避技术壁垒，迅速提升产业结构，甚至做到引资、引智、引市场三位一体、
(3)技术追赶竞争模式的战略定位应定位于扩大有影响力的特色资源的系列技术开发和重点引进、合作，创造和扩大具有独特功能及价格优势的市场细分产品。
技术追赶的陷阱[3]
我国现行的技术创新体系属于政府主体模式。在我国，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和行为主体是政府;我国的科研活动国家化、行政化，科研任务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型研究多由政府科研单位或高校科研人员完成，企业研发力量薄弱;技术创新的一般程序是:科研单位立项，主管部门批准，划拨科研经费，科研单位进行科技研究，各级政府评审创造发明成果，授予获奖者证书、奖状和少量奖金;科研人员集中于不搞生产的科研单位，使得科研、开发、生产严重脱节，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很低;尚未为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营造出良好的外在环境。同时，应该成为技术创新核心主体的企业尚未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乏有效的动力激励机制，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动力显得不足;我国普遍采用的任期制、承包制往往助长短期化经营行为。
- 二、我国企业基础差，科技素质低
我国企业规模小，实力弱;长期以来重生产，轻科研;技术人员缺乏对外界技术动向的了解和适应先进技术的系统知识;企业缺乏专门的研究开发机构;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
- 三、技术引进过程中操作失当
1.崇拜高水平技术，盲目引进。有些引进技术大大超过了国内的消化、吸收能力，严重脱离了国内的配套设施水平，甚至引进了一些工艺不成熟或存在严重缺陷的技术。
2.重复引进。宏观管理不力、多头管理、地方保护和企业间的攀比造成同类生产线动辄引进几条、十几条甚至几十条。有限的资源被分散，无力进行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3.重硬件，轻软件。近年来，我国在技术引进中硬件设备进口大约占8000，而韩国80年代技术引进总量中软件技术多达8000。事实证明，软件技术恰恰是制约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的重点和难点。
美国政府不仅对国内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而且对国际间技术输出活动一直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美国1949年制定的《出口行政法》、美国为主导于1952年成立的“巴统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1983年通过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细则》等都意在限制美国等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日本在对华技术贸易中要保持日中之间有10至20年的技术落差的政策也已不再是秘密。技术贸易保护主义已不再仅局限于一国政策中，一些双边和多边组织(如欧盟)也对限制关键技术出口作出了规定。
在当代发达国家技术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跨国公司在高技术工业部门具有突出的垄断地位。近几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额迅速扩大，而跨国公司作为技术变革和技术转让中心，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国际技术贸易的80%以上。跨国公司从保持自身的技术优势、获得丰厚的收益、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促进自身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获取反馈信息等目的出发，依据自身情况、技术性质、市场前景、东道国环境、母国政策等因素确定技术转让的方式、时机和地区选择策略。跨国公司的本质决定了它会限制其技术超出自身范围扩散，跨国公司的技术不会轻易地转让给其他技术应用主体，它必然根据自身的总体利益原则对技术的使用和保密以及技术转移的条件作出严格的规定。所以，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是非常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向我国进行技术转移时设置壁垒是必然的。
避免技术追赶陷阱的策略[3]
为了避免技术追赶陷阱，我国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 一、建立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核心是从体制、机制、法制等各方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把我国的科技实力变成现实的第一生产力，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能最充分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熟悉市场，信息灵通，反应灵活，能最迅速地、直接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建立的理想的国家创新体系应该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和行为主体。在这样的创新体系中，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有比较明晰的分工。政府以市场需求、社会需求和国家安全需求为研究开发的基本出发点制定科研开发规划、法律和政策，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引导科技活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大多数科技力量进入市场创新创业;深化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为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实行企业化转制，大力促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完善科技立法;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实行财税、金融扶持政策，完善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正确评价科技成果和进行科技奖励，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加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企业;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对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引导，协调各方科技研发活动;资助基础理论研究和公共性、关键性、前沿性技术的研究开发，高等学校和其他非盈利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公共性、关键性、前沿性技术的研究开发;高校应鼓励教师和学生进入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领域;努力发展高校科技园区，培育一批知识和智力密集、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产学研紧密结合。
从总体上看，建立这样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求政府创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法制环境，企业成为具有有效创新机制的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显然，这种技术创新体系，更有利于增强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能力。
- 二、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企业科技素质。
我们可借鉴外国经验，在一些领域大力促进企业合并，形成一批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巨型企业集团;同时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高水平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
- 三、加强对技术引进的宏观调控，贯彻适宜性和重点项目兼顾的原则。
适宜性即因时、因地、因企制宜，切实可行。我国资金短缺，技术引进中注重适宜性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们也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引进中搞一些重点项目，因为这些领域的技术关联性强、扩散性好，搞一些重点项目对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增强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意义重大。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强宏观调控，对引进技术加以评价和甄选。
- 四、改进技术引进的具体操作，提高引进工作水平。
1.利用各种渠道，搜集相关信息，力争信息广而准、知己知彼。
2.以投标方式确定技术引进主体，防止重复引进。鼓励企业引进后将充分消化、吸收的技术在国内同行间有偿转让。
3.改变付款方式。过去我们通常采用一次总付的方式，技术输出方在输出技术后一般不再对技术运行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这就给我们的安全生产和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埋下了隐患。如果技术引进费以提成或入门费加提成费等方式支付，输出方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主动关心技术设备的运行情况，并提供一些技术诀窍。这样，付费总额也许会大于一次总付方式的付费总额，但从长期看利大于弊。
- 五、利用发达国家之间既联合又竞争的关系，从其技术竟争夹缝中争取主动、取得利益，多方引进先进技术。
总之，技术引进这一系统工程，从引进前的可行性研究到引进中的具体操作以及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的每一环节，都需要科学对策。我们应该立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根本，抓住技术引进工作的关键，突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个主题，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关键技术。只有这样，我国才能远离技术追赶陷阶，实现“落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良胜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