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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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深圳經濟特區於1980年5月正式成立。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深圳特區位於廣東省的南部沿海，東起大鵬灣邊的梅沙，西至深圳灣畔的蛇口工業區，總面積327.5平方公裡。它毗鄰香港，交通便利，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在利用外資發展經濟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根據中央的指示，深圳特區將建成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的工、商、農、牧、住宅、旅游等多種行業的綜合性特區。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有一個關鍵詞註定讓人無法忘記，那就是“經濟特區” 。 “經濟特區”一詞，1979年由中國首先提出。但經濟特區在其他國家也有存在，一般以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自由關稅區、自由港區等形式出現。特區的形式儘管各不相同，但有幾個共同特點，一是有特殊位置，二是有特殊任務，三是有特殊政策。用一個公式表達就是：特區=特殊位置+特殊任務+特殊政策。按其實質，經濟特區是以減免關稅等優惠措施為手段，通過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外向型經濟為發展目標，引進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以達促進特區所在國經濟技術發展的目的的特定地區。

　　我國在1980年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1988年又把海南島劃為經濟特區。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會議上正式批准喀什設立經濟特區。在我國，經濟特區是中國政府允許外國企業或個人以及華僑、港澳同胞進行投資活動並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在經濟特區內，對國外投資者在企業設備、原材料、元器件的進口和產品出口，公司所得稅稅率的減免，外匯結算和利潤的匯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屬隨員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續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設立的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30年來，深圳從中國南海之濱的小鎮，到一座與香港合作打造世界級大都會的現代化城市，創造了世界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奇跡，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精彩縮影。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可以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1．1979～1984年為初創階段，主要是為經濟特區的建設打下初步基礎。利用鄰近香港的區位優勢和特區的優惠政策，通過吸引“三來一補”企業發展工業，積累建設基金、國外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一階段主要是“殺出一條血路” ，以市場為取向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首先在價格制度、工資制度、基建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等方面大膽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驗。

　　2．1985～1992年為建立起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全面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系統、深入地邁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階段。深圳在這一時期全面推進了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從局部改革轉向全面改革，從單項改革轉向系統改革，從初步改革轉向深入改革。例如，率先進行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革，改革金融體制，對土地進行公開拍賣，實施住房商品化，改革勞動管理體制，完善社會保險體制等。這些改革為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積累了經驗，發揮了特區作為經濟體制改革試驗場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初步形成了出口創匯的外向型經濟格局。

　　3．1993～2003年為增創新優勢，在全國率先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並大力推進現代化城市建設階段。這一期間深圳繼續充分發揮了先行先試的優勢，全面建設和完善各種要素市場。到1997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以“十大體系”為內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例如，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深化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進行了商貿流通體制改革，完善了勞動力市場，建立了產權交易市場，推進了金融體制創新等等。

　　4．2003～2020年左右為打造國際化城市，加強深港合作，以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深圳” 、“效益深圳”階段。進一步推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努力創建服務型責任政府。大力推進CEPA以及泛珠三角經貿合作，實現區域內的共同繁榮。2003年年初，廣東省委對深圳未來的發展提出了以建設國際化城市為目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農業從自給半自給生產向商品個產轉變、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戰略目標，深圳初期的農村變革正是以此為指導而進行的。

　　深圳建市前的寶安縣是一個勞力少、耕地多、糧油糖上調任務重的農業縣。全縣九萬個勞動力，且老弱者居多，卻要耕種四十多萬畝水田，十多萬畝旱地，七十多萬畝山林。在實行計劃經濟和“以糧為綱”方針的日子里，農副產品價格很低，年人均分配極少。

　　深圳建市後，原先結構單一、技術落後的農業更是面臨著一系列困難。一方面，城市建設、工商業發展占用了大量耕地，深圳經濟發展的重心從農業轉向工商業，大批農村幹部、青年從農業轉入城區建設事業及工商業；另一方面，由於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市場對農產品，尤其是鮮活農產品需求成倍增長。深圳農業就是在這種供不應求、供需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發展的。

　　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十分重視農業建設，曾向各有關部門就農業發展的方向、市場需求、規模效益、資金投放等問題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結合特區建設迅速發展，人口連年倍增的形勢，對外貿易迅速擴大的需求以及深圳對香港的鮮活產品出口具有地理上的優勢的顯著特點，明確提出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是：“主要為特區建設服務，同時為出口服務”，深入貫徹改革、開放、搞活一系列政策。打破了“以糧為綱”的單一格局，把發展鮮活農產品作為農業的重點，因地制宜、發揮優勢，走農林牧副漁和農工商綜合經營的道路，認真開展蔬菜、畜牧、水產、水果、鮮花等應用科學的研究，積極引進國際上先進的農科成果、先進技術設備和外資，大力發展滿足特區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和在香港市場有競爭能力的商品生產，積極扶持種養重點戶、專業戶的發展，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專業化和社會化。

　　深圳初期的農業改革促進了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農民收入成倍增長，1983年農業人均分配為469元，是1979年人均分配的3倍。農村鄉鎮企業發展迅速，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鄉鎮收入從1980年的4 054萬元增加到1983年的15 565萬元，農副產品出口量和出口額大幅度增長，質量提高，深圳成為香港市場的鮮活產品重要基地。1983年，鮮活農產品出口總值達到33 653萬港元，比1979年增長5倍，深圳農村人心穩定了，農民勞動積極性提高了，農村新建的別墅式小洋樓如雨後春筍，農村面貌煥然一新。持續多年的農村勞動力外流風剎住了，過去外流香港的，也逐漸有一些人回鄉定居了。

　　特區興辦前，深圳的工業基本上屬於封閉型的縣鎮工業。1979年，全市僅有工業企業224家，而且大部分為集體企業和社辦企業，僅能生產一些化肥、小農具、日用小商品等初級產品，主要行業是支援農業生產和為農副產品加工這兩大類，職工僅8 700多人，工業產值只有6 000多萬元，是全省最落後的縣份之一。

　　深圳市委、市政府認真分析了國內外經濟環境，結合特區自身的情況，決定在特區的初創階段，主要採用“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生產、來件裝配、補償貿易)形式辦工業。辦廠資金由客商籌集，設備、原料或元器件由客商引進，工業產品由客商在境外市場銷售，技術管理由客商負責。我方提供土地、廠房和生活設施，搞好供水、供電、郵電通訊、道路交通等投資環境的建設，收取加工及管理費用。

　　特區初期的工業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的來料加工。1980年代初，世界經濟處於急劇的調整之中，產業升級使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而生產成本低廉的深期I無疑是這些產業轉移最合適的地方；特區初期的城市基礎設施薄弱，工業配套能力嚴重不足，並且“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人才、四無供銷渠道”，在這種情況下要迅速發展高層次的工業是不可能的。因此，發展“三來一補”對於特區積累資金，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培養人才，逐步掌握供銷渠道，為興辦“三資企業”、促進產業升級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隨著將特區工業投資環境的硬體設施日益完善，深圳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以工業為主的發展戰略和“輕、小、精、新”的工業發展方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的經濟措施、積極發展外引內聯，提出工業發展應以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為主，產品銷售應以外向型為主。

　　198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為了給引進外資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決定集中統一開發工業區。工業區要通水、通電、通路、通電訊，各種設施要配套，以利於儘快組織生產。發展生產。首先建設一批一般輕型工業都適用的廠房，這些標準廠房適用於電子、輕工業、紡織、精密機械、儀器儀錶、工藝、服裝、塑料加工、食品等輕型工業。

　　深圳十分註意大力建設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以後引進了一批外資和先進技術，建立了一批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如微型電腦、電腦軟體、電鍍新技術、微波通訊設備等。以電子工業為例。深圳的電子工業原來是很薄弱的，在特區建立前的1979年，僅有一家電子工廠，只能從事生產小功率的變壓器、電動機支農產品等簡單電子產品，年產值121萬元。然而，建立特區以後，經過短短幾年的努力，至1983年底，電子工業已發展到一百多家，擁有職工萬餘人，能裝配各種家用電器、電子儀器、彩色電視機、組合音響設備、微型電腦等，年產值達3．27億元。深圳主要利用背靠內地、毗鄰港澳的優勢，積極開發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發展電子工業。據不完全統計，幾年中深圳投產的上百家電子企業中，獨資和合資企業約占30％左右，電子行業通過各種渠道引進的設備、儀器達兩萬多台(套)，有近百條生產線正式投產，深圳電子工業運用現代技術革命成果生產尖端產品，在大規模集成電路、電子電腦推廣應用、光纖通訊和生物工程等四個方面，形成了具有特色和優勢的先進工業，產品遠銷美、日、英、德、香港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工業在特區國民經濟的構成中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83年全市工業總產值達到7．2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5％；其中出口工業產值達2．6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36％。全市已擁有工業企業392家，職工3．4萬人，分別比1979年增長了1．75倍和3．5倍。外商投資經營的工業生產大幅度增長，1983年總產值達到2．67億元，占特區工業總產值的37％，到1983年底，深圳共引進外資工業項目2 506項，外資協議投資總額16．79億美元，實際投入使用資金達3．79億美元。外向型工業初步形成，在深圳經濟中發揮了主要作用。

　　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之初，中央就明確指出，深圳經濟特區要“跳出現行體制之外”，要為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探索道路，積累經驗，充分發揮它的“視窗”和“試驗場”作用，經濟特區的資金來源以外資為主，產品以外銷為主。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要求以及深圳經濟特區的性質與地位決定了，特區應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試驗場”，以積極觀察、試行、篩選和探索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為各項改革進行試驗。

　　深圳經濟特區一建立，就明確提出了經濟運行機制“以市場調節為主”和“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目標，從而在全國範圍內率先進行了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的改革，如率先改革基建體制和推行承包制，實行了招標投標和施工承包；率先進行物價改革，放開了一部分商品的價格。隨行就市：率先改蕈勞動用工制度和工資制度，推行了合同工制、浮動工資制和結構工資制；率先改革幹部調配製度，通過招聘等方式選拔了大批人才；率先改革計劃管理體制、減少了指令性計劃和實物指標；率先改革金融管理體制，實行了專業銀行業務交叉，發展同業拆借等多種融資手段。設立非銀行金融機構，引進外資銀行；率先進行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由直接調控轉向間接調控的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撤銷了各種行業行政管理機構，建立了國有資產管理的新架構；率先試行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廠長)負責制；率先推行企業產權和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開闢了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建立了生產資料市場和期貨市場，加快了生產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步伐；率先進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的改革。與這些改革相適應，深圳特區較早地建立了各種社會市場中介性組織，發展行業協會，擴大社會自我管理的職能和範圍，並逐步創造制度化、法規化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

　　深圳特區通過一系列深入的體制改革探索，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已初步形成，而這一系列的改革嘗試大多在全國範圍內起到了示範和引路作用。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充分肯定了“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深圳特區以及其他特區起到了中國改革的“試驗場”作用。

　　關於經濟特區在中國對外開放大業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問題，鄧小平同志1984年第一次視察深圳特區後明確指出：“特區是個視窗，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視窗。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

　　為了發揮經濟特區作為“技術視窗”的作用，深圳特區在制定開放和發展戰略時，始終把引進先進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放在突出的位置。不僅引進了一批適用型的輕紡設備和技術，還有重點地引進了一些先進的電子、機械、建築等技術，並且通過引入內地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初步架起了一座“國際——深圳——內地”的技術橋梁，即國際的先進技術、先進產品和信息可引入深圳或再通過深圳輸入內地消化、吸收，而內地的科研成果開發成了高新技術產品又可通過深圳進入國際市場。

　　長期以來，我國在管理方面的落後甚至比技術的落後更為嚴重，深圳特區在吸引外資、辦“三資”企業的過程中，成功地學到了適合於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先進管理經驗，並利用這些經驗為內地培養了一大批管理人才。

　　經濟特區作為“知識視窗”，是要通過這個“視窗”，實現中國文化與世界現代文明成果的順暢交流。深圳特區有意識地通過這個“視窗”，既讓中國瞭解世界，又讓世界瞭解中國，並通過現代社會文化知識的引入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使人們開闊眼界，更新觀念，提高素質。

　　經濟特區作為“對外政策的視窗”，使其成為中國政策的“睛雨表”。通過這個晴雨表，能使當代中國的面貌展現於世界。三十年來，到深圳參觀訪問的海外人士以千萬計，因為在這裡能實實在在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及其實施，這裡體現了當代中國的形象和氣派。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由於資源稟賦、氣候、地理、交通，乃至觀念、體制、人口素質、技術條件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開始不可能採取一種“齊步走”的共同富裕的發展模式，而只能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並通過先富地區所產生的輻射和示範效應，激勵和帶動後富地區發展起來。鄧小平同志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準備會上就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創辦經濟特區，正是實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全國共同富裕的“大政策”的戰略性措施之一。這就是說，中央把經濟特區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場”和“視窗”，作為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排頭兵”，讓它先發展起來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發揮它對全國其他地區發展的推動作用和輻射作用。

　　深圳特區依靠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和地緣人緣優勢，通過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和發展外向型經濟，使經濟的發展走在全國的前列。而先發展起來的深圳，一方面通過給國家多交稅，使國家有力量實現財政的支付轉移，多投資於欠發達地區搞基礎設施建設，開發資源，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則通過利用自身的資金、技術、信息、管理和市場的優勢，幫助和支持欠發達地區發展，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深圳經濟特區的實踐證明，鄧小平同志關於讓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是從全國大局著眼的正確決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同志創建的實現祖國統一的偉大戰略構想。這一構想的提出是以兩個基本點為前提的：一是有利於和平統一祖國和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二是有利於保持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繁榮和穩定。

　　作為“一國兩制”銜接點的深圳，其發展狀況如何對於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業，對於1997年以後保持和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意義十分重大。為了成功地發揮深圳作為“一國兩制”的銜接點的作用，進入1990年代後，深圳特區一方面繼續致力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則致力於在經濟運行機制乃至社會運行機制上努力向國際慣例靠攏，著力探討如何做好深港銜接工作；不久，在口岸管理、城市功能、金融市場國際化、按國際經濟慣例運作以及市場機制等方面的銜接工作上，又邁出了有力的步伐。深圳經濟特區在保持和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方面無疑發揮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長期以來，在深圳人心目中，形成了關內是城區、關外是郊區的概念。在基礎設施、市政配套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等方面，特區內外都有明顯的差距。而特區內外一體化將為深圳帶來幾個方面的好處。從經濟上講，可以促進特區內外產業結構科學佈局。過去，深圳的第三產業、總部經濟、高端產業，大多集中在關內，而關外側重於三來一補、加工貿易、村辦工業園區等低端產業。這種結構上的差異，不利於整個城市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快速發展。拆除籬笆使特區內外一體化對消除關內外產業反差極其重要。

　　從城市建設方面講，有利於把特區內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和管理。過去，人們一直覺得關內是城市中心區，關外是城鄉結合部，甚至是城市郊區。二者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等方面相差很大，交通路網、電網設施、自來水供應等許多城市基礎設施，關外都比較薄弱。特區內外一體化，將使關外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治安等得到明顯提升從社會發展方面看，將大大改善深圳市民的人居生活條件。在深圳常住人口中，大部分居住在關外。長期以來，關外群眾的居住環境和條件不如關內。特區內外一體化，將使全市群眾同享城市的人居環境，也為人們的購房、消費等帶來極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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