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自立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技術自立是指在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市場中，本土企業通過學習外國技術，來適應外部技術變化、參與國內市場競爭的過程。

　　第一，從時代背景看，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使中國的技術自立同時面臨著機遇與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之後，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從技術來源、產業分工到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全面融入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使中國工業的技術學習環境顯著區別於當年的日本、南韓和印度，也賦予中國的技術自立以獨特性：對今天的中國而言，“絕對化的技術自立”變得更加不現實，而在具體政策措施層面複製“東亞奇跡”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開放的市場使發展中國家很難完全切斷同西方先進技術的交流。技術和市場上的領先優勢，使發達國家的產品形態擴散到全球，這使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可能完全擺脫西方現有技術的影響，也在客觀上為追趕者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更好的技術支持創造了條件。因此，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迴避有效的技術引進。“自立”不是閉關自守地堅持“寧要本土的二流產品，不要進口的一流產品”，而是將“絕對化的技術自立”所需要的投入用於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開發本國技術資源，從而使本土工業有能力適應外部技術變化帶來的挑戰。

　　但是，“開放”同樣對技術自立造成了威脅。從歷史經驗看，東亞國家在引進和學習西方技術的過程中，都會對外國直接投資(FDI)進行嚴格限制：日本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在美國的壓力下實行“自由化”；南韓在1962—1986年間“交鑰匙工程”的投資總量是同期外國直接投資的34倍，這使他們“能夠在成熟工業中相對有效地掌握技術能力，從而實現自立而不必依賴於跨國公司”。然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研究卻系統性地迴避了“東亞模式”中的市場保護政策，從而為WTO框架下的全球市場治理和跨國公司擴張掃清了障礙，加大了發展中國家通過市場保護來激勵本土企業技術學習的難度。一旦本地技術學習這一內生性活動受到限制，技術全球化、開放式創新等外部因素都很難有益於後發國家的技術追趕。中國工業發展的教訓表明，當本土技術能力不足時，FDI的大量涌入，包括其本地化研發，將使跨國公司的“先行者優勢”輕鬆地剋服地理邊界的限制，其後果絕非想當然的技術溢出，而是跨國公司在追趕經濟中的多數資產控制權和對本土生產性投資與技術學習的擠壓。

　　因此，當技術引進成為中日韓等國家技術追趕的共性時，將工業發展和技術自立簡單歸結為“開放”和“技術引進”是不恰當的，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以往的技術學習經驗在開放的環境中是否適用？何種技術學習是新環境下掌握引進技術最有效的途徑？

　　第二，本土企業的自主產品開發是學習外國技術最有效的途徑，它是技術自立的微觀基礎和關鍵環節，也是中國工業技術自立有別於“東亞模式”最重要的過程特征。

　　大量研究指出，日韓的成功追趕得益於將引進技術同本地革新相結合，從而獲得真正的工業能力。但受到時代背景和自身能力的制約，這種結合曾以“零部件國產化”為前提：當時相對緊張的國際環境和西方工業的縱向一體化傳統，使本地工業基礎有限的日本、南韓不得不首先解決生產能力和零部件國產化問題。二戰之前，日本的技術學習主要集中於拆解引進技術與設備，逐步實現零部件國產化；戰後，縮小與西方的技術差距成為日本工業發展的重心，與技術引進同步進行的自主研發逐漸增長，企業研發支出與技術引進支出之比從1960年的3.6上升到1983年的9.2。南韓的情況與日本相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南韓工業發展的重點是建立本土生產能力，其技術努力集中於“交鑰匙工程”發展設備操作和產線擴張等工程能力，這些努力無法反映為研發投資；80年代之後，南韓加大研發投入，研發支出占GNP的比重從1975年的0.42%激增至1985年的1.58%和1995年的2.51%。作為日韓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起點，以零部件國產化為主的工程能力建設為基於西方技術的本地革新打下了基礎，並最終形成了“東亞模式”中“獲得→消化吸收→改進”的技術學習軌跡。

　　但是，這種理論概括掩蓋了“本土企業的自主產品開發”在技術學習和工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因為技術變革只有通過產品形式才能實現其經濟價值，而任何複雜的產品都集成了多種技術。所以，為了在技術競爭中獲利，企業就必須將產品開發，包括推出新產品和改進現有產品以滿足特定的市場需求作為技術努力的重心：從產品層次理解技術演進、需求變化和成本約束，將各個層次的單項技術整合為產品系統。對發展中國家的追趕者而言，這種自主開發意味著從本國要素稟賦和本土市場需求出發，形成自主的產品概念，從而有選擇地鑽研、利用和改進引進技術；同時有效地發展出產生和管理技術變化的能力，即通過有組織的學習來理解外部技術變化，併在此基礎上將其引入新的產品形態。唯有如此，企業才能憑藉自身的知識基礎和產品結構，吸收和利用領先者創造的新技術，而不會在技術變革中更加落後。因此，自主產品開發才是追趕者學習外國技術的最佳途徑，也是使技術依賴轉向技術自立的關鍵環節。這正是本文以產品為中心討論“技術自立”的根本原因。

　　進一步比較“零部件國產化”和“產品開發”，就會發現二者屬於不同層次的技術能力：前者只是在領先者劃定的範圍內攻關局部問題，其價值也由引進的產品形態定義；後者則要滿足特定的市場需求，這既需要依據自身需要(如增加特定的功能或強化某項功能)整合已知部件，還要尋找新的部件分拆與組合方式。這就需要更好地在產品層次上理解引進技術，並通過更多原創性和競爭性的設計來跳出引進技術的框架。這也決定了本土產品開發絕不可能是“零部件國產化”的自然延續。日本在進入數控機床工業時的經歷充分說明瞭這一區別。

　　日本數控機床工業的技術來源是由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日本教授帶回日本的一份技術報告。1956年，富士通參照MIT報告，仿製出了日本第一臺數控機床模型。此後，牧野邀請富士通聯合開發麵嚮日本市場的數控磨碎機。磨碎機項目剛剛開始，他們就在結構設計等問題上遇到了MIT報告無法解決的問題；此後，兩家企業又在完成樣機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改進。其結果就是：日本數控機床工業從第一次商品開發就“開始擺脫對MIT思想的複製”，並一路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的全球領先地位。

　　對部件和產品兩個層次技術能力的區分，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兩類技術知識的分化，構成了國際產業分工的技術基礎：西方工業領先者仍然牢牢掌握著開發設計等產品層次的技術知識，並因此控制著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價值鏈；而在這個層級特征明顯、模塊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中，負責模塊(部件)技術和產品組裝的後發企業不可能在其中自動獲得產品層次的技術能力，反而還會面臨領先者對其升級努力的壓制。顯然，“發達國家保留了製造業的全部內容，除了製造本身”，“產業轉移”則不過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廂情願。

　　時代背景和產業環境決定了中國工業通過自主產品開發實現技術自立的必要性，而西方工業的垂直專業化分工趨勢和以往計劃經濟留下的國民工業體系，則為中國工業繞過零部件國產化、直接進行產品開發創造了條件。這些都使本土企業為滿足國內市場需求而進行的自主產品開發成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工業技術自立最重要的技術知識源泉和過程特征。

　　第三，自主產品開發意味著追趕者在產品和關鍵零部件兩個層次上同時改變與西方領先者的關係，也就是說：成功的產品開發是模塊或部件層次技術成功的必要條件。

　　藉助國際分工和國內產業基礎的優勢，繞過“零部件國產化”而直接進入“產品開發”，將使中國工業同時面對用戶市場和關鍵零部件領域的西方領先者，從而徹底改變國內追趕者的產業環境。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散件組裝、加工貿易及FDI方面的遭遇(如“帶血的出口”)已經說明：如果不進行自主產品開發，技術依賴的落後者就要在產品和關鍵零部件兩個層次上受制於西方領先者，而自主產品開發則是落後者改變這種被動處境的根本動力。

　　首先，與跨國公司及其合資企業的直接競爭是自主開發的追趕者參與國內市場競爭的重要內容，也是發展中國家融入現行國際經濟秩序、開放國內市場的必然結果。這種直接競爭將和追趕者的自主開發戰略形成相互強化的正反饋迴圈：一方面，本土企業必鬚根據國內市場的需求特點來定義新的產品關鍵性能(市場競爭重點)、開闢新的價值鏈，甚至走出一條顛覆現有產業格局的破壞性創新之路，以此擺脫價格戰的干擾和領先者的束縛；另一方面，在中國這種有著巨大內需的發展中國家，追趕者的挑戰將激發領先者努力開發產品，其中包括加入中低端市場的產品創新競爭以避免“永久性損失”。

　　其次，自主產品開發為追趕者擺脫領先的關鍵零部件供應商束縛創造了條件。產品開發者依據自己的市場需求和產品功能來確定產品架構或整體設計原則，從而有條件限定關鍵零部件應有的性能指標和各部件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使其掌握了定義關鍵零部件性能標準的主動權，並主導對關鍵零部件和其他互補技術(部件)的系統集成，從而使關鍵零部件服務於產品系統。此時，由於追趕者通過產品開發建立了同本土市場的主動聯繫，所以他們能夠以系統集成者的角色來控制技術演進和利潤源泉。這種“整體制約部分”的關係同時成為產品開發者主導下一輪產品開發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工業組織對關鍵零部件知識的理解只能源自自主產品開發，這也為其持續的產品開發奠定了基礎。下麵以兩個案例說明產品開發經驗對追趕者掌握關鍵零部件知識、擺脫零部件供應商控制的決定性作用。夠以系統集成者的角色來控制技術演進和利潤源泉。這種“整體制約部分”的關係同時成為產品開發者主導下一輪產品開發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工業組織對關鍵零部件知識的理解只能源自自主產品開發，這也為其持續的產品開發奠定了基礎。下麵以兩個案例說明產品開發經驗對追趕者掌握關鍵零部件知識、擺脫零部件供應商控制的決定性作用。

　　第一個案例，現代開發α發動機。20世紀70年代初，現代汽車以三菱的技術許可為基礎，成功開發了第一輛乘用車“小馬駒(Pony)”，此後的小馬駒2、Stella、卓越(Excel)、新卓越和索納塔先後對底盤佈局、車身設計及車型款式等方面完成了較大改動、甚至進行全新開發，並始終保持著與三菱動力系統的良好匹配。但卓越在美國市場的成功使三菱不願與現代分享其最新的動力總成技術，現代汽車因此不得不在Ricardo等咨詢公司的支持下開發發動機。豐富的整車開發經驗使現代汽車在動力系統開發經驗空白的情況下摸索改進發動機性能：α發動機裝車試驗的樣車是現代以新卓越為原型改型完成的Scoupe，此後兩年半的裝車試驗(1987年7月—1989年12月)就占用了整個發動機項目近一半的研發時間(1984年7月—1989年12月)，其間現代對發動機和配套變速箱(以三菱變速箱為原型改造)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進和匹配。最終，α發動機於1991年3月正式下線，標志著現代汽車最終搬開了“阻礙南韓躋身世界汽車工業的最後一個障礙”。

　　第二個案例，新科引進ESS晶元。在新科引入ESS晶元之前，美國的C-Cube公司是全球唯一的VCD解碼晶元供應商，壟斷地位為C-Cube帶來了超額利潤，也直接抬高了VCD播放機的價格底線。作為中國VCD工業的龍頭，新科是唯一一家能夠形成自主產品概念和產品整體設計、並自主開發系統控制軟體的企業，這使新科在選擇關鍵零部件時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產品概念和系統設計選擇關鍵零部件供應商，並對其提出具體的技術要求(如建議索尼改進數字伺服晶元的糾錯能力)。因此，當ESS公司準備進入解碼晶元市場時，只有新科決定採用ESS的晶元，並支持其持續的技術開發和晶元升級。而這一選擇的直接後果就是C-Cube壟斷地位的瓦解，並最終導致了VCD機價格大幅跳水和外國領先品牌的全線潰敗。

　　正如以上兩個案例所表明的，縱向一體化和戰略聯盟是後發的產品開發企業解決關鍵零部件供應問題的兩種常用策略。但是，產品開發者與關鍵零部件供應商之間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的迅猛發展，使某些零部件的技術進步遠遠快於其他互補技術。為了確保必要的新產品性能，產品開發者必須同時掌握產品技術和發展較快的零部件技術，這是他們主導產品開發和部件匹配、尤其是產品改進的要害。否則，追趕者的自主開發戰略就有可能夭折。當西方領先者控制關鍵零部件時，這種危險尤其明顯。這在中國車用柴油機工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隨著ICT的發展，電控與電噴技術成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柴油機工業中發展最快的領域，博世、德爾福、電裝等老牌噴油系統供應商都積極開發相應的電噴系統和控制軟體。但是，中國車用柴油機工業的生產體系與研發機構之間的互動卻被科技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打斷，從而使產品開發經驗不足的柴油機主機企業在理解電噴技術和控制軟體的過程中失去了技術支持。而隨著尾氣排放標準的升級，國內的電噴系統供應商並未同期發展起來。其結果就是，博世等噴油系統供應商不僅憑藉高昂的噴油系統與控制軟體價格拿走了中國車用柴油機工業的大部分利潤，而且迫使缺乏產品開發經驗的中國柴油機主機企業的“產品開發”更多地演變為以電控部件為中心的產品組裝；他們還利用控制軟體這一“黑箱”，通過版本差異控制了產品系列化(標定功率調整)工作，從而限制了柴油機主機企業的產品升級和改進。

　　顯然，與跨國公司相比，一個本土的關鍵零部件及中間產品工業更有利於建立上述“戰略聯盟”，以保證產品開發者與上游工業的“用戶—生產者”互動。這種本土互動有利於追趕者控制產品開發和能力發展過程，從而為技術自立創造更多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民工業體系的健全水平將直接影響技術自立的行業範圍和可持續性；基礎工業和傳統產業中的短板，必將限制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技術努力的成效。

　　第四，持續的產品開發有別於“科技成果轉化”：企業在這一過程中處於核心地位。

　　西方領先者(產品創新企業和關鍵零部件供應商)的存在，將迫使發展中國家的追趕者穿上持續產品開發的“紅色舞鞋”，因此有必要重申“企業”在技術自立過程中的重要性。之所以強調這一問題，是因為時至今日，“科技成果轉化”、“技術轉移”等帶有線性思維印記的辭彙仍然屢見於中國的技術政策文件中。

　　企業之所以居於技術自立的核心位置，是由持續的產品開發過程的特征決定的。作為產業技術進步的關鍵環節，產品開發不是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的線性過程；而是為滿足特定的市場需求、將不同技術整合為一個解決方案。它需要將變化中的各種知識——技術進步與用戶需求——結合起來、並以清晰的產品形式具體呈現。產品開發過程的這種市場導向性、複雜性(多種知識)、動態性和組織性，決定了純粹的技術先進性並不會導致成功的產品開發，更不可能通過線性的成果轉化成為“扭轉乾坤的天外來客”。只有那些綜合考慮技術、市場、組織等因素的組織才有動機、有能力承擔這類分工。因此，受經濟利益驅動的企業，而非遠離市場的大學和科研院所，才是這一過程的關鍵活動者。對後者而言，“用戶利益代理人”的缺位使其不可能隨著需求與技術發展而及時調整產品方案。因此，大學和科研院所主導“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必定是一個重覆浪費的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等公共知識生產系統應該通過其他途徑為“學習先進技術”和“本土產品開發”提供智力支持。這些支持主要體現為：通過“科研”職能，對引進技術進行分析性解構、闡明其運作規律及原理，從而幫助本土企業理解基礎技術；通過“教育”職能，擴散相關的技術知識和研究方法，向工業界提供同時具備通用性與本土化知識的研發人員。這意味著：只有跳出學術跟風和論文競賽，專註於幫助本土企業吸收引進技術和解決實際問題，中國的大學和科研院所才能在技術自立的進程中有所作為。

　　第一，在當代，先進技術是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生產手段，與創新有關之知識產權成為泱定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技術後來者擁有和掌握先進技術，特別是擁有和掌握自主知識產權，主要是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投入，靠技術開發和創新，靠專利申請註冊等等。先進技術多是受知識產權保護的，關鍵性的技術是由產權所有人所有和支配的，單靠外部來源，即便是付出高的代價也未必能夠得到。

　　第二，國際技術市場的不完全性，先進技術由少數國家的少數公司壟斷和控制。跨國公司，根據自己的利益進行技術決策，而不關心當地技術的發展，這就決定了後起國家技術自立的必要性。跨國公司千方百計控制技術，把技術轉讓作為謀取高額利潤的工具，發達國家力圖使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的依賴性永久化。技術後來者不依靠自己打破技術封鎖和控制行麽?

　　第三，發達國家在科技方面占有比較優勢，很多尖端技術是其軍事研發的組成部分，政府實行出口管制和限制，所以這也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來解決核心技術的供應。

　　第四，後起國家在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初期階段，依靠引進國外技術解決技術來源是可行的。因為在這個階段，引進的技術是一般性的技術，在技術供求上互補性大，技術提供國願意轉讓。但是到了後起國家發展到較高階段，需要較高檔次的技術時，技術供求之間的競爭性大於互補性，領先國家就不願意向後來者提供先進技術，以防止為自己樹立一個競爭對手。後起國家必須依靠內部解決技術來源，走向技術自立。日本發展就發生過這種情況。激烈競爭促使日本自己獨創新技術。

　　第五，先進技術，包括很大部分暗含知識和能力，這種暗含技術用錢是買不來的，只能靠自己的實踐、學習和經驗積累取得。人們常說的現代化是買不來的，是要靠自己乾出來的，這是千真萬確的。這也是後來者走向技術自立有說服力的理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在出口規模上居世界第三位。我國製造業也有了很大進步，製造出像宇宙飛船這樣的尖端產品。但是存在的問題也十分突出。本土企業薄弱，嚴重依賴外國技術，技術自立程度低。目前我國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和日本僅為5％。我國高技術含量的關鍵設備基本上依賴進口。我國龐大的加工貿易多半是跨國公司勞動密集型的測試和裝配環節。我國以低工資和不熟練的勞動力，從事簡單測試和裝配，參加國際分工，而核心技術則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可以說，我國在經濟規模上是一個大國，但是在技術上是一個薄弱而又嚴重依賴外資的國家。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技術競爭力很不相稱，外企技術競爭力特強，我國本土企業技術競爭力特弱。我國企業被高額的專利費、沒完沒了的專利投訴、不斷發生的貿易摩擦所困擾。日本《選擇》月刊，2006年1月號發表的《中國國家昌盛而民族工業走向衰亡》文章稱，“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代表國家的民族企業應該登場，而在中國卻看不到這種情況。外資廠家從一開始就在中國市場扎滿了根，發揮著技術和品牌的絕對優勢，而中國企業只能通過效仿和低價格來與外資企業抗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與當年依靠獨創的技術和獨創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發展時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國企業從實力到經營者的志向顯然都不同。這是因為，中國企業只關註使用外國技術，依靠低成本生產產品，而不是全力開發關係著打造企業形象的獨創技術。”怎麼辦?必須走技術自主創新之路，把我國本土企業技術競爭力提上去。除此，沒有其他道路可走。我國的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提出大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增強核心競爭力，改變關鍵技術依賴於人、受制於人的局面，經過15年的努力，把我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這實在是明智之舉，意義重大。我國最近頒佈的兩稅合一，調整出口退稅法規，有利於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使我國本土企業同外資企業能夠進行平等的競爭，實現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