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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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模式(East Asian Model)

目錄

什麼是東亞模式[1]

  東亞模式是指戰後日本首創,繼而由亞洲四小龍東盟其他國家模仿並加以發展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的若幹基本原則和方式的總稱。用一句話來概括可表述為:東亞模式是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下的外向型發展的經濟模式

東亞模式的特征[2]

  1.經濟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無論是亞洲“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都實行趕超型的發展戰略。目標明確、幹勁十足是它的優點。缺點是大多實行拿來主義,科學技術的基礎研究不足,本國和本地區的技術創新少。

  2.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和出口導向戰略積極促進貿易投資金融自由化,努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這對東亞經濟的迅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

  3.較強的政府干預。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是東亞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方面,政府積极參与和干預經濟活動,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調整巨集觀經濟,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企業緊密合作,政府積極為企業提供政策、資金等多方面支持,企業則與政府協調一致,積极參与市場活動。正因為有了政府的作用,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才能實行趕超型發展戰略;因為有了強政府的作用,總體競爭能力還處在較低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才有可能發展外向型經濟。但這就要求政府不斷提高決策的質量,如果政府巨集觀決策錯誤就會影響全局,造成的損失決非微觀決策錯誤可比。

  4.內部積累和積極引進外資相結合。東亞地區的儲蓄率長期以來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國家一直保持在40%左右。吸引外資的水平也明顯高於其他地區。1996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為1290億美元,其中,流入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達到800億美元以上。

  5.重視科技和教育這是東亞地區經濟起飛的重要保證,也是今後經濟繼續增長的基礎。儒家文化圈內的地區在歷史上就很重視教育,特別是家庭教育經濟起飛以後;富裕家庭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學,掌握現代科技和管理知識。東亞地區若不改變基礎研究薄弱的狀況,要保持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是很困難的。

東亞模式的優點[3]

  ①政府主導干預經濟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

  在經濟發展所需資源有限、市場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政府積極介入經濟活動,制定經濟發展政策,選擇確定具有動態比較優勢及示範效應的產業部門,並通過各種政策措施,影響要素投入與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從而提高經濟實力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東亞模式”實質上就是後進國家的“趕超模式”。如果沒有政府的推動,即使市場機制完善,國際經濟秩序井然,後進國家縮短與先進國家的距離或趕上先進國家也絕非易事,更何況並不存在如此理想的外部環境。政府干預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了一支高效精幹的經濟官僚隊伍,抑制了腐敗和尋租現象,從而有效地貫徹落實了經濟發展政策,並使民眾對政府保持信心。

  ②立足於國內資源,有效利用外部資源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兩缺口”,即投資大於儲蓄造成的儲蓄缺口進口大於出口造成的外匯缺口。要想增加儲蓄以滿足投資增長的需要,又不影響出口以滿足進口所需外匯,解決方法就是引進外部資源,尤其是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有助於緩解“兩缺口”所帶來的雙重壓力。從長期看,外國直接投資的有效利用,還有助於提高經濟實力及出口競爭力,從而提高國內儲蓄率,擴大出口。東亞國家和地區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儲蓄率,即使在經濟困難的時期也是投資的主要來源,不足部分依靠外部資源補充。外資主要用於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有生產能力項目上。

  ③掌握時機,充分利用世界經濟帶來的各種機遇轉換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也是東亞國家和地區成功的關鍵所在

  經過進口替代產業發展階段奠定的基礎,東亞國家和地區在世界經濟發展的上升時期及時地轉變戰略,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充分利用了當時國際貿易自由化傾向以及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良機,既解決了國內市場狹小造成的對進口替代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限制,又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東亞模式的歷史背景[4]

  1.長期穩定的政治基礎

  東亞模式的產生,具有獨特的歷史背景。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政治體制上都實行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制,但實際上在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中央集權的色彩濃厚。這種混合體制是戰前的殖民體制或戰爭的軍事體制的沿襲,以及對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模仿的產物。它不僅為統治階級提供了“有規則的政治競技場”,把東亞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矛盾納入了法制的軌道,而且保證了統治階級統一意志的形成和有效執行及對社會各階層的控制能力,從而實現了社會和政治的長期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2.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冷戰格局把世界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政治上對峙、軍事上對抗,東亞各國和地區游離於兩大陣營之外的邊緣地位,為它們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同時,美國從政治角度出發,把東亞看做是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一個堡壘,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充分利用美國的支持,得以迅速發展。如從1946年開始,美國積極援助日本的經濟復興和南韓、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起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3.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西方發達國家為首掀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風起雲涌,隨著科技成果的廣泛應用,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一些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就隨著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化而被轉移到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為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際貿易發展速度很快,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這段時間里,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寬了對進口的限制,出現了貿易自由化傾向。此外,國際貿易組織機構和國際經濟合作與協調組織的成立,也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東亞各國和地區由於結合資本主義體系,贏得了天時和地利,從而使其能夠在一個較為穩定和相互合作的國際貿易環境中順利地實行出口導向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最大限度地謀求自身的發展。

  4.儒家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社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受儒家傳統文化因素、西方價值觀念、殖民地宗主國社會文化因素的共同影響,但儒家的傳統文化在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卻最為突出和深遠。如儒家文化的集體主義文化和由此產生的服從權威的社會秩序觀被認為是東亞工業化啟動和發展速度快於歐美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文化具有的尚賢、重教的優秀傳統,“學而優則仕”等思想影響深遠,因此在工業化過程中,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把人力資本投資放在重要位置,為工業化發展培養了所需的大量高素質勞動力和人才;儒家文化提倡勤勞、節儉,使東亞各國和地區具有較高的儲蓄率,成為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等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是東亞模式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東亞模式的演變過程[2]

  1.政府統制型經濟時期。這一時期起步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但終止的時間在“四小龍”和東盟四國又各不相同,大致在發展以替代進口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的早期。

  戰後,這些國家或地區面臨的問題:一是改變單一的經濟結構(香港、新加坡是轉口貿易這種單一型經濟);二是逐步解決失業貧困等社會問題;三是改變在世界市場體系中的依附地位,特別要改變長期貿易逆差、經濟脆弱的局面;四是調整自身內部在殖民統治瓦解後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尖銳矛盾。因此必須建立有權威的政府來保證社會穩定,擺脫內外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集中力量推動經濟發展。與此相適應,東亞各國或地區最初建立的制度體系是政府統制型經濟,其內容是:

  一是在發展戰略上,選擇了工業化發展道路,即通過發展替代進口工業來改善經濟結構,並由政府確定一國經濟戰略目標,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國內稚嫩的工業,同時在農業上發展多種經營,創造外匯支持工業發展所需的進口。可見,這是一種政府統制型的經濟運行機制,在內外經濟中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與此相關,則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大,這是市場經濟極為脆弱的情況下所作的選擇,是經濟集權主義。

  二是通過政府力量來進行最初的工業化,興辦國營工業,確立國有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併進行農業資源再配置(如土地改革等)。

  三是建立有效的國家經濟計劃。

  四是對替代進口部門實行高度保護,以政府經濟集權來保證人力、物力、財力相對集中於替代進口部門,並實行利率管制價格控制(特別是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以保證農業部門的大量利潤轉移到替代工業部門),以保證集權式的資本積累和經濟開發。

  2.政府放鬆統制,給市場機制讓出一部分空間的時期。這一時期約相當於替代進口工業成效顯著的時期。政府統制型經濟,形成了政府壟斷的工業部門的生產市場,為各國改善經濟結構和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但在經濟發展中,其弊端日益顯現。如:國營工業缺乏效率,形成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國內外私人資本在工業化中的作用沒有調動起來。因此,僅通過國家力量和國家強力干預來進行經濟發展,難以達到希望的目標。所以,東亞各國或地區開始採用鼓勵民間資本發展工業的一些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即放鬆政府的經濟統制,培育獨立的市場主體,給市場機制讓出部分空間,而在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上則沒有做多大的調整。

  3.政府主導型時期。這一時期約起始於面向出口的新經濟發展戰略推行之初。替代進口工業的發展,改善了過去的單一型經濟結構,建立了最初的工業基礎,有了較完整的工業部門體系。私人資本在政府的優惠政策扶持下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其實力不斷壯大,出現了一些能直面市場競爭的工業集團。國內供求體系逐步完備,國內市場活躍。但是政府統制在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形成起來後,其弊端也逐漸顯露,面臨新的抉擇:(1)國有經濟依賴政府保護,缺乏效率,規模又過分龐大,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擠占了公共事業投資和農業發展資源,並形成對私人投資的不平等競爭,對私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起了阻礙作用,因此國家資本已經完成了其部分使命,到了進行消腫、給私營經濟讓出空間的時候了;(2)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強力干預也因此失去了經濟的基礎,政府的強力干預與私營經濟對市場自由的要求是相悖的;(3)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使國內企業形成依賴,缺乏競爭力,因而也就缺少提高生產營運效率的壓力;(4)進口替代戰略已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內外市場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首先,進口替代工業是建立在有限的國內市場上的。而國內市場有限,容易飽和,難以提供經濟繼續增長的動力;其次,由於原來工業基礎薄弱,東亞發展中國家在原材料、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上對國際市場高度依賴,不但起不到節約外匯的作用,反而擴大了外匯缺口;再次,內迴圈經濟使這些國家或地區勞動力低廉,勞動力豐實的比較優勢得不到發揮,而又得不到發達國家過剩資本這種國內稀缺的資源;最後,西方國家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一些傳統產業部門向勞動成本低的區域轉移,如果接手這些部門,將會大大帶動東亞各國或地區工業的發展與技術水平的提高。

  在以上背景下,東亞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開始由政府統制型經濟向政府主導型經濟過渡,其內容包括:(1)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政府將投資重點轉向建立健全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的提供上,這使政府從過去直接扮演經濟建設主角中解脫出來,致力於經濟硬環境的建設;(2)逐步健全適應市場經濟的自由企業制度,推行市場自由化,放鬆對內外私人資本的市場準入;(3)政府在稅制金融價格貿易政策經濟杠桿上儘力放鬆,由統制型強力干預到政府主導型一般干預,政府還繼續按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對企業實行優惠,同時建立和健全法制,使政府干預與微觀運行在法律、規則下進行;(4)實行向外向型經濟的戰略轉移,並通過政府干預和優惠政策保證出口型戰略的實施。這種模式的變化,是適應內外經濟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作出的,其內容概括起來,就是政府主導作用與市場機制的作用的結合。所謂政府主導,就是政府的干預強度弱於統制型而又大於西方發達國家的選擇型干預,市場自由化和國際化大為增強。

  4.高自由度經濟的嘗試。到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人們所熟知的東亞奇跡已經顯現出來。在海外投資狂潮刺激推動下,東亞發展中國家利用世界市場體系剋服了內部市場不足和資源缺乏的約束,實現了持續的高經濟增長。綜合國力與國際經濟地位明顯上升,泰國僅在1987年至1993年7年間就實現產值翻番,人均GDP從810美元上升至1980美元,而通貨膨脹率卻未超過6%。連續的高增長低通脹,使東亞諸國或地區開始進行高自由度經濟嘗試,主要的對策是金融的自由化與國際化,即通過政府完全放開對金融業的保護、干預,通過金融先行,充分動員國內儲蓄和國外資金,來帶動經濟持續增長。其內容包括放鬆金融管制,實行存貸款自由化,允許資金在國內外自由流動,降低銀行等金融機構儲備金限制等等。

東亞模式的若幹局限[5]

  東亞模式是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根據自己的特點和外部環境在實踐中創造種經濟發展模式。它在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不容否作用,其功勞是主要的。但是,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東亞模式也有其局。

  第一,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使經濟增長具有脆弱性。出口導向是東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從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到中國、越南,經濟體一直對外部市場有很強的依賴性。東亞絕大多數經濟體內部市場規模都比較狹小,“出口導向”在相當程度上看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但是,依靠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是脆弱的,它非常依賴於發達國家的市場吸納能力。當世界經濟出現衰退時,出口便會受阻,東亞經濟體就會普遍受到衝擊。並且,由於技術力量有限,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只能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互相競爭,降低了出口的效益。另外,長期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影響了這些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升級,拉大了與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差距。

  從今後來看,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來帶動增長的這種方式將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境地。一是因為除東亞外,其他地區的發展中經濟體也在走這條路子,如南亞、拉美等國家,而發達經濟體的市場吸納能力總有一定的限度,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化生產過剩,這條路子必然越走越窄;二是因為各地自由貿易區的崛起,特別是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及歐盟一體化的加快,將使東亞產品進入美、歐市場更加困難。

  第二,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有損於經濟自主性。如果說日本、亞洲“四小龍”等早期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走的是“出口主導型”道路,那麼東盟、中國、越南等後起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走的則是“外資主導型”道路。

  例如,泰國在1987—1990年所謂的“新的騰飛”期間,外國直接投資的年均遞增率高達74.6%,貸款等其他外國投資的年均遞增率則高達122%。正是這些規模龐大的外國投資,維持著泰國每年40%以上的高投資率,支撐起高估的匯率和高價位的股市及房地產。這使得泰國經濟繁華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風險。當金融危機來臨,外資紛紛撤出之後,泰國經濟便變得滿目瘡痍,一片衰敗。這種缺乏經濟自主性的教訓無疑是深刻的。

  第三,嚴重依賴外國技術,缺乏創新意識。從東亞的發展來看,引進技術起了重要作用。由於大多數東亞經濟體科技力量薄弱,資金匱乏,無力自主開發新技術,不得不依靠技術引進。日本依賴於美歐的技術,而亞洲“四小龍”、東盟則主要依賴於日本的技術,尤其在製造業方面,受日本技術的影響非常深。其結果是造成製造業的過度發展,而對新興產業的開發嚴重不足。由於日本在信息技術開發上大大滯後於美國,導致整個東亞在信息技術上都處於落後狀態。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在技術上長期跟著日本亦步亦趨,缺乏創新意識,必然會削弱產品的競爭力

  第四,過分追求高增長,忽視了可持續發展落後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時,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是很有必要的。沒有高增長,就創造不了東亞奇跡。但是,東亞維持這種高增長模式的代價也相當沉重,它犧牲了環境、生態的平衡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顯然,這種高增長是難以持續下去的。在當時的條件下,東亞模式沒有考慮到“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正是其歷史局限性所在。這也是今天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東亞模式的調整[3]

  ①減少技術依賴度

  隨著專利保護制度的完善,一國產業升級賴以支撐的技術進步只能主要源於本國的知識積累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一國可以通過引進技術、忽視基礎研究和開發研究來實現應用技術和產業結構的雙重躍進,但它遲早要遇到基礎研究落後的制約,併在結構升級上陷入緩慢的狀態。人口素質較低是東亞各國和地區的普遍現象,對來自發達國家新技術領域的挑戰,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科技人才明顯匱乏,已形成了經濟向更高階段發展的瓶頸。因此,“科技立國”和“科教興國”的戰略措施在東亞各國和地區紛紛出台。

  ②多層面和多方位開拓國內外市場

  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國內市場因大力提倡外向型經濟而相對受到忽視,而開拓國內市場對於東亞各國和地區應付對外貿易環境條件的變動、穩定本國經濟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作用。對國外市場則應該在繼續重視擴展歐美市場的基礎上,積極開拓俄羅斯、東歐、非洲、南亞、南美等地區的市場。

  ③打造企業的“雙頭鷹結構”或“鼎形結構”

  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知識經濟日趨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東亞各國和地區必須突破日本——雁領頭的“雁形結構”,儘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國領先的“雙頭鷹結構”,或由日本、中國和南韓三足鼎立的“鼎形結構”,提高產業調整速度,共同實現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升級。

  ④區域合作進一步緊密化

  東亞各國和地區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消除美國和日本等右翼的反和平思潮,就可以在投資、技術、貨幣品牌勞動力、資源和市場等方面進行全方位和更緊密的有效合作。如“東盟+中國+日本+南韓”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和組織的不斷完善、平等互利基礎上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都將為東亞和整個亞洲經濟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臺。

東亞模式的經驗[4]

  1.實施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是東亞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

  東亞模式相對於拉美模式來說是較為成功的,它為其他國家現代化提供了更多的經驗。東亞模式是一種“權威政府+市場經濟”式的體制,這種獨特的“政府主導”型的體制是介於計劃體制與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之間的一種體制,是二者的綜合,即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它一方面有可能避免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和低效率,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剋服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在東亞各國和地區,市場競爭是充分的,政府的勢力是強大的,政府的力量與市場力量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均衡。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的強制性制度安排,而政府在完成啟動、培育市場,把本國和地區經濟推入快車道的使命之後,又及時讓位於逐漸壯大起來的市場經濟。正如世界銀行《1997世界發展報告》所指出的:“絕大多數成功的發展範例,不論是近期的還是歷史上的,都是市場形成合作關係從而糾正市場失靈,而不是取代市場。”

  2.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適時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是東亞模式成功的關鍵

  東亞各國和地區在現代化起步之初大都採取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這種戰略的不足之處很快就顯露出來:一是市場很快趨於飽和,限制了生產的擴大;二是生產技術水平提高不快,影響了競爭力的發揮。因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各國和地區適時地調整了發展戰略,由進口替代型工業化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大力實施對外開放,擴大出口,推進貿易、投資和金融的自由化。此外,東亞各國和地區非常註意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大力推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前提下,它們強調的是“貿易立國”;80年代以後又不失時機地從勞動密集型發展到資本密集型產業,出口商品的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90年代以後,它們又相繼提出了“技術立國”的口號,資本密集型產業開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產業結構的適時調整與升級,賦予了東亞各國和地區極大的生機與活力,成為東亞經濟保持持續發展的重要源泉。

  3.堅持儒家文化的優良傳統,弘揚其倫理觀念和道德規範的精華,是東亞模式成功的精神支柱

  儒家文化不僅貫穿於東亞各國和地區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且貫穿於他們的經濟活動之中。前文已經提到,儒家文化倡導的集體主義文化和由此產生的重家族、重國家、服從權威的社會秩序觀和輕個人的倫理觀念與道德規範,儒家倫理強調的勤奮工作,敬業樂群,和睦相處,協調配合,團結合作,愛國興邦,重視個人道德修養的精神美德,儒家文化的尚賢、重教的優秀傳統,是東亞現代化發展的力量源泉。可以說,儒家文化的一些倫理觀念和道德規範與現代工業精神、市民精神和合理化的世俗經濟倫理具有親和性,是東亞現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對東亞模式的產生和發展形成了重要推動力,也是東亞模式有別於其他模式的重要根源之一。

  4.大力發展和普及教育,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是東亞模式成功的強有力因素

  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歸根到底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實施了人力資源的開發。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東亞各國和地區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認識到了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提出了諸如“約40%的成人識字率和同樣比重的小學入學率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恰當的人力資源開發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發展教育是促進現代化的最強有力的因素”等觀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將智力投資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採取各種措施籌集資金,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對教育投入增加的一個直接結果是提高了人力資源素質,進而對經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世界銀行對58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0--1985年間影響GDP增長的因素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年數每增加一年,可使GDP增長率提高3%,而在東亞地區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年數每增加一年,可使GDP增長率提高3.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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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彭森,張小沖,金春田等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國際比較與借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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