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四小龍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亞洲四小龍

　　亞洲四小龍是指自1970年代起經濟迅速發展的四個亞洲經濟體：南韓、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這些位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或地區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經濟發展高速成長，但是，在這之前他們都只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它們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利用本地廉價而良好的勞動力優勢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迅速走上發展道路，並且成為繼日本國以後亞洲新興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也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火車頭之一，其成功的經濟發展過程和經驗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典型例子。亞洲四小龍的稱呼在其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較為常見，1990年代後較為少用。

　　眾所周知，亞洲四小龍的地域面積都不大，人口稠密，經濟底子較薄弱，自然資源也不豐富，科技也不十分發達。它們的經濟騰飛在過程和手段上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做法和經驗。全面參與國際分工，走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是它們的共同特征。但是，這並不能說它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相同的。在政府干預經濟上，香港開始是採取“自由經濟”政策，而新加坡則早就非常重視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干預。中國臺灣和南韓雖然在政治體制、國家機器設置等方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兩者在經濟發展的起點、階段、重點等方面又有著很大的不同。另外，即便都實行的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新加坡的出口導向，主要倚重於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技術創新，香港則主要得益於金融發展與自由貿易，而中國臺灣和南韓，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起了關鍵性作用，中國臺灣通過引進外國投資與當地企業合作的方式獲得技術，南韓則著重購買成套技術設備，在此基礎上進行模仿、改造、創新。所以研究亞洲四小龍，人們最常用的是“中國香港模式”、“中國臺灣模式”、“南韓模式”和“新加坡模式”，而沒有“四小龍模式”這種籠統的提法。

　　新加坡是一個資源匱乏、面積只有700平方公裡、人口500多萬的城市型島國。1965年剛剛建國時，工業基礎落後，失業率極高，整個國民經濟水平非常低。但在短短幾十年裡，經歷多次經濟轉型後，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回顧新加坡經濟發展史，不難看出，差不多每十年新加坡就要進行一次經濟轉型。從上個世紀6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70年代的經濟密集型產業，80年代的資本密集型產業，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產業，一直到21世紀初發展為知識密集型產業。

　　新加坡轉型成功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政府主導和引進利用外資。

　　政府干預經濟是件非常微妙的事，如果干預恰到好處，則能促進經濟發展，如果干預不到位或過頭，則極有可能成為引起經濟動蕩的根源。新加坡政府干預經濟的成功可歸功於三點：第一，它採取的干預和調控方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比如在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時候，它一般會出台一系列稅收、補貼政策，而不會以指令性規定直接干預。第二，對於國民相對公平的法律體制是新加坡經濟模式的核心之一，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重心。政府非常註重創造良好的環境，讓每個公民都有一個獲取公平待遇的機會，在新加坡，凡滿18周歲的公民只要踏入社會，政府就會提供一套舒適的公家住房。第三，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高效世界公認。據2009年透明國際調查結果，新加坡政府在廉潔程度上排世界第三。

　　外資在新加坡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據瞭解，目前，有來自歐美日等地7000多家跨國企業和科技伙伴在新加坡設立了分支機構，其中60%的投資者在新加坡設立了其區域總部。政府最新統計表明，在新加坡的GDP中，有42%由跨國公司創造。

　　引進外資，新加坡有自己一套做法。它有一個經濟發展局，負責向全球推銷新加坡，招商引資。還在美歐等世界各地常設招商引資機構，派駐“精英”，像間諜一樣長年累月搜索思考各類信息，走訪著名企業高層主管，說服投資者到新加坡投資。同時，它也非常註重修內功，引進外資，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是基本條件。它針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引資政策，並且在不同時期靈活調整政策，從而幫助本國實現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新加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南韓從上世紀70年代起進行經濟轉型升級，用了20多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100多年工業化歷程，一躍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崛起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跡”。

　　南韓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經驗可概括為三點。首先，大力推行企業集團化和品牌價值戰略。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20世紀70年代起，南韓政府採取各種財政、信貸、貿易等優惠措施，扶持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減少了資本的分散性和不節約性，提高了資本集中度。新產品開發的技術優勢加上成功的外觀設計，使得南韓不少產品成為世界著名品牌。南韓也已從一個典型的廉價產品製造商轉變為一個高端產品創造者。

　　其次，優先發展“戰略產業”。1972-1979年，南韓的產業政策傾向於重工業。確定了鋼鐵、纖維、汽車等十大戰略產業，保證了產業結構從輕紡工業向重工業的順利過渡； 20世紀8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南韓提出發展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進入21世紀，又把信息技術產業作為南韓的重點發展產業，並出台了“促進信息化基本計劃”、“網路南韓21世紀”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半導體、液晶顯示器、移動通信終端機已成為南韓的主力出口商品。南韓還計劃在今後5年集中投資開發第四代移動通信、信息保護系統等核心技術，促使信息技術產業繼續成為拉動南韓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動力。

　　縱觀南韓產業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南韓政府在特定階段採取的都是有選擇、有重點的產業政策。

　　再次，技術創新為南韓經濟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以技術進步為重點的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推動了南韓核心競爭力和產業結構的提升。南韓技術創新經歷了由引進消化吸收到自主創新的歷程。經過多年發展，南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已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南韓政府通過採取制定鼓勵創新的財政金融政策和法規，積極營造創新環境，支持企業、大學及研究機構等創新要素的創新活動，並且由政府出面，資助、協調、解決創新主體力所不能及的難題。

　　中國臺灣在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三次重大的經濟轉型。第一次轉型在1952年至1960年之間，由殖民經濟形態轉為進口替代工業發展階段，初步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第二次轉型在1961年至1985年，重點是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經濟，形成外向型經濟體系。第三次轉型是從1986年以來，著力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資本技術密集型，建立更加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20世紀80年代中期臺灣省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為主導的轉型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措施。

　　中國臺灣經濟轉型的成功靠的是技術。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園、引進矽谷人才、風險投資及其優惠政策被稱為臺灣省經濟轉型的“五駕馬車”。這“五駕馬車”擰成一股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臺灣省的經濟轉型。

　　成立於1973年的工研院，扮演的角色從技術引進、人才培育、信息提供、衍生公司、育成中心、技術服務與技術移轉等過程，對於中國臺灣中小企業的產業發展歷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風雲人物都出自工研院，人稱中國“臺灣總經理製造機”。

　　1976年開始籌建的中國臺灣新竹科技園於1980年正式成立，是中國臺灣最著名的科技園之一，也是孕育中國臺灣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基地，促使中國臺灣從一個低成本的製造中心成功轉變成為全球創新經濟的高附加值的製造中心。

　　除了重視本土人才的使用和培養之外，吸引優秀的海外人才回來創業是中國臺灣科技人才的重要來源。新竹科技園規定允許科技人員用其專利權或專門技術作為股份投資。這一政策對激發科技人員尤其是中國臺灣在海外的學子來園區創業的積極性具有重大意義。

　　在中國臺灣的經濟轉型中，創投基金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早期中國臺灣沒有引導基金，很多產業無法發展；臺灣省相關部門拿出92億元臺幣，撬動240億元臺幣的社會資本，投入到產業發展中去。

　　另外，中國臺灣地區的創業投資業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起步，並於90年代蓬勃發展，得益於當局出台了稅收激勵政策。按照1983年出台的《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及相關稅收政策，經核准設立的創業投資公司，除創業投資公司本身免徵資本利得稅之外，對投資創業投資公司滿兩年的股東，按所投資金額的20%抵免其個人或法人的所得稅。所以這項優惠政策也被看成是推動中國臺灣經濟轉型的“五駕馬車”之一。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中國香港在1970年以來，從玩具和成衣紡織加工貿易發家，促進整個經濟的繁榮。中國香港地小人多，但巔峰時期外貿經濟做得風生水起，外向經濟積累的財富數額驚人，成就一批資本大鱷如李嘉誠、霍英東的崛起。1983年起，中國香港啟動聯繫匯率制度，併為高度自由的市場體系提供相對清廉的政府服務，引發國際資本紛紛入港，成就中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中國香港加工製造業開始應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向內地遷移，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一時間造就了南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

　　很多地方一直在模仿香港模式，但是多以失敗告終，原因在於沒有辦法克隆香港高度開放的自由市場、完善金融機制、最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制、廉政、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傑出表現。香港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過百年發展和完善，才形成了現在的自由開放型模式。

　　中國香港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進出口的商品貨物不設關稅；對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不加干預；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既不出台扶持政策也不對企業生產決策施加任何干涉，企業擁有完全自主權。

　　中國香港的自由貿易主義吸引和積聚了大量來自東西方商人的資金和人才。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形成了以本產品出口為支柱的工貿一體化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結構。

　　中國香港收集、整理和傳遞信息的機構及媒體很多，除官方公佈的及各種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外，還可以通過半官方機構、世界各地駐港機構、工商團體、銀行、商業服務機構、公共網路等獲得。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面客觀的信息機構，保證了香港個人和企業能夠及時、準確、迅速而又低廉地獲得市場信息。

　　中國香港與其它四小龍成員最大的區別就是奉行政府積極不幹預的經濟政策。中國香港公有經濟微不足道，中國香港當局歷來避免對自由經濟的過多介入，但鑒於經濟發展多樣化的需要，在整體經濟運轉方面逐漸增強了指導性功能。一方面，通過增設有關的官方部門和興辦一批半官方機構，不斷擴大非官方工商團體和私人企業之間的聯繫，協調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強財政金融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力度，並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各種服務和提出一些計劃性建議間接地扶助和影響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