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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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

霍英東（Henry Fok，1923年5月10號—2006年10月28號），香港知名實業家，20世紀罕有的商業奇才

　　霍英東（Henry Fok，1923年5月10日—2006年10月28日），原名霍官泰，生於香港，籍貫廣東番禺南沙（現屬廣州市），香港企業家。

　　霍英東是艇戶出身，父親霍耀容在1930年因一次風災中翻艇身亡。1936年入皇仁書院讀中學，為圖報國，取名“英東”即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香港淪陷期間被迫停學並從事苦力等工作謀生，戰後先以買賣各種物資獲利。

　　1950年代初韓戰爆發後，港英政府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內地實行禁運。中共聯絡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擁有完整船隊的霍英東便義不容辭的為抗戰提供了支援。他收購戰爭及醫葯物資後，每晚親自指揮船隊私下運貨往大陸。

　　他隨後轉而投資地產，1954年創辦立信置業有限公司，翌年創辦“霍興業堂置業”，首創樓花制度，容許買家在大廈未落成前預先訂購，當時引起市民猜疑，但此法令樓市活躍起來，地產商紛紛效法，影響至今，他亦身家暴漲。1960年代與何鴻燊、葉漢等奪得澳門賭場經營權，建立“東方拉斯維加斯”王國，並獲得豐厚財富。1967年5月六七暴動前夕離港逃難，至12月暴亂平息後才回港，之後開始淡出地產轉戰石油產品市場。

　　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在香港經營東方石油公司，售賣在中國出產的石油產品。1981年董浩雲逝世，東方海外交予董建華打理。1985年，東方海外瀕臨破產。霍英東在1986年註資使其渡過難關。

　　1977年成立的“霍英東基金會”一直以捐獻與非牟利投資形式策劃多個項目，晚年致力開發珠江西岸的南沙港工程；霍英東亦愛好踢足球，是香港足球總會永遠名譽會長，東昇足球隊會長，亦參與各項體育事務。

　　霍英東先後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永遠名譽會長，香港足球總會會長、永遠名譽會長，國際足聯執委，世界羽毛球聯合會名譽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推選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006年10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霍英東原籍廣東省番禺縣，1923年5月10日，出生於香港一個水上人家。祖父霍達潮，曾擁有大風帆船，來往於省港澳之間，從事貨運生意。但當霍英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家境已相當困難，全靠父親租船駁運貨物維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艱辛，他們全家窮得連鞋都穿不上，無論寒冬酷暑，都是赤腳行走。有一次過舊曆年，他父親第一次穿雙新鞋上街，在小攤檔把鞋脫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雙腳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發現竟然沒有把鞋穿回來，因為向來沒有穿鞋的習慣。

　　那時沒有天氣預報，水上人家生命毫無保障。霍英東的兩個哥哥就在一次颱風中沉船喪生，一個5歲，一個7歲。他的母親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風浪中翻船淹死。大約是在霍英東7歲那年，父親患病不幸去世，年僅40多歲。因為染病時間很長，天天用中草藥治療，把本來就很有限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死後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島上。

　　父親去世以後，霍英東一家生活更加困難了。那時，他還有一個9歲的姐姐，一個5歲的妹妹，生活的重擔全落在他母親身上。

　　母親是一位頑強、刻苦、勤奮的人，在那多災多難的日子里，她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折服，而是挺直腰桿，辛苦操勞，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經營下去。這駁運生意就是與外海的貨輪接洽，代它們把貨物用小舢舨運到岸上來。當時接運的主要貨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沒有駁船，從輪船貨主那兒把生意接下來，然後分給舢舨客駁運，從中賺取微薄的佣金。因為霍英東父親在世時人緣很好，母親又豁達得體，多數的貨主和舢舨客都頗為同情這一家孤兒寡母，日子倒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自己目不識丁，但希望自己的兒女知書識墨。大約在霍英東6歲那年，便由別人背著去拜師啟蒙。接著在帆船同業義學就讀，那是免費的，他家住在船上，隨處漂泊，上課很不正常，有時放學後連船也不易尋找。到第三班時，轉入敦梅小學。這間小學是要收費的，其中有一個免費班，但僅招收30人。學生要作一篇文章應考，霍英東還是考上了，而且在錄取的名字中，第一個便是他。後來，他又轉讀皇仁書院。書院的學制是倒過來從第八班開始的，相當於初中一年級。那時，書院的第八班，共招三個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數是經過老師、家長及各種關係介紹入學的，真正通過考試錄取的不足10人。應考時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東也是第一個被錄取了。

　　霍英東在校讀書很是勤奮，成績總是排在前幾名。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後，偶有成績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臉紅。”在皇仁書院，零英東算是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除了完成學校規定的學業之外，他還廣泛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如《金銀島》、《魯濱遜漂流記》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當艱辛的，因為皇仁書院學費很高。為了省下一點錢，霍英東常常不坐電車，花半個鐘頭急步上學。在學校里他最喜歡的課外活動便是踢球，大概因為他當時身體比較瘦弱，想煉出一副強健的體格。不過，他不敢踢得太久，總是匆匆地踢三幾十分鐘便急著跑回家，因為要回去幫助媽媽記帳和送發票。他後來回憶說：“這種緊張生活，經常弄得我筋疲力盡，頭昏眼花，甚至神經衰弱。不過，這對於我又是一個極好的鍛煉，使我後來走出社會以後，不管生活多麼艱辛，工作多麼繁忙，自己也不怎樣畏懼，倒是能夠從容對付。”

　　霍英東在皇仁書院讀到第三班，算來這已是高中畢業，進入大學預科。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開始進攻香港，霍英東的學業也被迫結束了。

　　日軍占領香港時，霍英東母親和人合伙購置的“興和”小火輪給日軍徵用了，生活沒著落，他也失學了。和當時許多人一樣，初時靠擺賣家裡的衣服雜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著他到輪船上去做火伕。輪船是燒煤的，他做鏟煤工，這是他的第一個職業，那時他才18歲。

　　霍英東幹得非常吃力，回到家裡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幹了9個月，在老闆裁員時給解雇了。

　　不久，霍英東花了10元日本舊軍票，托人介紹到太古船塢掄大錘打鐵。霍英東雖然當過火伕，但還是幹不了這種要求極嚴的重活。接著又有人叫他轉到風炮鉚釘處，霍英東掄起那吧吧直叫的風炮，震得雙手一直打抖。於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軍隊擴建啟德機場，徵集大量勞工，霍英東經在機場里做事的朋友介紹，進了機場當苦力。工錢是每天七毫半，因糧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給六兩米，扣去二毫，實得五毫半。機場在九龍，早上七點半上班，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兩小時，每天都幹得筋疲力盡。

　　那時，他很想學一門技術，有了一技之長，就不用這樣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學什麼呢？有一次，他提著50加侖重的汽油桶，因為力氣不足，壓傷了指頭。有一個好心的主管見他身體瘦弱，勸他不如乾別的工作，霍英東便趁機提出學開汽車，主管竟然答應了。

　　霍英東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學到技術可以返內地開汽車，離開淪陷的香港了。但那時的人很保守，不願教。學師的照例要先乾一兩年雜務，然後才學技藝。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師傅如何操作，這叫做“偷師”。每當師傅察覺到，便立刻藉故支開他，叫他拆電池。當時轎車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貨車，晚上停放在機場上。一天，下午5時多了，車已停好，霍英東洗車時，看見有輛車的車匙仍留在那裡。他便爬上去，把火打著試開汽車。但剛巧停車時車輪歪斜著，汽車啟動撞到另一部車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頓，這份工也丟了。

　　不久，霍英東進了太古糖廠，在化驗室工作。他做慣粗工，笨手笨腳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學點技術，常常弄出點事。一次，和另一學師仔用硫酸學制氫氣，並用火點燃，氫氣將空氣中的氧氣混合，轟隆一聲巨響炸開了，他滿臉玻璃碎片。糖廠的人以為是炸彈爆炸，結果又被廠方辭退了。

　　日本占領香港時，全港實行米糧配給，他又到倉庫去乾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環貨倉處上班。初時以為秤大米不難，幹起來卻不是那麼回事。他在這邊過磅，倉庫在那邊驗收，還要趕火車運往新界。一批苦力扛著米包排長龍，等著過磅，要稱準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倉庫又不肯收，手腳稍為慢些，排隊等候的苦力就緊催，這份差事也難幹下去。

　　1942年，母親傾其所有，連金鏈也賣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灣仔鵝頸街開了間雜貨店，取名叫“有如”。其實本意名為“有和”，但登記辦證時寫得太潦草，誤寫為“有如”，也就將錯就錯。

　　這家雜貨店由霍英東管理，每天早上六時多開店，洗漱剛畢，顧客便陸續蜂擁而來。有時一下子來十多人，都要招呼妥當，站在路邊兜攬住，免得顧客跑到別檔去。一個顧客往往要買幾樣以至十多樣，什麼蒜頭、豆豉、鹹菜、鹹魚等等。他拿著秤，手勢要快、要靚，不然，顧客便不滿意，說給少了。在機場幹活雖然吃力，但不必動腦，在雜貨店裡卻整天要料理這樣那樣。就是吃頓飯也不得安寧，得站著吃，隨時準備招呼顧客。

　　到了晚上10時，伙計紛紛放工逛街，霍英東還得留在店裡煮醬料、添甜醋，調製醬油。日軍占領時期，樣樣都缺，都得自己製作。深夜12時了，還要封蓋好一切雜物。店內老鼠橫行，什麼都咬，蚝豉、髮菜……樣樣都要收拾好，才能離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個小時也偷閑不得。

　　在這段日子里，霍英東起早貪黑，奔波勞碌，但“那是經營生意的好訓練。”由於他細心精明的經營，雜貨店的生意日漸興隆。這段生活，對霍英東是很好的磨煉，他從中獲得經營管理的良好訓練，培養了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處事方法。

　　但雜貨店的工作畢竟是太繁雜、太勞累了。1945年戰爭結束，萬物更新，各行各業逐漸活躍起來，運輸業自然急需發展。霍英東和他母親都看準了這個時機，毅然把雜貨店頂給別人，得了7000元，決心重操父輩的駁運舊業。

　　那時擺在霍英東面前的，有兩條出路：一是平平穩穩的路，也有過這樣的機會。他曾申請到太古洋行，當個文員，已被覆信接納，月薪300港元，這在當時還過得去。文員生涯，“朝九晚五”養妻育兒，只要不出大差錯，論資升職，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條是坎坷的路：暫時幫母親搞運輸，再尋求別的機遇。這雖前途叵測，但他不甘平淡，終於選擇了後者。

　　幫母親做駁運生意，霍英東管帳，沒有工資，但一家人的生活費用母親全包起。家庭環境仍很艱難，但總算比過去好一些了。要強好勝的霍英東自然不以此滿足。他認為，看準和抓住時機找到出路是極其重要的。當時的香港只有一種生意好做，就是處理戰後大量物資和沉船。他非常註意憲報上關於戰後物資拍賣的消息，及時標購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價的舢板、海軍的機器等，然後迅速轉賣出去。由於他缺乏資金，難以放手大幹。有一次，他看準一批海軍機器，並且以18000元中標。他興高采烈回家請母親湊錢交款。想不到母親斷然拒絕。霍英東借貸無門，眼看到手的一筆大買賣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東找到一位工廠老闆，商量租借其倉庫存放機器，老闆看了機器，同意租倉；霍英東看老闆對機器很欣賞，提出可以賣給老闆，老闆開口願出4萬元，霍英東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間，霍英東凈賺22000元。這是他在拍賣剩餘物資的數年內賺的一筆大數。回憶這段往事，他不無感慨地說，這確是很好的機遇，如果那時我有足夠的資金，就可多賺幾大筆了。

　　1948年，霍英東25歲，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歲月。有一天，他聽人說：東沙島一帶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製造胃藥的原料，何賢在澳門有間公司收購，每磅1美元。霍英東聽了，很想試一試。但未出過遠海，又缺乏航海知識，母親也極力反對，他卻下定決心，與別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剛投標購進的機帆船入股，折價3萬元，加上其他人投資，籌得10萬元。他在香港長洲招了漁民80人，給了些安家費，連同船員，共90餘人出發。

　　那時東沙島屬廣東省管轄，出海執照須由廣東省建設廳簽發。由於未辦好出海手續，船到三門關，被海關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錨、救生艇等，海關說是貨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滯留了10天，帶去的鹹肉，鹹魚都吃光了。後來轉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風浪。所招漁民，多是海陸豐人，汕尾是他們的老家，許多人不告而別，紛紛散走。霍英東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經過一番周折，才終於啟航出海。

　　他們終於到達了東沙島。船一靠岸，顧不得遠航疲勞，霍英東立刻帶領船員搬運物資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貯存海人草的倉庫。能夠順利到達東沙，這對霍英東來說當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他們登上的不是什麼“金山”。而是“地獄”。

　　打撈海人草，不像在陸地割草那麼輕鬆。這種海藻生長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叢中，他們缺少必要的潛水工具，只自製了潛水眼鏡，在水底能看見海人草，每個人吸上一口氣潛下去，沒採到多少海藻就急著浮上水面，靠著船舷喘氣了。有時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會被割破，還得隨時防備鯊魚的攻擊呢！這樣浮上潛下的，翻騰撲登了一天，一個人也採不了半筐海人草。

　　當地天氣酷熱，太陽從早上5點鐘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氣溫高達40℃以上，島上沒遮沒擋，火辣辣的陽光烤得人的皮膚發疼。海灘被陽光曬得銀白一片，眼睛也難以睜開。每人只有戴著黑色眼鏡才能活動。在海上採撈海人草時，連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曬。每人只穿著一條三角褲，不出幾天，就曬脫了皮。

　　有一次，霍英東他們從海上運海人草回來，突然狂風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壞了，掌舵的也不敢駕駛，霍英東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風浪漂泊。從白天到黑夜，風沒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見遠方電筒亮了一下，霍英東知道那裡就是東沙島，真是喜出望外。於是，他和船員把正船舵，向著小島駛去。這時風浪已經減弱，他們才脫離了險境。原來那燈光是一位伙計拿著手電筒筒到海邊察看停泊著的小船被狂風颳走了沒有。霍英東後來回憶說：“如果沒有那一閃的救人之光，我們早就沉到海裡喂鯊魚了。”

　　島上食用也非常困難，來時帶的鹹魚、鹹菜不多，原以為可以釣魚，以魚作餚，但海上全是大魚，不到兩天，釣絲全給咬斷了。每天只吃白飯，飯量特別大。但帶去的糧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後，就處於半饑餓狀態。捱上一個月，許多人臉浮腳腫。

　　全島能供飲用的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時水深僅半尺。除了用來煮飯和飲用，只能用少許洗臉嗽口。誰想沖個涼，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極少。從海上採撈回來，個個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沒有淡水沖洗，實在難耐。更苦煙源斷絕，船員們煙癮發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尋找那些早已漚得發黴發臭的煙頭，撿來用水泡浸、曬乾，再放到鍋里炒一下，用紙一捲，聊勝於無。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月，也沒見大陸的補給船到來。船員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終於散伙了。

　　霍英東後來只好雇用一批臺灣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們也能捱得下去。最終靠著這一群特別能夠吃苦的人，繼續支撐了。霍英東在這個荒島整整熬了六個月。

　　經管後勤事務的人，只列進帳，沒有出帳，海人草陸續賣掉以後，說是僅夠各種開支，一分錢也沒有賺到。苦熬半年一場空，霍英東那時心情懊惱，但他認為這段艱苦的生活，磨煉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對他以後的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東沙島的日日夜夜，不管處於怎樣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決心和勇氣去剋服。

　　香港光復時，人口才50萬，以後陸續增加到100萬。人口劇增，住房嚴重不足，加上工商業勃興，形成對土地和樓宇的龐大需求。霍英東審時度勢，認定香港房地產業勢必大有發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開始經營房產業，成立立信置業有限公司。

　　那時英國、美國、加拿大及香港地產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個公司擁有整幢地產樓宇，非有巨額資金，很難購買，因而房屋不易脫手。過去美國華僑喜歡在九龍深水bu一帶購置物業，作為祖業傳給子孫收租。從買地、規劃、建樓，以至收租，資金周轉期很長。霍英東當時是向銀行貸款建樓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賣，人家不買，利息承擔不起，自己只好“跳樓”。他於是一改過去的作法，將房地產工業化，興建住宅、寫字樓、商場綜合大廈，分層、分單元出售，預售“樓花”，並提倡分期付款。這分層預售“樓花”和分期付款的經營方式在當時確是個大突破，此法大受買家歡迎。

　　當時引導買主察看樓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負氣佬”，他們對賣主很不耐煩，因為反覆帶人上高層樓宇介紹房舍情況，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勞往返。霍英東有鑒於此，編印了小冊子，對樓宇情況以及有關出售樓宇新措施廣為宣傳，便於買家瞭解，這在當時也是創舉，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東精打細算，他算過一筆帳：那時租樓要交頂手費，一般一個單元7000元。一座樓如果以六層計，位置高，價錢可便宜些，一個單元才賣1．4萬元，登廣告預售，第一期交費7000元，餘下7000元，每月繳交不到300元，兩年可還清，與租屋無異。但買方卻獲得一個單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廣告一齣，樓花很快便賣光了，其實樓房尚未開工。從建樓來說，比如建築費需100萬元，首期預付10％，只須先付10萬元，以後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數。樓房可賣二三百萬元，凈賺一二百萬元。先收售價一半，這建樓費用早就解決了，資金周轉很快。他收足定款後才動工，是萬無一失的。但買方仍覺便宜，還是搶著買。往往認購之後，轉手賣出，也有利可圖。有人早上購個鋪位，下午轉手賣出便賺了錢。這說明房地產業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們手上的錢都吸引到房地產業上來。

　　他首先買入使館大廈，賣了280萬元，賺得不少。以後陸續興建的樓宇，他帶頭“賣樓花”，一時地產商紛紛效尤，成為香港房地產市場的一大經營特色。“賣樓花”加速樓宇的銷售，加快資金回收，地產商易於籌措資金。那時一哄而起，全港都瘋狂了似的，許多人捲進房地產業的旋風裡。從1955年到1965年10年間，香港地產業蓬勃發展。

　　香港樓房過去一般不超過四五層。1955年香港政府修訂建築條例，准許建高層，房地產業發展更加迅速。當時香港政府一個星期拍賣12幅地，連續拍賣3年。在這期間，霍英東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層大廈，隨後幾年，大廈遍佈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間公司，大都經營房地產生意。他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該會擁有會員300多名，經營香港7成以上房地產生意。目前香港許多富豪，大都是經營房地產發跡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產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就在當時他已預見到房地產業將有更大發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標，目前在香港，這個目標已逐步實現了。他現在仍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永久名譽會長。

　　房地產業的啟動，推動了香港工業的發展。那時紗廠、搪瓷廠、水泥廠、船廠受經濟不景氣影響，難以支持。但工廠在市區都占地不少，有的紗廠占地幾十萬尺。這些工廠遷廠賣地建樓，一下子賺了大筆錢，工廠起死回生，又可擴大生意了。拆船廠無船可拆，貨倉存貨不足，都可賣地轉搞房地產。這些重大變化都發生在1955年以後那幾年間。高樓大廈一建，其他有關工業便帶動起來。1959年香港的紗廠總共才38萬錠，但到1967年就擁有90萬錠了，原因在於房地產市場好。南洋紗廠搬到荃灣，一搬就發了。原來廠址所在地段繁榮了，建了樓房便賺大錢。

　　那時大家都爭地盤。霍英東拆建利園山舊樓，收購了部分渣甸倉，牛奶公司貨倉；海軍船塢開投，他也投了標，這都是為了找地盤，建樓房。香港政府還開山填海賣地，他也承辦開山填海工程。

　　房地產業不但推動了工業發展，也推動了旅游、商業、飲食業，還推動了金融業的發展，使整個香港繁榮起來。

　　50年代以前，銀行是不輕易貸款的，不收存款。匯豐銀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經有名望的人介紹才能開戶。許多人士的產業，不是早已存足樓款的，而是把所購樓宇按搗（抵押）給銀行，向銀行貸款購買。樓宇按揭貸款當時便成為銀行的主要業務。香港金融也隨之日益活躍。

　　現在回頭看來，霍英東當時採取的經營房地產業的新措施，在香港經濟發展中確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動房地產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工業和金融業的發展。

　　房地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建築材料業，目光遠大的霍英東，早已放眼於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築業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費工多，沙價又賤，盈利少，當時很多人都不願經營。

　　挖海沙，初時乾這行確也相當艱苦。用手工操作，鏟沙很吃力，費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運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後每年招標，由幾十隻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碼。船主先借一年工錢，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餘欠，他又要求再借，預支款總還不清。明年招標，又不能不再包給他，因此獲利不多。

　　過了一段時間，不願守舊的霍英東試圖改革，他花7000元港幣從海軍船塢買來挖沙機器，用機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後進一步改用機船掏沙，派人到歐洲重金訂購了一批先進的掏沙機船，以後又親自到泰國，向泰國政府港監，以港幣130多萬元購買了一艘大挖沙船，載重2890噸，每20分鐘可挖取海沙2000噸，自動卸入船艙。此外，他還捷足先登，通過投標，承包海沙供應，自此掏沙業迅速發展，開創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為了擴充設備，增強實力，他收購了美國人的太平島船廠。從前只有外資吞併中國人的產業，這回卻是全港最早由中國人收購外國公司的產業。他還收購了荷蘭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從事填海造地，承包國際性的招標工程。

　　過去香港的大建築工程都是給外國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機場，法國公司中標承建。1947年到1948年興建中國銀行，也是英國建築公司承辦。初時霍英東承辦建築工程，有人說，你們不是工程師，又未學會計，肯定辦不好。但他卻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從未遭受失敗，有的還是難度很大的重大工程，開創了中國建築公司承辦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艱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設計的海灣水庫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國公司承包的。

　　由於虧蝕，承辦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幹了。霍英東承建的是水庫第二期工程，為水壩加高，那是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國際性招標工程。開投時，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計價比霍英東高出一倍。

　　這項工程技術要求甚高。水庫工程已不簡單，何況是在海灣建水庫，每項工程要求都很嚴格。先攔壩抽乾海水，壩外面為石，石上要鋪五尺厚的沙，由於是斜面，沙鋪放時容易沖歪，如何鋪好，技術上難度很大，但他終於成功了。在承建許多工程後，霍英東對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過上百個項目。做過填海工程，也建過碼頭、避風港，鋪過海底煤氣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過水翼船。收購太平島船廠後，他買了一隻瑞士制的水翼船，並按其設計製造。燒焊時須將船體翻轉，才利於操作。船體很大，如何翻轉，很多工程師都感到為難。他們卻有土辦法，給船體安裝上大木輪，即可翻轉。

　　雄心勃勃的霍英東還把填海開港的事業向東南亞各國開拓，汶萊開港，檳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開辦的“有榮公司”連續在不少港口城市興業，與國際上20多家公司競爭，往往穩操勝券。

　　70年代在霍英東的生活歷程中，是個重大轉折。他的經濟事業已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時便把目光轉向大陸。他一向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堅信中國人的才智甚高，勤奮有為，足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國繁榮富強，並願為振興中華儘力。他從體育事業著手，支持祖國儘早恢覆在國際體育組織的合法地位，使中國體育健兒能登上世界體壇，一顯身手，藉此振奮民心，推動祖國體育事業發展。

　　這與他從小愛好體育、特別是愛好足球運動有關。霍英東說：“孩童時，我便戀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夢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馳騁球場，受到萬眾歡呼擁戴的球星。”入皇仁書院讀書時他愛踢小足球，但功課很緊，練腳時間不多。日軍侵占香港，根本沒有機會打球。光復後生活迫人，體育鍛煉基本停止。從東沙島回來，身體很糟。1954年開始從事房地產業，工作更緊張，每天僅睡三四小時，只剩102鎊。這時他才警覺到要認真鍛煉體魄，決意每天定時參加舉重、游泳、網球、足球等項活動。

　　60年代前期，霍英東經常下場參加足球比賽。他組織的有榮小足球隊和卓然隊，在港澳地區是支勁旅，每年比賽近300場，連續10年風雨不改。他自己就是這支球隊的中鋒，而且頗有名氣，因此香港足球團體都擁他為“大哥”。他經常身先士卒，帶領年輕隊友衝鋒陷陣；在他43歲時第一次參加甲組聯賽，首場比賽中他竟打進三球，一時傳為佳話。他的足球隊，每年活動經費都在100萬港元以上，他也樂於支付。同時，他十分愛護球隊的每一個球員。他打網球也相當出色，1972年至1977年間，曾六度獲得香港網球公開賽雙打冠軍。他還參加過在英國溫布爾登的老將雙打比賽，雖然未獲勝利，但卻是第一個在溫布爾登參加元老網球比賽的中國人。

　　正因為與體育有這樣的淵源，70年代霍英東的愛國心就傾註於協助祖國體育事業沖向世界。他認為在國際競技場上奪取金牌至關重要，是國家威力的體現。爭取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從而參與各項賽事，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個緊迫問題。1974年霍英東曾邀請國際足聯會長和秘書長到北京，官方竟無人出面接待。晚上9時，外賓抵達北京飯店宴會廳，大廳冷冷清清，僅霍英東與其長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賓住的中樓，不安排到貴賓住的東樓。霍英東處此尷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無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釋。

　　儘管遭受這番挫折，霍英東仍然滿腔熱情，繼續抓緊一切機會為中國體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當他以香港足協負責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蘭參加亞洲足協會議時，便立意先從亞洲足球協會打開缺口，爭取我國加入這一組織。

　　當時聯合國雖然已經恢復我國的合法席位，但國際奧委會及許多國際體育組織仍保留了臺灣代表席位，我國仍被排斥在外。那時候，東西德、南北北韓都分別同時參加國際體育組織，也都分別參與國際體育比賽。而我國情況不同，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因而均以地區參加，臺灣改個名稱作為地區參加還是可以的。這樣辦，許多國家的代表比較容易接受。

　　關於恢復中國在亞洲足協中合法會籍的議題，照章應在60天前提出，大會前一天足協執委經已決定，本次會議不討論我國入會的問題。我國家體委也認為不可能在這次會議上解決問題了。儘管如此，霍英東仍抱一線希望，積極爭取。他想，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兩年後才再召開會議，又得拖後兩年了。但按照章程議程之外的問題，均不予討論，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數支持，作為緊急事項，提出臨時動議，才能列入議程。當天午飯時，霍英東再三考慮，決定四齣活動，通過這唯一途徑，爭取列入議程。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會上提出，應讓中國入會。主持會議的會長是馬來西亞的東姑拉曼。此事在會上經過約一個鐘頭的辯論，支持動議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不能把它長期排斥在亞洲足協之外。許多會員同意作為緊急事項列入議程，會長雖不大同意，也只得付諸表決。投票結果，贊成票剛剛超過四分之三。

　　列入議程這一步總算爭取到了。接著是討論中國加入的問題，這時又碰到難題，按章程規定，亞洲足協只接受已參加國際足聯的成員。那時我國尚未參加國際足聯。霍英東等又建議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為足協不限於吸收國際足聯會員，凡曾被批准參與亞運足球比賽的，其隊伍亦可被接納為會員。按照規定，修改會章亦須有四分之三以上票數通過。這次是用舉手方式表決，結果又以四分之三的多數票通過了。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是：接納我國為會員，就得開除臺灣。當時一些國家與臺灣仍保持微妙的關係。但一經舉手錶決，贊成的仍是超過四分之三。於是我國足球協會取代臺灣，在亞洲足協的會籍終得恢復了。

　　連闖三關，一連以三個四分之三通過議案的事，在世界體育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這雖然主要是因為中國強大，而霍英東的積極活動爭取的確起了重要作用。這一重大突破，為中國全面恢覆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其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的合法席位打開了廣闊通道。

　　亞洲足協的決定，不少人感到意外。國際足聯會員聞訊十分震動，當即採取措施，由國際足聯寫信給亞洲足協，指責接納我國加入的決定是非法的，要求即予取消。此後麻煩事多了。國際足聯有意要處分亞洲足協，臺灣方面唯恐足球被突破了，會引起連鎖反應，也極力向國際足聯施加壓力。

　　為了“維護票數”，國際足聯的態度是很強硬的。國際足聯會長歷來都是歐洲人擔任。那時剛好第一次以非歐洲人（一個巴西人）當選會長，他對我國是友好的，但因剛上任，各方壓力又大，只能謹慎從事，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研究處理。這個小組由每個洲選一名代表組成，霍英東那時已當選為亞洲足協副會長，代表亞洲足協參加這個小組，每逢討論他均據理力爭，使國際足聯無法作出結論。

　　1975年，亞洲足球賽在香港舉行，中國能否參加，這是關鍵性問題。雖然中國在亞洲足協的會籍已正式恢復，而在國際足聯的官司尚未了結，如不獲國際足聯認可就讓中國參賽，勢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總會曾擬拍電報到國際足聯請示。但霍英東考慮如單靠一封電報，萬一覆電說不行，便無轉圈餘地，這將形成惡劣的先例，以後參加其他比賽也會遇到麻煩。於是他當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馬上趕去瑞士，請求會見國際足聯會長、秘書長，他也隨即趕去瑞士。會見時，他提出許多很有說服力的理由，說明香港亞洲足球賽擬邀請中國參加，希望會長、秘書長同意。終於，他們開明地答應了，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後所有比賽均可順利參加了。

　　其它各單項體育組織陸續接納我國為會員國，是在我國恢復國際奧委會合法席位以後的事。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確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體育戰線和其它戰線一樣，呈現一派蓬勃生機。霍英東欣逢其時，更加積極熱情地支持祖國體育事業。

　　1979年中國奧委會提出，只要臺灣奧委會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體育組織，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內。這一設想，大多數代表都易接受，因而，1979年10月，在日本召開的國際奧委會代表大會上中國的設想被正式提出，並付諸表決，獲得絕大多數代表支持，使中國在國際奧委會被剝奪30年的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這使霍英東備受鼓舞，更加積極地為爭取我國體育的合法權益儘力。

　　本來，有了國際奧委會解決中國問題的模式，其它許多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皆可依樣恢復我國會籍，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最早處理此事的，是1980年國際自行車協會大會。那次大會上正式提出表決，要求臺灣改名為中國臺灣或中國臺北，不能使用“國歌”、“國旗”，同時接納我國入會。會上臺灣代表發言，認為臺灣與其他會員是一樣的，為什麼要改名，又不能奏國歌、掛國旗，說這是歧視。那次，霍震霆代表香港出席大會，他說，姑勿論對此事如何看法，但照此通過，對中國，對臺灣都有好處，海峽兩岸的運動員都可以參與比賽。及後表決，以一票優勢通過了。

　　幾天後輪到國際足聯開會，霍英東據理力爭。那時有個情況令他擔心，臺灣代表對歐洲代表說，改名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上“不能掛國旗，奏國歌”那一句。歐洲人對此也表示同意，但如果不堅持加那一句，那豈不是又在製造兩個中國嗎？霍英東建議：臺灣不能使用過去所謂“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歌，可仿效奧委會做法另制一旗，另選一歌。經過協商，歐洲朋友也同意他的意見，最後由國際足聯的負責人與臺灣代表講清楚，這事終於解決了。

　　我國恢復國際羽毛球協會會籍更是困難重重，波折橫生。羽毛球在各比賽項目中，也是重要的一項，在世界各地比乒乓球更普及，在東南亞影響也更大。東南亞各國羽毛球實力很強，特別是印度尼西亞。有些國家對我國的態度不友好，解決問題難度很大。

　　經無數次會議反覆討論，在國際羽毛球協會上終於通過了以中國代替臺灣，後來臺灣告到英國法院。我國外交部向英國表示，不能製造兩個中國，但英國推說司法獨立，還是判臺灣勝訴。當時除乒乓球外，我羽毛球隊最強，未能參加國際比賽，十分可惜。我國便和其他一些國家籌備成立另一個國際組織。但辦起來比任何工作都困難，那時歐洲大部分國家不支持，東南亞國家錶面上是支持的，但內心很複雜。霍英東為新建組織而進行了大量游說活動，首先是爭取強隊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不適宜擔任會長，霍英東只好到泰國去，懇請泰國副總理當會長，這個國際性組織最終於成立了。

　　新的國際組織一旦成立，對原有組織就有壓力。因為同一項目有兩個國際組織，它就不能列入奧運會比賽項目，不久原組織終於接納了新組織，兩個組織在1980年至1981年間合併。這以後，又經歷一些反覆。到1982年，羽毛球又重新列為奧運會比賽項目。霍英東隨後也被推選為世界羽毛球聯合會名譽會長。

　　我國加入籃聯組織的事，在霍英東周旋下，早已解決了，但臺灣策動另搞一個亞洲的組織，以南北韓人為會長，又產生新的問題。霍英東不得不往南北韓進行工作，提出是否成立這個組織，應通過投票解決。南北韓用通訊投票表決，他恐有人藉口收不到票，製造麻煩，於是親自出馬，先後到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把票收集了，直接送往南北韓，終於否決了這個組織。

　　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體育工作上霍英東強精竭力，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最多。除致力於我國體育運動沖向世界之外，他還不惜資財，在經濟上支持發展我國體育事業。

　　1979年霍英東成立10億元的基金會，用以在內地辦些好事，其中不少款項是用於支持國內體育事業的。

　　1986年秋，霍英東獲悉我國為改變高等學校體育落後的現狀，擬在全國建立幾個大學體育訓練基地，他認為這是實現體育強國的一項重大措施，當即致函國家教委，建議廣州地區大學生訓練基地設在中山大學，並捐資3500多萬港元，在中大興建我國高等學校第一個現代化的功能齊全體育中心。建議馬上得到國家教委的贊許。這個現代化的體育中心，包括五個標準網球場，兩個排球場，六個籃球場，一座有400米塑料膠跑道、6000座位看臺的足球場，兩個25×50米游泳池，一個標準跳水池，連同體育館，占地面積達10萬平方米。

　　這樣規模和設備的體育中心，在國外高等學校亦不多見。目前每天到體育中心進行鍛煉的達2000多人次，為我國高等學校的體育教育體系開拓一個新局面。

　　我國承辦第11屆亞運會，霍英東立即慷慨捐贈1億港元。他還資助舉辦首屆女子足球邀請賽，並與中國足協、廣東省體委一起，發起在廣東舉辦第一屆世界女子足球錦標賽。

　　霍英東不僅為振興我國的體育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對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是非常關心，熱情支持的。他捐出1億港元成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還特意讓他的兩個兒子震霆、震寰作為這個基金會的成員。他說：“我們老一代人對祖國和家鄉的深厚感情，要傳給下一代，讓世世代代都愛國愛鄉，支援祖國和家鄉的建設。”

　　我國過去長期封閉，身處香港的霍英東雖有報國之心，苦乏報國之門。

　　1976年10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爭取引進外資、先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經驗，發展旅游業。聽到這消息，霍英東心裡很高興。1978年，他專程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座談會。會上他明確表示擁護政府對外開放的政策，並提出一些建議。

　　儘管想法多多、顧慮重重，霍英東總覺得在內地辦實業，更符合改革開放的政策，更利於我國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將經濟搞活。在當時來看，似有風險，但他仍想在這方面帶個頭，作些探索。辦好第一批外資企業，使大家有信心，這將發揮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後，《澳門日報》發表了中山縣翠亨村開闢旅游區的報道，他是第一批響應號召，回內地發展旅游事業，興建中山溫泉賓館的，並率先派香港設計師到當地進行勘測工作。同時按照國家旅游總局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興建八大合資賓館的計劃，又在廣州建造白天鵝賓館。

　　為什麼首先考慮建賓館？霍英東認為既然開放讓人家來，首先須有符合現代化要求的生活環境，使人進來了留得住。但在內地興建現代化的賓館，當時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對他本人來說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那時大家對改革開放的認識還不大清楚，許多問題需要考慮。比如旅游開放是否會帶來精神污染？旅客多了是否會把內地的東西吃光吃貴？那時物資短缺，一些賓館洗臉盆塞子也沒有，只好用熱水瓶塞來代替，玻璃破了，便找塊木板封住。大賓館消耗大，物資能否供應？大賓館耗電量大，電力供應將更緊張，群眾是否有意見？交通方面，廣州市內還沒有足夠的“計程車”，建築裝修等方面也缺乏熟練的技工。諸如此類困難不少，矛盾很多。

　　還有服務工作上問題更大。人們吃慣了“大鍋飯”，做事不講效率。如果領導再來個官僚主義，扯皮事很多，手續煩瑣，情況更糟。

　　但他不是一個知難而退的人，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設好一家現代化賓館，這對增強大家信心，激勵奮進精神，加速外資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引進都有莫大意義。他終於決定硬著頭皮去試一試。

　　他首先選擇在中山三鄉雍陌溫泉建第一座賓館。當地既有溫泉，又與翠亨中山故居、石歧、長江游樂園等形成一個完整的旅游區。他與何賢等共同投資4000萬港元，與中山縣（現為中山市）合作興建。

　　那是1979年，物資缺乏，樣樣都要進口，廖承志曾對他說，內地只有磚瓦沙石和人力，其它就要你來搞了。在這種條件下，在50萬平方米土地上建成10幢住客大樓，14座別墅，共200個房間，包括附屬建築，總建築達6萬平方米的現代化園林式賓館，而且要有與之適應的設備和良好的服務，又要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辦好，遇到的困難，可以想見。

　　霍英東沒有辦酒店的經驗，處理許多事頗費腦筋，但他虛心向人請教，又事必躬親在中山蹲了一段時間，處處抓緊，終於趕上預定進度。那時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如期開幕。賓館各種設備要從外地進口，10萬件物品尚未向美國落單，但他力主爭速度，講效率，在當時至關重要，如果成效立見，可以鼓舞人心，對整治拖拉頑症會起示範的良好作用。於是爭分奪秒，日夜督促趕工。

　　臨近開幕，水電尚未解決，他用承包的辦法，樣樣限期辦好。那時賓館土建雖已完工，而室內牆紙、傢具、甚至暖水壺、水杯都待進口後佈置。有了水電，他馬上通知人把在美國定購的東西迅速運來，不得延誤一天。船到香港，物資立即轉運到澳門，隨即入關。來不及報關了，便申請特准，先入關再補辦手續。

　　開幕時需有住客，難得熱鬧。他在當地舉辦網球比賽，請來國內各地如北京、上海、廣州以及香港的好手參賽。賓客即將入住，這對服務員是個考驗。他們過去未受過訓練，連吸塵器也不會使用。客人在房間丟下件衫。要不要把它掛起來；客人飲剩一杯茶，要不要倒掉，都要有個章法，他又抓緊培訓服務員。

　　開幕那天，霍英東堅持舉行正式宴會，而不是簡便的酒會，使客人都能坐下來吃，這又增加了大量的工作。筵開百席，在那時來說，辦副食品並不容易。他要求縣政府給予支持，每個公社承包一道菜，比如燒乳豬即由一個公社包辦，終於順利解決了。

　　自1979年始建，僅用一年多的時間，中山溫泉賓館如期開幕了。他對工作人員多發一個月的獎金，以示鼓勵。

　　賓館開幕後，霍英東主張向群眾開放，改變大賓館的風氣。開幕當天，來了幾千人，影響很好。

　　1978年他曾帶領一個團到北京出席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回到廣州時，許多親友來到賓館探訪，被擋在門外，冒著風雨輪候登記，花一個小時才獲入內見面。有的訪客如未帶證件，還無法會晤。他認為這是很不合理的。即使不是房客或其親友，就是游客來參觀，也該讓他們進來。讓大家看看新鮮事物，領會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創新，增強對自己和國家前途的信心，是有好處的。中山溫泉賓館整個建築群亦具東方宮殿式的氣派和園林式的幽雅，顯示了中國民族建築和園林建築藝術特色，很有吸引力，人們都想看看，何必把他們擋在門外呢；就是從經濟觀點來考慮，也是開放好，先有人氣，然後才有財氣，人來多了，生意便興旺了。

　　溫泉賓館開創了國內第一家中外合作經營旅游賓館的先河。到1982年，他又投資1500萬港元，與溫泉賓館合作興建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國際標準的高爾夫球場，設72棒、18個洞，總面積達50萬平方米，填補了我國高爾夫球運動項目的空白，併在當地三鄉中學挑選人員，培養為我國第一代高爾夫球運動員。

　　溫泉賓館開業以來，以其優雅舒適的環境，先進的設備，優質的服務，吸引了國內外大量游客。賓館十年間總收入達3．75億元，資產總值1億元。

　　廣州白天鵝賓館的興建，是霍英東促進祖國旅游業現代化的又一創舉。1978年，他向廣東省和廣州市領導人提出建議，在廣州建造一間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賓館，立即得到省市領導贊許，並決定由他和廣東省旅游局共同投資兩億元興辦。

　　選擇賓館地點頗費思量。因為賓館四周環境很重要，如果選址不當，影響日長後遠發展，難以補救。由於內地情況特殊，市內公用交通工具不足，加上考慮住客購物方面，酒店一般都建在火車站或友誼商店附近。經過幾次對全市親自勘察，霍英東發覺沙面河畔有一塊淤寒沙灘，當地靠近西濠口，是廣州繁華地區。他認為在那裡興建賓館是最為理想的，填河取地，可免拆除阻滯，便於迅速上馬。有人顧慮填河麻煩，他卻有填海經驗，有把握建設好。有人認為會破壞沙面風光，他決定撥款多填6000平方米土地，另捐資300萬港元建設公園，增添沙面休憩地方，使沙面勝景不減。有人以為他是借鑒聳立湄公河畔的世界著名的曼谷東方酒店，其實也不盡然。白天鵝賓館面臨珠江三江會合的白鵝潭，河面遼闊，風景特佳，比曼谷東方酒店更具雄偉氣派。

　　建設白天鵝賓館的繁重工作千頭萬緒，霍英東抓住關鍵問題出主意，定方針，而且一干到底。比如如何選點？自己設計還是請外面設計？是自己施工還是請外面承包？賓館由自己管理還是請外國人管理？對這些重大問題，他堅持應由自己設計、自己施工、自己管理，他提出“三自”方針，充分顯示他堅信中國人有能力把事情辦好。

　　對賓館的建設，霍英東傾註了大量心血。他在廣州參加設計賓館的座談會，傾聽來自香港及廣州的建築師、專家們的意見。在座談中他察覺到，由於內地建築業自我封閉30年，建築師對新事物缺乏認識，而香港建築師則對內地情況瞭解不多，都有局限。由於設計工作涉及30多個部門，他以為香港方面的設計師未必能考慮這麼多的複雜因素，局限很大，而由一批熟識本地情況的內地建築師負責設計是比較合適的。為了彌補內地建築師對現代建築認識不足的缺陷，他邀請他們到香港參觀考察一段時間，使他們大開眼界，終於設計了一間聳立在白鵝潭畔，既具現代氣派，又不失民族風格，屬國際一流水平的賓館。這家賓館主樓34層，附樓3層，建築典雅堂皇。步入大堂，一幅三丈多長的人造瀑布，懸空掛在嶙峋的假石山前，引人註目。山上一亭一景，使民族建築風格更加顯著。海外游子皆喜歡在“故鄉水”的美景前拍照留念。

　　關於施工問題，霍英東主張還是由內地建築公司承建，但要採取新的辦法，以承包方式進行。設備的採購最為複雜，經過溫泉賓館的建設，他對此已稍有經驗。當時內地物資缺乏，許多物品要向世界各地採購。這些採購業務他也交由內地人員自行負責，自己從旁協助。這也為內地培養了一批採購人才。

　　白天鵝賓館的管理，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是交由外國管理集團管理，其二是由當時完全沒有乾過賓館行業的內地人士自行管理。外國和中國香港的高級酒店多是委托管理集團負責組織客源和管理的，但要簽上10年、20年或更長年限的合約，並掌握一切用人用財權，從營業總額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費，而又不負責盈虧。他考慮到由於內地情況特殊，外國管理集團組織客源不易。他們對內地情況不熟識，難以妥善安排旅客參觀及提供車票、機票等服務，出外採購也有困難。大批雇用海外職員。待遇與本地人差距太大，亦容易引起員工之間的矛盾。權衡利弊得失，他還是堅持採用自己管理的方式。整個賓館2000多個員工，沒有一人乾過酒店行業，卻管理一家現代化的大賓館，這是個大膽的嘗試。但他們有好學精神，開業以來幾經艱辛，終於把白天鵝管理得井井有條。

　　白天鵝如何管理？霍英東提出總的要求是一切安排務求達到“賓至如歸”。海外酒店，樓層不設服務台，內地則每層設服務台，而不設總服務台。他按中國習慣，每層仍設服務台，又設總服務台。他認為每層樓有服務員照顧客人很有好處。有人不懂得英語，要找人辦事、打電話都不方便。當然28層樓，層層設服務台，多用了一批人，增加了成本，在海外是難以負擔的，但內地人員工資低，可以承受。希爾頓酒店的專家來看了，也認為這個設想很好。

　　由於既按國際慣例辦事，又根據內地實際情況斟酌變通，經過一段時期摸索，大家同心協力，終於使賓館贏得國內外廣大賓客的贊揚。1985年7月，白天鵝賓館正式被“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接納為正式成員，成為我國第一間世界公認的一流酒店。1990年2月，被國家旅游總局評定為國內首批三家五星級酒店之一。

　　與中山溫泉賓館相仿，對白天鵝賓館霍英東也極力主張對外開放，但面臨的情況卻不一樣。白天鵝在廣州不僅本省人來看，還應預計外省來的人也會來看，人員肯定很多。當地又不是廣場，一旦擠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難收拾。但他寧可冒點風險，也主張對外開放，目的是讓大家增廣見識，增強信心。因為這是國內大城市第一家對群眾開放的高級賓館，會產生良好的影響。事實證明，開放效果比中山溫泉賓館更好。

　　1987年2月7日，經國家教育委員會同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中山大學將名譽博士學位授予霍英東。

　　霍英東在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之後，登上講臺作了題為《從白天鵝賓館看國家的改革、開放、搞活政策》的學術演講。其中心論點是：一業帶動百業興，白天鵝賓館既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又給改革、開放以有力的促進。演講以白天鵝賓館堅持自己設計，自己施工、採購及自己經營管理方針的具體事實，有力地說明炎黃子孫的智慧和才能，說明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和生命力，並展望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光明前景。

　　霍英東得到這個榮譽，是他作為社會活動家所達到的成就的結果。正如王屏山說：“赤子獲殊榮，當之而無愧。”馬蒙教授說：“從他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就和他對社會的貢獻來看，他能獲得今天的榮譽，可說是實至名歸。”

　　霍英東對祖國和家鄉建設的支持，是廣泛和全面的。近10年來，他通過幾個基金會（包括霍英東的基金會、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霍英東體育基金會、霍英東番禺建設基金會），資助了110多個建設項目，分別以投資合營、捐贈低息貸款等方式進行，其支出金額截至1991年3月份止，總共13.266億港元。完成的具體項目有：中山溫泉賓館、廣州白天鵝賓館、北京飯店貴賓樓、北京首都賓館、廣珠公路4座大橋、廣珠公路擴建、洛溪及三善大橋、沙灣大橋、番禺體育館、中山大學體育中心、北京師範大學和仲愷農業技術學院教學大樓、廣東省人民醫院心臟中心、中山醫科大學中山眼科中心、中國體育歷史博物館及中華武術研究中心、北京體育中心游泳場館、中山運動場等。

　　他為祖國、為家鄉的建設、苦心謀劃、盡心竭力，作出瞭如此重大的貢獻，但他卻非常謙遜地說：“我的力量很小，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個小塵粒。”霍英東就是這樣的一位具有自己獨特氣質、素養和才能的實業家，他既勇於開創自己的事業，又熱心於支援祖國的建設，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備受海內外人士的贊楊。

　　1、我的人生起碼100多分。

　　2、我敢說，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

　　3、以做生意來說，有時候三思而行不無好處。

　　4、上世紀80年代初，為建洛溪橋，霍英東無償捐款1700萬元。然而快二十年後，番禺區政府一直在向過往的車輛收過橋費。霍英東知道此事後通過他的委托人向報界表示，一是聲明他本人從沒有拿過一分錢的過橋費，以後也不會拿；二是他“要給政府一個教訓”。

　　5、我出生時貧窮，但是我不可能一輩子都貧窮！

　　6、人一生一定要做有意義的事。有錢，是給他一個機會，能對國家做自己的貢獻。

　　7、“一個人最不好就是出名。”我在事業拓展上，獨鐘情“第一個”，“第一次”，冠軍才是我心頭最愛。

　　8、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裡的一滴水。

　　9、“李嘉誠和我沒生意往來，但是好朋友”。

　　10、我本人不在故鄉做生意，家鄉的利潤，基金會一塊錢也不取！投資，捐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國家興旺，民族富強。

　　11、一個人要乾成一番事業,其中放開眼界、抓緊時機、百折不撓、艱苦創業占95％的因素。

　　12、在被問及“自從你發達以後，有無擔心過被綁架”時，霍英東說：“從來沒擔心過。做人，關鍵是問心無愧，要有本心，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據一些在霍英東身邊工作幾十年的人說，幾十年來，從未見到霍英東出入帶保鏢，他總是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