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江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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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江奇跡(Miracle on the Han River)

　　漢江奇跡是1953年到1996年間首爾經濟的迅速發展。因漢江貫穿了南韓首都首爾的中心，將首爾分為江南和江北，故以漢江為名。這個名詞是從描述原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迅速複蘇的“萊茵河奇跡”一詞借鑒而來。

　　第二次漢江奇跡被認為是指在20世紀末的金融危機中結束後，娛樂產業韓流的崛起，三星、現代等大企業在世界上發展壯大，造船、信息產業、汽車等行業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南韓人均GDP達到22700美元，列世界第15大經濟體。

　　漢江奇跡也泛指北韓半島停戰後南韓經濟的騰飛，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先進的發達國家。漢江奇跡不僅表現為南韓經濟的成就，也包括了政治上實現民主化、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顯著提升，“韓流”對亞洲和世界的影響等。

　　20世紀50年代南韓經濟從崩潰的邊緣走向複蘇，60年代南韓成功地推行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70年代躋身於新興工業國(地區)行列，80年代發展成為國際市場上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國家，90年代初把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作為努力目標。南韓經濟實力雄厚，鋼鐵、汽車、造船、電子、紡織等是南韓的支柱產業。 曾經是世界上最貧窮的農業社會之一的南韓從1962年開始認真著手發展經濟。在不到40年之中，南韓取得了被譽為“漢江奇跡”的經濟成就(漢江是橫貫漢城的一條河流)。這一驚人的進程改變了南韓的經濟，成為南韓歷史上的轉折點。

　　1，以出口增長為動力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大大地促進了南韓經濟的根本轉變。在這一戰略基礎上，南韓實行了很多發展計劃。這使1962至2002年南韓的國民總收入由23億美元增加到4,770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由87美元增加到10,013美元。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清楚表明南韓的經濟計劃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2，危機意識，再加上南韓國民的奮鬥精神，帶來了南韓經濟的驚人崛起。 特殊的地緣政治格局，旦夕巨變的緊張感，無法彌散的民族悲情，決定了南韓人身上強烈的危機意識。這種國民性格，南韓人稱為“han”意識——“恨”。南韓人性格暴烈，態度決然，在事涉國家關係時的舉國一心、同仇敵愾，也都源於此。 著名的“企業家皇帝”、南韓過去最大的企業——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曾說過一句話，恰當地表達了南韓人的急迫感：“南韓有什麼?我們沒有土地，沒有資源，有的只是我們的國民和雙手！”

　　3，南韓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迅速，南韓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以及對教育的重視，也加快了這一發展。1996年，南韓成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第二十九位成員國。

　　一、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務實、前後一貫性和堅決程度

　　樸正熙總統在1961年通過軍事政變掌權後，就許諾要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保證國家安全。他相信，要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對政府實行改革。他打算用一種把權力和權威集中於總統的政府形式替代已有的內閣制。樸總統還看到，需要一種組織來制定前後一貫的經濟政策，並協調其實施。

　　為了滿足這一需要，他批准了建立經濟企劃院的建議。成立於1961年的經濟企劃院具備了幾個原屬不同部門的政策職能：(1)計劃職能，這最初是由處理戰後美國援肋的重建部負責；(2)有權準備政府的預算，這是從財務部轉移出來的；(3)具有收集和評價國情普查及其他統計數字的職能，這是從內務部轉移出來的。經濟企劃院也負責和管轄外國資本與技術的流入。經濟企劃院有三個主要職能：(1)計劃和制定經濟政策綱領；(2)協調由各部門實施的經濟政策；(3)在連續的基礎上評價由各部門實施的政策內容。

　　二、南韓的官僚機構及經濟企劃院領導的有機配合

　　南韓官僚的大部分由通才組成。這反映了一個儒家觀念，即認為有較高學問的人一旦專心致意，就能處理幾乎所有的問題。部分由於這種觀念，南韓的官僚在走向下一個位置之前，很少在一個位置上呆很長時間。另外，與別國的官僚一樣，南韓的官僚還要註意一些緊急的和短期的問題。為了彌補這些缺陷，就建立了幾個政策研究機構，在專門知識扣技能的基礎上研究長期問題。研究機構之一是1971年成立的南韓開發院，其主要職能是幫肋經濟企劃院制定中長期經濟政策。該院主要由在國外受過教育、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家組成。南韓開發院的成功推動了其他行政部建立自己的研究機構。例如，教育部在1972年成立了南韓教育開發院，農林水產部在1978年成立了南韓農業經濟研究院，建設部在1978年成立了南韓人力配置院。到1992年，南韓至少成立了10個類似的機構。

　　三、實業界與政府之間的相互促進

　　幾個世紀以來，南韓並不是一個企業家精神比較發展的國家。由於儒教的影響，商人和實業家都處於社會層級制的低層。這種傳統即使在日本占領期間也仍然存在。在二戰後美軍占領的3年間，特別是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完成後，這一傳統開始有所變化。因為一家最多只能擁有3公頃土地，所以，許多傳統上很受尊敬的地主被迫到一些新領域(如實業)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不過，在南韓20世紀60年代經濟起飛的前夜，實業家階層的崛起無論如何都沒有完成。當然，在北韓戰爭後的重建時期，一些實業家也努力變得富裕起來。但是，這些實業家都被懷疑是通過非法手段(如賄賂)把錢賺到手的。考慮到大眾對實業家繼續存在的偏見，樸總統就在掌權不久以涉嫌用非法手段積累財富的理由，逮捕了大批南韓實業家，包括三星集團的現已故去的創始人。但是，南韓總統很快認識到，要成功地實現自己設想的發展目標，就要有一個龐大的實業家階層來行使企業家職能。所以，他決定要建立這樣的階層。建立方式可謂多種多樣。

　　首先，如上所述，他對那些確信有能力做政府期望之事的人提供許多財政刺激。其次，他用特別獎金和獎章獎賞成功的實業家。這種獎勵也能夠提高這類實業家在南韓民眾中的威望。最後，政府密切參與實業。南韓政府對企業的扶持最初是與企業共擔風險。由於國內儲蓄不足以為投資提供資金，所以需要吸收國外資本。由於南韓企業沒有強大到獨立吸收國外貸款的程度，所以政府對還本付息都提供擔保。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與企業風險共擔做法也擴展到其他領域。政府與私人企業的合作關係還常常以非直接的形式進行。政府一旦需要控制某一產業中的私人企業的行為，常常通過工業協會進行。比較引人註目的是，南韓的工業協會很多是在政府推動下成立的，而不是出於私人企業的自發願望。另一個引人註目的方面是，不管協會怎樣建立，協會的行政人員幾乎都是原政府官員。原政府官員當然是游說政府的說客，但也是政府對產業施加影響的便利渠道。

　　總之，在過去的30年裡，南韓政府、研究機構及實業界對南韓的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另外，南韓特有的一些文化和歷史因素也一直影響著該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因素包括:(1)儒教的作用;(2)日本的影響;(3)北韓戰爭的影響;(4)南北分裂的影響;(5)美國在南韓發展中的作用與影響。

　　加快大企業結構調整，提高效率增強企業活力。

　　過去幾十年裡，南韓實行的是以大企業集團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用政策手段扶植了數十個超大型企業集團。這些企業集團曾在一定階段對經濟發展起過帶頭作用，但因長期受到較多政策扶持而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問題。如盲目擴張，隨意借外債造成資產負債率過高；盲目推行多元化經營，影響主營業務的發展；註重規模擴大，疏於技術改造；內部管理不規範，企業競爭力下降。積累的矛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集中爆發，從而徹底粉碎了“大馬不死”即企業規模越大就越不會破產這個被南韓企業界奉為“神明”的模式。在過去排名前30位的大企業集團中，目前仍能維持原有地位的寥寥無幾。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宇集團已經解體；漢拿、海泰等4家集團或者被法庭管理或者破產；雙龍、東亞等7家集團被列入整頓之列……。

　　無情的事實使南韓政府認識到，關鍵的問題不是企業的大小，而是競爭能力的強弱和企業效率如何。因此，在金融危機發生後， 政府就大力度地對企業進行了結構調整。首先，推出了“企業互換”政策，通過企業之間合併、分離、出售等產業置換，迅速淘汰集團下屬的劣質企業，使這些大企業集團把主要力量放在原先已確定的重點經營領域上來。如現代集團1999年減少了48家下屬企業，今年還將減少7家。LG集團、鮮京集團等去年

　　也分別削減了15家和10家下屬企業。三星集團去年通過清理23家所屬企業，將主要經營領域已經集中於半導體、信息通信等占優勢的行業。目前南韓大企業集團主要產業的分工基本形成：現代集團獨占汽車工業的鰲頭；半導體工業形成了現代和三星並駕齊驅的局面；家電工業主要為LG、三星和大宇電子公司三家鼎立；鮮京則在能源和化工行業領先。其次，政府要求消除貸款的交叉式擔保，促使企業變賣自己的優良資產，用變賣所得補充自有資本，降低資產負債率。這使得30家大企業集團的資產負債率的平均水平由危機發生時的500%按要求在1999年底降至200%。再次，南韓對國有企業採取了民營化的方法進行調整。金融危機後，政府提出了“98民營化計劃”，並被分階段實施。第一批公佈了11家企業，其中5家如浦項制鐵、南韓重工等在一年內實現了民營化。第二批公佈了55家企業，其中12家在一年內實現民營化，其餘在2002年之前完成。由此南韓國有企業的2/3將通過出售股權實現民營化。在這一過程中，國外資本也被獲准同國內資本一樣購買股權。此外，政府還在改善企業內部管理和提高經營透明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規範，如為與國際接軌使企業帳目如實反映經營情況，全面實行了國際標準的複式會計制度；為加強對企業的經營監督，強化董事會功能和股東監督功能，增加了公司外人員擔任理事，擴大小股東權利等要求。

　　整頓金融秩序，改革官治金融理順監管體制。

　　南韓的金融業在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下受政府管制過多，突出表現在融資方式方面。政府通過政策性融資控制銀行，用控制金融機構的辦法掌握著資金分配的權力，同時還限制直接融資方式的發展。由此金融業成為改革滯後的部門，不僅銀行自有資本比例過低，而且缺乏必要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結果造成了金融機構的大量呆帳壞帳和巨額債務，並由此引發危機。

　　南韓對金融業的整頓始於1998年上半年，採取了清退破產、合併及向海外出售轉讓三項措施。如關閉了資產結構和經營狀況惡化、恢復無望 的5家商業銀行，將7家銀行合併成為實力雄厚的超大型銀行，並把最早發生危機的第一銀行和漢城銀行通過國際招標拍賣給美英財團，把雙龍證券公司50%的股份賣給了美國早安公司。此外，政府還對大量借入國際資本市場的短期資金，在南韓發放長期高息貸款從而加劇國家外債結構不合理、規模過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綜金社進行了整頓，關閉了16家，要求餘下的14家限期按標準整改，使其自有資金的比例達到巴塞爾協議的8%水平。

　　與此同時，南韓突出強調放棄政府對銀行業務的直接干預，改為通過金融監管委員會加大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力度。鑒於各種金融服務的界限日益模糊，分立的監管部門不利於統一、高效監管的情況，南韓將原來分立的四個監管部門(銀行監督委員會、證券監督委員會、保險監督委員會、非銀行監督局)於1998年4月1日改組合併為統一的金融監督委員會。由其負責制定、修改監管條例，規定金融機構的操作範圍，解決有關金融機構的監督、檢查與批准問題，解決證券和期貨市場的監管問題等。並以五大原則(自由市場機制原則、保護消費者原則、承擔責任原則、透明原則、與國際標準接軌原則)為依據，履行對金融市場監管的職能。

　　轉變增長方式，扶持高科技產業及風險企業發展。

　　爆發金融危機後，人們對本國的發展模式進行了反思，普遍認為南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沿用外延擴張型和速度型發展模式是導致金融危機發生和深化的重要原因。這種發展模式使速度成了南韓以往幾十年中經濟發展的生命。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投入大量的物資、人力和資金實現經濟高速發展。這種粗放型增長方式在市場需求品種少、大批量的時候還行得通。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世界經濟進入開放化和信息化時代，技術、信息、質量等的作用愈發重要，南韓仍熱衷於走速度型外延增長道路，缺乏成功的產業升級相配合，由此導致了產品的技術競爭力趕不上發達國家和某些新興工業國和地區，加之相當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又遇到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因而在危機前夕貿易逆差迅速擴大，外匯儲備急劇減少。這是釀成金融危機爆發和深化的基礎原因。

　　經濟危機的教訓和國際社會對高科技領域的爭奪，使南韓政府和企業猛醒。為了扶持高科技產業，促進經濟恢復並積蓄髮展後勁，提高南韓的國際競爭力，政府實施了“21世紀精英工程”，即從1999年至2005年7年間，每年投資2000億韓元，以信息通信網路、電腦、人文科學等為重點興建研究生院和大學14—17所，在漢城大學等高校內興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中心。同時政府重視知識經濟、信息產業的開發，鼓勵向“最高附加值產業”投資，向作為南韓今後經濟發展“主力軍”的風險企業投資。

　　為此，南韓政府不但確定了1萬億韓元風險企業基金的來源，還制定了一系列促進措施，如設立“南韓技術交易所”，促進技術轉讓和商品化；建立“國際技術代理人”制度，以吸引海外韓僑科技人才；在中學開設培養企業家精神的課程，在網際網路上開設“網路風險企業大學”以培養人才。針對風險企業大多集中在漢城地區的情況，政府還特別註意將創辦風險企業的熱潮引向地方城市，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建立20個風險投資區。南韓的大企業財閥們也在實踐中認識到，現存的“煙囪產業”已快走到了極限，若不發展具有無限潛力的電子、信息通信等風險企業，就有可能在今後的競爭中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各財團已開始將大量資本由過去投向“重、厚、長”大型設備投資的模式轉投至新興科技產業之中。從1999年末至2000年4月初僅4個月時間，現代、三星、LG等大企業財團已累計投入了12億美元資金，用來收購國內風險企業的股權。如今在南韓，風險企業正在以每天10家的速度迅速增長。據南韓財政經濟部統計，在1998和1999年中，南韓創辦的風險企業近5000家，其中大部分是在1999年一年中涌現出來的。僅一年中，它們就創造了27萬多個就業崗位。據南韓政府的預測，至2005年，風險企業的數量將增至4萬家，創造就業崗位120萬個。與產業結構升級、風險產業投資增加相聯繫，大力網羅人才的爭奪戰在南韓也已迅速展開。為了留住人才，大企業集團紛紛推出新政策，如對技術人才實行“股票優先購買權”；對經營利潤超過指標的部分進行“成果分配”；打破論資排輩慣例大膽起用年輕技術人才擔任領導職務；提供優惠待遇廣招海外高級人才等。目前，風險產業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兩年來南韓在數位電視、大屏幕電視、環保型汽車、半導體等方面不斷有領先世界的技術創新出現。最近，三星電子又領先製造出520兆超微型存儲晶元，預計它的市場規模可達到2000萬美元，2004年達到411億美元。

　　大量引進外資，為經濟增長註入新鮮血液。

　　南韓政府面對金融危機發生後資金潮水般外流，境內資金極度匱乏的困難局面，為從根本上防止外資流出和吸引外資重新註入，於1998年5月頒佈了新《外國人投資促進法》，並採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具體有：放寬對外國人在南韓投資的限制，南韓企業中外國人持股的最大比例由危機前的50%擴大到55%；放棄對短期金融市場和期限在5年以內國外貸款的控制；准許財務健全的企業自由借入海外的短期資金；開發外國銀行在南韓的外匯貸款業務；開放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實行衍生金融交易自由化；放寬對外商投資產業種類的限制，開放不動產市場；允許外國企業收購南韓國內企業，在1148個行業中，只有22個行業保持不對外開放；改善對外國投資者的服務，減少投資程式，提供一次到位服務。此外，政府還推出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其他輔助措施，如重點外商企業的所得稅減免(前7年全免，7年後3年免收50%)；提供為期50年的低成本租用土地；建立自由投資區，地點由外商自己選定等。

　　上述政策和措施穩定了在金融危機中起伏不定的南韓金融市場，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者，同時也使得國家的信用度回升。1998年，南韓的外國投資增長率在亞洲國家中居於首位，增長了27%，達88.5億美元。1999年外資流入額更是一路上揚、成倍增長，全年引進外資額高達155億美元，為南韓經濟複蘇並步入增長註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南韓高科技風險企業的蓬勃發展得益於對外資開放及能夠提供充足風險資金的資本市場。這個類似美國華爾街股市那斯達克市場的二板市場—高斯達克證券市場，為大量高科技企業的風險投資提供了財源保障。目前，南韓的風險投資公司正在積極與海外投資基金合作，擴大融資規模。

　　長期的素質教育收到實效，強烈的民族精神對擺脫危機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南韓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從危機中擺脫出來，同其長時間以來重視發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質，尤其註重民族自立精神的培養有著直接的關係。南韓教育的特征之一是在加強科技知識教育的同時加強“精神教育”，而且從幼兒園抓起，貫穿於小學、中學、大學全程教育始終。尤其當國家遇到困難時，全國上下各種輿論工具利用各種有效形式進行的大力度宣傳，更造成了一種國民同心協力剋服困難的環境。

　　正因為具有這種氛圍和素質，南韓民眾在國家資金極度困難之時，自覺捐款獻金，低價出售珠寶首飾為政府籌集了13億美元巨款；在南韓股市低迷，企業難以進行直接融資之時，股民踴躍入市，使眾多渴求資金擺脫困境的企業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的融資度過了財務危機；在政府因財政困難而減少國辦高等學校教職員工的1/4工資時，減薪者泰然處之；在南韓經濟萎縮、產品外銷受阻，遭受著“北韓戰爭以來最大的困難”之時，國民青睞國產品牌、動用儲蓄資金(南韓34%的儲蓄率)在國內進行旅游消費等的一致行動，極大地促進了國內消費，使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得以扭轉，支持經濟走出低谷。正是上述在國家陷入危機後國民所表現出來的為世界所動容的高度愛國精神和超強的凝聚力，形成了創造“漢江奇跡”的精神支柱，為南韓經濟能夠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率先全面複蘇並步入快速增長，創下同樣發生危機國家未能達到的記錄奠定了基本條件。對此，南韓知識界也高度評價、津津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