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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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

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Alfred D.Chandler,Jr.1918.9—2007.5）:偉大的企業史學家、戰略管理領域的奠基者之一

　　西方學術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在企業史領域的錢德勒之前。”這生動地表達了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對企業史研究的巨大開創性貢獻。

　　在他之前，企業史研究大多是關於個別企業和個別企業家的故事。而錢德勒在眾多案例的基礎上，提煉出具有一般性理論意義的主題，“將企業史建立成了一個獨立且重要的研究領域”，並對經濟學、史學、管理學、社會學等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錢德勒1918年生於美國特拉華州。“二戰”期間，他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後，到海軍服役五年。他於1952年在哈佛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隨後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和霍普金斯大學。自1971年被哈佛商學院聘為企業史教授後，他一直在那裡工作，直至近80歲退休。2007年5月9日，錢德勒(Alfred D.Chandler)逝世，享年88歲。錢德勒在哈佛求學期間，曾經直接受到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影響。熊彼特以強調“企業的創新是經濟發展動力”而著稱，錢德勒則比任何學者都更多地為這個主題提供了實質內容。

　　家庭背景

　　錢德勒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這一時期，正是美國公司走出國門、進軍歐亞的時期，錢德勒後來立志研究美國企業的發展與擴張史，正迎合了時代大潮。

　　錢德勒的身世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母親卡羅爾-錢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女兒(錢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於此)，父親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激情和理想的海員。這位海員曾率領全家用一年的時間，沿著當年查爾斯-達爾文追蹤物種起源的路線，駕船航行到厄瓜多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也許正是他父親的這種探索精神，影響著錢德勒追蹤企業進化史達六十餘年。而錢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學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國鐵路雜誌》主編亨利-瓦農-普爾(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親屬中，普爾對錢德勒的學術影響是最直接的。當年錢德勒進行企業史研究所依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就是普爾的遺產。另外，錢德勒還是美國曆史上傳奇人物、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遠親。時間再近一些，錢德勒的外祖父， 1903年至1916年間一直擔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學工程師，曾幫助杜邦公司完成了歷史上的首次改組。錢德勒出生於一個跟這麼多企業名人“沾親帶故”的家庭，他對大公司的看法自然會帶上家族的烙印。釐清大公司的來龍去脈，解讀大公司的發展奧秘，或許就是日後錢德勒進行企業史研究的原動力。

　　錢德勒生來是一個擅長文字敘述的天才，青少年時代他就脫穎而出。六歲(也有人說是七歲)時，父親給了他一本適合小學六年級水平閱讀的美國曆史讀本。據他自己後來回憶說，他當時讀了19遍，並且在當時就決意要成為一名歷史學家。

　　青年時代

　　青少年時代的錢德勒是一塊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點才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大師。學生時代，錢德勒先後就讀於埃塞克特學院、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哈佛大學。1940年錢德勒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參加了美國海軍，服役於大西洋艦隊攝影特遣隊。在軍隊里，錢德勒的具體工作是分析判讀航空照片，這種工作既需要對整個航拍區域進行巨集觀把握，又需要不遺漏每個局部，並敏銳地觀察具體細節。這種工作方法上的訓練，對他後來的企業史研究不無裨益。另外，在服役於軍隊的這一段時間內，錢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層制體系的效率，使他對大型組織的運作有了切身的認識。

　　哈佛求學

　　二戰結束後，錢德勒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學術氛圍和治學傳統，鑄就了錢德勒獨特的學術品質和深厚的史學修養。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師從著名的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導下，錢德勒攻讀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也譯為塗爾乾)的著作，從而產生了對社會學的強烈興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論”和“結構功能理論”對他的影響最大，這為他後來運用社會學理論研究企業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他還參加了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建立的企業家歷史研究中心，成為一名年輕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尤其是“創新”理論，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天賦、家庭背景、經歷、名師等，鋪墊著錢德勒的學術道路。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他住在曾外祖父普爾的家中，普爾留下的許多當年鐵路建設的一手資料，促使錢德勒把博士論文的選題確定為普爾的傳記。於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為題材的論著《亨利-V-普爾：商業編輯、分析家和改革家》誕生了。錶面上看，這是一部人物傳記，實際上其內容則遠遠超出了人物傳記的範疇，是美國早期企業發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這部著作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爾傳記的寫作中，錢德勒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歷史歸納”和“比較研究”方法。歷史學本身離不開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本素養，他在這方面又得益於帕森斯和熊彼特。普爾當年絕不會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資料，成為後代子孫躋身學術殿堂的階梯。博士論文寫作是錢德勒治學的開始，在讀博期間，他還參與了《羅斯福書信集》的編輯工作。

　　麻省任教

　　1952年錢德勒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日子里，錢德勒的學術風格逐漸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爾的傳記外，他還幫助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小艾爾弗雷德-斯隆撰寫自傳—《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歲月》。

　　聲名鵲起

　　1962年，錢德勒出版了《戰略與結構：美國工商企業成長的若幹篇章》。這一巨著後來被人們稱為錢氏三部曲的第一部，從此他在學術界聲名鵲起。該書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車、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西爾斯公司為代表，論述了分部制管理結構的產生完善過程。當早期美國企業通過縱向一體化和橫向合併兩種戰略競爭市場份額時，集權的職能制結構得以逐步確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美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國門，實行海外擴張和多元化戰略，管理結構也隨之改變，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發明的分部制管理結構。

　　1963年，錢德勒轉到霍普金斯大學執教。在霍普金斯執教的日子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企業史研究工作，寫出了《鐵路：美國的第一個大企業》，並參與了《艾森豪威爾文集》的編輯。1971年，錢德勒被哈佛大學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負責該校的企業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錢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這部書通過引證大量原始資料，論證了美國企業誕生壯大過程中的關鍵變化—等級制管理團隊的出現和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兩權分離。在這種變化背後，支配這種變革的是企業對降低成本，進而提高競爭力的追求。錢德勒認為，在管理協調的效率大於市場協調的效率前提下，會導致企業管理層級制的產生。

　　從“進步運動”時期開始，美國人對大公司就充滿了警惕。在美國多數人眼裡，大公司的發家史滲透著罪惡。這種“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馬克思關於資本來到世上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一論斷。但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以翔實的資料和分析表明，美國的大企業，既不是惡棍式的強盜，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們僅僅是追求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公司的各種戰略和策略，不外是適應市場的狀況做出各種調整而已。當市場不穩定的時候，企業會傾向於縱向一體化和橫向聯合；當市場較穩定時，如果市場的效率提高，企業會傾向於剝離非核心業務。

　　老有所為

　　經過學術上的長期積累，1994年，錢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後一部—《規模與範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此時，錢德勒已經是一位近八十歲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視野擴展到了全球領域。經過詳細的考證，他論述了19世紀80年代到二戰結束這一段時期內，美、英、德三國企業興衰的原因，提出了“組織能力”的概念。他認為，組織能力是通過對生產、營銷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續投資來獲得的，只有企業獲得了強大的組織能力，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建立起強大的進入壁壘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來的進入壁壘。一旦企業獲得了這種組織能力，即使因為戰爭等原因而暫時失去市場，也會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市場占有率。這可以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和德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表現的巨大反差看出來。

　　著眼行業

　　從1993年開始，錢德勒將眼光放到了完成現代轉型後的四個高技術行業：消費電子工業、電腦工業、化學工業和製藥工業。在這項研究中，錢德勒以他一貫嚴謹的作風，詳細考證了這些行業在20世紀中期到21世紀初的發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現實意義。在高技術行業的研究中，錢德勒將他創立的“組織能力”概念進一步深化，強調基於三種知識類型—技術、功能和管理的組織能力。在錢德勒的語境中，現代企業的成功越來越多地依靠以技術和功能為基礎的“綜合學習能力”，這並非說管理變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結構和經理人地位確立後，管理不再是企業進行競爭的一個主要變數。在錢德勒看來，現當代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在於綜合學習能力的獲得和維持。獲得了學習能力，企業就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業時代：現代化學工業和製藥工業的非凡歷程》一書中，錢德勒為他的企業史研究做出了總結。他認為，縱觀三次產業革命，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首先，每一次產業革命的長期領先者都是遵循優勢戰略而獲得成功的，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大公司的大規模收購和剝離活動的內涵。其次，各個產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的成型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里，企業必須抓住機遇進行相關投資，形成並維持自身的綜合學習能力，構築進入壁壘，一旦錯過機遇，成功進入這個行業的機會就會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這四個高科技產業的專門研究時，錢德勒已經是87歲的耄耋老人了，然而，這位企業史專家並沒有因為年齡而放棄創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進行相關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的傳記時，不幸仙逝，享年90歲。

　　錢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討論美國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管理革命。在這部著作中，錢德勒明確表示，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就是“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市場依舊是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創造者，然而現代工商企業已接管了協調流經現有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產品流量的功能，以及為未來的生產和分配分派資金和人員的功能。由於獲得了原先為市場所執行的功能，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理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者集團。” 　　

　　錢德勒不僅明確提出了和“看不見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見的手”的論點，指明瞭“看得見的手”已經在企業中取代了“看不見的手”，同時還在該書前言中列舉了為什麼管理協調“有形的手”取代市場機制“無形的手”的八個論點。 　　

　　(1)當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機制的協調能帶來更大的生產力、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利潤時，現代多單位的工商企業就會取代傳統的小公司。 　　

　　(2)在一個企業內，把許多營業單位活動內部化所帶來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層級制以後才能實現。 　　

　　(3)現代工商企業是當經濟活動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即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的協調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圖時，才首次在歷史上出現的。 　　

　　(4)管理層級制一旦形成並有效地實現了它的協調功能後，層級制本身也就變成了持久性、權力和持續成長的源泉。 　　

　　(5)指導各級工作的支薪經理這一職業，變得越來越技術性和職業化。 　　

　　(6)當多單位工商企業在規模和經營多樣化方面發展到一定水平，其經理變得更加職業化時，企業的經營權就會和它的所有權分開。 　　

　　(7)在做出管理決策時，職業經理人員寧願選擇能促使公司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政策，而不貪圖眼前的最大利潤。 　　

　　(8)隨著大企業的成長和對主要經濟部門的支配，它們改變了這些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基本結構。 　　

　　在錢德勒看來，管理協調這隻“看得見的手”，相比市場協調這隻“看不見的手”而言，能夠帶來巨大的生產力和豐厚的利潤，能夠提高資本的競爭力，由此管理的變革會引發生產和消費的顯著提高。這也就是錢德勒所謂的“企業的管理革命”。 　　

　　《看得見的手》為錢德勒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註，在出版當年就獲得美國曆史學會的紐康門(Newcomen)學術獎和哥倫比亞大學班克羅夫 (Bancroft)美國曆史研究獎，後來還獲得了美國新聞圖書最高獎普利策(Pulitzer)獎。錢德勒也因此獲得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令人遺憾的是，據說由於瑞典皇家學院“很難確切定位錢德勒的地位”，使得他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但是錢德勒所提出的理論，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影響深遠。

　　1962年，錢德勒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戰略與結構：美國工業企業史的若幹篇章》。他以杜邦、通用等四家企業為主要案例，詳細考察了20世紀前期美國大企業從直線職能結構向多部門結構轉變的過程，並提出“結構跟隨戰略”的主題，即企業擴張戰略必須有相應的結構變化跟隨。由於這部名著，錢德勒被認為是戰略管理領域的奠基者之一；而戰略與結構的互動，也從此成為企業戰略研究中的永恆主題。

　　1977年，錢德勒的第二部主要著作《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問世，並於1978年贏得了普利策歷史獎。在這本書中，錢德勒把美國大企業的成長和這個過程的另一方面——職業經理在管理職能上對企業主的替代——綜合起來，定義為“管理革命”。這一管理革命的結果，就是“看得見的手”（現代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在許多方面代替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市場協調），成為現代工業經濟中重要的資源分配手段。

　　錢德勒當然不是否定市場經濟的整體作用，用他自己的話說，“必須強調，新型經理式企業並沒有取代市場，成為決定商品和服務提供的首要力量”；但是，“新型企業確實取代了市場，來協調從原材料生產經由若幹生產過程到銷售再到最終消費者的商品和服務流程，並將其一體化”。重要的是，他認為大規模管理組織對生產、營銷過程的協調和對企業主的替代，是生產率提高的源泉。

　　1990年，即錢德勒72歲那年，他發表了自己的第三部標誌性著作《規模與範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動力》。在這本書里，他的視野擴展到了世界舞臺。錢德勒從美、英、德三個主要工業強國各選取200家最大的工業企業，考察它們從1870年到1990年的動態發展。他證明，是工商企業——通過其組織能力的發展——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工業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個主題一反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後者把產出的增長源泉處理成生產要素或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但對錢德勒來說，使美國和德國超過英國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僅僅是物質資本投資率，也不只是政府、企業家個人品質或文化，而是支撐了“縱向一體化”大企業發展的專業管理和組織體系的發展。他所闡明的正是主流經濟學的盲區：組織創新是“技術”進步的組成部分，而對生產、分配和銷售中的管理系統和結構的投資是總資本形成的組成部分。

　　在大企業三部曲先後完成後，錢德勒於1993年結束了對個別公司的考察，開始把研究重心放在對高技術工業以及化學工業和製藥工業的演進歷程的總結性剖析上，當然，研究的路徑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仍然要從產業中重點企業的評述著手，是這些企業決定了國家中整個產業的命運。這一階段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05年問世的《塑造工業時代：現代化學工業和製藥工業的非凡歷程》。在以其熟練的編年史手法創作的這部著作中，錢德勒教授雄辯而完美地展示了他逐步深化的關於產業變革的中心思想。這個中心思想就是遵循某種認知路徑的企業綜合學習基礎。這種綜合學習基礎被解釋為進入某個特定商業利基市場時所需要的 動態組織知識和組織能力。關鍵之處在於，這樣的企業綜合學習基礎初步確定了一個產業組織學習的連續路徑，正是它們確立了一個產業演進的方向。

　　錢德勒終其一生，堅信現代大企業是國民財富最重要的創造者，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企業對大規模生產和分配的組織能力不僅提供了企業成長的動力源泉，而且在國際工業領導權的競爭中提供了導致國民經濟興起和衰落的增長動力，決定了企業和國家的興衰。

　　錢德勒也始終認為，大企業是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因為管理能力只能在這種條件下被鍛造出來。他曾評論說，在中央計劃經濟下，由於企業有關的決策只能由計劃機構做出，因而其組織能力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因此，從組織能力的角度看，大企業不可能由行政命令所拼湊。

　　同任何學者一樣，錢德勒的一些觀點也受到質疑和批評。例如，有人批評他把產生組織創新的原因全部歸結為技術；也有人質疑：“縱向一體化”大企業在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是否已經過時？還有論者批評他只關註高層管理，而忽視了勞工問題。這些意見各有其道理，但無人否認錢德勒的貢獻。

　　事實上，對錢德勒為人及其研究的爭議之少，在學術界是罕見的，因為他的成就是壓倒性的；只是因為他的研究，人們才對現代大型工業企業出現的原因及其演進動力有了一個系統的理解。他治史嚴謹，結論證據確鑿，為企業史乃至一般學術研究都樹立了標桿。　　

• 《李維坦：多國公司和新全球史》(合編)，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
• 《工業世紀的成型：現代化工業和製藥業的驚人故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
• 《發明電子世紀：消費電子品業和電腦業的史詩般故事》，自由出版社，2001
• 《由信息轉型的國家：信息如何把美國從殖民地時代轉變到當前時代》，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 《動態企業———技術、戰略、組織的作用和區域》(合編),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 《大企業與國家財富》(合編)，劍橋大學出版社，1997
• 《規模與範圍》，哈佛大學出版社，1994
• 《管理者的科層：現代工業企業興起的比較性透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0
• 《通用汽車公司的管理者的創新》(編)，阿諾出版社，1979
• 《杜邦和現代公司的造就》，哈潑與勞出版社，1971
• 《鐵路：美國的第一個大企業》，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5
• 《戰略與結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2
• 《普爾———編輯、分析家和改革家》，哈佛大學出版社，1956
• 《羅斯福書信集》(合編)，哈佛大學出版社，1951-54

　　其中有三部公認為經典的著作《看得見的手》、《戰略與結構》以及《規模與範圍》其中以《看得見的手》最為著名，這本書既獲得了歷史著作最高獎———班克洛夫特獎，同時也因此詳盡的調查式的描述，獲得了傳媒界的普利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