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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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

　　服務經濟是指服務經濟產值在GDP中的相對比重超過60%的一種經濟狀態，或者說，服務經濟是指服務經濟中的就業人數在整個國民經濟就業人數中的相對比重超過60%的一種經濟態勢。現代服務經濟產生於工業化高度發展的階段，是依托信息技術和現代管理理念而發展起來的，現代服務經濟的發達程度已經成為衡量區域現代化、國防化和競爭力的重要標誌之一，是區域經濟新的極具潛力的增長點。

　　服務經濟是近五十年來崛起的新的經濟形式，它在國民經濟構成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涵蓋了服務業乃至對外服務貿易的廣闊的市場經濟門類與形式。在國外，服務經濟已基本形成相對成熟的體系，並有其自身的運作方式。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服務經濟開始得到政府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併在國民經濟中逐漸加大其比重。它是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主要途徑，關係到未來經濟發展的走向與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經歷著一場結構性的變革，對於這一變革，美國經濟學家維克托·福克斯（Victor R. Fuchs）在1968年稱之為“服務經濟”。富克斯認為美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進入了服務經濟社會。富克斯的宣言預示著始於美國的服務經濟在全球範圍的來臨。伴隨信息革命和技術的飛速發展，服務經濟也隨之表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具體來看，服務經濟的範疇包括以企業為主發揮職能的社會服務：如物流、金融、郵政、電信、運輸、旅游、體育、商貿、餐飲、物業、信息、文化等行業服務，以及以政府事業單位等為主發揮職能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人口和計劃生育、社會保障。

　　（一）服務業產值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不斷攀升

　　 全球服務業呈現快速增長勢頭，服務業產值在各國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不斷攀升，逐漸成為許多發達國家的主導產業。美、英、法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基本超過70％以上。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要小得多，但也都超過了50％以上，並呈快速增長態勢。譬如，印度的軟體服務業以及信息服務業發展十分迅猛，正逐漸成為全球服務外包的主要目的國。

　　（二）服務業就業人數持續增加

　　佩蒂—克拉克定理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移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業就業比重就一直在穩步上升。

　　（三）服務貿易飛速發展

　　服務貿易的飛速發展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服務貿易加速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快於貨物貿易，從 1993－2002年，全球服務貿易進口總額從9531億美元增長到15455億美元，年增長率為5.5％；出口總額從9418億美元增長到15701億美元，年增長率為5.8％，均高於同期的貨物貿易增長速度；服務業正逐漸成為外國直接投資（FDI）的重點。以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國家為例，外國直接投資服務業的總額明顯高於投資製造業的總額，主要集中在零售、金融、商務服務和電信業中。全球商務流程外包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帶動了服務貿易在世界範圍內的快速發展。據預測，到2008年僅在全球電腦用戶電話服務中心領域，就將為印度提供110萬個就業崗位和價值210億至240億美元的服務收入。2015年，美國將有330萬白領工作崗位以及 1360億美元的工資轉移到海外，諸如俄羅斯、印度、中國和菲律賓等國。在今後20-30年間，整個國際貿易中，服務貿易的比重大約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預計到21世紀30年代，服務貿易將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對象和內容。

　　（一）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趨勢明顯

　　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趨勢體現為服務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知識、技術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逐漸占據服務業的主導地位。從產業的投入要素看，農業主要受自然資源要素約束，製造業主要受物質資本要素約束，傳統服務業主要受勞動力要素約束，而現代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具有整體上的高學歷、高職稱、高薪水特征，說明現代服務業主要受人力資本要素約束。西奧多·舒爾茨（1961年）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認為人力資本是凝結於勞動者身上，通過投資費用轉化而來，表現為勞動者技能和技巧的資本，具有同物質資本一樣的可積累性。盧卡斯（1998年）和羅默（1990年）的研究均表明，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積累。筆者認為，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從本質上看是人力資本逐步取代物質資本主導經濟增長的集中表現，這種升級受經濟發展、分工深化和技術進步的驅動。

　　經濟發展使人力資本對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作用日益凸現，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2004年在其“經濟增長性質的變革”一文中，高度評價了人力資本對現代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革命性的認識激發了人們對自身素質提高的渴望，驅動了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動機。無論從人們個體還是國家整體來看，都迫切感覺到投資於自身素質和國民素質以增強個人和國家的競爭力是一項十分緊迫和必要的任務。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貸款方針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隨著這一變革進行了相應調整，由早期主要投向基礎設施轉向人力資本投資領域。

　　分工深化帶動了對服務的中間需求，服務在商品生產體系內部展開，與商品生產、流通和消費有關的信息的搜集、處理、加工等需求帶動了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分工深化使企業的組織結構發生變革，從而導致管理和市場運作等與生產的信息處理有關的部門的逐漸強化和在專業分工基礎上的獨立化，推動了諸如研發、會計、咨詢等專業服務業的發展。

　　技術進步驅動了一些現代新興服務業如管理、咨詢、廣告服務的發展。這些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愈來愈以承載專業知識、專業技能或信息為己任，也就是說“服務”產品本身也在“知識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服務業通過運用不斷進步的信息技術使自身的生產率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即服務業的生產技術也在 “知識化”和“信息化”，如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等服務在全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現在成功的跨國零售服務企業基本都是採用連鎖經營，這種經營方式依托於互聯網和信息技術，實現了服務產品在全球範圍內的規模化經營，如沃爾瑪、家樂福都是全球連鎖經營的傑出代表。

　　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升級趨勢在發達國家尤為明顯。西方國家在經歷上個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現象的窘境後，利用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有研究表明，服務業內部結構呈現升級趨勢的國家，其國民經濟結構的穩定性也會得到增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服務化”實際是 “知識化”或“信息化”。在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國家中，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經營服務等服務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超過了1/3。

　　（二）服務業的全球競爭日益加劇

　　目前，隨著各國服務市場開放度不斷提高，服務業全球競爭的格局基本形成。其次，跨國服務企業的迅速崛起，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競爭。以發達國家跨國服務企業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為代表，如國際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家樂福，這些跨國零售巨頭的海外銷售額幾乎占到其全部銷售額的50％以上，其全球化可見一斑。另外金融業、商務服務業等領域也有諸多在全球範圍經營的傑出代表，這些領域也成為跨國服務企業的重點拓展領域。

　　隨著中國服務市場的全面開放，中國必將成為世界服務業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全球跨國服務性企業都將目標瞄準發展潛力巨大的中國服務業市場。2004年底，美國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UPS)承諾在2005年追加6億美元到中國的快遞業；2005年3月，荷蘭國際集團和德意志銀行入股北京銀行，分別持有該銀行20%和5%的股份；2005年3月19日，德勤會計事務所簽署協議收購中國本土最大會計事務所北京天健會計師事務所，並準備在未來4年裡投資1億美元；2005年4月6 日，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詢公司之一，畢博的董事長麥克吉瑞?羅德拜訪中國建設銀行，為進入中國金融業咨詢服務領域展開公關活動。

　　（三）全球製造業的逐步服務化

　　一方面，許多製造企業的專業服務呈外包趨勢，使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彼此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美國企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致力於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把企業的專業服務進行全球外包，這一成功的運作，極大地提高了美國產品和服務的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服務經濟中的製造業對服務的關註熱情也是空前高漲，諸如汽車、家電、電腦等許多製造商同服務企業一樣註重管理他們的服務，這些製造商已認識到進行全球競爭需要提供優質的服務。服務正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競爭手段和提供形成巨大競爭優勢的關鍵潛力。

　　從通用電氣、施樂、惠普、IBM到海爾，這些利潤大都來自產品銷售的企業正迅速轉變為服務提供商。通用電器公司打算通過服務來創造75％的利潤。IBM 從它為硬體業務所做的基本服務中得到了其收入的33％，包括電腦租賃、維修和軟體。目前太多的製造商正在迅速的卷入到服務當中，加入到基礎生產商品的服務越來越多，延期付款和租賃系統、培訓、服務合同、咨詢服務等，以通過新的服務領域來獲取競爭優勢。在製造業工作的65％和76％的員工也正在從事服務工作，如研發、維修、設計等。可見，當今領先的製造商都是在其傳統製造業務上通過增加服務從而獲取競爭優勢的，如果世界上的競爭模仿日益增加，那麼服務就是產生差異性的主要手段。服務經濟中的製造企業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服務並將它作為重要的競爭手段，製造業也會逐步服務化，服務成為當今全球經濟的主導要素。

　　當今世界幾乎所有高度發達的國家都已經成為“服務經濟體”，而中國的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換一個角度思考，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服務經濟的空間和潛力巨大，其中，生產性服務業被視為中國向服務經濟全面轉型的最佳突破領域。

　　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服務經濟轉型

　　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務業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大多已超過70%，發展中國家這兩大指標的平均水平為45%。也就是說，世界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發展中國家則正在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中國發展服務經濟是大勢所趨。

　　當前，全球經濟進入又一輪周期性調整，這預示著新一輪生產性服務發展契機的出現。歷史證明，經濟周期與生產性服務市場發展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始於2007年的次貸危機極有可能導致又一次經濟觸底，並帶來新的生產性服務市場發展機會。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正應該抓住這一契機。

　　中國發展服務經濟潛力巨大

　　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包含服務產出、服務業就業、服務消費、服務貿易、服務業投資五大主要經濟活動。對比發現，中國在服務經濟五大主導組成部分的指標都偏低。

　　2007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1%，略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服務業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為32.4%，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的服務消費水平也偏低。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28.1%，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以及同類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中國是商品貿易出口大國，但是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極不平衡，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僅為6.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9%的一半。過去20年，中國服務業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較少，僅為總量的20%?30%，遠低於製造業吸引的外資。

　　以上統計數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而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些數據同時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服務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發展服務經濟的預期收益

　　過去數年內中國服務業一直在快速發展，但傳統的製造業仍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量的勞動力還沒有從土地上釋放出來。發展服務經濟可以改變中國產業結構的落後現狀，改變三大產業的結構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增加城鎮勞動力就業，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降低能源消耗，減輕環境污染：中國製造業比重偏大，其能源消耗比例也大。能源消耗隨之帶來污染問題。相比而言，服務業資源消耗少，是節能產業。從世界平均水平來看，製造業能源消費強度比服務業高六倍之多。不僅如此，服務業環境污染小，是減排產業。據南京市統計局發佈的數據，南京市服務業每創造萬元人民幣增加值所造成的煙塵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僅為製造業的4.8% 和3.2%。服務業在減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優勢有助於實現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增加工作崗位，緩解就業難題：據統計，2003?2007年間中國城鎮新增崗位數有超過8成來自服務業。服務業歷來是大量吸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領域。2007年美國大學生有超過80%進入服務行業就業。在歐盟國家，2008年的畢業生有至少75%進入服務行業就業。中國的情況也類似。

　　帶動中國製造業結構升級和轉型：中國製造業的服務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國企業都是製造驅動而非服務驅動，以致企業普遍受到產品同質化、利潤率不斷下降和消費者需求日益嚴苛的挑戰。

　　向服務轉型有助於中國製造業企業應對上述挑戰。

　　首先，製造業企業發展基於產品的增值服務或以服務為導向的解決方案，可以增加產品難以複製的差異化優勢，全面提升客戶的體驗，從而擺脫單純的價格競爭，鞏固甚至增加產品的市場份額和開拓更廣、更持續的收入來源；其次，製造業企業利用在研發、供應鏈、銷售等價值鏈上的運營優勢發展專業服務能力，幫助客戶加強其運營和業務支持能力，從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若製造業企業進而將內部化的生產性服務剝離出來，成為獨立運營的第三方專業服務提供商，則有助於製造業的創新發展和結構升級，加速中國向服務經濟轉型。

　　中國政府積極引導服務經濟發展方向

　　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發展服務經濟的世界趨勢，並著手引導中國的服務經濟發展方向。2006年，中國政府即確定了中國服務業發展總體方向和基本思路。

　　進入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擴散蔓延，世界經濟急劇下降，國外需求大幅減弱。面對相對艱難的外部經濟環境，中國政府提出當前的經濟工作要圍繞“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保穩定” 這個大局，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城市政府目標指向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經濟的發展和服務經濟結構的形成，與城市化進程息息相關。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需求基礎，只有生產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當規模，產生對生產性服務和消費性服務強大的市場需求，才足以支撐服務行業的不斷專業化和迅速發展。基於這一相關性，中國政府提出，有條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具體到各級城市，政府部門可以分三個步驟引導和推進本地服務業的轉型和發展。

　　第一步：聚焦生產性服務業

　　什麼是生產性服務？顧名思義，生產性服務是與消費性服務相對的概念。從服務對象來講，它不是直接滿足最終消費需求，而是滿足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對服務的中間使用需求，還滿足包括政府消費、出口和資本形成等對服務的最終使用需求。從服務目標來講，生產性服務業是指為保持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的連續性，為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為提高生產效率提供保障服務的服務行業。

　　伴隨著整個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的升級，為生產者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後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活動，成為製造業的關鍵性投入，也是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動力。與製造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的利潤率和生產力更高，而且生產性服務占服務業全部產出的比重連續多年在不斷提高。例如，銀行業和信息傳輸業的平均利潤率超過10%，而製造業的利潤率卻低於4%。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已經改變了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和資源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而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經濟效率。

　　第二步：選擇重點服務行業

　　確定了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大方向之後，城市政府接下來應當考慮的問題是，基於本地獨特位勢，選擇2～3個重點行業，針對性地制定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切忌“一窩蜂”和“原樣照搬”的想法和做法。決策部門首先要對本地位勢有客觀中立的認識。

　　城市的總體位勢包括人才狀況、產業基礎、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和城市環境等衡量因素。在這五大影響因素中，前三者對城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起著決定性作用 。

　　一個城市的總體位勢優越，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服務業的發展潛力也越大。城市的總體位勢是政府決策部門制定服務發展戰略的根本出發點。不同類型的城市在具體應用時側重點略有不同。對於總體位勢較優的城市，它們的行業選擇範圍相對較大。當地政府需要仔細甄別唯我獨有的優勢，以便制定差異化的服務戰略，有效推動城市經濟向服務轉型。對於總體位勢欠佳的城市，它們發展服務業起點相對較低，當地政府要加強戰略引導，同時敦促城市各機構共同提升某一位勢，如註重人才培養，從而增添發展某類服務業的信心和後勁。對於總體位勢明顯優越，服務業超前發展的城市，當地政府在制定服務發展戰略時則需著眼未來，通過創新的鼓勵政策和激勵措施推動服務業的產業升級和長遠可持續發展。

　　選擇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時，城市還應當考慮到所處城市群的產業集群效應。現代的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它與周邊的城市組成高密度、關聯緊密的城市群體，群內的人力資源聚集度和產業聚焦度相當高。在這樣的城市群內，由眾多企業個體組成的產業集群可以產生外部經濟效應、交易成本的節約、協同效應以及學習和創新的效應等集群效應。從產業集群的視角選擇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可以幫助城市充分發揮集群效應，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並提升產業的競爭力，進而促進整個城市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的總體位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能否吸引潛在服務業投資，而這是擺在城市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戰之一。如何吸引真正適合城市服務經濟發展需要的投資？先發制人的城市政府會首先確定所在區域的產業集群優勢，然後圍繞這一集群優勢提升總體位勢。同時，城市政府需要改變思維定勢，不再固守已有的集群優勢，而是通過改進教育環境、人才發展，加大技術研發投入等方式來擴大和拓展原有的集群優勢，以吸引新的投資者。

　　第三步：彌補差距，構建長期競爭優勢

　　如前文所述，中國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不高，而且，各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很不均衡。經過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城市普遍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差距。這些差距阻礙了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1.結構性人才短缺。雖然是人口大國，中國的結構性人才短缺問題相當突出，缺乏複合型中高端人才(既懂技術又精通外語、管理的全方位人才)和適用性技術人才(例如編程熟練的基礎程式員)；服務業教育和培訓力度不夠，缺乏財政、稅收、信貸等手段支持。據國家發改委統計，中國近50%的高端服務行業職位招不到足夠、合適的人才。與此同時，2008年中國近150萬大學畢業生不能實現就業，大學生的失業率超過12%，是登記失業率的3倍左右。如果接受適當的就業培訓，這些大學生就有可能填補這些服務行業的職位空缺。

　　2.指導和鼓勵政策缺乏。各級政府對服務業發展的規律認識不足，缺乏相關配套政策或措施，現有政策針對性不強、可行性不夠；政府繼續 “偏愛”製造業，以致製造業企業為了享受更大政策優惠而不願將內部化的生產性服務剝離出來，比如生產物流；已有的針對服務業的優惠政策門檻過高，中小服務業企業在市場準入、信用擔保、金融服務、人才培養等方面獲得的政府扶持不夠，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3.基礎設施不完善。大多數城市缺乏完善的IT基礎設施和配套的應用平臺，不能完全滿足(中小)服務企業開展業務的需要。北京的寬頻覆蓋率為55%，遠遠低於倫敦、紐約和東京的平均覆蓋率80%，中國其他二、三線城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4.政府公共服務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差，供給效率低下。中國城市的人均政府財政支出普遍較低，政府對公共服務領域的資源投入不足；行政審批項目和環節過多，工作較率低；政府職能部門分散、數據和流程管理孤立，缺乏協作；政府部門沒有充分使用先進的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務。例如，上海企業的平均清關時間為8.7天，而南韓為5.3天，比中國快1/3。

　　5.生態協作系統不健全：全民缺乏先進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理念。消費者及客戶尚未完全認可第三方服務的價值；服務的標準化、規範化與誠信度不足；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及市民之間有待建立良性可持續的協作關係。

　　6.城市環境缺乏吸引力。許多城市在商業環境(如商務基礎設施、企業文化與制度等)、社會環境(社會秩序、社會保障、城鄉協調等)或生活環境(如居住、教育、保健和生態等)存在某種欠缺，降低了吸引資金和人才能力。

　　推進服務經濟發展

　　發展服務經濟的新趨勢，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應當從戰略的高度認識生產性服務的發展規律，充分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培育、規範和監管功能，從體制與政策、人才發展、基礎設施改進、公共服務轉型、友好環境創建、生態協作系統等六個方面採取行動，引導市場主體、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各利益相關者協同有序地推進城市服務經濟的轉型和發展。

　　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步伐有所減緩，但中國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戰略並未動搖，相反，經濟放緩給中國政府和企業一個深挖潛力、追趕先進的機會。中國各級政府在服務經濟的轉型及發展進程中起著關鍵的引導和協調作用。城市政府需要首先制定差異化的服務經濟發展戰略，然後構建並完善城市的服務經濟體系，引導各個利益相關者協同有序地共同推進城市服務經濟的轉型，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