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熊彼特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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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熊彼特理論(Neo-Schumpeterian Theory)

　　新熊彼特理論是以最近20多年來熊彼特創新理論、演化經濟學、複雜性科學、系統理論等為基礎而迅速發展起來的跨學科理論體系。該理論突出量變到質變、動態非均衡、產業經濟分析，對產業、金融、公共部門及相互關係和作用的研究構成理論的基本框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和價格機制在一組限制條件下研究資源配置效率的視角相反，新熊彼特理論的視角是有限理性、創新機制、突破原有條件限制。新熊彼特發展通道描繪了創新和不確定狀態下發展存在的問題和政府在發展過程中的責任，因而該理論對我國實施產業規劃和政策導向、高新企業孵化導向等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熊彼特的創新是指“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創新由企業家推動，產品、工藝、市場、原料、組織等創新活動強有力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發展，創新引致的“創造性毀滅”導致了資本主義向新社會的轉變。在熊彼特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熊彼特理論，其研究範圍不僅涉及到經濟系統微觀層面的企業和企業家，而且涉及到中觀的產業層面、巨集觀的貨幣層面和公共層面。這一理論體系的主題是，各種創新成果的運用是怎樣推動經濟系統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巨集觀的根本性質變。

　　1、第一個淵源是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eter)的巨大理論遺產。熊彼特是強調創新重要作用的第一批最著名的理論家之一。他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不僅描述了由於新事物的出現所導致的經濟發展，而且用相當大的篇幅描繪了企業家在創新和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他後來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中，與時俱進，通過考察大工業企業研發部門的作用，認為創新變成了常規性業務，從而更新了他關於企業家引致發展的思想。

　　2、新熊彼特理論的第二個淵源是演化經濟學。演化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是關於發生在不同歷史時代的經濟系統的動態發展，因而要考慮路徑依賴和不可逆性。演化經濟學的主要支點是由創造、選擇和保留驅動新事物的出現和擴散。演化理論涉及的關鍵力量或者是生物的，或者是文化的進化。演化過程的結果，取決於包含著全部新事物產生的現實過程的不確定性。在演化經濟學中，經濟角色的學習和認知占據中心地位。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角色在不確定性和永遠變化著的環境中努力學習和搜尋，知識積累的本質具有路徑依賴特征。角色的異質性是新事物的一個重要來源，創新被當作由許多不同角色集體激勵的過程。

　　3、新熊彼特理論的第三個淵源是複雜性科學。社會經濟系統是典型的複雜性系統。過去20年，複雜性科學發展了描述和分析複雜性系統的工具，這些工具日益被應用於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新熊彼特理論是一個完美的運用複雜性方法的範例。在複雜性科學中，簡單系統以極少的相互作用和反饋為特征，而複雜系統展現了各部分之間緊密聯繫和經常性的相互作用，這些作用與正反饋和負反饋相結合;簡單系統是集中決策和掌權者決策，複雜系統擁有強有力的分散決策結構;簡單系統可以分解，複雜系統不能分解，即忽視一個細小的部分，對複雜系統的理解會就出現一個劇烈的後果;簡單系統行為能夠被預測，複雜系統行為由於其相互作用和反饋引發的非線性而不能被預測。複雜系統的以上各種特征在新熊彼特理論中隨時都能被髮現。複雜系統行為的不可預見性—創新可以說是不確定性的結果，使人們能夠運用複雜性方法來建立、分析和理解新熊彼特理論。

　　最後，系統理論的描述方法是新熊彼特理論的又一個靈感來源。在這裡，學習和競爭被看作是一個相互作用和集體激勵的過程。除了基於公司的經濟角色外，諸如大學、其他公共研究實驗室、制度框架、政府結構等角色成為發生在國家、部門、地區和公司的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決定因素。

　　與新古典學派的總量分析、均衡分析、巨集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分析不同，新熊彼特理論強調量變到質變的分析，強調動態的非均衡分析，強調介於巨集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的產業經濟分析。在經濟系統的中觀(產業)層次上，經常能夠觀察到對整個經濟系統具有決定意義的結構質變的發生。

　　為了理解中觀層次上驅動發展的過程，新熊彼特理論特別強調微觀層面上的知識、創新和企業家。創新被看作推動經濟運動的主要力量。創新是熊彼特方法優先的核心原則。創新競爭代替了作為利益協調機制的價格競爭的地位。在這裡，價格機制仍然是有意義的，但作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它並不象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那樣處於中心地位。價格調節的基礎是有限資源，創新則要剋服原有的資源限制，建立一組新條件。在一定的資源限制下，任何一個經濟系統不能僅有量的擴張。只有創新，建立一組新的條件，才能帶來發展，才能帶來經濟系統的質的改變。

　　與創新具有不可分割聯繫的，是現實的不確定性將會對分析產生重要影響。系統變化的多種可能性的存在，使其中某種可能性確定變為現實而不再作為假設，取而代之的是這組可能性本身服從於意想不到的變化。由於創新和不確定性之間的這種本質聯繫，包含“潛在的出乎意料事件”的更加複雜的行為模型變得重要了。因此，聚焦於創新和不確定性是新熊彼特理論最為突出的標誌。基於創新和不確定性，新熊彼特學派的絕大多數學者研究一個經濟體微觀層面的創新和學習行為、中觀層面的創新驅動產業變化、巨集觀層面的創新決定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

　　從一般的觀點看，社會經濟系統的未來發展動力，包括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社會創新的廣泛意義上的創新，被作為新熊彼特理論的標準化原則。代替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一組限制條件範圍內的資源分配和效率分析，新熊彼特理論聚焦於擺脫和剋服限制經濟發展範圍的條件和結果，從而更加關註社會經濟系統的全方位開放和不確定性發展。

　　絕大多數自認為是新熊彼特派的學者，大體上都會認同該理論三個構成要素的規範性特征:(1)質變影響經濟的各個層面。不僅必須考慮結構性變化，而且要考慮擺脫現存條件下阻礙發展的限制。(2)質變不是隨時連續不斷地出現，而是正常發展時期的均衡和根本性變化時期均衡不時被打破的相互交替。(3)質變過程表現了很強的非線性和正反饋效應，由此導致了新的模式形成和其他自然發生的結構形式，即它們並非是完全不穩定的。雖然在本質上，創新成功是以很強的不確定性為特征的。

　　顯然，這些構成要素是一個有機的組合:模式形成是經濟活動的有序機制，這或許包含了根據希克斯的市場出清的均衡解決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這些均衡在本質上是短暫的。從新熊彼特觀點考察，模式形成與經濟行動的暫時一致性相吻合。換句話說，正在出現的模式屬於哈耶克(Hayek)的自然秩序和一致性。而且，這些模式的形成過程本質上包括源自正反饋效應的動力，它開闢了劇烈而又根本變化的可能性。這種動態和非連續的結合導致了不時被打破的均衡和質變。

　　質變不僅在產業層面上表現非常明顯，而且在經濟的各層面、各領域都在發生著。所以，新熊彼特理論探討的轉變過程包括產業的、貨幣的、公共的領域。

　　從上述新熊彼特理論的特征可以看到，這種探討對經濟動態發展過程中的理解能夠作出許多貢獻。如果註意到經濟領域的現實，則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說，不運用新熊彼特理論的觀點，經濟發展的複雜現象就是模糊不清的。因為，對於這些複雜現象探討，是其他經濟學派難以進行的，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遵循它的理性經濟人和價格機制在一組限制條件內研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這正好與新熊彼特理論的有限理性、創新機制、突破原有條件限制的視角相反。運用這種新視角，新熊彼特學派深入探討了經濟的動態發展過程，搭建了自己的基本理論框架。

　　(一)整體架構

　　無論如何，在現階段，新熊彼特理論探討仍然還沒有提供一個成熟和完善的發展理論。在最近幾十年的絕大多數研究中，它首先集中在現實經濟領域。技術創新推動產業進步和經濟增長顯然是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源泉。然而，技術創新並不是唯一源泉，產業發展也不可能發生在真空中。發展與貨幣領域和公共部門相伴，並受到它們的影響，也利用它們的影響。關於新熊彼特理論發展的階段，公認的是還沒有達到高度成熟。因為，新熊彼特學派的目的在於，探討公共部門、金融市場、產業部門在共同創新基礎上的整個經濟系統的發展。換句話說，對於一個綜合的經濟發展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不同經濟領域之間的共同作用。

　　新熊彼特理論由三大支柱構成:一是經濟的物質方面;二是經濟的貨幣方面;三是公共部門。經濟發展在這三方面以共同演進方式、推進方式、阻礙方式甚至排斥方式發生。為了理解至關重要的共同演化關係，新熊彼特理論明確了三大支柱的托架，即它們的目標都指向未來，而未來具有不確定性。三大支柱之間的關係以一個非決定性的方式推動或者阻礙整個經濟系統的發展。例如，只考慮到金融部門，可能會誇大實際部門的發展，導致危險的“泡沫效應”，引起整個經濟的失敗;或者考慮到公共部門不能應對全面的經濟發展時，基礎設施、教育等的滯後可能會成為經濟系統發展的“瓶頸”。創新即新事物的採用包括全部領域，它不僅覆蓋科學和技術創新，而且也包括全部的制度、組織、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創新。除了目標導向的創新外，過程導向的創新也要考慮到。因為，兩者在時間上同時發生，且經濟發展具有共同演化的本質。考慮到這點來理解創新，可以將新熊彼特理論定義為:新熊彼特理論是關於由各個方面和各種形式的創新成果的運用及共同演化所驅動的動態過程而引起經濟系統根本質變的一種理論學說。這一定義包含了“質變”、“不時被打破的均衡”、“模式形成”三大基本特征。其整體理論框架見圖1。

　　(二)新熊彼特理論視野中的產業發展

　　新熊彼特理論的關鍵點是經濟系統在微觀層面、中觀層面和巨集觀層面的質的根本轉變。雖然轉變在巨集觀層面上是很明顯的，但在這個層面上難以分析和理解。不過，這些質變的根源能夠在中觀層面的產業動態上被髮現。產業的動態潛在力量是在微觀經濟層面由新事物的創造和企業家決策所推動的。在經濟發展史上，新產業反覆出現，驅逐了原有產業，至少明顯地改變了它們的相對比重。新產業的出現由創新驅動，由企業家的行動推進。

　　當前產業世界已經出現的結構和組織的最劇烈的轉變，是由日益增加的知識的重要性所引起的，特別是與生產活動相關的科學知識和一個與日俱增的商業國際化的結合。以醫葯產業為例，在分子生物學方面的技術範例已經通過大量的併購，導致了早先的領頭企業的消失，因而增大了小的技術導向新生物企業與已經很成熟的大醫葯公司之間的技術聯盟，最終引起了產業結構的劇烈改變。近年來，知識密集化和全球化廣泛地成為產業和產業經濟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此外，經濟系統構成部門的劇烈質變，相關的競爭和制度的確立，導致了追趕和跳躍式的過程，影響著國家之間的競爭和地區之間的競爭。在以生物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產業，由於潛在知識基礎的高度複雜性，競爭不再在單個公司之間發生，而是經常在角色網路之間發生。在這裡，新知識被集體創造和傳播。最重要的是，公司經常不再僅僅在價格領域進行競爭，創新競爭已經起到了支配作用。

　　競爭與合作同時指導著經濟角色的決策。正在進行的全球化迫使傳統製造業公司變得更大。它們或者通過自己增大，或者通過國內、國際併購增大。同時，它們還被競爭迫使或吸引創新。為了應對複雜的創新過程所帶來的壓力，它們被迫尋找與小企業、新企業、技術密集型企業進行合作。在知識密集型產業中，可以經常觀察到小企業對技術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重要貢獻。發生在微觀層面的創新潛在地影響著部門構成。開發新的思想吸引著企業家的能力。企業家與金融和科技網路具有良好的聯繫，科技、金融和企業家的結合最終導致新事物的廣泛而又快速地出現和新產業的傳播。

　　知識的產生和擴散過程源自於創新。但對一般性知識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特殊作用的知識進行明確的區分，在新熊彼特理論中是完全必要的。在這裡，新古典經濟學簡單地將知識作為一個不付費的公共產品已經不夠了。新熊彼特理論強調知識的地方性和複雜性特征。集中於新知識的產生和擴散，從知識動力的觀點看，劇烈的非線性過程進入了新熊彼特理論體系，決定著經濟部門的發展動力和部門構成。

　　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國家之間存在的制度框架的不同，極大地增加了經濟系統分析的複雜性。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呈現出突變性質和非線性特征。例如，成為經濟現實部分的不平衡增長過程、追趕、交互躍進等，均屬新熊彼特理論的重要內容。

　　(三)新熊彼特理論中的金融作用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給出了金融部門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第一個啟示。在他看來，除了創造性的企業家，承擔風險的銀行家是第二個最重要的經濟動力。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和銀行家的確應當被看作是共生關係:企業家為銀行家開闢投資獲利的可能性，銀行家為企業家承擔可能的風險。新熊彼特學派戴尼斯·羅伯特森(Denis Robertson)在《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1926)中強調了各種現實理論中的貨幣因素。在他看來，貨幣制度不僅是簡單地反映現實力量，而且它對現實力量具有加強和削弱作用。

　　新熊彼特理論突出了實際部門和貨幣部門的共生和共同演化關係。排除銀行家和銀行系統，是不足以反映當代經濟的多樣性發展。除銀行外，股市對努力獲得資本的公司起到了明顯作用。自18世紀末期以來，新的產業界對金融風險資本的需要量明顯加速了股市的擴張。銀行和股市的混合只是在私人普通股和風險資本公司出現後才得以擴展的。從根本上說，由於強烈地感覺到知識經濟增加的技術經濟機會與科學和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導致風險資本作為一種金融和技術知識的混合物，集中服務於為具有創新風險的開發公司獲取資本。

　　這樣的發展顯然是新熊彼特理論關於金融部門伴隨實際部門的增長而增長，並促進實際部門發展思想的實踐基礎。在新熊彼特理論看來，金融部門不能脫離實際部門單方面盲目擴張自己，由此應當對金融部門的發展進行未來導向，這種導向的必要性來自於創新過程的不確定性和實際部門企業家的長期目標。這是因為:第一，潛在的技術突破的短期信號可能在金融領域被誤解，引起預期的正反饋。這可能導致金融市場上的“泡沫效應”，最後造成實際部門的崩潰。第二，為了降低不確定性，金融市場的角色被引導縮短他們的決策時間。如強制性的季度報告的採用或許可以提升控制的可能性，但同時卻劇烈地破壞了實際部門的公司一方長期承擔創新責任的可能性。

　　新熊彼特理論的未來目標使它有必要重新思考貨幣政策和中央銀行的作用。在貨幣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中，這種作用被定義為穩定消費品價格或者低通脹率。反對通貨膨脹的主要工具被看作是規範貨幣和流動性供給，固定短期利率。在新熊彼特理論中，這些工具仍然是重要的，不同的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一方面，貨幣和流動性供給的更高目標不是單純的穩定物價，而是培育新熊彼特創新動力，這個創新動力是現代增長和發展的主要源泉和基礎。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必須持續地考慮一個經濟系統的實際部門和金融領域的共生關係。例如，一個廉價流動性的政策，初始目的是引導和加速經濟增長，或許很容易將一個常規的新熊彼特過程轉變成為一個極活躍的動態。由於這個趨勢造成了金融方面及財產和能源市場上的爆炸性“泡沫”，巨大的投機資金進入市場，試圖最大化短期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從新熊彼特的視角看，中央銀行有一個觀察和控制這種通貨膨脹趨勢的任務。對於現代經濟來說，這種趨勢比過去消費者價格膨脹趨勢顯得更加重要。對此，可用Amendola和Gaffard(2005)的話進行小結:中央銀行面臨的具有創新和增長變化過程的真正問題是，應對金融限制對實際限制的影響——這些限制決定著經濟演化，從而最終決定著通貨膨脹的發生——而不是它們的價格穩定責任的信用問題。

　　(四)新熊彼特理論中的公共部門

　　公共部門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能夠從伴隨每一種創新的不確定性的持續性和不可避免性中得到解釋。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概念暗含著創新是一把雙刃劍的思想:在每種創新過程中，都發現了勝利者和失敗者。但要預先知道誰是創新博弈中的贏家和輸家是不可能的。據此，創新過程的不確定性給各經濟角色投下了“無知之幕”。從這個意義上講，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的思想可轉化為新熊彼特理論的內容。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能夠同意“社會契約”，以應對創新過程的獨特性和無法確切估量的後果。這個社會契約須由國家權威制定和執行。”在新熊彼特理論中，有足夠的適用於公司角色的社會契約，規定對不確定性創新活動的支持和創新成功情況下的社會責任。

　　新熊彼特理論中的公共經濟理論，除了指導偏離和設計各種公共活動(包括公共支出與公共收入)外，還包括激活經濟發展潛力。在這個意義上，全部的公共干預都應仔細審查，看是否支持或阻礙經濟發展潛力的激活，據此，引導公共活動的未來目標。兩種類型的失敗使這一目標陷入危險:一是早期拋棄很有前景的機會的危險;二是在耗竭的軌道上逗留太久的危險。這兩種情形都會使未來發展的資源被浪費，需要政策干預。為什麼經濟和經濟角色趨向於這樣的失敗呢?潛在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這些原因經常來源於不確定性，潛藏於經濟過程和新事物的複雜性本質。

　　新熊彼特規範性政策任務的一個例子是消費者決策的“優先欲望”選擇，或許因為消費者會過低地估計他們在教育等方面的新消費活動，造成社會對一些相關的重要活動如研發等投入過低。這就需要公共部門提高經濟角色對相關新商品和活動的益處的知識，支持消費者消費和使用，從而引導生產，發展新產業。第二個例子是，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是“創造性毀滅”過程。這經常與勞動者素質過時密切聯繫在一起，從而會引起勞動力市場上劇烈的誤配失業問題——新素質的勞動力不能被充分獲得，素質過時的勞動力則大量存在。從新熊彼特視角看，勞動力市場的這種誤配，不僅需要公共部門勞動政策的管理設計，而且需要公共部門積極的未來導向和知識基礎設計。新熊彼特規範性政策任務的第三個例子源自於相互作用領域，尤其是應對國際政策協調日益增加的需要，新出現的經濟領域挑戰國際和超國家的政策協調。一方面，由於增長的市場和全球化，規模經濟成為國家政策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國際競爭強有力地依靠專業化和分工:大經濟區域的創造性潛能需要開發異質性的區域稟賦予以滿足。因此，對於發生在經濟領域的區域層面的專業化分工過程，政府應當制定和執行支持性的政策。

　　聚焦於創新驅動質變的新熊彼特發展理論，需要提供分析包括產業動力、金融市場和公共部門三大支柱的理論概念。創新和作為它的一個結果的不確定性，是每一支柱普遍存在的現象特征，它們之間也是內在關聯的。只有當三大支柱共同演化被納入考慮時，一種對發展過程理解的升華才是可以預期的。這可以用圖2所示的新熊彼特發展通道概念予以解釋。”

　　從新熊彼特理論的視角看，社會經濟系統的多樣性發展只存在一個狹窄通道，新熊彼特發展發生在兩個極端之間的狹窄通道上。一個極端是未受控制的增長和爆炸性“泡沫”。另一極端是靜止，即零增長和停滯。新熊彼特理論意義上的經濟政策被假定為保持系統在一個“向上潛力”狀態。為此，要進行“過熱保護”(即防止巨集觀層面的“泡沫”爆發和微觀層面的爆炸性增長)和“底層保護”(即防止巨集觀層面的停滯和微觀層面的破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段時期，日本和德國很好地恢復了經濟，而美國地位日益受到削弱。但數十年後，整個情況發生了變化，即日本和德國都從新熊彼特發展通道中掉了下來，而美國重新回到了通道內。這是什麼原因呢?

　　二戰後，日本和德國特殊的制度安排和組織形式並不是簡單地複製早先成功的美國體系，而是代之以被證明是更加優越的形式。特別要強調的是，日本和德國為了產業部門的恢復和最終趕超而設計的金融部門的意義。兩國的產業和銀行間的長期關係特征與美國金融和產業的短期關係特征正好相反。在技術環境比較穩定時期，長期的責任關係極有利於大產業的經濟發展。與此相應的是，勞動力市場及其制度導向一種長期關係。這與美國的有利於生產效率提高的雇佣政策形成對比。

　　但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德國體系不能應對來自於信息和通信技術革命的挑戰。它的制度和組織設計被證明太僵硬，它的經濟趨於圖2中的停滯部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出現停滯，進入了零增長的10年。主要原因是金融部門過熱，導致了投機“泡沫”，“泡沫”破滅後又影響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美國模式被作為活力和企業家的典型，再一次將美國經濟推入“新熊彼特通道”的新增長時期。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技術密集型公司的高創造率與大量私人金融、研發企業的興起相結合，導致了世界領先技術的成群出現，如著名的矽谷和“128”公路。所以，美國9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以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為特征。值得註意的是，經過10多年的高增長之後，美國一系列缺乏監管的金融衍生品創新，嚴重脫離實際部門的增長狀況，明顯違背了新熊彼特理論的基本思想。過熱的金融“泡沫”導致了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又使美國經濟滑出“新熊彼特發展通道”，並累及世界其他經濟體，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體制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我國經濟經歷了長達3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大大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使國民經濟系統發生了根本性質變。但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發展過程中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愈來愈大，與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金融磨擦逐步加劇，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投資限制和貿易限制升級，一段時間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已經顯現。以上種種情況，使我國經濟發展存在巨集觀層面的爆炸性“泡沫”和微觀層面的爆炸性增長的風險。如果過度調控，則又存在巨集觀層面停滯和微觀層面破產的風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將跌出“新熊彼特發展通道”。保障我國經濟能夠在狹窄的“新熊彼特發展通道”內健康運行，考驗著巨集觀決策者們的智慧。新熊彼特理論給我們提供了幾點重要啟示。

　　(一)產業規劃和政策導向

　　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其動態過程對巨集觀層面的隨機變化起著決定性影響。如果任由房地產業畸形擴張，其“泡沫”的正反饋效應必將使迅速吹脹的“泡沫”爆炸，巨大的產業關聯效應將帶來產業鏈條上眾多企業破產，大量失業出現，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同時銳減，經濟衰退。另外，如果僅從巨集觀層面採取緊縮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僅限制了房地產等“泡沫”產業的發展，而且也抑制了“瓶頸”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因此，在進行產業規劃，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和“瓶頸”產業的發展規劃時，應從產業層面上將國民經濟系統劃分為逐步淘汰產業、限制增長產業、正常發展產業、重點發展產業，並對不同類型的產業實施差別政策。如對需要發展的產業特別是重點發展產業，給予財政、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扶持，對逐步淘汰產業和限制增長產業進行抑制。這是當前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將經濟保持在狹窄的“新熊彼特發展通道”內，並朝“向上潛力”持續移動的關鍵環節。

　　(二)高新技術企業孵化器導向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由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活動推進的。創新企業面臨技術、市場、生產等一系列不確定性風險。為提高創新企業的成活率和促進創新企業健康發展，許多國家採用了科技企業孵化器形式，在物業、商務、投融資、技術、管理等方面，為在孵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從1987年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武漢東湖新技術創業者服務中心誕生之日起，經20餘年，已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企業孵化器大國，走過了一條引進、複製、學習、創新的發展道路。科技企業孵化器已經成為我國培育科技企業和企業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載體，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目前我國仍然存在著科技企業孵化器的政策支撐體系很不健全、相當部分孵化器只註重房地產開發和租賃經營而迷失目標、在孵企業疏於孵化、畢業標準模糊、管理機制和經營機制尚待完善等一系列問題。為此，需要在整體規模推進、突出科技創新目標定位、強化資金技術服務、服務組織體系網路化、完善經營管理運行機制、提高孵化質量上有新的突破，打造國際一流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群。

　　(三)創業板市場導向

　　創新企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給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投下“無知之幕”，因而對中小科技創新企業的投融資貸款裹足不前。由於沒有可靠的融資渠道，嚴重製約了科學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據統計，我國發明專利的商品化和產業化率只有10%左右，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國外解決中小型科技創新企業融資的主要成功模式是創業板市場或二板市場。在美國有著名的NASDAQ市場，該市場上的IT產業上市公司只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6.26%，但對市場增長的貢獻高達60.06%。該市場總市值的80%以上集中在科技公司，市場指數增長的75%由科技股帶動。我國在1998年提出儘早設立創業板市場，但由於諸種原因，我國創業板市場遲遲未能設立。2004年5月27日，我國在深交所正式啟動了中小企業板。但中小企業板幾乎是按主板市場要求設立，進入門檻高，上市條件嚴格，與主板市場同樣的監管系統和組織系統，監管標準也無多大差別。可見，中小企業遠遠不能起到NASDAQ市場的那種重要作用。為了促進我國高科技企業和產業發展，運用創新成果推動巨集觀經濟系統的質變，應儘快設立二板(創業板)市場，分擔投資風險，廣泛拓展中小型科技企業融資渠道，大幅度提高科技發明專利的產業化。

　　(四)公共部門保障

　　從新熊彼特理論的視角看，創新企業的不確定性會引起這樣或那樣的風險;由創新推動的產業質變，將使員工的知識陳舊而引發下崗，這就需要大量具備新產業素質的員工進入;創新需要大量科學技術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投入;創新需要培育國際科技競爭力;創新需要發揮各區域資源稟賦優勢來形成區域專業化格局等。企業和市場都不會自動去解決這些問題，但它們對於像我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的趕超和跨越卻至關重要，需要由公共部門著力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