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區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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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聯動是打破園區、校區、城區之間的界限，合理配置區域內各種資源，有效提升區域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途徑。

　　“三區聯動”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概念，目前在理論上尚處於探索階段。由於體制差異，國外並無成熟經驗可資借鑒，需要在適合我國國情的實踐中不斷加以總結完善。筆者認為，“三區聯動”理論研究應該是科技園理論與區域創新理論的結合。

　　1.科技園理論

　　1951年以斯坦福大學為依托成立的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 Research Park)(即現在的矽谷Silicon Valley)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園。由於科技園集中了智力、信息、知識和高技術，並通過產業化、網路化、市場化和國際化解決了高技術產業的資金、技術、市場和風險等問題，科技園日益成為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搖籃。斯坦福研究園的成功經驗吸引了世界各國紛紛效仿，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日本的築波科技城、英國的劍橋科學園、臺灣新竹科技園和印度班加羅爾科技園都是隨後建立的比較成功的科技園。通過文獻檢索可以發現，國內外對於科技園的理論研究基於不同的視角。

　　(1)增長極理論

　　增長極(Growth Pole)最早是由法國經濟學家佛朗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於1955年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的論文“經濟空問:理論與應用”中提出。後來代維爾(J.B.Boudeville)、弗里奇曼(John Frishman)，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赫希曼在不同程度上豐富和發展了該理論。

　　增長極理論認為，主導產業部門和有創新能力的行業集中於一些大城市或地區，以較快的速度優先得到發展，形成“增長極”。這些作為“增長極”的推進型產業，通過其吸引力及擴散力不斷地增大自身規模，並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增長極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由抽象的經濟空問拓展到地理空問，表明經濟空問既存在功能極化，也存在地域極化。

　　(2)產業集聚理論

　　傳統的產業集聚理論以馬歇爾的產業區理論和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為代表。

　　馬歇爾(Alfred Marshell)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在1890年出版的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中，馬歇爾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馬歇爾對集群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它發現了產生集聚的“產業空氣”協同創新的環境。韋伯(Alfred Weber)是近代工業區位理論的創始人，在1909年出版的《工業區位論》中，韋伯最早提出了系統的產業區位理論。他從微觀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探討了形成產業集聚的因素。韋伯的另一大貢獻是對產業集聚做了定量分析。

　　現代產業集聚理論以別卡提尼(Becattini)的新產業區理論、戴尼斯和威廉姆森的企業網路理論、邁克爾·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集群理論為代表。

　　(3)空間擴散理論

　　該理論的奠基人是瑞典經濟學家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 1953)。空問擴散論認為，科技園在形成高技術產業、促進高新技術向傳統產業擴散與滲透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高新技術擴散是指高新技術系統各要素在已有產業中的遷移運動，它以高新技術系統為擴散源，通過擴散促使高新技術逐漸取代原來產業中的產業核心技術，從而形成以高新技術為產業核心的新產業，而原有產業則出現改造或重構，並與高新技術互相作用，最終形成一種新的高技術產業。

　　(4)孵化器理論(或稱苗床理論)

　　1956年美國人喬·曼庫索(Joe Mancuso)首次提出了孵化器概念，併在紐約州貝特維亞(Batavia)建立了第一家企業孵化器。孵化器理論是關於在新生產部門發生和發展的最初階段所需要的地理條件的假說。該理論認為，通過科技園—孵化器的最佳選址—有組織地提供中小高科技企業成長所需要的條件，使其順利畢業，同時又能促進科技園自身健康快速發展。

　　(5)三元參與理論

　　三元參與理論是在1993年6月召開的國際科學工業園協會第九屆世界大會上正式提出的。該理論認為，高科技園區是科技、高等教育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大學及科技界、企業界和政府三方面結合產生的，並且在三方面的共同參與和積極推動卜得到發展。

　　(6)知識溢出的空問局限論

　　梁琦(2004)認為，上述各種理論重在論述科技園形成後的功能和作用，但是並沒有說明科技園形成的原因，因此提出知識溢出的空問局限論。該理論的邏輯思路是:知識具有外溢性，即所謂的知識外在性;但由於存在緘默知識和知識本身的粘性，知識溢出具有空問局限性，即存在地域性。因此，集聚的發生既是源於知識的外在性，更是源於知識溢出的地域性。科技園是創新活動的產業集聚地，正是因為知識溢出具有地域性，集聚在一起的高技術企業才有更便利的獲取知識的渠道和更多的創新動#JL，所以才有科技園的誕生和發展。

　　2.區域創新理論

　　除了科技園理論以外，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對於“三區聯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其理論脈絡演變如

　　(1)技術創新理論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1911年出版的德文版《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使用了“創新”(Innovation)概念;1928年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的非穩定性”一文中首次提出創新是一個過程的觀點。在1933年出版的《商業周期》一書中，他對創新理論進行了詳盡的論述。熊彼特特別強調“企業家精神”在創新中的重要作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繼熊彼特之後的西方學者在技術創新方面的研究被統稱為新熊彼特主義(New Schumpeterism)。

　　(2)國家創新系統理論

　　熊彼特及其追隨者的創新理論主要停留在技術過程本身，屬於“線性範式”的創新研究。但是後來越來越多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發現，來自外部的信息交換及協調對於創新具有重要影響和作用，它可以有效剋服單個企業在從事複雜技術創新時的能力局限，降低創新活動中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這樣，創新研究的視角逐漸從企業內部轉向企業與外部環境的連續和互動上，從而導致技術創新研究“網路範式”興起。

　　“網路範式”最初應用在國家層面上，形成了“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這一概念是由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於1987年研究日本的創新系統時首次提出的，他將國家創新系統定義為“由公共和私人部門機構組織的網路，它們的活動和相互作用促成、引進、改變和擴散了各種新技術’u，。除了弗里曼外，波特(Porter 1990)、倫德瓦爾(Lundvall 1992)，納爾遜(Nelson 1993)、愛德奎斯(Edquist 1997)、巴特爾和巴維特(Patel，Pavitt 1994)也是這一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弗里曼、巴特爾(Patel 1994)和巴維特(Pavitt 1994)，中國學者柳卸林(1999)還分別提出了自己的國家創新系統模型。上述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均強調系統內部各要素和機構之問的互動，而且這一互動作用影響著企業創新績效和整個經濟體系的創新能力。

　　(3)區域創新系統理論

　　研究發現，實踐中創新網路的成效似乎與創新主體的空問分佈有很大關係，尤其是地理上的鄰近帶來了維持並強化技術創新所需的重要支撐因素，如文化的認同和相互信任等。20世紀90年代以後，來源於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得到了發展。英國的庫克教授(Cooke 1996)在《區域創新系統:全球化背景下區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書中，將區域創新系統定義為: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與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等構成的區域性組織體系，在這個體系內企業和其他組織通過根植性的制度環境相互學習並產生創新。另外，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研究與產業集群研究的結合也越來越緊密，產業集群理論同樣成為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總之，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用來解釋區域進行系統化創新的能力和潛力以及對制度、組織等環境條件的要求，從而建立區域學習創新、地方環境與區域增長之問的有機聯繫，形成分析區域創新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理論框架。

　　在區域創新系統要素和結構分析的研究方面，魏格(Wiig 1995)、庫克、遜斯托克(Cooke，Schienstock，2000)都構建了自己的區域創新系統模型。國內學者主要從區域創新系統的涵義(劉曙光 2002)，特征(羅利元 1999)、功能(黃魯成 1999)、組織模式(張敦富 2000)，域創新網路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王輯慈 2001)，區域創新系統中的知識外溢效應(魏江 2003)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後，美國矽谷的成功帶動了美國及世界各國大學科技園區的發展，許多國家開始把大學與科技園區的聯動發展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撐平臺，並有意識地引導大學、科研群落的組合與集聚，充分發揮大學城、科技城的集聚與輻射功能，已經創造和正在形成不同的發展合作模式。

　　結合國際已有的經驗以及我國近年的探索和實踐，“三區聯動”的合作發展模式，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

　　(1)園區主導型。

　　即科技園區在“三區聯動”中居於主導地位。園區在發展過程中，由於技術需求、社會需求、經濟驅動等多種因素的作用，帶動周邊城區的發展，並吸引大學向園區周邊聚集(見圖1)。其常態是行業或產業界為了適應基礎創新、產業能級提升以及人才競爭的需要，推動產業和科教聯手形成高科技園區。一般是由一家或幾家公司倡導、動員當地公司和科教機構參與，進而在某一地區形成有助於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的產學研合作交流體制和社群網路。在這種聯動模式中，科技園區與社區、與校區的關係是主要方面，校區與社區的關係是次要方面，從屬於或服務於前者的顯性和隱性需求。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區域有美國新澤西州的“科學和技術研究院”。該區域內有包括美國無線電公司和貝爾實驗室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由其積極倡導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影響的高科技區域(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企業各自的壁壘作祟，該區域雖然形成了一定規模，但其作用常常主要體現在“體制”內，後續的發展比較緩慢)。國內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張江高科技園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始建於1992年，成立以後，充分利用國家、上海市和浦東新區的特區政策，經過10年左右的時間，迅速從一片農田發展成為以創新創業為主要功能的高科技園區。張江發展起來以後，其整體效益很快擴散到社區，很快就在周邊形成了一個新的區域。而隨著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崛起，其建設之初沒有考慮大學和科研院所資源註入的弊端不斷顯現，後來又專門規劃、設計了科研教育區，以吸引大學、科研院所入駐，以提升整個園區乃至整個浦東的城區能級。

　　(2)大學主導型。

　　即大學在“三區聯動”中居於主導地位。這類聯動模式主要以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知識溢出、技術擴散、信息輻射等為主要特征，一般通過大學的體制改革來鼓勵高科技人員參與研究成果的產業化和高技術創業，進而依靠知識密集和人才群聚的優勢來吸引產業界加盟，在大學校園或周圍形成高技術產業集群。在這種聯動模式中，大學校區與科技園區、與社區的關係是主要方面，園區與社區的關係居於從屬地位。這類園區得益於大學內部功能和學科、科研和人力智力優勢的外溢，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矽谷。在矽谷，其區域創新環境的形成得益於其擁有斯坦福大學之創新源。斯坦福大學不僅是知識、技術、人才的重要供給者，而且還直接參与了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為矽谷的創新發展提供了雄厚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根據一項對斯坦福大學畢業生的調查得知，在1960年到1990年間，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在矽谷開辦的公司為矽谷地區創造了25萬多個就業機會，並創建了惠普、康柏等知名企業。矽谷的晶體管、集成電路等核心技術成果大都源於斯坦福大學等一批科研機構。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紫竹科學園區和楊浦知識創新區大致也可以歸在這一類。

　　紫竹園區緊緊依托上海交大而迅速發展起來，楊浦知識創新區則得益於復旦大學的有力支持。兩者不同之處在於，紫竹科學園區物理形態相對固定、並初具規模;楊浦知識創新區的物理空間相對分散，併在不斷擴張。但由於有著名研究性大學的有力支撐，兩者都顯示了良好的令人期待的發展前景。

　　(3)社區主導型。

　　即地方政府或公共社區是“三區聯動”的主要推動方。一般由地方政府出面，統籌規劃園區、校區和社區的發展，明確三方的職能定位和責任許可權。這種“聯動”模式，可以以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為目標而展開，也可以以整合高教資源、提升社區能級為目標。由於政府及時而靈活地應用各種政策工具，多數成效顯著。其代表性的地區包括南韓的大德科技園區、我國臺灣的新竹科學工業園等。這種模式的運作方式常常是，由政府倡導，或集中高等教育機構建立開放型大學校區，或加強產業界和科技界社團之間的聯繫建立科技園區，並帶動周邊社區的文化提升或產業革新，最終帶動整個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上海松江大學城基本上屬於這一類，與南韓大德和臺灣新竹不同的是，後者以整合科技資源、促進產業提升為主要目標，松江大學城則是以整合大學資源、提升城區文化層次為發展取向。此外，如果考慮到張江高科技園區的政府背景，以及後來補充設計開發教育園區等元素，張江也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導或社區推動型的典型案例。

　　上述三種模式，只是就其“主導方”的性質而言，並非完全絕對，更多是互有交叉的。從理論上說，它們沒有高下之分;從實踐上說，各有成敗案例。其實，無論何種模式，三區聯動的本質是要實現資源共用包括區間和區內資源的共用，人力和智力資源的共用，以及物質和精神文化資源的共用。在強調校區、園區、城區間資源共用的同時，強調教育與科技、經濟與社會等的結合，增強科教對整個區域社會發展的貢獻力。因此成敗不在於形態，關鍵在於內涵。概略的解析是必要的，過度的細分則沒有意義。在總結世界各國經驗的基礎上，“三區聯動”由實踐而上升為明確的思想理念和發展方略，將豐富人類的思想庫藏。

　　運行機制(Operation Mechanism)是指一個組織的整體及部分之問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它是制度框架內組織和行為的規則與方式。作為中觀層面的區域創新網路，“三區聯動”的運行機制是由網路中各創新主體(主要是大學和科技園區內的高新技術企業)綜合利用各種創新資源和支撐體系(主要由公共社區提供)所形成的共有的結構和制度性安排，通過在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之問搭建一個完善的創新平臺，來提高各自以及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

　　“三區聯動”是一個以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為重要結點的動態、開放的區域創新網路，該網路在一定的地理空問內，通過三元主體的參與和多種創新資源的共用，以橫向聯繫為主要形式，通過多層次、多渠道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實現創新為主的功能指向。因此，該網路的運行機制設計必須能夠保證三區真正實現有效融合、聯動發展，從而達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目的。作者將“三區聯動”的區域創新網路運行機制設計為操作層和制度層兩個層面(圖2)

　　操作層是“三區聯動”創新網路的具體運作方式，應該主要包括三個依次遞進的子平臺，分別是資源共用平臺、合作創新平臺和自主創新平臺，以達到“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然後通過輻射、汲取和結網，將“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與區域(城市)創新系統和國家創新系統進行對接，有力推動區域和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操作層面運行機制的有效和高效運轉，離不開制度層面的支持和保障。筆者認為，“三區聯動”的制度層運行機制應該包括進入機制、融合機制、激勵機制、創新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監督機制和退出機制。

　　設計完善、嚴密的制度層運行機制可以有力保證和促進操作層運行機制的運轉，達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目的。同時，操作層運行機制在實際運行中，也可以發現現有制度層運行機制存在的問題，並推動制度層運行機制不斷修改完善。操作層和制度層運行機制的有機配合和相互促進，會大大推動整個“三區聯動”運行機制的自我完善和良性發展。

　　1.操作層運行機制

　　“三區聯動’操作層運行機制的重要作用在於通過打造“三區聯動”區域創新平臺，建立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促成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三區融合、聯動發展”，提升網路成員各自以及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並催化網路獨特創新氛圍的產生。

　　資源共用平臺:它是“三區聯動”操作層的基礎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三元參與主體的各種創新資源實現交匯融合和優化整合，並流向能產生最大創新價值的結點。可以共用的創新資源包括知識、技術、信息、資金、科研設施、科研場所、有利於創新的人文環境等。在資源共用平臺上，公共社區是重要的推動因素，通過政府有償購買大學和科技園區的服務等形式，將大學和公共社區的資源共用合作緊密地聯繫起來，從而才能進一步推動進一步的合作創新。

　　合作創新平臺。它是“三區聯動”操作層中的中堅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三元參與主體在資源共用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合作形式(如圖2)，發揮協同效應，提高整個網路的結網能力和創新能力，為進一步自主創新打卜堅實基礎。其中，大學是合作創新的重要源頭;科技園區是合作創新的主要推動力;公共社區是合作創新的重要支撐。

　　自主創新平臺。它是“三區聯動”操作層的發展方向和運行目標，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三元參與主體通過資源共用和合作創新，產生協同效應，從而提高了自身以及網路的自主創新能力。

　　更需要指出的是，不僅“三區聯動”區域內的大學和高新技術企業是城市創新網路的重要結點，整個“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同樣也構成城市創新網路上的重要結點，通過與城市創新網路上其他子系統的交流和合作而緊密結網，進一步增強城市的知識、人才、技術和文化儲備，增強城市的知識運用能力和創新氛圍的形成，完善城市創新網路系統，進而提升整個城市乃至國家創新系統的自主創新能力。

　　2.制度層運行機制

　　制度層運行機制是體現“三區聯動”管理思想、管理結構、管理方式的一整套規章制度，其重要作用在於通過制度安排保證操作層運行機制的形成和良性運作。同時，“三區聯動”在運行過程中，又會根據環境的動態變化、網路成員的動態關係以及操作層機制的動態運轉情況，而不斷地調整完善制度層運行機制，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動態環境，更好地促進“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的良性發展。

　　筆者認為，“三區聯動”制度層運行機制應該設計為包括進入機制、融合機制、激勵機制、創新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監督機制和退出機制在內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1)進入機制。

　　作為一個組織，組織協議是進入機制的重要內容，也是保證網路組織正常運作的基礎。“三區聯動’的組織協議應該是“三區聯動’夕參與各方(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在加入“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之前通過相互瞭解、溝通和談判達成一致並承諾加入後共同遵守以促成“三區聯動”創新網路構建和運行的框架協議，它是“三區聯動”正常運行的重要組織保障。同時合作各方還應建立信任機制，盡最大可能貢獻自己的優勢資源。只有通過組織協議和信任機制硬軟兩套約束機制，才能保證“三區聯動’夕運行機制的高效、順利運作。

　　(2)融合機制。

　　“三區融合”是“聯動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融合機制的設計和執行直接關係到參與各方能否真正彼此信任、資源共用和合作創新。筆者認為，融合機制應包括建立什麼樣的溝通機制，參與各方應該貢獻什麼資源，如何融合各自優勢以產生最大協同效應等具體措施的設計。

　　(3)激勵機制。

　　激勵機制就是要能對參與主體實施有效激勵，使它們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作為“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其激勵機制的設計重點應該是如何激發參與主體更多地貢獻優勢創新資源，更好地融合、合作、創新，更快地促進網路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

　　(4)創新機制。

　　創新機制就是通過推動、激勵網路結點(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合作，形成更多更強的創新源，併進而結網組成強大的區域創新源，帶動整個城市乃至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創新機制和融合機制、激勵機制密不可分、互相推動、共同作用於整個“三區聯動”運行體系，從而提高“三區聯動’夕創新網路的運行效率和效益，增強各自以及整體的創新實力。創新機制應該體現在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等多方面。

　　(5)利益分配機制。

　　利益分配機制的設計直接關係到“三區聯動”參與主體的合作關係，並決定能否長期合作，因此它是制度層的重要機制之一，其設計必須充分考慮到創新者合法權益的保障;保障知識產權股、創業股、經營管理股同貨幣資金出資人一樣享有平等的收益權和分配權，以更好地刺激創新創業。

　　(6)監督機制。

　　有效的監督機制對於保障“三區聯動”區域創新網路的運行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任何權力都離不開有效的監督和約束。由於“三區聯動”將大學、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的優勢資源進行優化整合，因此如何集中使用人、財、物力，怎樣分配利益所得，如何行使各方的合法權益，怎樣履行各方的應盡責任等，都需要完善的監督機制加以制約。

　　(7)退出機制。

　　“三區聯動”是一個開放、動態的區域創新系統，隨著動態環境的變化，會不斷地自我適應、自我調整和新陳代謝，因此，自願的退出機制設計對於保障“三區聯動”的長期良性運作是非常必要的。投資主體可以自願地通過什麼方式、選擇什麼時機來實現投資變現，其持有股份應該如何轉讓等都應該在“三區聯動”退出機制中詳細規定。

　　總之，進入機制、融合機制、激勵機制、創新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監督機制和退出機制是緊密配合、互相作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通過這一整套制度安排，來推動並保障“三區聯動”操作層運行機制的良性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