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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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生產力(Ecological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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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生態生產力[1]
生態生產力是與社會生產力相對應的概念,與馬克思生產力理論中的自然生產力相似,即指自然生態系統本身所具有的物質變換能力。
生態生產力概念提出的歷史背景[1]
傳統生產力觀及其指導下的傳統工業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由於其片面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改造以及從自然界無償獲取物質財富的能力,造成了日益突出的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生物多樣性銳減、資源枯竭、氣候反常、自然災害頻發等),嚴重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生態前提。以致威脅到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關註人類生存的學者們不禁疾呼:“人類的力量影響到環境,已經達到了會導致人類自我滅亡的程度.這種情況似已確定無疑。如果人類為了滿足貪欲而繼續使用這些力量,必將自取滅亡。”《寂靜的春天》、《增長的極限》、《我們共同的未來》等等都為人類未來的生存敲響了警鐘。如何解決人與自然之間13益尖銳的矛盾,走出生態危機的困境,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成為當下及未來生產力發展的中心課題。時代呼喚適應生態需求的科學生產力理論以指導今後的生產力實踐。
適應生產力生態化發展的需要,學者們以批判傳統生產力理論為出發點,展開了科學生產力理論的探索,生態生產力概念的提出及理論發展正是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是誰首先提出了生態生產力概念尚無一致意見,但生態生產力已成為生產力理論研究的重點、熱點之一確是不爭的事實。當前關於生態生產力研究的成果眾多,學者們對生態生產力的本質內涵、基本特點、結構與功能、發展的基本規律、實踐的途徑等基礎理論問題展開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然而對於一個新的理論問題。學者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和理論前提出發,形成了不同的理論路向和特點。尤其是對生態生產力本質的理解更是各持已見。
生態生產力的科學內涵[2]
作為一種新形態的生產力,生態生產力的科學內涵體現在:以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先進成果為依托,凸顯人的活動對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交換過程的“控制”和“調整”功能;從生態化的角度出發,確立生態系統(而不僅僅是自然界)對於生產力的基礎性地位,把人類的生產過程納入生態系統的良性迴圈過程;以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價值目標,最終實現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一)生態生產力以高新科學技術為物質基礎,建立在現代科技基礎上同時又符合人類發展生態要求的生產力才是當代社會所需要的先進生產力。雖然,對技術的片面使用是造成當代生態危機、生存危機、社會危機的根源之一,但單純的摒棄科技既不可能,也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問題最終的解決還要依賴於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認為,當代世界雖然資源與環境出現危機,但是技術的發展及其對資源利用率的提高,能夠剋服危機帶來的困難,高科技的出現會降低資源的變化程度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均支持了這種觀點。高科技為生態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手段,這一點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有效的驗證。凡是科技水平發展比較快,生態理念叉比較超前的地方,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就比較迅速,否則就相反。當然,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能推動生態科技的發展和科學先進的生態理念的樹立。以企業生產為例:AT&T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能導致臭氧層耗盡的氯氟烴類產品用戶之一,20世紀90年代初,該公司研究開發了一種用於清潔線路板的替代品,大大地減少了氯氟烴類產品的使用。接著,公司以更高的生態標準進行生產,在工藝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取消了清潔線路板這一工序,採用了一種非常薄的低密度助熔劑塗層,在精密的模型中進行焊接,這項創新不僅保護了環境而且創造了利潤,實現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協調發展,這種模式無疑是當今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所在。
(二)生態生產力以生態化為典型標誌,其生態化特征具體表現在生產資源的可再生性、生產過程的可迴圈性、生產產品的生態屬性這三個方面。除此之外,生態生產力的生態化還具有超越於具體生產層面的更為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形式,生產力的生態化必將帶動人類的認識方式、實踐方式、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革,並對社會交往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從而使整個社會符合“生態化”這一時代的核心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
其一. 產資源的可再生性。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尋求以可再生資源取代不可再生資源,比如對太陽能、風能、水能的利用,對生物質能源的開發等,其中對生物質能源的開發被認為是最古老最全面的“能源產業”。早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和巴西就以玉米和甘蔗生產出了燃料乙醇。豐田公司用白薯澱粉基塑料製成了汽車配件,富士通公司用玉米澱粉基塑料替代了電腦的塑料外殼 j。我國東北三省、河南、安徽、河北、山東等省的試點燃料乙醇已取得成功,財政部也正在研究新財稅政策以推動生物質能源生產的健康快速發展。雖然這種能源的廣泛使用還受到成本、價格等因素的制約,但卻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大勢所趨。
其二,生產過程的可迴圈性。以是否遵循生態發展的規律來衡量,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是一個未閉合的環型模式,從生產的原料端到產品端,中間有無數的流程,但缺乏一個迴路,因為生產過程的廢棄物是自然生態系統無法吸收消化的。在早期工業生產階段,由於生產規模及人口規模兩大因素決定,問題並不突出,但到後期,已經成為全球化的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尋求生產過程的可迴圈性,用生態生產鏈把各相關行業緊密地聯繫起來,使產品與產品、產業與產業甚至區域與區域之間互為源和流,形成優勢互補。這種迴圈性既體現在諸多生產環節的環形系統閉合(上一流程的廢棄物會成為下一流程的生產原料),又體現在人與自然的環形系統閉合(最終的廢棄物能夠被生態系統消化吸收)。
其三,生產產品的生態屬性。生產產品的生態屬性是指生態生產力系統中,產品的清潔、無污染、可迴圈利用,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同時又能真正滿足人類的生態需要。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在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破壞的同時,同樣對人類自身的健康造成了威脅,既污染了環境,也污染了人類。比如農業中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雖然提高了農業的產量,但卻降低了土壤的肥力,同時也造成了農產品的污染。電子產品在為人類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正在造成日益嚴峻的全球環境危機。對於生態生產力的發展而言,追求的更高的發展目標是實現電子產品的可回收、可迴圈。所以,要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生產資源的生態化才能保證生產產品的生態化,電子產品製造商必須使用生態化的材料,設計無毒、耐用及潔凈的產品,才是將電子廢物的數量和危害降到最低的惟一齣路。
(三)生態生產力以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價值目標。生態生產力以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價值目標,體現了生產力的人本價值、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統一。傳統生產力的發展就是由於過於強調生產力的經濟價值、忽視了生產力發展的人本價值和生態價值而最終喪失其先進性的。生態生產力的發展之所以能夠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主要在於:當代生態生產力的發展追求生產力的人本價值、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統一,以當代高新科技發展成果為物質基礎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生產力的人本價值就是強調生產力的發展要以人為本,生產力的發展要服務於人的真正需要。體現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是要超越“為市場而生產”的發展理念,樹立“為人而生產”的發展觀,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合理需要”,生產的結果能夠營造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生態生產力同樣要發揮其經濟價值,問題的關鍵是,生產力的經濟價值該以什麼標準來衡量傳統生產力發展模式對生產力的經濟價值的關註側重的是量的積累,具體來講就是物質財富的積累。從經濟價值的基本內涵出發,生態生產力的經濟價值更應當關註的是在質的優化基礎上實現內涵式的增長,實現資源利用和產品利用方面的效益最大化 ¨。社會的發展不是製造需要和滿足需要的過程,而是引導需要的過程。當代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就是要通過對需要的引導,以最有效的方式來滿足人的合理需要,從而達到生產力經濟價值的最大化和最優化。生態生產力的生態價值集中體現在當代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對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建立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和價值上。追求生產力發展的生態價值不在於保持自然的純粹不為人干預的理想狀態,而在於以符合生態系統規律的方式在生態系統所能承載的範圍之內來“干預”自然。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干預”自然,而在於“如何干預”自然。脫離開人類行為干預的純粹生態化狀態,對人來說相當於“無”。生態生產力把生產力發展的物質基礎建立在可持續獲得的可再生能源之上,通過生產過程的可迴圈性把人類生產活動納人生態系統的整體迴圈之中,不僅要實現產品的生態化,更要實現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層次性[3]
系統的層次性是系統結構的重要特征,層次性顯示了系統內部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它們是系統具有生機和活力的重要原因。生態生產力的發展也具有層次性和多樣性的特征。根據國內外生態生產力發展有關資料分析和筆者對生態生產力發展實踐的有關考察,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可以粗線條地分為三個層次:
1.在工業文明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態生產力。
它包括現代化工業、工業化農業以及現代化的第三產業,它們遵循大生態系統運行的規律,充分發揮優質要素並對各種要素進行有機的整合,科學的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結構,使生產力能夠合規律(大生態系統的規律)合目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地科學運行。這一層次的生產力是一種綠色高科技、高智能的生態生產力,也是高層次的生態生產力。那些生態工業園區、工業化生態農業園區、環保產業、以知識為主要資源的信息產業、生物產業、可再生能源產業、高競爭力高附加值的第三產業、企業內或產業間或區域內的迴圈經濟等等,都屬於這一層次的,它們是生態生產力的領頭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那些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發展這一層次的生態生產力,我國長江三角洲的主要省市如上海、江蘇、浙江等發展的趨勢十分喜人,魯北化工的發展已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2.在農業文明生產力比較發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態生產力。
在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地區以及發達國家(地區)中的一些地方,有著比較悠久的農業文明生產力的發展歷史,這些地區只要遵循大生態系統運行的客觀規律,善於充分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優勢,其生態生產力也能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如紐西蘭及澳大利亞的部分地區充分利用其生態優勢,科學地發展畜牧業和沙產業等等,都取得比較大的成功;一些地方註重發展農業迴圈經濟,發展綠色農業和有機農業,其產品享譽海內外,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一些地方註重發展生物質能源,其前景也十分看好。如果能夠精心規劃,遵循生態系統的規律運行,充分發揮優質生產要素,科學配置各生產要素,努力開拓國內外綠色市場,打造品牌,堅持到底,是一定會有成效的。在工業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一些地方一些產業的工業生產力並不發達,但他們善於在生產綠色產品、開拓綠色市場、實施綠色營銷、發展品牌效應上堅持不懈地努力,照樣能夠創造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奇跡。這在國內外綠色市場準人的門檻越來越高的新情況下,尤其重要。
這一層次的生態生產力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對於複合體共生共榮、共同發展的貢獻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果搞得好,是可以直接從農業文明生產力進人生態生產力的。
3.在農業文明生產力也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 主要是比較落後的農村,可以在某些方面移植生態生產力。
比如,農村發展以沼氣為中心的迴圈經濟(實際上是屬於庭院式的迴圈經濟,還不能稱為真正意義的迴圈經濟),它可以為農民增收與節支,降低生產和生活成本;可以生產部分綠色產品甚至有機產品;對改善農村衛生文明狀況,保護生態環境,提高村民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等等,都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農民對發展生態生產力的認識,提供具體發展模式和運行機制的胚胎,為農村廣泛發展生態生產力打下良好的基礎。
生態生產力發展的空間廣泛性[3]
由於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層次性特征,所以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空間廣泛性。不管是發達國家和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或暫且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不管是城市或農村,不管是第一產業或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不管是高科技產業或者是傳統產業,不管是大中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等等,都有發展生態生產力的潛在可能,也都有實現生產力第二次跳躍的可能,應當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發展不同層次的生態生產力,並努力向高層次發展。
生態生產力發展的指導思想[4]
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的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把辯證唯物主義貫徹到社會歷史領域的重要體現。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決定力量,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不同形態,把人類社會文明的歷史劃分為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三個階段。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川流不息的積累過程,它雖然會有失傳,是波浪式前進,但它不會因為某一社會的消亡而消亡,也不會因為某個階段的滅亡而滅亡,特別是在“交往具有世界性,並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的時候”就更是如此。由於生產力是不斷向前發展,所以,它會不斷地推動社會向前進步,直至實現共產主義。正是根據這個原理,以及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人們為此得出結論:2l世紀是生態文明的世紀。
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人類社會,實際上是指自然一人一社會這樣一個大生態系統的複合體。“馬克思的社會形態概念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又是一個自然發展的概念”,“既是屬於人類發展觀,又是屬於自然發展觀,即是兩者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大生態系統觀的立場,以大生態系統觀的整體方法論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第一,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是自然、社會、思維三大領域發展的共同規律。也就是大生態系統發展的共同規律;第二,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人與自然的關係時,認為兩者是本質的統一。恩格斯指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馬克思也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複活。這種本質的統一,實質上就是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協調、共生共榮、共同發展;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社會發展與自然發展的關係時,認為兩者是有機的整體,是相輔相成的。人類社會就是從自然界脫胎而來的,其發展也是和自然界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恩格斯還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蓄和儲存水分的中心”。 所以,恩格斯告誡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最高境界,而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文明社會的設想,也集中體現了自然一人一社會這個大生態系統的和諧統一。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理解為“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恩格斯也把共產主義稱為“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由此可見一斑;第四,系統的思想歷來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問題的重要的思想方法論,正如李建平教授深刻指出的:“《資本論》是第一部系統論的著作,馬克思是社會科學中系統論的真正奠基人”。
可見,馬克思恩格斯總是把自然一人一社會這個複合體作為統一的有機聯繫的大生態系統予以探討,並對此進行理論創新,立體地呈現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思想。“在馬克思整個理論體系中確立了自然、人、社會在社會形態中歷史地統一與歷史地發展的理論原則,這就是馬克思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有機統一論”。
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內部規律[4]
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遵循大生態系統運行的規律。大生態系統運行的規律就是自然一人一社會這個複合體運行的客觀規律,是自然生態系統規律、社會經濟系統規律與人自身生態系統規律的有機融合。它們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簡單相加的,而是有機聯繫的整體。特別要把生態生產力的發展融人自然生態母系統,根據自然生態系統功能結構原理,遵循物質迴圈運動和能量梯級利用的生態鏈(網)等規律安排生產、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等經濟活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協調、共生共榮、共同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力量,從而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協調、共生共榮、共同發展。這就是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內部規律。
從生態文明觀上看,人類經濟活動作為自然生態系統的子系統,其活動規律與母系統的規律具有內在統一性。所以,“生態生產力運行的前提是人類認識自然、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在自然生態母系統內,有著生產者(綠色植物)、消費者(各種動物)、還原者(各種微生物以及那些以腐食為主的動物),它們之間通過營養結構即取食關係形成很長的生態鏈(複雜的生物網),構成閉合迴圈,這就使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物質都有自己的去向,充分利用,其能量也得到充分的梯級利用,所以,自然界是沒有廢物、沒有浪費的。它要求在發展生態生產力中,一方面遵循生態鏈規律,使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生產者領域、消費者領域和還原者領域都具備一定比例的數量、科學的配置和合理的功能,形成企業的、產業的、乃至社會的迴圈經濟,以構建低投人、低消耗、低排放(直至零排放)和高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三低一高”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在新的世紀里,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最經濟有效的技術往往就是污染程度最低、耗費資源最少的技術”。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工業文明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十分發達的生產產業和十分強大的消費市場,但最大的缺陷是缺少還原產業,它成為社會經濟活動這個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塊木板,使經濟活動處於開環狀態,即高投人、高能耗、高排放和低收益,往往是經濟數量增長了,但經濟質量和效益都比較低。所以,發展生態生產力就要註重社會生產產業的合理配置,註意發展還原產業,把最短的那塊木板補上。還原產業既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又可能寓於生態化企業和迴圈經濟的某些環節中,它需要高智慧高科技的支撐,尋找發現社會經濟活動中有機聯繫的產業生態鏈,使上一環節的“流”變成下一環節的“源”,迴圈往複。另一方面,要自覺地把社會經濟活動作為大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鏈條(網結),遵循生態平衡的規律,使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和自然界互換物質、互補能量、共生共榮、共同發展。同時,還應當學習自然生態系統的頂級群落的組織結構原理,遵循生物多樣性導致生態系統穩定性的規律,增強經濟活動的自調節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學習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共生智慧,在經濟活動中遵循生態位的規律(如生態位分離規律)和趨異、協調、共生的機能,學會“雙贏”以及綜合利用資源,獲取多種效益,實現競爭與和諧共生的相統一。
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外部規律[4]
生態生產力不但關心經濟增長的數量,而且更加關心經濟發展的質量。它要求在組織社會生產中,把握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原理,遵循市場運行的規律,實現從數量型增長到質量型發展的轉變,以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協調、共生共榮、共同發展的外部推力。這是生態生產力發展的外部規律。
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滿足全體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需求決定消費,消費決定市場,市場決定生產,這是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現階段,我國人民群眾需要變化的最大特點是從物質生活的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從比較單一的物質生活需求向物質生活、文化生活以及良好生態環境等多元化需求的轉變,從溫飽型向小康型的轉變。這種轉變是一系列的,是大眾的、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以及自然生態系統的需求轉變。
1.衣食住行的轉變是最基本而又最普遍的轉變。
人民群眾從吃飽到吃好到吃得健康;從住有房到住寬敞到住得健康;從穿溫暖到穿漂亮到穿得健康;旅游也從好玩到玩好到玩得健康;行的發展趨勢同樣如此。以健康為生活質量的評價體系正在我國民間形成,我們稱之為綠色需求。這就迫切要求有更多真正的綠色產品和綠色營銷來滿足這一越來越旺盛的綠色需求。這不僅在我國,在全球的發達國家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具有這個趨勢,國際貿易中綠色門檻越來越高就是這一趨勢的集中寫照。“我們正在目睹對綠色生產模式的集中追求與探索已經得到了回報,那就是新的和極具競爭力的企業精神和非常活躍的市場。我國公司必須回應消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生產健康和對環境無害的產品,這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2.國家民族的安全需要也發生著變化。
隨著世界性的生態環境惡化,也隨著群眾和政府對生態安全認識的不斷深化,生態安全成了與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同等重要的安全需要,它們不但直接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亡,而且也直接影響到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如國家生態環境的惡化,會直接減少軍事防禦能力,會釀成生態難民而影響政治安全,同時會釀成國際的軍事與政治衝突。據報載,肯亞環境保護活動家、環境和自然資源部副部長旺加里·馬塔伊因為領導婦女的“綠帶運動”,在非洲植樹3000多萬棵,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這在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史上還是第一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註,同時也預示著人們對21世紀人類與地球的新的希望和期盼,旺加里·馬塔伊說了一句極深刻的話:“當我植樹時,我就種下了和平的種子”。
3.產業發展需求的大轉變。
綜觀國內外發展情況,一切高科技產業、高附加值產業、高竟爭力產業都需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這個趨勢已是越來越凸現。
4.社會基礎設施和國家戰略物資需求的轉變。
如,以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綠色能源將逐漸取代不可再生能源和灰色能源;水資源成了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和國家戰略物資。專家預測,如果說20世紀下半葉世界戰爭的根源是石油的話,那麼2l世紀上半葉世界戰爭的主要根源就是水。2005年新年伊始,印度和巴基斯坦因為水資源的問題吵得不可開交,它們曾經為了奪取該地區的水資源而發動了兩次戰爭,這樣的糾紛全球各地時有發生。
5.人的全面發展的需求不斷增強。
人們從比較單一的物質生活的需求,轉變到物質、文化與生態的多重需求,特別是大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追求,對生態文化的追求(如生態審美,生態休閑、生態旅游、生態保健、親近大自然、與自然和善相處等等),成為國內外的一大亮點,生態文化產業正在蓬勃發展。
6.自然生態系統也有需求。
在工業文明社會中,人們把自然生態系統作為人類的對立面,先是索取,再是掠奪,最後是毀壞,把自然生態作為無主論和無成本論的外部不經濟。生態文明觀認為,人類要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共榮、共同發展,就不能僅僅考慮滿足人類的需要,不能單從自然中索取,同時也應該滿足自然生態系統的需要,自然生態系統也需要從人類那裡補充物質和能量,也需要人類付出勞動予以回報,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獲得良性迴圈,實現時間維和空間維的可持續發展。
總而言之,隨著大眾、國家、民族、社會和自然的需求變化,市場也在變化,而市場運作的最大法則是順其者興、逆其者敗,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能夠適應種種市場需求變化的只有生態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生產力正是順應這個趨勢,遵循這個基本規律,緊貼市場的需求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態生產力的發展是在馬克思主義大生態系統觀指導下,社會生產與經濟活動的生態化、知識化和市場化相融合的過程,它既遵循自然生態系統的規律,又遵循社會經濟運行的規律,還遵循人類創造性思維的規律,沿著生態和諧、人態和諧、心態和諧三大和諧的軌跡,合規律合目的地向前發展。
生態生產力實踐的倫理要求[5]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生態生產力理論的提出,必然要求人們在生產實踐中轉變傳統生產力中反自然、反生態的生產觀念,逐步樹立尊重自然、愛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產理念。只有這樣,生產力的發展才能從幼稚走向成熟,從膚淺走向深沉,從而最終走出“為發展而發展”的誤區。具體說來,就是要求我們在生產活動中增強保護環境的倫理意識;履行保護環境的倫理義務;承擔保護環境的倫理責任。
(一)增強保護環境的倫理意識
當前,在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陳舊和錯誤的觀念。有些人認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有些人認為環境是無償使用的;還有人認為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恢復”。這些認識是極為有害的。人們持有這樣的觀點,千方百計地開發、利用資源和環境為自己謀利益,把資源和環境當作隨意索取的對象,從而毫無顧忌的濫用環境,這樣,最終損害的必然是人類自身。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8"1383工業生產力的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危機證實了恩格斯130年前所說的話。同時也告訴我們, 自然資源並非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的,“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恢復” 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人們在生產活動中必須註意培育生態倫理意識,樹立人與自然關係的整體觀、系統觀,從整體的、系統的維度看待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在全社會形成“資源有限”、“資源有價”及“破壞生態環境就是破壞生產力,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 的生態文明觀念。要讓大家認識到,人是離不開自然界的,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人類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熱愛和保護自然環境,科學、理性的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最終是為了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是保護人類自身。
(二)履行保護環境的倫理義務
在發展生態生產力的生產活動中,要求人們履行相應的倫理義務,即適度開發,合理利用,兼顧子孫後代的利益。在我國現階段,一方面,由於處在建立、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期,市場主體對資源、能源展開激烈的爭奪,甚至出現見義忘利的行為;另一方面, 由於對環境保護的宣傳和對環境問題的治理開展時間不長,環境問題還沒有引起全民的足夠重視。一些地區和部門為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破壞環境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一些原始森林被亂砍濫伐,野生動物被捕殺事件屢禁不止,某些江河湖海污染情況日益嚴重等等。這些唯利是圖、野蠻開發甚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行為,不僅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而且造成了資源、能源的巨大浪費,不僅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和發展造成危害,而且對子孫後代也是後患無窮。
要想遏制這些破壞環境的行為,實現生產模式的根本改變,主要要靠法律,雖然我國已經相繼制定了環境保護法、水法、草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但由於自然環境的巨集大和管理能力的限制,保護環境還離不開道德的作用,離不開輿論和全社會的監督,更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 為此,要做到:一是積極舉報。對於違反法律法規嚴重破壞環境的行為,如工廠亂排污、亂砍濫伐森林等,應積極向有關執法部門舉報。二是善於勸阻。對於發生在身邊的輕微破壞環境的行為,應善於和勇於勸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促使有關單位和個人要做到適度、理性的開發自然資源,科學、合理、高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在發展中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既立足於現實又要面向未來,兼顧子孫後代的利益,從而實現人和自然的“雙贏”。
(三)承擔保護環境的倫理責任
自然環境與每個公民的生存和發展密切相關,保護環境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其中,企業作為生產活動的基本組織單位,促使企業成為生態保護的責任主體是發展生態生產力的關鍵所在。在現實中,企業作為一個利益的主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常常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來確立生產發展戰略。在傳統生產力中,企業常常把自己的利益實現過程看成是一個獨立於社會、對立於競爭對手的利益生產過程,把自己的利益凌駕於公眾和其他組織之上,企業由於片面追求物質利潤而造成的環境污染不僅對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危害,而且對企業自己的負面影響也很大,使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不可能。要想發展生態生產力,必須使企業成為生態保護的責任主體,首先,要促使企業形成正確的利益取向。它要求企業必須是在追求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利益的基本價值準則,否則,企業要為自己破壞環境的行為付出沉痛的代價,不僅無法實現獲得最大利益的目標,而且不能得到最小的利益。其次,應該促使企業在保護環境方面發揮重要主導作用。
近年來,在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生態生產技術也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發展非常迅速,生態生產技術主要是利用生態系統的物質迴圈原理和能量迴圈原理,使整個生產過程實現資源的合理的、充分的利用,實現生產過程對環境的零污染。雖然生產技術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目前在我國企業生產中的應用還不充分。為此,必須採取各種鼓勵措施,努力增強企業的道德責任感,使不斷進步的生態生產技術真正發揮作用,同時激勵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開發綠色產品,推動綠色市場的發育,這將有力地推動生態生產力的健康發展。
我國發展生態生產力的現實路徑[2]
任何一種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都既需要一個動力機制,同時又需要一個適宜的環境,理念、科技、制度、利益、文化等等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大系統,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不具備系統的整體優勢是很難發展出同時代最為先進的生產力的。生態生產力的培植與發展同樣如此,需要協調配置諸多方面的資源,形成整體優勢,系統中的任何一個要素髮展的短缺都會成為“木桶理論”中最短的那塊木板。對於我國而言,發展生態生產力最為重要和緊迫的幾個方面體現在:理念、科技和制度。
(一)理念變革往往是社會新舊模式變革的先導。
在傳統生產力的生態轉向過程中,同樣體現了這一特點,這一轉向首先是從理論層面的批判開始的。西方生態學的研究與世界環保運動的進程緊密相關,是從生態系統角度反對污染和資源枯竭;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提出了生態化發展的主張;羅馬俱樂部1972年出版的《增長的極限》一書更是對這種傳統的工業化模式予以嚴重的警告:假如“控制以往的世界體系的自然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沒有重要的變化”,由於糧食的短缺、資源的枯竭和污染的嚴重,人口和工業生產力將會發生非常突然的和無法控制的崩潰,書中提出了“零增長”的“全球均衡”發展理論。這些理論雖然都存在有待商榷的環節,但在堅持生產的生態化轉向這個理念上無疑是一致的。我國在這個問題上也經過了長期的探索過程,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到“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理念的提出,體現了先進的政治理念的變革;諸多學者關於這一問題的思考與認識體現了理論層面的理念變革,這些先進的理念對於現實層面的生產力發展模式的變革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二)發達的科技是發展生態生產力的基礎。
雖然,當代的許多全球性問題是由科學技術的運用所引起的,從而導致一些思想家對其產生懷疑、畏懼、敵視和否定,把科學技術看作社會進步的破壞力量。但科技本身並無價值取向,關鍵還在於人類的使用方式上。錯誤不在於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而在於人們在一種錯誤的理念下利用科技。人們把科學技術進步的永無止境理解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永無禁區,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的是,地球能滿足人類的需要,但不能滿足人類的貪婪,人類可以而且應當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但不能無節制地過度索取,這就是科技發展的度,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度。所以,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對科技的批判,而是要把科學技術的利用限制在不違背自然生態規律,不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的度的範圍內,使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經濟與保護自然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這也是發展生態生產力的題中應有之意。只有著眼於科學技術的生態化發展,科學技術才能獲得合理性的進步,人類社會也才能可持續的發展。而目前制約生態技術發展、應用的因素卻很複雜,尤其是對我們國家而言。有些時候不是缺乏生態技術,而是應用生態技術的代價太昂貴;有些時候不是缺乏生態觀念,而是現實狀況必須先追求發展。所以。在生態技術的發展與使用中就不僅是技術的缺失,同時存在觀念的缺失,也包括資金的缺失,更存在制度的缺失。
(三)生態生產力的培植和發展需要制度變革與之相適應。
一種先進的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有相適合的上層建築,生態生產力能否從觀念變為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政治法律制度的創新。沒有相應的制度變革,人們關於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種種美好的構想只能成為空想。制度層面的變革落後於現實,一方面會阻礙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於社會的發展也將是嚴重的威脅。當今時代,不同國家在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如何在這一背景下實現生態發展這一共同目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問題。當前我國面臨的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既與傳統的生產模式相關,也與生態領域的制度缺失相關,具體的表現就是:企業提高生產力講效率,農業提高生產力講產量,國家發展生產力講GDP;社會的發展被簡化成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被簡化成了GDP的增長,GDP的增長又因缺乏科學的評價體系而演化為對單純的收入、產出數值的衡量,於是,經濟簡化為GDP經濟,政治簡化為GDP政治。這種現狀已經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也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悖。建立與生態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勢在必行。各國政府也都在進行這些方面的有益探索。上世紀60、70年代以來,國外就開始倡導“綠色GDP”,近年來,這一概念也開始引起我國政府和學者的關註。其實所謂“綠色GDP”也就是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建立一整套包含生態指標在內的評價體系,改變過去只用GDP和人均GDP來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做法,將環境和生態指標量化後並人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指標中,以此衡量經濟社會的綜合發展水平。政府提出的“億元GDP的能耗率”以及“億元GDP的死亡率”的綜合評價標準就很有借鑒價值。如何建立健全這方面的制度,由於文章的主題所限,還有待於深入的挖掘和研究,這方面的內容既是政治理論研究的重點所在,也是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難點所在,對中國能否培植和發展先進的生態生產力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