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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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文化就是從人統治自然的文化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這是人的價值觀念根本的轉變，這種轉變解決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取向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價值取向。生態文化重要的特點在於用生態學的基本觀點去觀察現實事物，解釋現實社會，處理現實問題，運用科學的態度去認識生態學的研究途徑和基本觀點，建立科學的生態思維理論。通過認識和實踐，形成經濟學和生態學相結合的生態化理論。生態化理論的形成，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逐步增加生態保護的色彩。

　　生態文化是新的文化，要適應新的世界潮流，廣泛宣傳，提高人們對生態文化的認識和關註，通過傳統文化和生態文化的對比，提高人們對生態文化的興趣，有利於資源的開發，保護生態環境良性迴圈，促進經濟發展，造福於子孫。

　　生態文化是人類從古到今認識和探索自然界的一高級形式體現，人類出生到死亡這個過程中要與自然界的萬事發生和處理好關係，人類在實踐的活動中認知人與自然中的環境中的關係，處理好這種關係我們才能長期和諧地生存和發展，生態文化就在這個環境的初步發展與完善，從而從大自然整體出發，把經濟文化和倫理結合的產物。

　　人類創建新的生態文明之需要，源於工業文明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全球性生態危機。生態科學和環境科學知識的普及，人類活動誘發的各種自然災害和生態災難的教訓，使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人類如果不徹底改變征服自然的態度，不改變以犧牲生態環境來開發自然的生產方式，不改變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不改變損害生態環境的社會制度和不公正的國際關係體制，則不可能長期有效地阻止地球生物圈的加速退化，人類最終也會由於不適應生態環境而在地球上消失。為了整體地解決以上問題，不少學者提出創建一種全新的生態文明來取代工業文明，而不是繼續以生態現代化來維持工業文明，或者以可持續發展的狹窄思路來改善環境並促進全球經濟，這確實是一種睿智的看法。因為，只有當絕大多數社會都建立起了生態文明的社會，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真正恢復，人類的生存也才能夠得以長期持續。

　　然而，生態文明的創建並非工業文明順勢前行的自發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毋寧說是一個需要人類自覺逆轉的艱難過程。儘管工業文明只有幾百年的短暫歷史，但它卻形成了人類難以消除的許多反自然的惡習。工業文明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為主導，以機械世界觀來認識和征服自然界，以犧牲非人類生命的利益和生存環境來實現自己的發展，以能量和物質消費的最大化為社會進步的基本尺度，必然導致人類毀滅自然界的瘋狂戰爭，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劇烈的經濟競爭、資源競爭，軍備競爭，以及每一個社會中各階級為爭奪物質財富，個人之間為攀比奢侈的物質生活而陷入永無寧日的爭鬥。在這種失卻理智的毀滅生物圈家園的瘋狂中，在世界各國經濟競爭與軍備競賽的冷酷與凶殘中，在芸芸眾生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物質享受中，人類各種族的初民們在萬象繽紛的荒野中創造文化，求得生存的靈性完全遺失了；耕種植物和馴養動物的農業文明祖先們敬畏自然、關懷生命、與自然和諧生存的智慧被徹底掃除了；也許可以如是說，工業文明留給生態文明最有價值的東西，只是地球生物圈衰退的恐怖圖景引起人們的沉痛反思和對生存出路的探討。這種反思和探討有助於激勵人們努力探尋建立生態文明起碼的生態文化前提。

　　生態文化相對於生態文明的概念而言，是一個內容更為複雜和廣泛的概念。如果說，生態文明是由生態化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全新的文明類型，它所強調的是所有生態社會中人與自然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達到的起碼標準的話，那麼，生態文化則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態環境中多樣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強調由具體生態環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個性特征。由於生態是人類和非人類生命生存的環境，文化是不同人類生存的方式，所以，一旦地球上有了人類，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態文化。即使人類還處於文明之前的採集、漁獵時代，就已經存在著不同人類種族的生態文化。在農業文明時代，在不同生態環境中的種族和民族當然就存在著更為豐富多彩的生態文化，其中，中華民族的生態文化傳統就是農業文明時代的最高典範。生態文化是自人類誕生以來，不同人類種族、民族、族群為了適應和利用地球上多樣性的生態環境之生存模式的總和。人類適應和維護不同的生態環境而在生存和發展中所積累下來的一切，都屬於生態文化的範疇。

　　因此，在工業文明的生態廢墟上創建生態文明，非常需要吸收人類自誕生以來世界各個種族、各個民族、各個國家長期積累起來的生態文化，以消除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反自然的種種惡習，形成有利於生態文明產生的一種良好的文化氛圍。

　　生態文明作為未來社會的文明類型，儘管它的興起可能只在少數國家和民族，但它的實現需要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都建成生態社會才算完成。而任何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並不只是少數社會精英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無論是領導幹部、科技專家、文體明星，還是一般民眾，他們的生活方式、生存態度都深刻影響到已經嚴重退化的區域生態環境和全球生態環境的命運，人們必需具有基本的生態文化素質才能積極地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提出“生態文化教養”的概念以表述生態文明建設所必需的全民的生態文化素質。所謂生態文化教養，就是社會通過各種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環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會成員具備建設生態文明的深厚的生態文化素質。如果缺乏起碼的生態文化教養，無論我們在社會的制度設計、政策法規等方面做得有多麼好，我們仍然不能夠將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切實有效地推向前進。

　　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經濟政策的制定者、經濟學家、生產企業的領導者，由於缺乏生態環境素質，常常會以工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來決定經濟項目的立項、決策和實施，而不會在生態保護理念的約束下去尋求有利於環境的開發項目。一些貧困的生態重要地區和生態脆弱地區的領導常常會為不能引進具有污染嚴重的夕陽產業項目而深感苦惱，甚至十分佩服那些能夠把經濟增長率提高而把生態環境弄得不堪入目的同僚。許多生產行業為了商品的銷售不惜耗費寶貴的資源進行過度包裝，根本不考慮這種行為對環境的危害；一些生產企業甚至在環境法規嚴格約束的情況下，為了生產不得不安裝環保設備但又在夜深人靜之際偷偷排放廢水和廢氣，根本不顧及對周圍環境的污染和對人與生物的毒害。對於許多高收入的富人來說，貪吃珍稀飛禽走獸以滿足口福的習慣長久不衰，由此也助長了地下野味餐館對珍稀動物的長期屠宰。即使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為了生活方便人們也很難毅然決然地捨棄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就連停止使用塑料袋、自帶籃子或布袋上菜場也成了比戒煙、戒酒更難的事情。從以上隨便列舉出來的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習慣來看，我們這個社會中有不少人的確缺乏基本的生態文化素質，如果我們不能改變這些狀況，設法使每一個社會成員形成深厚的生態文化教養，就很難將生態文明建設變成每一個社會成員主動參與、積極創造的自覺行為。

　　美國學者大衛·奧爾早在1992年就已經提出了“生態教養”（ecological literacy）的概念。

　　他認為人類對自然的行為之所以產生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在於人們缺乏對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全面關係的認識，包括自然科學的知識，尤其是人文科學的知識，因此，它主張要進行新的生態教育，培養每一個社會成員必需的生態教養，以便引導人類順利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後現代社會。另一位美國著名學者卡普拉在《生命之網》一書的結論部分，重申了奧爾提出的這個生態教養概念，

　　強調社會中每一個成員具有基本的生態教養對於人類重建生命之網的普遍聯繫，從而保障人類後代長期生存的重大意義。297-304不過，卡普拉特別強調的是在當代複雜性科學知識的背景下對於生命的網路本質的新理解，這就容易使人產生生態教養就是生態學的知識教養的看法。因此，筆者覺得有必要把“生態教養”的概念擴展為“生態文化教養”的概念，特別是對於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素質要求，“生態文化教養”的提法就更為適宜。

　　筆者認為生態文化教養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兩大方面：一是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見識、態度和直觀感受，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真、善、美三個維度，它包括生態知識教養、生態倫理教養、生態審美教養；二是關於人類生活實踐的教養，可以稱為生態行為教養，即我們如何在現實的生態環境中實際地養成對待生態環境的良好行為習慣。

　　首先，關於生態知識的教養問題，筆者認為，卡普拉在《生命之網》一書中藉助於系統科學、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理論對當代生物學、生態學知識的整合，提出的關於生命的網路關係的新理解，值得我們認真汲取。卡普拉認為，理解生命的本質就是要理解網路，生命的存在模式是一個網路關係組成的系統。所有的生命形式，無論是動物、植物，還是微生物，也無論是生命個體、物種、還是群落，都是由網路組成的。地球生態系統正是由所有生命形式長期的共同生活與進化形成的結果。人類共同體的健康生存，也必須依賴於全球生態系統這個最大的生命網路的可持續性。但是，由於人類只顧自己生存發展的利益，無視非人類生命生存的利益，而以極端反自然的方式劫掠自然資源、破壞環境，致使全球生命網路嚴重破損，甚至走向瓦解，人類後代的生存機會也日益減少。因此，人類通過對生態學知識的學習，懂得生態系統的基本原則，掌握生態系統自組織和自我調節的基本規律，如相互依存、反饋迴圈、伙伴關係、適應性、多樣性和穩定性，以及作為所有這些結果的可持續性304，從而能夠虛心傾聽自然的教誨，認真汲取自然的智慧，具備合理地與自然打交道的科學知識，養成友善地對待自然的良好生活習慣。生態知識教養對於人類重建生命之網的普遍聯繫，保障人類後代的長期生存具有重大意義。當代生態科學的主要原理和基本知識之所以特別重要，就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形成一種當代整體論的思維方式，確立人與自然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的生態世界觀，幫助我們剋服工業文明的機械論世界觀，從而深入完整地把握人與自然的關係。

　　其次，在生態世界觀的基礎上，人們應該以生態價值觀為核心，培育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教養。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人類與自然是兩個分裂對抗的領域，人類只承認自己具有內在價值，而把非人類的一切自然物當成人類主體可以隨意征服和支配的客體。與此相反，生態價值觀認為，無論是人類生命還是非人類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具有內在價值的生命主體，而人類和生命物種組成一個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他（它）們的生存利益和命運都依賴於生物圈的正常、安全、健康和持久的運行，生命共同體是地球居民的大家庭，地球生物圈不僅對於人類具有環境價值，而且對於所有生命物種也具有環境價值。特別重要的是，地球生物圈的生態環境主要是由非人類生命無意識的生存活動共同建造的，而要維持所有生命長期健康存在的生態環境，就必須在維持地球上適度的人類種群規模和起碼的生物多樣性二者之間進行生存環境的公正分配，才不會導致人類因過度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產生威脅生物圈的生態安全問題。因此，人類必須實現從傳統的人際倫理向生態倫理的進化，確立人與自然和諧生存的新生態倫理觀，並使每一個社會成員具備起碼的生態倫理教養。這樣才能真正使人做到，不僅道德地對待人類自己的生態環境，對待人類後代的生態環境，同時也道德地對待所有非人類生命生存的生態環境，這樣才能有利於生態環境的修複，促進人與自然關係恢復和諧。

　　再次，欣賞和維護生態美是當代人非常需要培養的生態審美教養，這是一種值得特別贊美和推崇的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的高級人生價值。工業文明的破壞作用之所以能夠發展到污染每一條江河、侵蝕每一寸土壤、毒害每一種生物的嚴重程度，主要原因在於，現代人為了追求奢侈淺薄的物質生活而寧肯犧牲高尚的環境美的生活需要，這種生活時尚也導致人類後代極度缺乏生態審美的需求和欣賞能力。由此，人們的心靈日益廢度，關切物種的生態良心也日益麻木，對自然的熱愛和對生命的關心也就完全被攀比荒唐的物質享受所代替。如果人們能夠重新找回感受生態美的固有能力，充分發揮生態美感體驗的神經機能，就會在郊游時沉醉於百草鮮花的四季芬芳，在進入荒野時流連湖光山色的壯美俊秀，就懂得觀賞羚羊麋鹿的戲耍游玩、競走賽跑，諦聽無數鳴禽在叢林天堂里的即興吟詩、縱情歡唱，也會傾慕羽毛如雪的天鵝長頸相交、兩心相許的終身守候。知道欣賞生態美也就不會繼續聽任青山綠水變為荒漠濁流，就不會為了經濟指標而毀滅具有生物多樣性之美的大自然，就不會讓珍禽異獸變為翠冠華服或餐桌上的美味佳餚，就不會為了放縱物欲的膨脹去犧牲美好、愉悅、自由、脫俗的生存享受。顯然，欣賞和維護生態美不僅是當代人的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素養，而且也是人們健康、文明地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尺度。有了這樣一種生態美的尺度，我們就能根據周圍生態環境和整個生物圈的生態環境是變美還是變醜，來瞭解我們的生活是變好還是變壞的程度，從而也知道了改善生態環境所應努力的方向。

　　最後，就人類生活實踐的生態文化教養來說，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該把關於生態知識、生態道德和生態美感的文化素養貫徹到建設生態文明的具體生活行為中，這就要求人們過一種與生態環境恢復相適應的物質生活。根據世界資源基金會2006年所發佈的《地球生命力報告》，僅從1961年到2003年，人類的活動已經造成生命地球指數下降了約30%。其中，陸棲生物指數平均減少了約31%，海洋生物指數平均減少了約27%，淡水生物指數平均減少了約28%。該報告還指出，從1961年以來，人類對生物圈影響的“生態足跡”已經增長了3倍，超出地球生態系統再生能力的1/4。如果照此趨勢惡化下去，到2050年，養活整個人類將需要兩個同樣的地球。顯然，生物圈的生態危機仍然處於人類物質開發活動日益加強的嚴重威脅之下。社會中每一個人實際的衣食住行都影響著對自然資源現實的開發利用，不同的物質消費方式對生態環境都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因此，人們必須改變效仿西方富裕社會那種奢侈的物質生活方式，降低物質生活標準，倡導物耗少、能耗低、有利於環境的綠色消費，人人都需要開始自願過一種與生態環境恢復相一致的儉樸物質生活，才能有利於生態環境的改善。

　　同時，生態文明建設並不只是少數社會精英所追求的理想，而是人民大眾的共同事業，社會成員的積极參与將關係到它的目標能否最終實現。因此，除了要解決好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合理程式、有效渠道和各種方式外，人民群眾的參與能力將是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公眾必須具有一定的生態科學知識，瞭解國家和地區的環境保護標準，才能產生合理地保護自己生存的環境質量的意願，對他人、團體影響自己健康生存的各種生產、生活等環境損害提出恢復和賠償的公正要求；公眾也必須瞭解社會發展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目標以及地方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劃，這樣才能切實地對生活的綠化用地、公園改建、環境治理、自然保護區等的建設和維護、乃至對影響地方生態環境的重大工程提出評價性的關鍵性意見，從而有效阻止具有長期消極影響的大型經濟項目上馬，促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合理兼顧的民心工程得到蓬勃發展；社會各行各業的公眾深入參與生態文明建設，也將促進各種民間的生態組織對政府的生態管理政策和法規，乃至對如何參與全球生態環境保護等提出更為深遠和影響重大的意見和建議。這就需要更進一步培育和激勵廣大公眾自主創建生態文明的能力，而不能僅僅把公眾當作執行宣傳口號的工具。

　　中國生態文化傳統是在悠久的農業文明中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偉大傳統，儘管它存在不少的時代局限性，但是它留下的關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豐富經驗和深刻智慧為人類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筆者認為，中國生態文化傳統對於培育人們生態文化教養主要有以下價值：

　　第一，生成論的整體思維模式有助於人們形成健全的生態思維。

　　思維方式是一個民族審視、思考、認識和理解他們生存於其中的世界的習慣方法、定式和特定的傾向，是影響一個民族發展的精神文化的底層結構。與西方工業文明時代導致主客體二分論普遍流行的構成論、外因論和機械論的思維方式相比，能夠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是生存論、內因論和有機論的整體思維模式。這種整體思維模式在道家表現為“道生萬物”的形態，在儒家則表現為“太極化生萬物”的形態，其共同特征是把整個宇宙萬物看成是由同一根源化生出來的。由於萬物並非同出於一個像上帝那樣的外在本源，而是產生於宇宙生成過程中共同的自然根源，它們具有從共同的本源而獲得內在的進化動力和統合一體的力量，具有相互間的親緣關係，這就好比同一個家族的成員出自一個共同的祖先一樣。根據這種思維方式，它能夠促進人們從過程取向上理解宇宙由無機物演化出有機物，由有機物演化出生命，由生命演化出人類的進化過程，從而把握萬物與人類同源同根之統一性，肯定人類具有動物性和生物性，也具有地球特性和宇宙特性。

　　同時，這種思維方式也能夠促進人們理解人類與非人類生命在生命之網上的複雜關係。因為，萬物出於共同本源和自發原因而相互感應和協調，自然形成一個動態平衡的和諧整體，而不是一種機械的秩序。人類作為生命，與萬物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離開天地萬物而獨立生存。人類不僅與所有非人類生命物種是一體關聯的，而且所有生命與其存在的無機環境也是一體關聯的，這種聯繫是一種動態的網路聯繫，不同的事物都是這個網路上的紐結，是各種生命之線織成了這個生命之網，人類只是其中的一根線。不僅花草樹木、鳥獸蟲魚是生命之網的一部分，就是海洋、河流、土壤、空氣這些生命存在的環境，也是組成生命之網的一部分。中國生態文化傳統以人們直接的生存經驗為基礎，通過對流變的自然節律和生物共同體的有機秩序的悟性體驗，具體真切地把握了人類生存與自然界的有機聯繫，深刻地洞悉到了人類只有維持與自然界長期的和諧共生關係，才有可能獲得持久健康的生存。這種生態智慧對於現代人來說依然是彌足珍貴的生存法寶。

　　第二，尊重生命價值的生態道德觀有利於完善當代生態倫理。

　　在中國的生態文化傳統中，自然整體的演化不僅被人們看成是一個永恆的生命創造過程，也是一個生命價值的創造過程。所有生命出自一源，生於同根，就像是同一個大家庭的不同成員，所以人們應該尊重所有生命，愛護天地萬物，道德地對待所有非人類生命及其生存環境。這種生態道德觀不僅是一種對認知理性的把握，同時也需要一種關愛生命的情感體驗。孔子把人的道德態度當成人的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甚至認為動物也存在與人相似的道德情感，並且可以引發人類的良知。他說：“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闢，而況乎丘哉！”(《史記·孔子世家》)荀子也認為：“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荀子·禮論》)儒家這種以鳥獸昆蟲具有與人類一樣的同情同類的道德心理，給中國古代珍愛動物、保護動物的行為以深遠的影響。“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盼母歸”就是對人們保護動物的一種感人至深的呼喚。它把人性對同類的憐憫與關懷之情投射到動物身上，強調了在生命世界裡人與動物在生命關係和情感關係中的一體感通性。雖然這種“因物而感，感而遂通”的體驗在人類的移情作用和對生物情感心理的把握上有誇大之處，但對有血氣的、有感知能力的動物的相互同情的體察，並把它與人類的人性關懷聯繫起來，從而使人類產生一種尊重和保護生物生存的強烈的情感動力，為生態倫理學提供了科學所不能給予的“情理”支持，這是當代人在生態倫理學中非常缺乏的發自內心深處的對生命的天生的愛與同情，是一種亟待恢復和培育的 “情感理性”。人類對生物的愛與關懷，人類的生態良心，並不完全是出於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科學認識，而更重要的是出於情感歸屬的需要，科學認識所理解的自然是非常不完整的，人類必須從情感上體驗自然，領會自然，熱愛自然，才能發自內心地尊重和關愛生命，才能真誠地產生“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生態關懷，才能對養育人類生命的自然界產生報恩情懷，真正建立起守護地球上所有生命之家園的生態倫理學，而不只是止於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生態倫理學的狹隘境界。

　　第三，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對於人們形成生態生存論的態度，改變物質主義的惡習，促進人們追求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

　　天人合一是中國生態文化傳統中一個根本性的主題，也是中國主流文化的儒家和道家所主張的一種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指導思想，同時還是農業文明時代人們所嚮往的一種至高的生存境界。它是一種有目的地維護人類生存的全球生態環境的價值理想，即使是科學的生態學也缺乏這種文化價值的合理性。正如羅爾斯頓所說：“儘管傳統文化沒有作為科學的生態學，但他們常常具有詞源學意義上的生態學：棲息地的邏輯。他們具有全球的觀點，依據這種觀點，他們有目的地居住在一個有目的的世界上。我們很難說，科學至今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全球觀點，在這種觀點中，我們發現我們真正生活在自己的棲息地。”棲息地的邏輯，就是一種朴素的直觀經驗的人類生態學，它能夠在人類物質的感性生存活動中體驗到所有生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自覺地遵守人們長期形成的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習慣，合理地利用和節約自然資源。它要求人們，除了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外，應該節制奢侈生活的物質消費欲望，過一種“少私寡欲”、“知足常樂”的簡樸生活，而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豐富的社會生活與崇高的精神生活中去。通過批判地繼承天人合一的價值理念，能夠改變當代人把自己當成“經濟人”、當成消費動物的理念，改變人們只是在物質消費的攀比中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病態生活態度，而把人類的物質生活看成是地球生態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把維持自己較低消費的物質生活看成是恢復地球生態環境的一種生態義務。同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也能使人深刻地認識到，把人的畢生精力和時間用於獵獲奢侈消費品和尋求感官刺激，是人生的最大迷失，是人生意義的徹底喪失。人的有意義的生活能夠通過追求精神價值來充實和完善。無論是對科學的探究、藝術的創造、道德的完善，還是對人的天賦和潛能的開發，都能為自己揭開一個博大、美妙、崇高、深邃、神奇的精神世界。並且，對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不僅能調節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平衡，防止人單方面地沉湎於物質享樂，而且能激勵人們獨立自主地選擇生活、創造生活，去經歷和體驗對人類同胞的愛和對所有生命的關懷，去體悟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愉悅感受。因此，通過瞭解中國生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境界，能夠深化每一個社會成員對人生價值的認識，豐富自己對生命意義的體驗，並促進人們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的今天形成必需的生態生存論的態度，重建一種健康、文明、環保的生活方式，為建設生態文明所需要的智慧、道德和精神氛圍提供不竭的歷史源泉。

　　第四，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農業生態實踐經驗，能夠促進人們形成自覺維護生態環境的良好行為習慣。

　　中國的生態文化傳統是在近萬年的農業文明的生態實踐中逐漸發展和成熟的。早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具有了保護環境、規範人們生產、生活行為的傳統。據傳黃帝教導人民，要大家“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及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史記·五帝本紀》)。《逸周書》載有夏代的禁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周代更有嚴峻的生態保護規定“崇法令”：“毋填井，毋伐樹，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周代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環境保護和管理機構，設置了“山虞”(掌管山林)、“澤虞”(掌管湖沼)、“林衡”(掌管森林)、“川衡”(掌管川澤)等機構，較好地保護了當時的動植物資源。荀子在全面地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名為“聖王之制 ”的持久利用資源和環境保護的規劃：“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王制》)荀子的聖王之制，已經把保護生態環境、永續利用生物資源和實施可持續發展貫徹到了對君王威德的政治制度的實踐要求中，以後歷朝歷代都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制度和法規有所增益。儘管由於人口增加的巨大生存壓力在一定時期內導致了局部生態環境破壞的加劇，但這種長期的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實踐，還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生態危機的全局性爆發，保障了中國農業文明長期延續的生態前提。今天我們學習中國農業文明生態實踐中的歷史經驗，使大家在這種悠久的傳統影響下養成一種自覺保護生態環境的良好行為習慣和自覺遵守生態法規的素養，可以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生態文明的能力，將保護生態環境的偉大實踐傳統在新形勢下發揚光大。尤其是對於各級領導幹部，這些生態實踐的寶貴經驗可以作為重要借鑒，提高他們在決策中的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能力，啟發和激勵他們在領導人民群眾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做出更為實際、更有效率的業績。

　　歷史是人類發展的鏡子。研究生態文化，就要對人類的整個文明史，對人類社會進行生態學透視，對已有的文化多樣性進行辨析，從教訓中總結人類與環境協同發展的經驗，從而使人類社會在保護生物圈的物種多樣性、保護地球家園的同時得以持續發展。

　　中國有的學者提出建立人類新文明——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綠色文明的觀點，並把農業文明稱之為“黃色文明”，而把18世紀以來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環境危機稱之為“黑色文明”。因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意味著人類在一定程度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經濟和社會發展，這種發展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在自然界中，人類無論怎樣推進自己的文明，都無法擺脫文明對自然的依賴和自然對文明的約束。自然環境的衰落，最終也將是人類文明的衰落。當今，“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的最強音，一個環境保護的綠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這一浪潮衝擊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預示著人類史上的一場“生態文化革命”即將來臨。這場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通過它，人類將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摒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黃色文明”和“黑色文明”，摒棄以經濟的單純增長的黑色GDP概念，積極推進生態有價的綠色GDP和迴圈經濟。建立一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綠色文明。

　　創建生態文明，是一個關係到人與自然關係命運的事業，是一個關係到人類文明能夠繼續下去的事業，這一事業能否取得最終的成功，根本上取決於作為生態文明創建者的主體條件，取決於每一個社會成員建設生態文明的素質和能力，取決於幾代人長期不懈的持續努力。為了勝任這個艱巨的歷史重任，必須認真探究如何儘可能有效地提高全民的生態文化教養。鑒於這個問題的極端複雜性，需要不同的學科進行交叉和綜合式的研究，筆者在此只能就提高全民的生態文化教養的努力方向提出一點看法。?

　　提高全民的生態文化教養，應該以建設生態文明所需要的生態文化為努力方向。它以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尤其是以與中國生態文化傳統相結合為基礎，同時吸收當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來發展當代的生態文化。儘管生態文明是未來所有國家和民族共同追求的新的文明形態，但是它並不是按照某種標準的模式精確複製的作品，它只能通過不同國家和民族以自己的獨特方式來實現。歐美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最先出現生態環境危機，而且由於其工業文明的過度發展引起了全球的生態危機，但是它們並未提出以生態文明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問題，而是基於崇尚科技理性的文化傳統，試圖以生態現代化來改善工業文明的生產模式，以解決自己國家的生態環境問題。儘管生態現代化在歐美國家的環境恢復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主要是依賴於獲取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源，同時把本國不能生產的污染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並且把大量有毒廢物輸出到發展中國家，從而以發展中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環境退化為代價來實現的。然而，中國的國情是人口過多、資源短缺、生態環境的壓力大，工業文明的發展程度不高，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困難，都沒有條件照搬西方解決生態問題的模式。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具有悠久的生態文化傳統的發展中大國，這個傳統使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有一個牢固的根基，通過揚棄工業文明的世界觀、價值觀，吸收其合理因素，積極利用現代科學知識成果，在此基礎上建立與生態文明所需要的生態文化，並以此作為提高全民生態文化教養的依據，促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模式的形成，這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建設生態文明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也將為全球生態環境的恢復帶來成功的希望。反之，如果我們拋棄自己深厚的生態文化傳統，希冀模仿西方理性文化傳統產生的根基虛弱的後現代的生態文化，並以此作為教化和培育人們生態文化素養的努力方向，必然會事與願違，最終必將因喪失文化基因和社會土壤而導致失敗。

　　提高全民的生態文化教養，應該徹底貫徹到整個生態文化教育的過程中。筆者主張這種教育目的是培養具有深厚生態文化教養的人，這就需要確立生態文化教養的價值理想作為這種教育的根本宗旨。國內外學術多提生態教育和環境教育，這種提法本身只是強調了人們對自己生存處於嚴重生態危機的地球本應該具備的最起碼的生態知識和環境知識的缺乏，似乎人們只要具有這些知識，就可以當然地保證生態環境得到人們的自覺維護。這就容易導致人們對不同生存環境中人類生態文化特性的忽視。由於知識本身並不能被視為一個完全自為的目的，它只是服務於人類福祉的手段，尤其是關於生態科學的知識，更與人類生存的環境利益和價值取向不可分割。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生態科學比較發達，但是它並未將其認真地徹底地應用於全球生態環境的恢復，有的學者甚至為了本國的經濟利益甚至不惜歪曲真理，多年來一直在論證全球變冷而置全球變暖的明顯事實於不顧。反之，世界上有許多原著民族，儘管沒有豐富的生態科學知識，但是他們具有長期的生態文化傳統，有一種生態論的態度，能夠將自己的生存利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在生存實踐中切實地結合起來，反而長期有效地維護了他們生存區域的生態環境。因此，在生態文化教育中，不能只是要求人們掌握現代生態科學和環境科學的知識，而更應該強調不同生態區域中人類適應複雜生態環境的民族文化，即要突出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生態文化特質，否則，這種教育就只能是單純的生態知識的教育，而非生態文化的教育。當然，這也並非是說生態文化的教育與生態知識的教育是兩種分離的教育，而是說生態文化教育應該把現代生態科學知識的教育融合進本民族的生態文化傳統，使這個生態文化傳統得到現代化，使之更有助於解決不同民族的特殊的生態問題。從不同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所需要的文化前提看，只有當世界各國和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生態文化，才會出現多彩多姿、百花爭艷、相互補充的全球生態文化，才能夠提高各國、各民族的生態文化教養，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生態文明的社會。所以，我們應該以培育具有建設生態文明能力、具有生態文化教養的人的教育理念，來建立和不斷完善獨具特色的生態文化教育體系，以此來開展長期的、全面的生態文化教育，以保障全民的生態文化素質達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

　　提高全民生態文化教養的教育，是一種終身的和持續的教育，鑒於地球生態環境的恢復至少需要幾個世紀的人類長期的共同努力，故不應該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把這種教育當成一個短期的任務，而必須樹立清醒的意識：這是每一個人從孩童起直至老年都需要接受的終身教育；提高全民生態文化教養的教育是一種全民參與的教育，故不能指望單純依靠教育部門來完成，只有公眾的積极參与和社會各行各業的支持才能長期堅持下去，並不斷取得進步；提高全民生態文化教養的教育是一種綜合的教育，因為這種知識本身就是眾多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綜合性的整體，應該開創新的教育方法來進行，不能採取傳統的分割學科的方法來加以實施；提高全民生態文化教養的教育也是理論和實踐相統一併最終服務於建設生態文明的教育。這種教育所獲得的知識、道德、智慧和所有能力都應該應用於每一個人的生存方式中，通過每一個人自覺積極地發揮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作用，促進生態文明的中國社會模式逐漸發展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