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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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能(Governability)

　　行政權能，又稱政府權能，也有譯為“治理能力”，在現代政治學中是一個重要的範疇。從法理層面來說，它是指代表公共權威的政府部門所具有的價值權威性分配職權；從實踐層面來說，則是指政府行政部門在現實政治運作中體現出的諸種職能、技能與效力的綜合。它涵蓋諸如提供福利扶助弱者、制定規章維持秩序、加強安全防禦外敵、管理市場糾正失靈、促進公民和社會發展等多種功能。

　　就政府行政權能在一定體制架構中的實際運作過程來說，它又可分為體制外權能（作為社會環境總系統之一子系統的行政體系，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同其它社會子系統發生聯繫與作用時所具有的實在許可權和行為能力）和體制內權能（作為處於一定政治體系的架構內展示作為的行政系統，在其同政治體系以及內部上下級行政部門之間發生聯繫和作用時所具有的實際許可權和行為能力）兩部分。當然，二者間並非截然分立，之所以作這種區分為的是理論論述的方便－－因為對前者主要從經濟－社會的視角觀考察政府權能，對後者則主要從政治的視角考察政府權能，綜合二者才能對政府權能有一全面而深刻的瞭解。

　　(1)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行政委員會從立法和司法機關接受相當多的委任立法權和委任司法權，並擴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行政的範圍及種類;

　　(2)政府利用憲法對政府職權的抽象規定，進一步擴大了政府的行政性自由裁量權;

　　(3)政府通過加強國家經濟及社會生活的干預，在擴大國家社會職能的名義下，擴大了自身的權能。

　　(一)規範政府權利和職能

　　首先，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當前的市場經濟狀況決定政府理應由“大而全”、“統包統攬”的全能型轉變為精簡、統一、高效、廉潔的有限責任型政府，有力地肅整政府官員的公共服務意識，變“人民群眾跑”為“公務員跑”，變“多次辦”為“一次辦”，變“隨意辦”為“規範辦”;從根本上提升政府權能系統的靈敏度。其次，要完善正式授權體系。政府權能改革要關註功能性的分配，從整體性功能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撤除交叉的機構設置，明晰權利運行的脈絡，從而真正打造“透明化行政”的根基。

　　再次，要杜絕行政權利的絕對人格化。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人格化，但絕對權利的人格化必然帶來絕對的腐敗，而且這種腐敗將是單行行政系統內部力量所無法遏制的腐敗。所以，我們要通過有限的權利授予適當的人，堵塞畸形人格與絕對權利直接結合的路徑，並培養行政官員自律的道德素質。

　　再次，要保障依法監督。在我國監督權長期以來隸屬於行政權利建制，這就直接導致了行政權利他律監督存在形式主義的缺陷，造成了行政主客體之間的決策互動較遲緩、公共政策的針對性與規範性受到侵害。我們對行政權利必須要正其“源”清其“流”，也就是說在杜絕權利絕對人格華的同時強化自律、他律，並加快政府的“陽光行政”的步伐。

　　(二)減少行政組織結構功能的多重性

　　減少行政組織結構功能的多重性，應從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入手。政府會失靈，市場也會失靈，特別是在我國的過渡性社會形態時期，政府的干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政府這一“看得見的手”只在那些市場規則這一“看不見的手”無法發揮作用的領域發揮作用，凡市場規則能夠自動解決的事務，政府就應該少干涉甚至是不幹涉。政府的目標應該集中在巨集觀的經濟上，人文的發展上。

　　社會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的相互聯繫的集合體，作為一個普遍性領域，各種主體、關係、行為都要在社會中表現出來，對政治活動、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等等都會相互發生影響。可見政府與社會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政治領域並不等於整個社會，政治領域和非政治領域有各自不同的規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註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和諧社會”的提出解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我們要構建一個什麼樣價值理念的社會主義的問題。答案就是實現公平與正義的社會主義。要實現“和諧社會”的價值要求，政府制度作為“硬體”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服務型政府的制度重塑能夠提升政府的權能，從而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所謂“服務型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並承擔著服務責任的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和諧社會”是服務政府型政府建設的重要目標。制度與價值的互動在當前中國的現實背景下，體現為“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的互動。

　　(三)縮小行政制度和行政文化的異質性

　　要縮小文化制度層面的異質性。中國特殊的權利運行環境下，文化制度層面的異質性消彌首要取決於行政人員尤其是行政官員自身素質的提高，因為他們直接參与了行政運作，主導行政改革，對行政文化和行政規範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提高行政領導者的素質。一是轉變觀念;二是正視行政改革的主體性;三是強化行政官員群體的正確利益導向;四是著力提升行政主體的創造性和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