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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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信貸配給(credit ra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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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配給的內涵可以從巨集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定義。就巨集觀上的信貸配給而言，它是指在確定的利率條件下，信貸市場上的貸款需求大於供給。就微觀角度而言，它又包括兩個方面：①在所有的貸款申請人當中，一部分人的貸款申請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願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貸款；②貸款人的貸款申請只能部分被滿足（例如，一百萬的貸款申請只能貸到五十萬）。
信貸配給理論發展簡述[1]
- 第一階段：萌芽階段（18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
信貸配給理論最早可追溯到 Adam Smith（1776）的《國富論》，他在論述高利貸的最高數額時曾扼要地探討過信貸配給：“法定利息率若低於最低市場利息率，其結果將無異於全然禁止放貸取利的結果。 如果所取得的報酬少於貨幣使用之所值，則債權人便不肯借錢出去，所以債務人得為債權人冒險接受貨幣使用之全值而支付一筆費用”。 雖然他沒使用“信貸配給”一詞，但說明瞭利率受到抑制時信貸的非價格配置。 到了 19 世紀 20 年代，英國銀行學派與通貨學派討論多種金銀塊和貨幣問題時也曾涉及過信貸配給問題。 1833 年貸款利率管製法令被廢除前，英格蘭銀行受貸款利率上限管制所限，無法調節貼現利率，只能以限制貸款供給作為政策工具，因而信貸配給曾經成為當時人們關註的問題。 此後近一個世紀里，信貸配給問題淡出人們視野。 1930 年，Keynes 在《貨幣論》中對“未被滿足的借方需求”的討論，描述了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確實存在銀行以非價格手段獨立地配給信貸資金的現象。 雖然 Adam Smith 和 Keynes 等較早地註意到了信貸配給現象， 但沒有深入地研究下去，甚至針對信貸市場的分析都很少。 儘管如此，Keynes（1930）的一些觀點後來還是成為 1950 年代產生的信貸“可得性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 第二階段：初創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
現代最早研究信貸配給理論的是 20 世紀 50 年代的 Roosa 等人，此階段開始關於信貸配給的理論研究大多與信貸市場資金供求雙方面臨的利率管制、準入限制等制度限制、市場競爭的不完全及銀行的資產結構偏好有關。 Roosa（1951）正式提出“信貸可獲性學說（credit availability doctrine）”，後經 Scott （1957）和 Lindberk（1962）以及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其他一些學者進一步研究得到發展， 但最早將信貸配給與可獲得性理論聯繫起來的是Ellis（1951）。像凱恩斯一樣，信貸可獲性學說是信貸配給獨立於利率以及其他改變借方需求計劃因素的變化而對投資發生影響。 二戰後，信貸配給曾一時盛行於美國。 但這時候信貸配給只是作為一種既存的事實，並沒有對其產生的內在機制進行詳細論證。 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學術界對信貸配給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 Hodgman（1960）、Freimer 和 Gordon（1965）、Jaffee 和 Modigliani（1969）為代表的眾多學者開始探索信貸配給的成因， 從銀行對貸款風險的判斷和態度以及銀企關係來探討信貸配給問題，逐步為信貸配給理論確立了微觀基礎。
- 第三階段：成熟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今）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後，信貸配給理論漸入成熟。 Baltensperger（1974，1978）將信貸配給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前者為均衡信貸配給，是由非對稱信息造成的以調整利率方式進行；後者為動態信貸配給，它是由非價格因素產生的，其認為非利率條件與利率都是決定貸款價格的因素。 從此，新凱恩斯經濟學家從隱性合同與不對稱信息方面對信貸配給進行了分析，發展了凱恩斯非市場出清假說。隱性合同理論研究的是不同的局限條件下如何以彼此默契的複雜合同的方式來實現勞動市場的均衡，以解決當事人之間分享投資的價值與效用的不確定性問題。 Fried 和 Howitt（1980）認為，銀企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簽訂隱性合同，不僅降低風險，而且可從涉及不確定的未來交易量、交易價格的“隱性合約”關係中獲得利益好處。Gale 和 Hellwing（1985）認為最優貸款合約是附帶破產條件的標準債務合約，對客戶貸款數量實行信貸配給。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 Jaffee 和 Russlle （1976）、Keeton （1979）、Stiglitz 和 Weiss（1981）、Whette（1983）、Bester（1985）等人將不完全信息和合約理論運用到信貸市場中 ，打破新古典假設 ，建立逆向選擇模型（又稱隱藏信息模型）與道德風險模型（又稱隱藏行動模型），提出信貸配給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成本的存在，認為銀行從利潤最大化出發，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通過非價格手段對利率的自行控制以實現銀企之間的激勵相容，來消除作為信貸風險根源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優化信貸資產配置效率，從而將信貸配給理論發展、模型與實證研究貸配給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逐步形成了目前最流行的信貸配給理論。 尤其是 Williamson（1986，1987）從事後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進一步拓展了信貸配給理論，提出了信貸分配和金融崩潰理論，認為即使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成本，就會產生信貸配給，在多重均衡的自由信貸市場，政府應從社會福利最大化出發，利用信貸補貼、擔保等手段干預信貸市場，降低利率，鼓勵對社會有益的項目進行投資，增進社會福利。
許多學者還從其他角度解釋和論證了信貸配給。 Sharp（1991）從委托－代理角度解釋了信貸配給。 Schmidt-Mohr（1997）假設風險中性，使利率、抵押品和貸款規模成為企業和銀行的內生決策變數。 Mohr 還分析了在競爭性市場和壟斷性市場上信貸配給的差別。 對信貸配給理論的最終發展是金融約束理論，該理論在信貸配給理論的基礎上，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深化問題進行了探討，其核心是政府通過存款監督、限制競爭和資產替代等一整套金融措施，給銀行創造“特許權價值”而獲得“租金機會”。 De meza 和 Webb（1999，2000）從企業家隱藏質量類型和隱藏行動等方面論證了信貸配給。 Ardeni 和 Messori（1999）還認為低質量項目的借款人比高質量項目的借款人的信貸條件要差，容易受到信貸配給。 Hellmann 和 Stiglitz（2000）探討了信貸配給與股票市場上的權益配給是可以單獨存在的也是可以共存的。 Hung-JenWang（2002）更進一步地認為，即使在信息對稱的條件下，只要破產成本不為零，信貸配給就可能會產生。RobertLensink 和 Sterken（2002）將實物期權理論運用到信貸市場分析中，認為借款者可以通過選擇投資時間來實現利潤最大化，避免出現信貸配給。
信貸配給產生的原因探析[2]
信息不對稱使商業信貸活動中的道德風險廣泛存在於銀企之間，成為產生信貸配給最重要的原因。本文從企業的項目選擇及貸款償還選擇角度，探尋信貸配給產生的原因。
1.從項目選擇角度來看。假定一個企業決策者有優、劣兩個項目可供選擇，項目的好壞取決於預期收益水平，而非項目的單位投資產出。一個預期收益高的項目即使其單位投資產出低也是一個優項目，而一個預期收益低的項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條件下能獲得高產出也是一個劣項目。銀行從項目投資者處獲得固定收益，希望所有的投資者都選擇優項目。但企業管理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並不完全遵從銀行的意願。在銀行不監管企業貸款使用的情況下，只有滿足使用貸款量小於選擇優、劣項目的貸款臨界債務量時，企業才會自覺地選擇優項目。故在開始階段，銀行預期收益隨企業所使用的貸款額的增加而增加；當貸款數量大於這個臨界值時，企業便會選擇成功概率極小的劣項目。所以銀行會選擇一個與預先設定的預期收益相對應的很接近的信貸量以保證銀行所選擇的這個信貸量不大於企業項目的貸款臨界債務量。這實際上就是通過控制對借款滿足度(即信貸配給)來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風險。
2.從企業貸款償還選擇角度來看。假設企業單位時間內的投資收益是貸款數量的函數，如果企業投資收益小於貸款數量，企業將無力償還貸款，這並非還款的道德風險，也可能是企業選擇了劣項目。如果企業的投資收入大於其支付的本息和，大於不償還成本，則企業會選擇不償還策略。企業償貸的條件是有正的現金流入，投資收入要大於本息和。對銀行而言，選擇貸款項目的首要條件是企業利潤為正。銀行要消除企業選擇不償還策略的風險，應使信貸總量少於不償還成本的貼現值。因此分析和觀察企業的不償還成本就成為銀行決定信貸配給額度的重要因素，它決定了企業可從銀行獲得貸款的最大數量。銀行為了減少風險和貸出成本，必然對中小企業實施信貸配給。
第一種信貸配給發生在借款者不能在現行的利率條件下借到他想要借的那麼多。
第二種信貸配給發生在在同樣的借款者中間，一些人能夠借到而另一些人卻借不到。
（1）信貸配給機制放大經濟的外部衝擊，對巨集觀經濟的造成嚴重影響。
在存在信貸配給機制的經濟中，利率機制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變數對巨集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信貸配給機制對投資的影響來實現。新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的外生衝擊和信貸配給機制的相互作用能夠使較小的外生衝擊放大，從而對巨集觀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現假設經濟由於石油危機的衝擊而發生嚴重的衰退，大量企業破產，企業投資減少，經濟風險增加。假定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把借款者劃分為高風險借貸者，中等風險借貸者和低風險借貸者。由於信貸市場存在者信貸配給，銀行滿足低風險貸款者和部分中等風險貸款者。但是銀行可能存在劃分的錯誤，把高風險貸款者劃為低風險貸款者，把低風險貸款者劃為高風險貸款者，加之經濟處於衰退，故銀行對貸款者的預期收益降低。為了控制風險，銀行可以提高利率和緊縮信貸供給。由於提高利率，此時存在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可能進一步惡化銀行的收益。所以，為了降低風險，銀行將緊縮信貸供給。這樣中等風險的貸款者也將排除出信貸市場。隨著社會投資的減少，經濟衰退也更加嚴重，從而經濟中的風險進一步增加，信貸配給也將更加嚴重。經過這樣的惡性迴圈，較小的外部衝擊將會被髮大，對巨集觀經濟造成嚴重的衝擊。同理可以分析經濟膨脹時信貸配給機制的作用機理。
（2）信貸配給理論否定了利率自主調節，市場自動出清的假說，為政府的市場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
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貸配給使得市場失靈從理論上得到論證。利率機制不再具有協調資金供給需求的功能。信貸市場上的資金配置不能保證社會上最優的項目得到融資，而一些低效益的項目反而可能得到融資，因而存在資源錯配現象。再者，信貸配給是導致社會投資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述上述原因，為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剋服市場波動，維護市場穩定，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政府有必要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
（3）信貸配給機制的存在促使銀行尋求利率以外的貸款定價手段。
信貸配給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信貸市場上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性，導致了銀行對貸款對象風險認識不完全，利率機制的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不能反映貸款者的風險水平，進而對貸款的定價不合理，增加了銀行的風險。要降低信貸配給的程度，需要從根本上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儘可能完全地瞭解客戶的資信和貸款投放項目的收益和風險，作出較為準確的定價。具體的方式有：加強與客戶的聯繫，同客戶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以及簽訂更為完備的合約，在合約中規定鼓勵性，規制性的條款來提高還款的概率。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銀行和企業都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則作為約束條件，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建立起銀企信用體系，發展適應市場經濟條件的銀企協作式契約關係。這種新型的銀企關係中，利益是目的，信用是基礎，市場規則是條件，法律是保障，政府、企業、銀行三方是主體。銀企間的借貸行為符合市場交易的規則，受到信用關係的約束，銀行按約貸款，企業按約還貸，信貸資金良性迴圈。利率成為資金供求的價格信號，銀企雙方都能根據項目或企業的狀況和風險度調整各自的行為。政府通過政策、法律和法規為銀企提供一個公平合作的大環境。為解決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配給，當前務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共同努力。
1．銀企雙方必須加快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要儘快建立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法人制度，責任到人，權力分明，利益清楚，相互約束，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正在或準備進行股份制改革，以明晰產權關係，真正建立起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金融企業。對於企業而言，必須從體制改革入手，僅僅是經營機制的改變只能是治標不治本。企業要求銀行核銷債務，利息掛帳，債股轉換與銀行讓利等只能解決企業一部分存在的錶面問題。體制問題不解決，發生新債務危機的基礎依然存在。
2．實行“有所為，有所不為”，從根本上改變企業債務格局。政府有關部門應該發揮“視窗”指導作用，為國有企業制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調整國民經濟發展佈局和發展戰略，重點放在基礎產業和國計民生的行業上，退出一般性和競爭性的行業或項目。對於企業現有債務要採取切實措施進行重組，既可採取拍賣、兼併、出售和破產的方式，也可進行股份制改造，破舊立新。
3．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使商業銀行能根據不同企業的風險狀況有區別地決定利率水平。同時，也讓企業對銀行有選擇，減少財務成本。這是一個互動性很強的市場利率體制和運行機制。在利率彈性作用下，商業銀行可以實行區別性價格對待不同品質的企業，既不會因利率因素將品質好的企業擠出信貸市場，又可以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並使商業銀行取得較好的收益補償。
4．政府應加強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有效調控。就銀企關係而言，政府首先應幫助企業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特別是對國有企業，政府有責任補充未到位的資本金，提高企業自有資金水平。同時，對企業進行產權制度變革，實行管理權與經營權分離。其次，對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即對國有資產的流動和優化組合，在適當壓縮戰線的前提下，促使國有資產從分散的中小企業向大集團、從低效的劣勢企業向高效的優勢企業，從一般性競爭性領域向戰略性領域集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再次，政府應該積極推進重點中小型企業貸款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由財政和企業共同出資並吸納社會游資成立擔保基金或項目償債基金解決這些企業貸款擔保的難題。此外，要加快建立和發展風險投資機制，積極幫助企業發行企業融資債券，利用社會資金力量部分解決中小型企業部分融資，向社會要資金，向市場要效益。最後，政府必須嚴肅對待企業逃廢銀行債務問題，在政策、組織和法律等層面上確保銀行債權得到保障。
5．積極培育企業信用品質，努力探索直接融資的各種渠道，減少對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在企業培育自身的信用資質的同時，還應積極探索直接融資的渠道，減少對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除企業改製上市之外，企業間相互調劑資金的渠道應該有效地開闢起來。國際著名的大公司、大集團內部成立的財務公司除調劑公司內部閑置資金的功能之外，就是為企業之間的資金融通提供便利，對其上下游的企業進行資金支持，確保行業整體局勢處在良性狀態。同時，政府部門與人民銀行要採取措施規範民間借貸，開通利用民間資金的渠道。對於我國東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有較大的民間融資餘額而言，商業銀行是很有興趣介入這樣的大市場，可以為這些企業充當財務顧問，提供企業間相互調劑資金和企業利用民間資金的服務方案，使商業銀行與企業的關係突破單純資金供給人的功能和角色。
6．商業銀行在加強資產風險管理建立風險防範機制的同時，要樹立和加強對企業的專業化服務。在政府的正確引導下，銀行作為國有企業的主要債權人，在國有企業優化資本結構，進行資產重組的改革中，應該有所作為。銀行可以根據企業資產負債狀況和經濟效益的好壞，採取不同的策略，如通過對已有債權的重新安排和新增貸款的選擇性投入，促使國有企業進行結構性調整。銀行還可以根據企業的需求提供企業現金管理與資本運作等金融服務，使企業的財務成本和資金使用風險降到最低位。同時，為那些基本面較好，企業發展前景好，但出現暫時困難的企業應提供專業性幫助，提出解決方案。只要企業達到最低貸款條件，也可以取得銀行授信支持。與此同時，銀行自身也應該提高業務發展能力和企業風險評估和預測水平，均衡新增貸款的投放。目前銀行的新增貸款投向過於集中，容易形成銀行信貸風險積聚。從短期看，信貸的集中一定程度上規避了信貸風險，也有利於大企業、優勢行業和經濟發達區域的進一步發展。但從全局和長遠看，可能負面影響較大。一方面大企業資金過多，一旦濫用起來就可能導致企業和銀行的風險加劇；另一方面眾多的成長型中小企業資金緊缺，發展受阻。資金分佈的不平衡也導致行業、產業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所以說，新增信貸投向不斷趨於集中主要與當前信貸投入環境欠佳、銀行貸款選擇餘地較小有關，同時也反映銀行業的經營理念更新緩慢，目標市場細分不夠等。因此，商業銀行必須準確把握國家的產業政策，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企業，發現企業的優勢，敢於面對風險，善於認識風險，精於分析風險，致力於化解風險，最終受益於風險。
7．充分發揮人民銀行的政策指引和橋梁紐帶作用。首先，人民銀行和政府行業主管部門要加強溝通，聯合定期向商業銀行發出中小企業資金需求信息和行業發展動態供商業銀行參考，減少商業銀行的搜尋成本。其次，與政府一起幫助商業銀行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加快徵信體系的建設促進各家商業銀行有法可依地去聯合制約、激勵債務人，實現信貸資金的良性利用，最終提高全社會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最後，人行可實行企業級差化利率管理，對商業銀行支持不同信用等級、不同科技含量的企業的銀行票據再貼現和再貸款上採取不同的利率，直接地提高商業銀行向難貸款的中小企業提供信貸便利，也間接地鼓勵企業守信用和加快現代化步伐。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