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帕克·芙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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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帕克·芙麗特(Mary Parker Follett)

管理理論之母:瑪麗·帕克·芙麗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3)

　　瑪麗·帕克·芙麗特是一位消瘦、秀氣、氣質非凡、魅力超群，卻又一輩子未婚的傳奇女性。她不僅是一位波士頓上層社會的社交名流，而且是一位具有重大建樹的一流學者，她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和哲學方面都有著極高的素養。這種不同學科的綜合優勢，使她可以把社會科學諸多領域內的知識融會貫通，從而在管理學界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新型理論。有人認為，芙麗特的思想超前了半個世紀甚至80年。20世紀60年代以後管理學的諸多探索，追根溯源都能在芙麗特那裡得到啟示。由於她對管理學的巨大貢獻，當代的大師德魯克把她稱為“管理學的先知”。甚至有人把她與泰羅相提並論，宣稱這位傑出的女性應當與“科學管理之父”併列，可稱之為“管理理論之母”。

　　芙麗特1868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昆西，這裡臨近歷史文化名城波士頓。在她的幼年，就承受了常人所沒有的生活磨煉。她的母親神智不健全，而她深深敬愛的父親又在她十來歲時撒手人寰。作為家裡兩個孩子中的老大，芙麗特過早地肩負起照顧家庭的重擔。有人說“苦難也是一座學校”。或許，正是因為童年的自立自強，芙麗特才比常人對生活的苦難有更深切的理解；正是生活的磨礪，使她養成堅強、獨立、執著的個性。她早年從事社會工作的初衷，很可能與這段苦痛的經歷有關。值得慶幸的是，芙麗特從她的祖父和父親那裡繼承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這使她不用為經濟來源發愁，併為以後的求學生涯解除了後顧之憂。

　　芙麗特的成就與她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開的。雖然童年生活缺少幸福和關愛，但是智慧女神在知識方面給了她足夠的饋贈和補償。芙麗特的早期教育，是在塞耶學院完成的。1898年，芙麗特以優異的成績從雷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畢業，並獲得了榮譽文學學士學位。雷德克利夫學院的教師和課程都來自哈佛，哈佛濃厚的學術氛圍和瀰漫於校園中的求知探索精神，讓年輕的芙麗特大開眼界，深受感染。後來，她還游學於英國和法國，在倫敦和巴黎都從事過正規的學習和研究，在英國劍橋的紐罕姆學院正式求學。她的學習顯然不是為了文憑，而是為了求知。在大西洋兩岸眾多優秀學府的深造經歷，以及在社會科學諸多領域的廣泛涉獵，使她具備了一名學者應有的淵博知識和敏銳的洞察力。

　　芙麗特早年在政治、法律、哲學上的訓練對她的政治傾向影響很大，尤其是德國哲學家約翰·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對她影響至深。費希特作為康德的弟子，在早年追隨康德，崇尚理性，主張個人權利不可剝奪。後來他在政治哲學上轉向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把理性至上與愛國熱情融為一體。在費希特《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中，處處表現這種建立理性王國的強烈願望。為了德意志的復興，費希特信奉個人自由服從於集體的民族主義，他認為，個人並不擁有自由意志，而是束縛於一個所有人都參與的人際網路之中。所以，個人的自我從屬於一個更廣泛的自我世界之中，使自我成為一種社會性的自我，直到全部融合成為一種“大自我”，而這種“大自我”又是所有人的共同生活的一部分。這一思想，構成了芙麗特1918年的名作《新國家：作為大眾政府解決方案的集體組織》一書中的基本思路。芙麗特在這本書中的名言是：“我們只有在集體組織之中才能發現真正的人。個人的潛能在被集體生活釋放出來之前，始終只是一種潛能。人只有通過集體才能發現自己的真正品格，得到自己的真正自由。”

　　芙麗特是一位有著強烈人文關懷的學者，她關心的是如何使人在擁有真正的自由和得到充分發展的同時，創造一個井然有序的、公平的社會。她對於民主的理解與法國偉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非常契合。兩人都倡導通過團體生活釋放被壓抑的人性，反對社會出現千人一面、個人日益平庸化的趨勢。有人認為：“芙麗特是一個完美的理想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她的思想扎根於美利堅式的樂觀主義和平等思想的土壤之中；但是，與此同時，它又與美國式的個人至上的觀念、個人主義和操縱社會的信念背道而馳。對於民主管理的堅定信念指導著她的一切活動，並且作為生活的目的，照亮了她後來的整個一生。她發展了民主的理想，始終保持著對它的忠貞，並且不斷地通過實踐，努力將其變為現實。正是這種始終如一的連貫性，芙麗特才能最終取得豐碩的成就。”

　　雖然芙麗特熱衷於進行理論探討，善於使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關註前沿問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一流學者。但是，與一般埋頭書齋的學者不同的是，她對於社會上的現實問題同樣抱有強烈的興趣，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追求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學者。1900 年，芙麗特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工作，回到波士頓。按照那個時代人們普遍的擇業觀，她本該選擇從事平靜高雅的研究工作，安穩地度過一生。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芙麗特選擇了從事社會公益服務，而且把地點選定在位於波士頓的粗俗下層聚居區，在一個烏煙瘴氣的叫做洛克斯伯里的男性俱樂部里工作。她信奉的是“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和信念，而不是紙上談兵。或許是早年生活中養成的堅強、獨立性格在起作用，她面對醉鬼，毫無畏懼，絕不放棄自己的努力，行為方式頗有大將風度。有些小伙子害怕面對她們，就把自己反鎖在俱樂部的衛生間里狂飲一通。芙麗特和她的摯友布里格斯一道，不依不饒地警告他們說，如果他們堅持不開門的話，她就要搬進一架梯子從窗子爬進去把他們揪出來。在這樣的威脅下，小伙子們屈服了，一個個灰溜溜地乖乖走出來，聆聽芙麗特的教誨。正因為如此，彼得·德魯克稱芙麗特是一位一流的實幹家。

　　在20世紀初期，芙麗特一直從事公益性的社會工作。使她引起公眾關註的，是在波士頓公立學校組織建立並且經營管理一個職業指導中心。這是美國第一個這樣的中心，由芙麗特擔任顧問。她總是密切關註著中心的各種事務，熱情地詢問相關結果，全力以赴投身社會工作的大舞臺達25年。她出名後，不管是地區性組織還是全國性組織，都紛紛向她尋求咨詢和指導。由於具有執著的探索精神和堅持到底的決心，在多年的社會工作中，芙麗特一直強調親自動手，直接參与，這使她不可避免地成為革新家。一旦她有了新點子，就會竭盡所能，嘗試各種辦法，努力說服別人接受她的建議，並親自參與實施。在她眼裡，沒有什麼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再小的事情都有它的意義。例如，煤爐晚上要封火，這種具體事務，她也要運用各種知識探究，找出最經濟的封爐火方法。然後再把這個方法教給負責打掃樓房的工友。在公立學校的管理中，她建議學校當局在課後仍然對外開放學校的相關設施，提供給學生以及社區居民來娛樂和學習，從而使學校成為社區交往的平臺之一。芙麗特是一個十分註重細節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公立學校的晚會中心，本來是提供給人們娛樂的，但芙麗特提倡在晚會中心裡放置寫字臺。在她眼裡，娛樂是重要的，而工作則更加重要，那些在娛樂的同時可以穿插工作的人需要寫字臺。所以，她專門做出了適合晚會用的寫字臺，並且得到其他城市的效仿。這種種細節，改進了波士頓公立學校的管理體系，而且一直被沿用下來。

　　芙麗特極為勤奮，她幾乎每天都在“以一種極度的創造性的狂熱”從事工作。1918年，她的名著《新國家》出版後，引起了巨大反響，在大西洋兩岸的學術期刊上被紛紛轉載，同時也建立了芙麗特的政治思想家聲望。這本書使芙麗特成為國際性的傑出人物，把她推向更為廣闊的公共領域。不同層次的仲裁委員會、最低工資委員會、公開法庭以及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公共組織，紛紛邀請芙麗特擔當他們的顧問或委員。然而，“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些新的職務，使芙麗特看到了政治生活中的另一面。爭執對立的雙方如何不擇手段地互相爭奪，如何施展陰謀詭計占盡上風，都暴露在這位眼裡揉不得沙子的女性面前。現實政治中的爾虞我詐，弱肉強食，使她逐漸厭倦了政治學，因為它“似乎並未顯示出真正能抓住我們現在出現的問題”。由此，芙麗特的興趣轉向了工商企業。她自己是這樣說的：“在那裡我發現了未來的希望。那些企業家們不是學究式的或是教條的人，而是在思考他們實際上已經做了什麼，他們願意去嘗試新的方式。”“企業的世界富有刺激性、生氣勃勃、激動人心，完全是先鋒式的工作。”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裡，芙麗特全身心地投入企業的管理咨詢工作。成功地實現了從一位政治哲學家向企業哲學家的轉變，她的生命也因此綻放出了更加絢麗的色彩。

　　在企業組織和管理領域，芙麗特開始了一個嶄新的生涯。她新穎獨到的見解，征服了一批富有預見性和思維敏銳的管理精英，有越來越多的經理前來向她求教。1924年，她出版了企業哲學的代表作《創造性的經驗》，開闢了管理思想的新領域。在紐約有關當局每年為企業管理人員舉辦的年會上，芙麗特作為管理思想研究方面的權威曾被邀請發言。這說明，儘管人們對她的思想還沒有吃透，但已經感受到了她的思想引力。芙麗特認為，企業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組織形態，人們對它的理解是相當膚淺的。她獨具慧眼地看到，企業不僅僅只是一種經濟組織，而且是一種社會服務組織。她已經預見到，人類民主狀況的改善必將與企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種思路下，她把企業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並且特別關註企業在社會公平與公正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從這一高瞻遠矚的視野出發，芙麗特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管理理念，其中包含了有關權力、領導、控制、建設性矛盾以及融合統一等多種內容。作為一個企業界的“局外人士”，芙麗特一生從未效力於任何一家企業，也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企業開出的報酬單。但是，她對企業管理的貢獻，卻彪炳史冊，在多年以後成為不斷被學界開發的富礦。

　　芙麗特後期的著作大多是以演講稿、報告等零散形式出現的，加之她本人逝世比較突然，所以沒來得及集中整理出版。她的密友厄威克在她逝世後，積極地籌備出版芙麗特後期著作。1941年，美國的H·C 梅特卡夫和厄威克共同編輯出版了《動態管理——芙麗特演講集》。1949年，厄威克又以《自由與協作》為題出版了芙麗特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演講集。這兩部著作對全面瞭解芙麗特的思想具有重大價值。

　　在技術至上和個人主義的美國，芙麗特的思想沒有引起當時人們足夠的重視；但在大洋彼岸的英國，由於有組織的工會比較發達，她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關註；尤其是在強調群體的日本，芙麗特的思想得到高度贊揚。隨著社會的發展，美國人又重新發現了芙麗特，除德魯克給她以極高評價外，在80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的“重塑政府”浪潮中，芙麗特的思想成為政府變革的淵源。所以，有人指出，儘管直到20世紀80 年代，戴維·奧斯本和泰德·蓋布勒才提出要“重塑政府”，但其理論淵源完全可以追溯到芙麗特，她是“重塑政府運動之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芙麗特的當代意義更為突出。她倡導的融合統一原則，對於異質文化的整合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極具指導意義。站在新的世紀，人們會發現，芙麗特在80年前的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去發掘。

• 1868年9月3日，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附近的小城昆西。

• 1896年，出版成名作《眾議院發言人》。

• 89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馬薩諸塞州雷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獲榮譽文學學士學位。

• 20世紀初期，一直從事公益性的社會工作。

• 1918年，出版《新國家：作為大眾政府解決方案的集體組織》(The New State：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 1918～1924年，在各種仲裁委員會、最低工資委員會和公共陪審團中無償服務;形成並推廣企業是一種社會機構的理念；在各種組織中推廣小組工作制和民主化管理方式。

• 1924年，出版企業哲學著作《創造性的經驗》(Creative Experience)。

• 1926年起，連續數年應邀在英國商人朗特裡主辦的牛津大學伯利奧爾學院做關於管理學的主題報告。

• 1928年，移居英國。

• 1933年，應邀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商業管理系作演講，演講的內容後來被厄威克收集並於1949年出版，題目為《自由與協作》。

• 1933年12月18日在波士頓逝世，享年65歲。

• 1941年，H·C梅特卡夫和厄威克編輯出版《動態管理——芙麗特演講集》(Dynamic Administration-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ary Follett)。

　　按照芙麗特的思想，管理的實質是心理上和利益上的融合統一，組織的實質是情景支配下的互動體系，所以，組織與管理中的領導活動也要隨之產生全新的變化。在芙麗特的理論中，領導不再是對他人的統治和支配，而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相互影響。她認為：“人們在團體中尋求歸屬，在聯合中尋求安慰，在隸屬中尋求實現。”所以，管理的本質是尋求合作。“權威是一個自我發展的過程，所以就不應該把人們分隔開來並將他們分成兩個階級——發出命令的階級和服從命令的階級。”由此出發，芙麗特對領導問題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闡釋。

　　芙麗特強調，經理人員應當具備領導能力，但這種領導能力不是頤指氣使，不是發號施令，而是實現組織的協作，確定共同的目標，進而鼓勵和引導人們對情景做出積極反應的能力。經理作為一種社會職業，需要具備一定的素質。芙麗特說：“人們必須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職業那樣來嚴肅地對待這種職業。他們必須認識到，正如所有的專門人士一樣，他們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他們在一個巨大的社會的眾多職能中承擔著一種創造性的職能，一種我認為只有經過訓練並有紀律的人才能在將來成功地承擔的職能。”(《動態管理：芙麗特論文集》)

　　首先，領導的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控制整個局勢的能力。“領導並不僅僅是對人的領導，而且還是整體環境的領導。領導者是一個可以總結集體經驗的人，他們懂得如何組織一個企業的全部力量，並且使之服務於一個共同的目標。”這一點，正是她的互動反應哲學在經營管理實踐中的邏輯推演，併為後來的研究者強調管理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奠定了基礎。

　　其次，領導者要有預測能力。因為“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時刻處於變化的環境之中，所以決策必須對發展做出預期。決策僅僅適用於當前環境的，一般都是二流人物的標誌，領導者的任務正是對由眼前到未來的過渡做出卓越超凡的理解”。芙麗特還說：“我們往往擁有我們自己創造的環境——對於企業成功的意義，沒有哪句話比這句話更加富於創造性了。這就是領導者的任務如此艱巨的原因，就是偉大的領導者需要偉大素質的原因——最精確、最敏銳的領悟力、想象力和洞察力，同時還有勇氣和忠誠。”這一點，對管理的動態性進行了說明。

　　再次，領導者應當有冒險精神。對於什麼是冒險，芙麗特有自己的經驗性界定：“冒險精神並不一定意味著賭徒的稟性。它應當是開拓新道路的開路先鋒的精神。”這一點，又使領導與創新緊密結合起來。

　　最後也是芙麗特最看重的，領導者應該善於培養下屬。由於在芙麗特的理論中非常強調領導與部下的協調，所以她認為，領導不是讓部下服從，而是讓自己和部下都服從於共同目標。這樣才能建立共同的情感，形成彼此積極理解對方的同情。她說：“最好的領導者努力培訓他們的下屬，使下屬成為領導者，而一個二流的管理者則往往試圖將自己的領導強加給別人，因為他害怕這將威脅到他自己的領導。第一流的領導者則努力培養自己的下屬的領導能力。他不需要對自己俯首帖耳之輩、對自己無條件服從之人。今天，最能幹的人有著更大的目標，他們想要做領導者的領導者。”這一點，涉及到對領導活動本質的認定。人們常說“關鍵在領導”，而芙麗特則抓住了“領導的關鍵”。

　　領導與組織緊密相關。芙麗特的把組織看成是“集體工作網”，並積極提倡組織內部的橫向合作模式。她曾經說過：“橫向合作與縱向合作在今天的許多工廠里都存在著。我認為，企業管理中最重要的趨勢是各個不同部門之間的交叉作用的體制。”為了實現這種橫向交叉，芙麗特用“交叉作用的委員會”和“平行的諸葛亮會”1 來描繪“水平式的職權”。這種組織設計，不但標志著領導方式的變化，而且預示著組織變革的方向。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管理者認識到組織扁平化的意義，併在改變著他們的領導方式。原來那種對垂直發佈命令的青睞和依賴，對權力等級鏈的維護和強調，現在則越來越多地轉向通用公司的韋爾奇所倡導的那種水平狀“無邊界組織”(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轉向領導和部屬的互動。矩陣組織和團隊組織，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芙麗特的部分理想。管理領域時髦的環形組織、橢圓組織、網路狀組織，以及方興未艾的學習型組織等等，都驗證了芙麗特的預見。

　　從管理學誕生以來，直線指揮和參謀咨詢的關係就一直是一個論證不斷的話題。芙麗特對這一問題，也從交叉機制角度進行了闡釋，以尋求經理與專家的合作。一方面，芙麗特認為，對於專家在制定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她並不過分誇大專家的作用，反對專家憑藉技術優勢控制直線領導。儘管直線領導對於專家意見應儘可能地予以高度重視，但同時她也指出：“沒有哪個管理人員由於有了專家而放棄思考，專家的意見不應當不經思考而自動地形成決定。”在直線和參謀的關係上，芙麗特依然試圖通過“融合統一”的方法協調二者，把專家的專門知識與經理人員的管理知識結合起來。

　　芙麗特對控制提出一種新的解讀：

　　①控制越來越多地意味著對生產要素的控制，而不是對人的控制。也就是說，控制不能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造力；

　　②控制是集體控制，即調整上級和下級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一個由上級單方實施的控制。也就是說，控制來源於情景，每一種情景都能產生它自己的控制，因為正是情景的事實以及情景中許多團體的交織決定著相應的行為。絕大多數情景都過於複雜了，以至不能由最高層集中控制而有效地發揮作用。所以，必須在組織中的許多“點”上形成“控制集合”或“相互關聯”。這種交織和相互關聯是以協調為基礎的。

　　在芙麗特看來，協調就是：

　　①一個環境中所有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

　　②通過相關責任人之間的直接接觸進行協調；

　　③在初期就應當開始協調；

　　④協調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這四點共同構成了組織的原則，並包含著這樣一個結論：協調和控制是重合的，協調的目的就是保證有控制地實現目標。協調是為了達到統一，而統一就是控制。

　　在談到協調是 “一個環境中所有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時，芙麗特糾正了一個人們長期以來的認識誤區——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要無私地放棄自己的個性和利益。這一點是理解芙麗特管理思想的一把鑰匙。芙麗特曾經明確指出：“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要無私地放棄自己的個性和利益的謬論，是我所知道的最普遍、最有隱患的謬論之一。”她解釋說：在國際事務中，不應當使自己的國家喪失民族性，而正是這種民族性，才使國傢具有了國際性。企業也是這樣，部門主管不應當放棄自己部門應有的權利，而應當使自己的部門與整個企業統一化、整體化。融合統一不是一種沒有個體支撐的想象中的“集體”，而是許許多多具體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在談論個體的人、某個部門時，都不應該使用“犧牲”這個字眼，而應當使用“貢獻”這一辭彙。融合統一不以犧牲個體為代價，恰恰相反，它以個體作用為前提。從這一觀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芙麗特的團體原則正是基於對個性、自我利益的深切認同，由此，以人類社會的聯繫和互動為前提，在集體的環境下達到人性的全面釋放，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正是以上這種基於“合作”的哲學理念，芙麗特對“服務”的傳統含義提出了挑戰，創造性地提出了 “相互服務”的概念。她反對那種把企業看作單純“營利組織”的觀念，堅持認為企業有著更廣泛的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是只有經濟責任。她認為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是統一的。“企業事實上並且也應當被視為一個真正的社會服務部門”。她用典型的坦率表達了自己的見解：“以前有這麼一種觀念，認為在白天，一個人為自己掙錢，這是一個自私的職業；而在晚上，他通過參加學校委員會或者某種與公益有關的會議，為社區提供自己的服務。或者，他可能在企業中度過他生命的早期和中期，努力掙錢，再在以後的日子里，通過把他的金錢用於對社區有益的方面，來為社區服務——但願他能夠活著看到那個階段的到來。我指現在擁有的比這個健康得多的觀點是：我們為利益而工作，為服務而工作，為我們自己的發展而工作，為對創造事物的熱愛而工作……我們的工作本身，就是我們對社會的最偉大的服務。” 芙麗特的這番關於“相互服務”的概念的詮釋，表達了她的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即“企業與社會是的統一的”。正是在這種統一中，她把企業管理與政治哲學融匯到了一起。

　　管理離不開組織，芙麗特以她的融合統一理論為基點，對組織和權威進行了自己獨到的研究。她的組織研究，開啟了巴納德協作系統理論的先聲。

　　就在芙麗特的同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組織理論進行了劃時代的研究。他提出的官僚制組織(bureaucracy)，被認為是人類迄今發現的管理大型組織的最好模式。這種組織建立在法理權威之上,它的形式、結構和運行機制，表現為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規章和制度體系。在官僚組織中，由制度規定組織層級、部門劃分、職位設置、成員資格，能夠形成非人格化的層級節制體系和部門結構，組織成員是否勝任僅僅取決於他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他對組織領袖的個人忠誠或出身門第。相對於傳統組織和個人崇拜組織來說，官僚組織的實質，就是拋棄人治，實現法治，屏蔽情感，崇尚科學。

　　然而，基於自己獨特的民主政治觀，以及對於人類組織中普遍存在的聯繫行為的強烈認同，尤其是基於對“人”的重視，芙麗特在韋伯提出官僚組織理論的同時，從完全不同於官僚制的角度，提出了組織設計的新模式，即“集體工作網”，相當於後人所說的“團隊模式”。這一模式，建立在環形心理反應的互動機制上。國外一些研究芙麗特的學者指出，芙麗特想用她的集體工作網來取代韋伯的官僚制組織模式。對於這種觀點，我們目前還無法信服1。我們認為，芙麗特的組織理論，反映了社會變化的新趨勢，即從一個工業化社會向一個知識化社會的過渡。儘管這種社會轉型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現在知識經濟時代喊得震天響，充其量只能說是反映了社會變化的一部分而已)，但芙麗特以她的敏銳，覺察到了這種變動的歷史意義，併為這種變動提出了預案。這一點，也正是芙麗特超前的地方。因而，20世紀後半葉，凡是批判官僚制的學者，總會在芙麗特的理論中找到共鳴。而芙麗特對組織的重新設計，並不是徹底否定官僚制。官僚制立足於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但缺乏相應的人文關懷。芙麗特則立足於價值理性，以人為本，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她的理論是對官僚制的一種補充和修正，併在一定程度上剋服了官僚制忽視“人” 的弊端。

　　任何組織理論都必須對權威和權力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否則，無異於在沙灘上構建理論大廈。為了給融合統一的行動原則提供理論前提，芙麗特對權威有自己全新的闡釋。雷恩曾對芙麗特的權威理論做出了簡明的概括：“芙麗特試圖用‘共用的權力’來代替‘統治的權力’，用‘共同行動’來代替同意和強制。當存在‘發號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的時候，融合統一就難於實現。‘上級’和‘下級’的角色區分，為利益共同性的認識製造了障礙。為了剋服這一點，芙麗特反對‘專斷的權力’，創造性地提出使命令‘非人稱化’，並服從‘情景規律’。”(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

　　在發佈命令問題上，芙麗特指出：“專斷的命令忽視了人類天性之中最基本的因素之一，那就是主宰自己生活的願望。任何無視人們的自尊和情感的待人處世的方式，將會得到罷工的報複。” “發出專斷的命令有四大缺點：

　　①會失去可能從被指揮人那裡得到的貢獻；

　　②容易引起工人和工頭之間的摩擦；

　　③非常嚴重的是影響工人對自己工作的自豪與驕傲；

　　④削弱了責任感。”尤其是第三點引起了芙麗特的強烈關註，她多次強調：“工人們往往熱切地希望獲得某種地位，並且希望他們的表現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正如他們的雇主一樣，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最大的樂趣，來自於完成了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作品的滿足感。”以往的命令方式，是一種的典型的“他治”方式，而芙麗特倡導的新命令方式，必須改“他治”為“自治”。

　　要實現服從命令與自治的融合，就必須解除命令中包含的人身支配關係。所以，芙麗特提倡“一個命令最好不要以涉及人身問題的方式發展，這不是因為發出命令的人希望事情被做好，而是因為這個命令是形勢所需，即‘情景規律’。” (厄威克編輯：《自由與協作：芙麗特對企業組織的演講》)所謂“情景規律”(law of situation)也被譯為“形勢規律”，是指命令來自於事實和環境，而不是來自於發佈者的意志。比如，一個關於工作安排的命令，調度員就比總經理更有權威。由此出發，芙麗特號召人們儘量作到命令的客觀化和非人稱化。以“命令來自工作，而不是工作來自命令”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要作到命令的非人稱化，就得改變一些原有的思維定勢。傳統的等級制組織中，權力與職位直接掛鉤，上司給下屬發號施令時處於不對等地位，一般不會考慮下屬在接受命令時的感受。而在芙麗特的“情景規律”支配下，“上司”和“下屬”的角色都有了相應的改變。“一方面，上司應改變武斷地發出命令、強迫別人盲目服從的習慣。因為這樣做往往會破壞下屬的創新精神，打擊自主意識，挫傷自尊心。另一方面，對於下屬來說，接受命令的最佳態度是理智的調查，提出改革建設的熱情，以及禮貌的建議方式。雙方需要經常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才能取得對別人的控制，而是我們所有人如何才能取得對環境的控制。”這一觀點的微妙之處，是芙麗特採取了與韋伯完全不同的思路，但要達到的卻是與韋伯相同的目標。芙麗特把韋伯式的單向命令權威變成了以情景為平臺的雙向互動，所要達到的效果，卻正是韋伯追求的“去魅”和“非人格化”。而這種“非人格化”，又提供了通向巴納德式“權威接受論”的邏輯通道。

　　另外，芙麗特還倡導通過職業培訓來強化命令的非人格化。她舉了一個例子：“在一個給工人提供銷售培訓課的商店，當一位女售貨員正在賣一件服裝的時候，她想到的不是命令，她只是在按照她所受到的訓練來完成自己的工作罷了。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只是自己工作的技能技藝，這要比將其視為遵循命令，這兩者給工人心理上帶來的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職業培訓的作用不可低估。”(梅特卡夫、厄威克編輯：《動態管理：芙麗特論文集》)通過培訓，使人們在發出命令時說明自己的理由。最好發佈命令的人能將接受命令的人帶入同一個環境，而不是置身事外，做到“工作是集體研究的結果”。這裡，芙麗特給我們展示了最早的參與式管理思路。值得註意的是，我們今天司空見慣的各類技能培訓，尚未能夠達到芙麗特在80多年前就已經明確提出的命令非人稱化目標，恰恰相反，有些職業培訓反而在強化命令的人稱化。

　　為了實現權威的非人稱化，芙麗特提出，權威的基礎是知識。當一個人服從的不是上司的指令，而是服從知識時，他就不會同上司發生衝突，因為每個人都感到是在遵循情景規律的支配，而不是受某人的支配。這種權力就是一種共用權力，而不是統治權力。再進一步，芙麗特認為，良好的人際關係，實質就在於儘量限制“統治權力”的出現，而儘量創造“共用權力”的氛圍。在更深的層次上，芙麗特認為，只要是對抗或鬥爭，肯定就會追求統治的權力。芙麗特甚至對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也頗有微詞，認為這隻不過是一種比較隱蔽的統治權力表現形式罷了，是在被壓迫的“賤民”中尋求服從和追隨。芙麗特不贊成甘地的鬥爭方式，認為只有追求合作，權威才能夠與知識和經驗相輔相成，變成共用權力。

　　芙麗特還認為：“權力—責任—利益三者之間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合作關係。”“由工作本身，而不是在官僚等級制度中所占據的職位，來決定一個人擁有怎樣的職權和多大的職權。”這一點決定了芙麗特的理論與傳統等級制組織的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則與韋伯的非人格化權威耦合。“在這裡權威從屬於工作、職責，並與工作、職責同在，權威是一個過程，不存在‘最終權威’。”由權威與責任、利益的不可分割性，芙麗特又推導出權威的過程性，並否定“最終權威”。她說：“在這裡，最終的決定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影響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影響可能是以組織的形式做出的，並且這些相互作用著的影響不斷地積聚著力量。一個決定的形成往往是通過一個過程來實現的，這裡體現的是職權的累積。”芙麗特還指出：“正是通過對產生著權威的過程的規律的理解，人們才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權威應該被理解為一個自我發展的過程。”由此，芙麗特完成了從環形心理反應出發、到互動式的權威情景規律、再到相互作用形成職權的理論推演，她的理論在畫出了一個漂亮的弧線後形成了一個自洽且近於完美的閉環。

　　縱觀整個管理理論發展史，不乏里程碑式的經典。在推崇《聖經》的西方，如果說泰羅寫出了管理學的《舊約》，那麼，梅奧就是寫出了管理學的《新約》。而把《舊約》和《新約》銜接起來的，則非芙麗特莫屬。在泰羅那裡，按部就班，理性至上，卻摒棄了人類的浪漫情思。到梅奧那裡，士氣第一，情感支配，卻產生了諸多歧路。芙麗特則以邏輯式的哲學推導，形成了理想主義的美妙構思。

　　芙麗特的基本假設，既非經濟人，也非社會人，既非性善，也非性惡，暫且可名之曰“集體人”。而形成集體的就是“聯繫”。“聯繫”在芙麗特那裡，就好像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那樣須臾不可缺少。芙麗特認為，在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中，相互之間的聯繫極為重要，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聯繫是貫穿她所有著作的主題。但她自己或許未意識到，這種聯繫，使她在客觀上鑄造出了泰羅和梅奧之間的鏈條環節。更重要的是，她開啟了後來更多管理學家的思路，管理學領域的宗師級人物林德爾·厄威克和彼德·德魯克等人，先後都從芙麗特那裡汲取了大量思想財富，而且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

　　作為一位政治哲學家，芙麗特立足於社區組織的政治分析。長期的社區工作經驗，使她形成了公民合作的政治理念。她提倡公民通過親身參與集體組織，從關註集體目標開始，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來管理自身事務，進而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她的這種參與式民主理論，為後來眾多學界巨匠的研究提供了路標式的啟示。在當今一些影響巨大的理論背後，我們總是能看到芙麗特的背影。這些人包括以“交往理論”、“商談民主”聞名的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對“社會資本”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的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特南等人。

　　在政治哲學方面，我們認為，芙麗特是19世紀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思想傳人。托克維爾在研究了支持“美國式民主”的社會條件以後，指出美國人建立公民組織和政治組織的習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非政府組織有助於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穩定，因為非政府組織不僅可以對個人成員產生“內部”效應，而且對更加廣大的政治體有著“外部” 效應。從內部效應看，非政府組織有助於培養組織成員合作和團結的習慣，培養成員的公共精神。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只有通過人民之間互利互惠的行動才能增進彼此的理解。”(《論美國的民主》)從外部效應看，由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組成的密集網路增進了20世紀政治學家所說的“利益表達”和“利益集結”。用托克維爾的話就是“某個觀點由社團來表達時，這個觀點就應該採取更清晰、更準確的形式。它的成功要依靠它的支持者以及他們的參與；這些支持者逐漸互相認識，一些人的熱情上升。一個社團統一了各種頭腦的能量，並有力地使這些能量直指一個清楚確定了的目標”(同上)。總之，非政府組織組成的密集網路形成了運轉靈活的地方公眾參與機制，它既體現了又增進了有效的社會合作。

　　芙麗特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對托克維爾理論的具體實踐。例如她特別推崇的“學校中心”(School Center)，就是把普通公立學校的公共設施在課餘時間免費開放，作為所在社區的活動場所，社區居民可以通過參與各種各樣適合不同人群的活動，彼此之間建立聯繫並達到有效溝通。與此同時，社區的公共事務也可以通過這種參與、協商的方式來加以解決。普通民眾正是通過親身參與自治活動，才掌握了豐富的政治參與技巧並養成了對個人權利的熱愛。正是通過以結社的方式來參與自治活動，個人才能學會如何在集體社會裡與其他人和諧共處，共同為一個目標去奮鬥。這種方式，能有效遏止個人主義將人原子化、孤立化的趨勢，有助於培育公共精神。這種思路，又為當代的非政府組織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

　　如果說，在50年前，把芙麗特的思想當作不切實際的烏托邦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麼，時至今日，芙麗特的思想正在一步步地變為現實。民主參與和地方自治在當代越來越重要，目前全球廣泛興起的非政府組織、發達國家在地方政府改革中普遍採取的地方治理理論，在企業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參與式和自治式方法等等，就是對這一點最好的詮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新的趨勢在未來的歲月里會朝著更加縱深的方向發展。這些現象都說明芙麗特的理論在當代又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芙麗特提出的“融合統一”思想，在今天，已經被髮展為具有現實意義的“社會資本”理論。從提出“社會資本”理論的帕特南代表作《使民主運轉起來》中，處處可以看到與芙麗特思想的吻合之處。這本被譽為“劃時代的開創之作”，運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對義大利進行個案考察，對公民傳統和民主機制的關係給出了新的解釋。帕特南所說的社會資本，就是社會組織的內在力量，包括信任、規範以及網路等，它們以促進合作行為的方式來提高社會效率。信任系統在社會資本的所有表現形式中占據核心位置。在一個共同體中，合作的可能性與信任水平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另外，合作本身也會帶來信任。換句話說就是，社會資本存量高的社會較之存量低的社會，政治秩序一般來說會更加穩定，原因就在於社會資本對於政治的促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它能夠培養公民參與政治的技巧和品德，以及通過社會關係網路將社會衝突消解於社會組織內部。這種思想，無異於芙麗特“融合統一”觀點的新版。

　　根據帕特南的分析，社會關係網路是社會資本的主要內容。在現實中，社會關係網路有兩類，一類是水平聯繫的橫向網路，另一類是垂直聯繫的縱向網路。這兩類社會關係網路的作用迥異。在組織中，橫向關係網路越密集，其共同利益的表現就越明顯，而公民之間合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縱向關係網路越密集，其利益差異就可能越大，儘管縱向網路對於統治行為是非常重要的，但卻難以形成和維繫社會的信任和合作。因此，橫向網路會通向民主政治，而縱向網路會通向寡頭政治。橫向網路的主體扎根於“草根”社會中，縱向網路的主體扎根於“官僚”集團之中。以橫向網路為主的社會，有利於形成自治、寬容、合作與妥協精神，而這些精神又是現代組織中民主生活所必須的。與縱向網路的封閉性相比，橫向網路具有明顯的開放性，組織成員進入或退出的自由度較大，能夠跨越不同種族、民族、文化、區域，進而促成合作。這種“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正是芙麗特倡導的交叉組織體制。社會資本理論要求積極擴展橫向關係，也正是芙麗特提倡的用“集體工作網”來取代縱向等級體系的實踐。可以說，社會資本理論是芙麗特的合作組織理念在當代的發展和深化，兩者在精神氣質上一脈相承。

　　芙麗特為何要從政治哲學轉向企業管理，這是理解她的一個關鍵。在芙麗特豐富多彩的一生中，她一直勇於挑戰常規思維，尤其是在生命的晚年，她毅然決定改變學術旨趣，從潛心研究了大半輩子的政治科學中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企業管理的研究中。其真正原因在於，她關註政治，研究政治，而政治中的齷齪勾當使她失望，政治中的勾心鬥角使她看不到理想中的真誠合作怎樣才能實現。而企業組織則生機勃勃，方興未艾。更重要的是，大工業社會的迅速發展，使千百年來形成的以家庭為核心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企業組織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場所，研究人群關係、研究民主制度的思維模式就必須從原有的以家庭為中心而轉化為以企業組織為中心。尤其是如何在企業組織里推行民主制度，對西方的政治學研究具有新的時代意義，它與社會結構的變化、人們生存狀態的改善都息息相關。所以，基於同樣的思想，但由於時代的不同，托克維爾只能通過地方上的自由結社來達到民主理想，而芙麗特則在企業組織中建構她的和諧社會。

　　在芙麗特逝世後的日子里，她所開闢的這條通過企業組織的民主化管理來促進整個社會生活方式變革的道路經受了實踐的檢驗，她也因此贏得了後人的尊敬。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公民社會理論、新共和主義等思想潮流全面興起，並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註。這些理論強調的基本要素是共同體生活、公民美德、參與、信任、互惠、道德義務、傳統文化等等，而這些正是芙麗特在70多年前就一再強調過的價值，這些價值觀點具有解決集體行動悖論的巨大潛力，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等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第三條道路”。值得慶幸的是，在管理學領域，包括厄威克、德魯克等人在內的有識之士也在積極致力於推廣和擴展芙麗特的管理哲學，以期跟上目前時代發展的步伐。可以說，芙麗特的理論是自我超越的，它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得到新的闡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芙麗特無愧於“先知”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