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和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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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簡稱ICT）

　　信息和通訊技術（ICT），它是信息技術與通訊技術相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新的概念和新的技術領域。以往通信技術與信息技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通信技術著重於消息傳播的傳送技術，而信息技術著重於信息的編碼或解碼，以及在通信載體的傳輸方式。隨著技術的發展，這兩種技術慢慢變得密不可分，從而漸漸融合成為一個範疇。

　　21世紀初，八國集團在沖繩發表的《全球信息社會沖繩憲章》中認為：“信息通訊技術是21世紀社會發展的最強有力動力之一，並將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信息和通訊技術是人類社會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技術。在此期間，不僅ICT的開發、製造及服務得到迅猛發展，而且ICT的應用越來越廣泛。ICT已經滲透到人類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對ICT產生了更多的需求，從而進一步促進了ICT的發展。

　　人類通信的歷史源遠流長，從古代的烽火臺到現代的多媒體通信，至少有數千年的歷史。人類通信的革命性變化是從把電作為信息載體後發生的，其顯著性標誌是 1844年莫爾斯發明電報和1876年貝爾取得電話發明專利。電話、電報從其發明的時候起，就開始改變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但是，只有在以電腦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進入商業化以後，特別是互聯網技術進入商業化以後，才完成了近代通信技術向現代通信技術的轉變，通信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增強。

　　1946年，世界上第一臺通用電子電腦問世，電腦技術的發展經歷了4個階段，即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主機時代、80年代的小型機時代、90年的PC時代、以及90年代中期開始的網路時代。

　　正是電腦技術與通信技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ICT時代。

　　今天，ICT已經廣泛溶入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隨著ICT應用不斷擴大，ICT已經不僅局限於信息和通信技術本身，還包括了消費電子、測量和控制儀器設備以及電子元器件等產品、技術及其關聯服務。

　　ICT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192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傑耶夫（NikolaiDmitrijewitschKondratieff,1892–1938）在其發表的《論經濟生活中的長期波動》一文中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為期50至60年一次的經濟周期。而每一次經濟繁榮，都是由關鍵的技術革新推動的。依據康德拉傑耶夫的這一周期（Kondratieff Cycle）理論為基礎，歐洲人將工業革命開始以來的經濟發展分成5個階段，每一階段的經濟複蘇和繁榮，都有關鍵的技術革新引領或推動經濟的發展。

• 1800年至1850年，蒸汽機和棉花階段
• 1850年至1900年，鋼鐵和鐵路階段
• 1900年至1950年，電器工程和化工階段
• 1950年至1990年，石化和汽車階段
• 1990年至今，ICT階段

　　也許在如何準確劃分經濟周期的具體年限上有很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工業革命開始後的200多年裡，蒸汽機和棉紡技術、鋼鐵和鐵路技術、電氣化和化工技術、石油化工和汽車技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術確實先後引領了各個時代的經濟發展。

　　根據上述周期劃分，上世紀90年代以來，ICT是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且至少在未來20年內，還將繼續引領或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

　　ICT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首先表現在ICT產業的自身發展，即ICT產品和服務部門的生產率首先增長；其次，表現在ICT產品在各個行業的應用，促進了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中企業的ICT投資；第三，ICT產業的發展和ICT技術的廣泛應用，改進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結構；第四，ICT技術的廣泛應用促進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例如作為互聯網應用的電子商務，改進了市場交易的效率；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組織監督與管理成本；這些都提高了企業和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2000年，全球ICT市場規模超過2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6.4%；預計2005年全球ICT市場規模接近3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將攀升至7.7%。2000年至2005年全球ICT市場年複合增長率約為7.44%，而同期全球GDP年複合增長率預計為3.5%。

　　ICT產業已成全球最具活力、規模最大的產業之一。在一些發達國家，ICT產業對GDP的貢獻率高達30％——40％。雖然目前中國ICT產業對GDP的貢獻率遠低於發達國家，但其增長速度則是全球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之一。根據信息產業部公佈的數據，2000年，中國信息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4%， “十五”期間，信息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預計2005年將超過7.5%。

　　儘管對ICT產業的統計定義各個國家和地區有所不同，各研究機構的統計數字也存在差異，但是下列結論基本上得到業內人士和機構的共同認可：

• 1ICT產業正在飛速發展；
• 1ICT市場增長速度遠遠高於同期GDP增長速度；
• 1ICT產業在全球及中國經濟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而且地位在逐漸增強；
• 1ICT正在改變國民經濟部門結構；
• 1ICT促進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 1ICT是全球及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首先我們看國際的環境，國際ICT的發展現在進入了擴散期和成熟期。從我個人來看新一輪技術發展的高潮，進入90年代末期信息技術發展高潮以後新的高潮很難出現。進入本世紀以後我們看ICT這個領域，技術創新在逐步遞減，它逐步讓位於市場壟斷的定位。從研發的投入、專利的註冊來看ICT這個領域都在被生物技術所替代。這點我們可以用數據證明。ICT它孕育新的技術高峰可能需要時間，它今後的方向可能也跟生物技術整合，所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第二，國際ICT發展的重點是追求高性能的產品也在逐步轉向高性能與普及化方向發展。怎麼普及化呢？就是降低成本，美國現在在信息普及上正在做很多研發，包括電腦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現在說100美元就可以買電腦。

　　第三，國際ICT的發展正在進入平穩期，特別是2000年網路泡沫以後信息技術企業的利潤率有一個下降的態勢。這種下降可能是創新的利潤處於遞減，產品的利潤還維持一定的水平。有的企業利潤的水平小於傳統企業，這是國際上看，當然中國不一樣，中國因為信息化處在擴展期。信息產業增長速度在回落。再看看我們國內，信息化面臨著什麼新的發展環境？從ICT的發展，從信息技術管理體制來看它都有些變化。IT是第一大製造業，行業特點來說它還是重硬、輕軟。硬體發展很快，軟體有起步了，但是發展還是很慢的。硬體是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環節，大量的是是組裝，現在我們強調自主研發了，這方面在加強，但是從總體來說我們在國際上還處於低段。在國際產業鏈中我們是處在加工組裝的環節，所以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

　　第二，我們已經形成了世界上覆蓋最多的，技術比較現代的，先進的這樣一個通信網路，這個網路國際上甚至比美國都先進。但是我們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還是明顯不夠，網路我們發展了但是怎麼利用這個網路，怎麼開發信息資源？我們還是落後的。因為我們的網路需求大，我們的固話和行動電話總量已經超過7億用戶，互聯網發展也很快，現在網民已經1.1億了占世界第二。我們有這麼大的網路，怎麼樣把它充分利用好？怎麼樣開發中文資源線上資料庫，包括發展數字內容產業等等，這些我們還是落後的。

　　第三，企業的信息化、社會公共領域信息化包括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發展都很快但是還是條塊分割，就是互聯和資源共用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說我們政府網站這幾天發展非常快，但是縱向很發達，就是部門間的資源共用還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當然這也涉及到標準問題。

　　第四，我們老強調信息化多動工業化，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這方面已經作用已經有所顯現但是還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它的切入點、突破點在什麼地方？這也是需要長期討論的問題，怎麼帶動？它是一種流程再造？還是傳統流程的數字化，顯然是前者。實際流程再造就涉及到整個工藝的變化，包括電子政務如果涉及到流程再造，就涉及到管理、理念的創新。這個我們還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還有很多問題。

　　第五，信息管理體制和政策環境明顯改善了。這幾年出台了很多法律、條規，規範信息產業化。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網路的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怎麼樣提高信息的安全，包括個人的隱私權？有很多事要做，這方面我們的研發投入還不夠，還有知識產權方面相關的法規還需要完善。

　　第六，推進信息化的經濟基礎在趨於成熟。我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我們居民這幾年經濟收入水平上去了，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增強了，我們受教育的程度隨著教育的普及也在迅速提高。這為信息化推進創造了很好的社會基礎。但是企業和居民應用信息技術的成本依然偏高，我們的電腦我們的軟體，我們的應用成本我們的居民收入水平相比還是高的。所以說如何利用國際低成本？我們中國怎麼走低成本道路？怎麼樣開闢新的市場空間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當然一方面信息技術在提高，但是還是有數字鴻溝，這也是我們十一五需要解決的問題。

　　再看看我們有哪些機遇和挑戰？國際信息技術進入擴散期、成熟期，這有利於我們低成本的引進和利用國外的這些資源。這也利於我們較短時間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異。

　　第二，技術發展重點專項普及化也有利於我們大眾更大程度的去分享信息技術，ICT帶來的好處。

　　第三大規模經濟越來越明顯。這種經濟規模有它的實際意義，第一是能夠標準。我們這麼大的市場規模，這麼大的用戶量，對標準是有實實在在的影響，誰也不能忽視，只要被中國所接受它就是國際標準。

　　第二，它對企業增長非常有利這麼龐大的經濟體足夠形成一個大規模體，而不像一個小國，稍微講到面向國際市場就完了。所以這麼大的市場任何一個企業要去壟斷是很困難的，這必然會增強競爭性逼迫你往這方面走。再一個我們的成本優勢會長期保持的我們的勞動力優勢，包括研發成本。為什麼國際研發機構向中國轉移這就是因為我們的低成本。我們的資本供給非常充分，我們現在銀行存款有足夠的資本，我們的產業鏈逐步完善。

　　當然我們也面臨很多挑戰，首先成本偏高，我們的普及率還比較低，所以信息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還不強，因為普及率偏低。

　　第二，人才隊伍建設，人力資本供給也跟不上信息化發展的需要。我們現在無論是生產好，還是服務企業，我們要提高產品的質量感到最最緊缺的就是人才。從國內來看我們的人才隊伍和人力資本供給各方面還是比較短缺的。我們自主技術貢獻度也小，除了一部分企業以外，相當企業研發的投入也好，能力也好都是不夠的。

　　再一個就是硬體發達，但是信息資源共用滯後，還有就是數字鴻溝還繼續存在，也有加大的趨勢。大眾從信息化獲利還不是很充分。

　　接下來討論一下戰略。首先要把好幾個感到，就是國際信息化的發展與中國信息化的發展關係。我們不可能完全跟國際發展同步，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很好的結合起來。

　　第二，怎麼樣處理好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的關係。

　　第三，信息產業發展與信息技術應用的感到；

　　第四，網路系統建設與信息資源開發的關係。

　　從戰略取向來說，我們怎麼樣以提高國民素質、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為目標，走低成本的發展目標。我們有所為有所不為，重點領域要有所突破，代表重點領域要有信心走到國際上去。我們要立足與開發能力，提高產品開發的能力，在各個領域普及信息技術的應用維加快工業化推進信息化創造條件。

　　一個就是增強自主研發能力，核心知識的研發能力。如果自主都上不去就不我們自主的信息產業體系。我們的技術平臺比如CPU操作系統這樣的大平臺往往具有行業的壟斷性，在壟斷行業下進行自主創新必須有國家的支持。包括大家討論很多比如銀行的信息處理系統，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很難在這個領域打開缺口。自主創新不是鼓勵從頭做起，而是要集成創。就是怎麼樣最大程度的集成國內外的技術資源，來獲取我們的知識產權和產品開發能力，這方面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包括微電子、海量信息處理、流媒體信息技術等等。

　　我們要改造信息技術提成傳統產業的發展。利用嵌入式技術提升裝備製造業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它的國際競爭能力。我們要用信息技術降低能耗，提高重大工業資源的利用效率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更多的利用自己知識產權的技術推進這方面的發展，還有在農業信息網路，利用信息網路向農村傳播知識，向農民拓展信息等等。為農民提供一個市場營銷的網路平臺。

　　第三，我們要培育、發展支撐信息產業的發展。比如信息內容產業，包括一些新型的信息服務產業，也包括信息產業里我們一些比較薄弱的環節。

　　第四，在各個領域普及。我們的普及任務遠沒有完成，怎麼樣推廣在社會管理、經濟管理系統加快普及的程度，只有普及帶動效應才會出來。

　　最後，從戰略措施上還要強調幾點。一個就是走低成本的信息化發展道路，通過降低信息化的成本並與低勞動力成本進行有效的整合來培育我們的信息產業的發展。第二個就是能夠繼續堅持集群式的發展模式來做強我們的信息技術產業。特別是我們已經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比較有規模的集群，所以怎麼樣做強，在國際上產業連續中有它的特別意義。

　　第三還是要找到切入點和突破口，加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提升。開始說了，這方面好象還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儘管我們做了積極的探索，在管理上、營銷上都有探索，但是整體來說它的功效怎麼樣發揮的更好。

　　第四加快信息化的水平。我們現在企業信息化有很多實踐，從設計、生產、管理到供需面客戶管理等等都有實踐。但是有些領域並不是很成功，怎麼樣要跟流程再造有效結合起來還是歐很多值得研究的範疇。

　　第五就是電子商務，怎麼樣改善電子商務的環境，網上的交易平臺。政府採購怎麼樣更多的在網上實現等等。比如通過政府網上採購的帶動進一步推動電信產業的發展。

　　加快農村的信息化開始已經說了。再一個就是電子政務建設。電子政務建設核心是橫向整合，我們現在縱向網現在比較發達，核心就是怎麼促進橫向的整合這是我們需要繼續突然的。

　　第八要完善技術標準和法律法規。包括知識產權保護，信息安全、信息資源構想等相關的法律法規還要繼續完善。

　　第九要加強開發信息資源。發展培育信息內容產業最大程度的推動信息資源共用。

　　第十，我們要繼續研究一些政策。比如優先採購，特別是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首次、首台、首部”。，這追產品採購的時候政府要給予扶持。還有研發的稅負問題；還有怎麼樣降低行業門檻等等。

　　許多西方學者已經研究討論過ICT基礎設施（ICT's infrastructure）在GVTs中的作用（Malhotraetal.,2001;May&Carter,2001;Suchan&Hayzak,2001）。一般而言，GVTs在團隊成員居住國家的限制下，以及技術基礎設施能力制約下進行工作。Suchan&Hayzak（2001）強認為ICT技術基礎設施的可靠性對於虛擬團隊的成功與否極為關鍵。

　　系統的基礎設施可以是一項像LotusNotes那樣的合作技術（Suchan&Hayzak,2001），或者是一項像互聯網筆記本項目庫那種專門為團隊開發的技術（Malhotraetal.,2001），或者是一個團隊演示員（TEAMdemonstrator）（May&Carter,2001）。因此，對於任何特定的GVT來說，團隊基礎設施的性質決定了技術採用問題的重要性。當一個GVT依賴於標準的、已被廣泛接受的技術時，技術採用問題就不再必要了。技術基礎設施為GVT成員提供了多種溝通渠道，並制定了規範（Malhotraetal.,2001）。

　　（1）技術採用是許多全球虛擬團隊研究關心的主要問題。

　　技術採用（technologyappropriation），也就是虛擬團隊對技術的採納和使用，是許多全球虛擬團隊研究關心的主要問題。調適性結構化理論（DeSanctis&Poole,1994）也許是團體和組織背景下應用得最為廣泛的技術採用理論。該模型在Majchrzaketal（2000）、Maznevski&Choduba（2000）以及Quareshi（1998;2000）

　　技術採用模型的建立源於對一個成功的虛擬團隊案例分析（Majchrzaketal.,2000b）。這個模型反映的是一種結構上的調整，在調整中，通過組群的技術應用，三種結構來源（技術、組群和組織環境）的結合過程從既

　　存結構演變為突現結構。這種結合過程並不是完全線性的，而是牽涉到許多無法予以論證的事件，這往往使失調現象暫時有所增加。但是，在這種的情況下，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技術採用模型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通過採用過程和三種結構的失調，致使團隊增加對技術的使用。隨著時間的增長，團隊將適度地使用技術，在項目過程中，使用水平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是卻從未顯示出一貫的增長趨勢（Majchrzaketal.,2000）。這種理論融合了另外兩個採用模型：一致性模型和調適性結構化理論（DeSanctis&Poole,1994）。而Qureshi（1998）認為存在三種類型的適應過程：技術適應、工作適應和社會適應。技術適應是關於技術使用方法學習的。工作適應涉及到各種組織所接受的各種規範和觀念，這些組織與新的行為方式一起進入電子社會空間，而這些新的行為方式是伴隨著相比FTF環境下更加正式的相互影響，以及政治色彩更弱的非正式相互影響而產生的。當價值觀念、規範和觀念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產生出來，並且人們學會了依此而行動，社會適應就產生了。

　　（2）媒體選擇是全球虛擬團隊應用ICT涉及的另外一個問題。

　　媒體選擇（mediaselection）是GVT成員應用ICT的另一個問題。如Pauleen&Yoong（2001）發現，電子郵件充當了虛擬團隊的基礎溝通方式，但是，為了方便起見，虛擬團隊在更加非正式的溝通中使用聊天（ICQ）作為會話的一種方式。Suchan&Hayzak（2001）發現，聲音郵件和Lotus資料庫是團隊用來進行溝通的主要技術。對視頻會議的迴避可以用缺少良好的技術基礎設施來部分地予以解釋，另外一部分的解釋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團隊成員感到“我們對彼此已經足夠瞭解，以至於我們不再需要視頻。當珍妮為某事而猶豫不決時，我沒有必要看見她的臉”（Suchan&Hayzak,2001）。媒體選擇在這個團隊中被視為是一項工作；因此，在每一天開始時都要制定媒體戰略。Majchrzaketal.

　　（2000a）對不同任務下的技術使用作了研究，他假設“當一個分散的虛擬團隊在執行高度模糊的任務時，成員們將更多地使用個人媒體而不是CT媒體（CT-basedMedia）；但是當任務模糊程度降低時，成員們卻將更多地使用CT”（Majchrzaketal.,2000）。他們發現，就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對於比較含糊的工作，團隊成員傾向於使用面對面媒體和電話，而對於比較常規性的工作，他們更加傾向於使用同步合作技術。然而，團隊成員顯然也有能力適應模糊任務所需要的技術，如在他們工作的第一階段，頭腦風暴是在FTF會議中進行的，而以後卻是通過使用合作技術來實現的。Robeyetal.（2000）在一項對使用各種媒體（包括電話、聲音郵件、傳真、電子郵件、視頻會議和FTF會議）的虛擬團隊的研究中，分析了虛擬團隊內遠程溝通媒體的選擇，該研究並沒有使用專用群件。媒體選擇建立在緊急性強、個人偏好、文件管理以及使用便利的基礎上，但是個人的選擇並不相同。然而，FTF會議對團隊成員的社會聯繫的影響更大。

　　Maznevski&Chudoba（2000）對媒體選擇行為的觀測與媒體豐富性理論是一致的，但是他們並沒有找到訊息特征和媒體選擇之間的確切的一致性，這意味著社會環境在媒體選擇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團隊結構特征的影響也非常重要。這些結構特征是決定組群過程的結構因素。案例分析中的三個團隊顯示出的結構特征是：技術（可得性、豐富性、社會存在性、可接受性）、任務（必要的互相依賴性、複雜性）、組織（組織文化、組織結構）和組群（所跨界限、成員經歷、成員背景）。他們強調，任務的相互依賴性越高，可能發生的溝通事件就越多。另外，他們認為，由於訊息的複雜性增加了邊界、文化、組織和所跨專業的數量，在跨越上述界限時，需要運用更加豐富的媒體。有一項實證研究涉及到64個團隊，其重點在於技術對於團隊績效的影響（Barker,2002）。四個團隊使用不同的同步合作技術：僅文本（text-only）、僅音頻（audio-only）、文本加視頻（textwithvideo）以及音頻加視頻（audiowithvideo）。結果發現，文本組群和音頻組群的任務完成質量不相上下，視頻與音頻的結合卻提高了團隊績效。

　　GVTs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的ICT應用的理論

　　下麵闡述以溝通和信息共用為目的的ICT應用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能更好地理解GVTs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關於團隊成員間以溝通為目的的電腦使用的理論包括媒體豐富性理論（mediarichnesstheory）（Daft&Lengel1986;Daftetal.,1987;Lengel&Daft,1988）、社會影響理論（socialinfluencetheory）（Schmitz&Fulk,1991）、社會存在理論（socialpresencetheory）（Sproull&Keisler,1986）以及社會行為理論（socialactionframework）（Ngwenyama&Lyytinen1997）。Fulk&Boyd（1991）對個人和團體應用電腦和信息技術進行溝通的理論作了研究。這些理論並不把ICTs看成是一種用於完成工作任務的任務技術，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溝通技術，這種技術為團隊成員之間的溝通服務，並且是團隊過程的一部分。因此，就像溝通一樣，ICTs對於過程收益和過程損耗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對於團隊效能也起著明顯的作用。

　　（1）媒體豐富性理論

　　媒體豐富性理論認為，一個媒體傳達的信息越多，溝通就將變得越豐富（Daft&Lengel1986;Daftetal.,1987;Lengel&Daft,1988）。該理論還認為，從本質上講，媒體具有從最貧乏的到最豐富的等級性質：面對面、電話、書面的有特定對象的文件、無特定對象的文件（Daft&Lengel1986;Daftetal.,1987;Lengel&Daft,1988）。信息渠道容量受四個標準的影響：（1）同時處理多種信號的能力，包括實體存在、聲音的感染力、肢体手勢、語言、數字和圖表符號；（2）建立雙向溝通和接收即時反饋的能力；（3）建立個人焦點的能力；（4）使用多種語言的能力。Daft&Lengel（1986）以及Daftetal. （1987）在傳統媒體渠道的基礎上建立了這一理論，並且他們沒有將ICTs包括進媒體渠道。但是，他們聲稱，運用相同的標準，根據渠道的豐富性，視頻會議、電視會議以及電子郵件都是可替代的。

　　這些研究結果表明，管理者們在模糊溝通中偏好豐富型媒體，但是傾向於使用貧瘠型媒體來傳達明確信息（Daftetal.,1987），不過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與這一理論卻並不完全一致（Hollingsheadetal.,1993;Ngwenyama&Lyytinen1997;Suh,1999）。

　　Hollingsheadetal.（1993）修正了該理論框架，並且對任務－技術適配性進行了更加詳細的闡述。他們的任務技術適配性矩陣有兩條軸：第一條代表任務類型；第二條代表媒體渠道類型。在媒體的信息豐富型和任務需求的信息豐富型之間存在多種類型。如果媒體對於眼下的任務來說過於豐富或者過於貧瘠，團體的效率就會降低。這一理論已經部分地經受了實證檢驗，但是修正後的媒體豐富性理論和任務適配性理論卻並沒有得到實證支持（Suh,1999）。

　　媒體豐富性理論是個體層面上的理性選擇行為的解釋，但是一些實證研究結果與媒體豐富性理論卻並不相符（Ngwenyama&Lyytinen1997）。Lee（1994）認為，豐富性和貧瘠性並不是電子郵件媒體的內在屬性。雖然一些研究人員並不贊同媒體豐富性理論，但是媒體豐富性理論還是為人們所廣泛接受。

　　（2）技術應用的社會影響模型

　　技術應用的社會影響模型的提出，是為了糾正媒體豐富性理論的研究結果偏差（Schmitz&Fulk,1991）。該模型認為，媒體觀念部分是由社會形成，除渠道自身的特點以外，媒體渠道觀念也影響著媒體選擇。該理論預測，媒體選擇將被個人偏好所影響，但是這種影響仍然被限制在在社會進程的一定範圍之內。如媒體選擇可能與團體或者組織的類型相一致，就可能被合作者的聲明，以及組織和團隊的技術使用標準所影響。因此，媒體選擇可能並不完全是一個理性的決策，相反，要受到社會準則和進程的影響（Fulk&Boyd,1991）。該模型將主要在特定的團隊成員中間得到高度同質的應用，在各種團隊中間也會得到多種不同的應用。新成員將被社會化，並適應團隊的技術使用規範，這是社會化進程的一部分。

　　（3）社會存在理論

　　社會存在理論是對媒體豐富性理論進行擴展的又一理論。該理論認為，媒體傳達視覺和非語言訊號的能力越強，個人的社會存在性就越高（Sproull&Keisler,1986）。社會存在指的是在溝通事件中人們相互影響的真實性，它是個人對於溝通渠道的主觀感受。根據每種渠道傳達的社會存在性，各種溝通渠道聯繫成一個閉聯集。這裡，類似媒體豐富性理論，閉聯集的一邊是FTF，另外一邊是書信。

　　Sproull&Keisler（1986）著重強調了情景線索的缺乏，尤其是在溝通過程中使用電子郵件的時候。社會存在性理論認為，電子媒介渠道相比傳統的FTF和電話渠道來說更為狹窄。社會情景線索的缺乏、背景（自然環境）的缺乏以及非語言行為的缺乏將同時減少溝通的靜態線索和動態線索。使用電子郵件時，相互作用將變得更加非個性化，更加以任務為導向。為了緩和這種非個性化特征，運用字元圖釋可以幫助表達感覺和感情，並且有助於增加動態線索。Sproull&Keisler（1986）還發現，減弱社會訊號對於溝通會起到一種解除管制的作用。確切地說，研究對象高估了它們的作用，也高估了它們所接受的信息的數量。減弱社會訊號帶來的另外一個效應是地位平等化。不過，該研究中也出現了恣意行為（如欺騙、傳達壞消息和違反社會傳統等）。

　　（4）社會行為理論

　　社會行為理論是Ngwenyama&Lyytinen（1997）提出的，他們對群件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群件所支持的四種行為；通過ICTs進行溝通僅僅是群件的應用之一。他們認為，在群件中存在下述四種社會行為：工具行為、溝通行為、論證行為以及戰略行為。工具行為通過控制、操縱和改造實物造物（如在共用資料庫中生成新的文件），作用於最後結果。溝通行為對成員間共識的達成和維持提供支持，電腦媒介溝通（CMC）為該行為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論證行為通過諸如投票系統或者匿名投訴的方式，對目標進行詳細的說明和評估，使團隊在價值觀念和規範上達成共識。戰略行為通過影響組群行為來達到共同目標，例如對共用數據空間設置準入限制。在工作過程中，群件在上述社會行為中發揮功用。

　　（四）ICT應用和基礎設施在全球虛擬組織中的地位

　　雖然組建GVTs能帶來明顯的收益，然而這些團隊在溝通中卻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具體而言，傳統的交流機制將會消失或者遭至扭曲，有聲的或者非語言的交流訊號也將被改變（Kayworth&Leidner,2001）。另外，由於團隊成員分佈在多個時區，後勤工作將更加繁雜；會議和行程的安排將非常困難，這使得GVT成員之間信任感的建立（Jarvenpaa、Knoll&Leidner,1998），以及由虛擬的團隊協作所帶來的孤獨感與冷漠感的剋服，成為了GVTs面臨的又一難題（Kirkmanetal.,2002）。比較而言，虛擬團隊的另外一個中心問題是互知（mutualknowledge）的建立（Cramton,2001）。與保持互知相聯繫的問題包括：交流失敗和情景信息保存失敗；團隊成員間經常性的信息分配不均，這種不均給認識信息重要性和理解信息價值製造了困難。另外一些困難還包括：過程收益最大化和過程損耗最小化，以確保團隊成員同時掌握技術上的和人際溝通的技巧，以及虛擬團隊績效的評估與確認（Kirmanetal.,2002）。在組織背景下，應用ICTs所帶來的好處之一是產生更為強大的跨地域和跨組織邊界的合作能力，不過在全球性組織中應用ICT卻增加了團隊協作的複雜性，並且可能對團隊效能造成影響。

　　普通人每天都與這場革命所帶來的各種現象、或者說這種“全球化”接觸，如購物、看電視、使用移動設備、瀏覽互聯網等。這場革命為所有國家和人民共用金融、經濟、科學的成果提供了可能性。同時，一些專家認為，信息通訊技術革命有利於各民族團結，有利於國際關係更緊密的結合。國際社會開始採取運輸、可視聯絡技術的多種新形式聯繫，為民族教育開創了一種新形式。但仍有專家質疑這種全球化對於國際關係的積極影響，以及如何以正確合適的形式推動其發展。儘管迄今為止還沒有國家在其政治計劃中宣佈反對全球化。這一點意味著：絕大多數國家是將其作為一種積極事物，接受全球化，儘管彼此持有不同觀點。

　　信息通訊技術革命對各國加強經濟、安全方面的交流發揮了重大深遠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與各國利益重點，改變了外交政策執行手段。這場革命改變了“綜合國力”這一概念，使得它不再是依靠軍事力量，而是依靠一國的金融、經濟、信息、觀念等。此外，國際舞臺也不再是軍事或政治的聯盟或聯合，而是地區或國際的貿易、經濟聯盟或聯合，如歐盟、亞太經濟組織、亞歐經濟組織、阿拉伯海灣合作委員會等等，八國集團更是其突出代表，這意味著世界政治與外交朝著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可以說：這場波及生活所有領域的革命也同時帶來了風險和消極影響，對人口少、國土面積小的民族而言，經濟和安全上的緊密聯繫可能對其國民意識產生影響，繼而影響其獨立自主的要求，甚至導致種族與邊境衝突升級，從而導致這些國家的作用與國內民族特性削弱。同時，這也可能使得以聯合國為首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作用減退，非政府組織影響加強。

　　與我們相關的是，全球化自二十一世紀伊始對國際關係和外交工作產生了明顯影響，尤其是軍事政治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軍事危機、高層會晤不再占據首位，取而代之的是外貿、金融、環保、國際媒體交流等問題。

　　信息通訊技術革命對於外交關係的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

　　這場革命意味著不同專業領域、多種語言的知識大爆炸，各領域知識產品]成倍增長。如何最大限度地掌握大量信息，在最短時間內提供給研究人員與決策者，如何達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要通過信息管理的最新手段實現，其中最基本的是依靠電腦、運用包括電視、衛星、光纖、行動電話、互聯網等有線無線等多種通訊技術。這場革命對於如何制定信息管理政策起著指導作用，也就是說信息電子空間已經變成了一種媒介，從而使得各大項目可實現跨國操作，國際市場實現遠程運作，新聞媒體實現跨國交流。另外，這種媒介也是國家之間相互交往的一種手段。工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通訊領域差距擴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流動自由，由信息中心向其周邊或多邊國家之間，超越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

　　（2）由於具備在文化和技術上有著巨大影響的新聞機構，西方面對相對落後的其他國家，掌握了通訊與信息的霸權。

　　（3）為應對全球化趨勢，發展人力與物質資源，發達國家採取政治經濟政策，跨國貿易使得商品與服務不斷加速流通。

　　談及信息通訊技術對國際關係的作用與影響，我們必須承認：它使得世界聯繫更緊密，很大程度上縮短了地緣政治的距離，國際關係的核心變成了知識主權與科技進步。信息與知識不再根據政治主權邊界來確定，國際關係對這方面非常重視，受到各種方式影響，不受冷戰以來起主導作用的各種國際條件約束，各國要實現新聞獨立、控制信息向國內的涌入、促進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保證國民完全忠實祖國，但是，目前尚不能控制信息的質量與數量，從而導致在外交事務處理、與他國關係處理上仍然相對軟弱。

　　科技對國家的重要性，既能使其國民在世界民族中被邊緣化，也能使其經濟生活被邊緣化。對其經濟生活的影響體現在：導致其貧困化、收益低下倒退，在履行保證國民安全、捍衛國家的義務上軟弱無能。有些國際強權勢力對新的國際局勢控制野心日益膨脹，用高額物質來換取替代某些國家發揮作用，另外，還極力加強其世界霸權主義的影響，保障其國際利益。這樣，所謂的衛星新聞外交日漸抬頭，這種外交策略主要靠播送新聞、圖片，用形狀、色彩、刺激、欺騙，來中傷其他國家的官方電視，干涉其內部事務。這種衛星媒介使得一些國家擔心自己不能進行宣傳與內部新聞控制，擔心國民傾向於刺激的外族文化，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已經深入了主權國家的諸多方面，如國家行政、立法、地理邊界、一些國家在頒佈立法、實施權利中的作用開始減弱，與此相對的是，覆蓋諸多規則規定的國際條約與制度日益增多，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解釋：

　　（1）有一些為多個領域確定規範的國際法規，這些法規成為了一種對付各國的藉口，不能允許與它相異的東西，即便是出於維護國家主權的。

　　（2）在國際組織中，我們有一個體系來進行國際監督、監管，起到調查、檢查的作用，正如我們所見的人權協議、核軍備，以及類似的國際勞務法。

　　（3）對於國家無法靠憲法或國內立法來解決的問題，必須確定國際法律與國際裁決，達成國際規則。此類規則可以採取協議性質，或採用通行的國際法律規定，或者具有立法性質的國際體系，即便某些國家未能批准或尚未加入。

　　這種工作理念給國家、主權兩個概念都帶來了改變，給國際關係、國際社會也帶了新的理念，它們迎來了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即信息通訊外交，或者正如專業人士所期望的，將此稱為“全面外交”。這種外交政策旨在創造一種比過去更寬鬆、更多樣化的國際環境。這樣，各種問題的處理範圍進一步擴大，外交人員工作涉及面進一步擴大，形成了日常工作日程化、工作公開化，並受到新聞媒體的關註與民主機構、公眾輿論的影響。

　　外交人員不僅僅限於其例行工作如慶祝會、晚餐會、午餐會、迎來送往，或者寫報告、作分析預測，而是包括了管理、協調更廣泛的活動領域，對其所駐國家保持廣泛關註。可以說，現在的外交人員應該會處理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人類社會所有的事情都已變得更密切，具有國際意義，這使得曾經簡單的外交工作變得複雜，不僅僅是因為各國和國際社會面臨困難、複雜、盤根錯節的問題越來越多，也是因為國家也越來越多。

　　同時，這樣的全方位外交具有相互牽制的特點，而這種牽制是由於地區和國際集團不斷發展產生的，是這些集團形成的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方向，遠比政治、經濟、貿易戰略關係更牢固，這種方向在以往成立的集團擴大和深化中明顯展示出來，如歐洲共同市場（EEC）擴大，成為歐盟（EU），在亞洲有東南亞國家聯盟（ASIAN），亞太國家經濟合作論壇（APEC），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 NAFTA組織，此外在阿拉伯國家還有一些組織，如海灣國家的組織——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GCC），馬格裡布國家的組織——阿拉伯馬格裡布聯盟，在非洲國家有西非國家組織（ECAWAS），南部非洲組織（SA-DAC）。

　　也許新的外交環境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受到新聞媒體的影響。見證外交風雲的人物們如今發現：舊的外交制度開始與之衝突，外交工作曾經保密、特殊的特點開始削弱，尤其是在談判上。

　　信息通訊革命的出現，催生了外交關係從形式到內容的質變，為進行遠距離聯繫、以電報、傳真、首腦聯繫熱線為手段的商談提供了手段，從而能夠實現通過有線、無線、衛星等手段進行的會議與對話，這使得在談判桌上的各國談判者能與自己的政府進行溝通，得到決策者們的指示，信息革命、網路電視傳達速度的快捷對於外交人員的工作有著決定性變化，提供給他的消息、信息、各種觀點大量涌入，這使得他即便在辦公室，也能身處國際形勢的中心，能與時間賽跑，跟隨形勢而不落後。

　　總的來說，這場革命或者說全球化，使得國際關係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協調，而已邁向更深遠的意義。例如由於外部干涉方式的多樣化，干涉別國內政的可能性更複雜，如人道意義上的干涉、人權保護上的干涉、少數種族權利的干涉、以國際反恐怖為名進行的干涉等等。

　　當代外交政策儘管有了顯著發展，但是仍不足以全面覆蓋社會、經濟、藝術等不同問題，或者目前被稱為全球化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迫切關心的重中之重，一個國家不論能力如何，很難單獨應對這些問題，因此這些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各國統一行動來尋找成功有效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包括環境與污染、能源、水資源、乾旱、沙漠化、失業、貧困、糧食短缺、恐怖主義、政治暴力、諸如艾滋病、吸食毒品、有組織犯罪等。國際社會共同努力面對最近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些新任務使得外交機構必須調整工作重心，處理這類問題的部門比其他管理政治問題的傳統部門變得更為重要，主管這些任務的人員也受此影響，外交部門中出現了競爭。這些需要新知識、高素質的新活動在日常運作與專業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國際會議即便探討的問題無論從國際參與、組織安排、必要人才的培訓上，與傳統意義以上的政治問題相去甚遠，然而如何安排會議、確定議題、進行管理與技術組織，對於負責主辦這些國際會議的各國外交部門來說，已成為工作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