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集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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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集群理論（Industry Cluster Theory）

　　產業集群理論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一種西方經濟理論。產業集群理論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美國哈佛商學院的競爭戰略和國際競爭領域研究權威學者麥克爾·波特創立的。其涵義是：在一個特定區域的一個特別領域，集聚著一組相互關聯的公司、供應商、關聯產業和專門化的制度和協會，通過這種區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構建出專業化生產要素優化集聚窪地，使企業共用區域公共設施、市場環境和外部經濟，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區域集聚效應、規模效應、外部效應和區域競爭力。

　　對於集群的關註源於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思考。經濟增長,從一個產業到特定區域範圍內的增長。一直是經濟學的基本命題,這裡涉及分工、專業化、外部經濟、收益遞增(遞減)等經濟學中倍受關註的焦點,新古典經濟學與此相關的一些預設也倍受詰難。正如克魯格曼所言,集群理論與此頗有淵源,某種意義上成為新思想試驗的場所。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並指出“分工取決於市場容量”,第一次暗示了專業化依賴於全球化——擴大的市場是專業化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要求協作的前提。這一經典論述不僅用於解釋隨著產業的發展帶來的產業鏈上的縱向分工。也可用於解釋本地市場上不同程度的分。

　　在新增長理論中,Romer、Lucas分別採用外部經濟分析法構建了他們的增長模型。羅默認為,知識溢出這種外部經濟形式是理解經濟增長的關鍵。Martin和Ottaviano綜合新增長理論,建立了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間的自我強化模型,證明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降低了創新成本,刺激了經濟增長。

　　應當說,完全競爭假設下的均衡分析方法雖然代表了主流經濟學關於經濟增長的主要觀點,但是由於其嚴格的假設條件越來越受到質疑,在現實條件下難以得到經驗證據的確證。近來,演化經濟學因其對於現實世界的解釋力越來越受到關註。演化經濟學繼承了熊彼特非均衡分析的傳統,結合進化論分析經濟增長和技術變遷過程,重視歷史事件、路徑依賴的作用,在演化經濟學指導下對於區域範圍內技術變遷和創新過程的研究正成為近年來集群研究的一個新興的領域。

　　解釋集群的形成原因及其內在機理的文獻是集群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研究企業集群的文獻中,各種理論和學派受其理論淵源的影響在解釋產業集聚方面各有側重,主要被引用的觀點有馬歇爾的外部經濟和三要素論、集聚經濟理論和新經濟地理思想等。

　　馬歇爾繼承斯密的分工理論,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外部經濟是指企業生產規模擴大對該產業的所有企業產生有利影響,外部經濟相當於正的外部性或正的溢出效應。通過對產業區的分析,馬歇爾認為,外部經濟使得同行業企業集聚於同一地區而獲得運輸便利和信息優勢,他通過三要素(勞動力市場共用、中間產品投入和技術外溢)對產業集聚做出解釋,前兩者稱之為“金融外部性”,後者稱之為“技術外部性”。雖然外部經濟難以度量,馬歇爾的外部經濟分析法仍然提供了一個在完全競爭環境框架下的考察收益遞增的分析工具。

　　韋伯在區位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並首次提出了集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y)的概念。韋伯產業區位理論的核心,就是在配置產業時,儘量降低成本,尤其是把運輸費用降到最低限度,以實現產品的最佳銷售。韋伯認為,一個企業可以通過兩種主要方式獲得集聚的經濟效益,即:(1)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生產的集聚程度,從而可以降低產品成本;(2)通過選擇與其他工廠緊密相連的配置,可以獲得收益。這種集聚,使企業共同使用專用設備,共同利用勞動力市場,共同使用公共設施,從而使每一個工廠減少成本。韋伯還對產業集聚做了定量研究,試圖以等差費用曲線作為分析工具來確定產業的集聚程度。

　　相似的研究還包括有關空間聯合體的討論:Florence開始了集聚經濟凝聚性趨勢及其空間聯合體的討論,其追隨者有Streit、 Richter、Czamanski&Czamanski,他們檢驗了集聚經濟的假設,認為集聚經濟並不僅僅是城市中心的一般吸引力的結果。而是不同產業相互作用的結果。提出了產業問互動的重要性。帕魯(Perroux)的增長極理論,通過增長極概念描述了產業間的關係。Chlnitz的貢獻在於通過對市場結構、企業家行為和產業組織等因素的分析重新認識了集聚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一系列運用生產功能理論的研究試圖通過不同的指標度量集聚經濟的地區生產率。

　　對於產業集聚機理的探討另外一個值得關註的就是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思想。新經濟地理主要是整合了新古典經濟理論與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通過規模報酬遞增和內生的集中經濟解釋產業的空間集聚問題。克魯格曼通過其新貿易理論。發展了其集聚經濟觀點,理論基礎仍然是收益遞增。他的產業集聚模型假設一個國家有兩個區位,有農業和製造業兩種生產活動,在規模經濟、低運輸費用和高製造業投入的綜合作用下,通過數學模型分析,證明瞭工業集聚將導致製造業中心區的形成。另外,他的壟斷競爭模型在融合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多種影響因素:收益遞增、自組織理論、向心力和離心力的作用,證明瞭低的運輸成本、高製造業比例和規模有利於區域集聚的形成。

　　另外,對於集群機理的研究還包括產業組織學方面的文獻。產業組織理論從市場結構、產權結構和交易費用出發,借用威廉姆森的“中間規制結構”來解釋集群,認為產業集聚是剋服市場失靈和內部組織失靈的一種制度安排。

　　應該說經濟學理論對於集聚機理的探索指導了集群研究的方向,但對於集聚機理的理論探討帶有正規的性質,不能加入集中度、企業行為、集群績效等經驗測定的研究,也沒有介入集群的管理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問題。對於這些複雜問題的探討,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做出了不同解釋,形成了集群研究今天的繁榮局面。

　　（一）產業區理論

　　馬歇爾(Marshall)在1890年就開始關註產業集聚，他將大量種類相似的中小型企業在特定地區的集聚現象稱作“產業區”。馬歇爾指出聚集形成的原因在於企業能更好地獲取外部經濟提供的利益和便利。這些好處包括提供協同效應和創新環境，共用輔助性服務支持和高水平的專業化勞動力市場，促進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平衡勞動需求結構和方便顧客等方面。並且馬歇爾通過分析給出了產業區內環境的特點及優勢所在。他說，在產業區內，行業的秘密不再成為秘密，而似乎是公開了，同行們不知不覺中學到很多秘密，優良的工作受到正確的賞識，機械上以及製造方法和企業的一般組織上的發明和改良成績得到迅速研究。如果一個人有了新思想，就為別人所採納，並與別人的意見結合起來，因此，它就成為更新思想的源泉。

　　新古典經濟時代產業集聚，還處於萌芽狀態，其主要特點是許多在物質上具有密切聯繫的企業和相關機構在地理上的集中而產生的外部經濟性。馬歇爾研究集聚儘管也重點強調了產業集群的這一特性，但他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他發現了一種產生集聚的“新鮮產業空氣”——協同創新的環境。但在馬歇爾時代，由於客觀上企業之間的聯繫主要是物質的投入產出，因此，受研究目的與主要從事技術創新理論管理研究的限制，馬歇爾的研究存在著歷史局限性，他沒有將協同創新環境充分展開，沒有進一步研究企業聚集產生的非物質原因。

　　（二）工業區位理論

　　韋伯(Weber)是世界經濟史上較早而又完整、系統地提出產業區位理論的經濟學家，其重要的貢獻是對工業區位進行規範性的研究。韋伯認為，產業集群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企業自身的簡單規模擴張，從而引起產業集中化，這是產業集群的低級階段；第二階段主要是靠大企業以完善的組織方式集中於某一地方，並引發更多的同類企業出現，這時，大規模生產的顯著經濟優勢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應。

　　韋伯把產業集群歸結為四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技術設備的發展。隨著技術設備專業化的整體功能加強，技術設備相互之間的依存會促使工廠地方集中化。第二個因素是勞動力組織的發展。韋伯把一個充分發展的、新穎的、綜合的勞動力組織看作是一定意義上的設備，由於其十分“專業化”，因而促進了產業集群化。第三個因素是市場化因素。韋伯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素。產業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購買和出售的規模，得到成本更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滅中間人”。第四個因素是經常性開支成本。產業集群會引發煤氣、自來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從而減少經常性開支成本。

　　從理論上看，韋伯運用模型對產業集聚優勢的因素進行了量化研究，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但是，韋伯對產業聚集的研究同其區位理論中的其他內容一樣，是一種純理論化的研究。對於所處的外部動態環境中的企業來講，如果脫離了一切制度、社會、文化、市場競爭、歷史因素，只是簡單的從資源稟賦、能源消耗等角度考察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其研究結論在科學的現實性方面存在不足。

　　（三）增長極理論

　　帕魯(Francois Perrour)是最早提出增長極(growth pole)概念的法國經濟學家。他在20世紀30-40年代就向法語體系國家積極宣傳凱恩斯、熊彼特等人的觀點和思想。併在1950年發表的《經濟空間：理論與運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增長極概念，其後經過不斷完善，形成了系統的增長極理論。

　　帕魯認為應該把20世紀的經濟視作一種“力場”的空間網路而不是交換的網路。20世紀的經濟是以支配效應為特征的，經濟中存在著“支配力”。為了分析有支配效應發生的經濟的非均衡增長，他引入了“推動單位”（propulsive unit）及增長極概念。所謂推動單位是指一種起支配作用的經濟單位。當它增長或者創新時，能誘導其他經濟單位的增長。推動單位可能是一個企業或者同產業內的一組企業，也可以是共同合同關係的某些企業的集合。如果一個有支配效應發生的經濟被定義為“力場”，那麼位於該“力場”中的推動單位就被稱作增長極。增長極就是那些與環境密切聯繫的經濟單位。

　　1966年，保德威勒（Boudeville）使增長極概念的內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並把經濟增長概念的涵義向虛擬空間經濟發展轉移。他指出，推動性產業能夠導致兩種類型的增長效應：一是列昂惕夫乘數效應，它是通過現有部門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產生的經濟效果快速膨脹的經濟現象；二是極化效應，隨著推動產業生產能力的增加而導致區外的其他關聯活動形成時，極化效應發生。在增長極概念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增長極理論，註重於推動性產業——聚集——經濟增長髮展過程研究。

　　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強調政府在產業聚集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認為有了政府對推動性產業或專業化企業的投資建設，就會產生圍繞這些關鍵性產業或企業的集聚效應，形成創新能力，最終帶動產業所在區域的經濟快速發展。顯然，這種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誇大了政府人為干預實現產業集群化，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實踐證明，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四）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

　　前蘇聯經濟學家科洛索夫斯基將地域生產綜合體定義為：在一個工業點或一個完整的地區內，根據地區的自然條件、運輸和經濟地理位置，恰當地（有計劃地）安置各企業，從而獲得特定的經濟效果，這樣的一種各企業間的經濟結合就稱為生產綜合體。因此，地域生產綜合體具有聚集性質。蘇聯地域生產綜合體建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辦大事的優勢，綜合體的建設完全是由國家投資完成。前蘇聯學者認為，地域生產綜合體由一些具有不同功能的部門組成：(1)經營類，即體現地域生產綜合體發展方向的專業化企業，是綜合體的核心；(2)關聯類，即與專門化企業由前向後向聯繫的企業；(3)依附類，即利用專門化企業的廢料進行生產的企業；(4)基礎設施，即為各類企業提供一般性生產條件的多種措施，包括生產性基礎設施、社會性基礎設施和結構性基礎設施。地域生產綜合體的組成結構表明，它是一種典型的產業聚集，聚集的核心是專業化企業，圍繞這一核心的是關聯企業、依附類企業，企業之間具有生產的投入產出聯繫，企業共用各類基礎設施。

　　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強調企業之間穩固和正式的投入產出聯繫。該理論用與企業區位決策有關的空間交易成本——不僅包括運輸費用，還增加了通訊以及協調管理的成本等因素來分析產業區位選擇，這對產業區規划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但地域生產綜合體畢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其集聚經濟作用被更強的政治目的所掩蓋，前蘇聯的多年實踐也證明其作用的有限性。

　　上述各種理論的研究更多地註重產業區內企業的物質聯繫，強調外部經濟給企業集中帶來的好處，忽視了企業之間存在的非物質聯繫。從這個角度講，位於產業區的企業更多的是一種地理上的集中，而不是產業上的集群。所以，以上各種理論還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產業集群理論範疇。

　　（一）新產業區理論

　　義大利學者巴格納斯科（Bagnasco）在1977年首先提出新產業區的概念，認為新產業區是具有共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和企業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 “社會地域生產綜合體”。巴卡蒂尼（Becattini）在1990年進一步指出，新產業區是一個社會和地域性的實體，它是由一個在自然和歷史所限定的區域中的人和企業集合的特征所決定。新產業區的首要標誌是本地化網路，也就是區域內行為主體之間的正式合作聯繫以及其在長期交往過程中所發生的非正式交流關係。

　　區域產業集群就是這樣的產業區，它一經形成就具有難以複製的各種特性。一是因企業集聚而形成的高度專業化分工。新產業區理論強調了產業區內部企業通過高度專業化分工或轉包合同結成一種長期的穩定關係。而這種穩定的關係是基於企業之間的依賴和信任而形成的。二是本地結網。這是新產業區的核心內容，網路是指區內行為主體，包括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政府機構等，有選擇地與其他行為主體進行長期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在此基礎上所結成的長期穩定關係。三是植根性。一般來講企業的競爭力取決於國家環境，但更取決於企業所在的區域和地方環境，任何經濟活動都離不開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四是行為主體的對稱關係。在新產業區各企業都是相對獨立的平等的，沒有支配和依附關係，都以平等的地位參與本地結網。

　　新產業區的概念雖然是巴卡提尼所提出的，但真正讓這一理論引起關註的卻是在皮奧勒和撒貝爾(Piore and Sabel)的彈性專精理論提出後。他們二人在合著的《第二次產業分工》一書中首次對19世紀的產業區再現的現象進行了重新解釋，並提出了這種發展模式的特點是彈性專精(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

　　皮奧勒和撒貝爾認為，以彈性專精為基礎的產業集群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柔性加專業化。所謂柔性指通過生產要素的再配置不斷改變生產過程，專業化指這種資源的再配置是在有限範圍內進行的，因為進入某一產業界的企業都認為“他們的行業”是生產此領域內的產品而不是其他領域的產品。二是限制進入。一旦形成產業集群區，則區外的生產者無法享受區內的各種資源及制度性供給。三是鼓勵創新和競爭但限制過度競爭。因為惡性競爭如工資等工作條件的競爭會阻礙技術進步。

　　新技術革命以後，隨著後工業化和信息經濟時代的到來，新產業區等理論對於產業集聚或集群的解釋正式進入了現代產業集群的範疇。學者們對新產業內的企業從生產方式、企業間的非物質聯繫、產業區內參與主體的地位等各方面提出了與產業區不同的認識。可以說，新產業區理論的確立是產業集群理論正式進入了現代產業集群理論範疇的標誌。

　　（二）新經濟地理理論

　　克魯格曼(Krugman)並沒有將新產業區產生的動因追溯到預先存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上。他指出：產業地理集中可能是由當地歷史中的“偶然事件”引致的，重要的繼起的累積因果關係，其理論的基礎是規模收益的遞增。克魯格曼從經濟地理的角度探討了產業聚集的成因，他在1991發表的文章中將地理因素重新納入到經濟學的分析中，通過一個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說明瞭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製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點，反過來大的市場需求又取決於製造業的分佈，最終導致所謂的中心——邊緣模式。

　　克魯格曼在1995年出版的《發展、地理學與經濟地理》一書中建立了產業集群分析的新模型，補充了他已有的產業集群理論。克魯格曼與富濟塔以及維納伯勒斯在1999年合著的《空間經濟、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中，通過設立假設條件：（1）生產條件無法在國際間流動；（2）兩種產業都是壟斷競爭且具有完全相同的消費者需求函數；（3）兩種產業各獲得一半的消費支出及相同的需求彈性等。併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簡單模型，探討了在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和一種生產要素（假設每個國家只有一單位勞動）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形成的動因。

　　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將運輸成本納入到理論分析框架中，將因運輸成本的減少引起的集聚經濟、外部性、規模經濟等要素放在企業區位選擇、區域經濟增長及其收斂和分散性問題的分析上，得出了比傳統經濟地理理論更具科學的集聚理論。但新經濟地理理論同樣面臨現實經濟問題的考驗。克魯格曼的集聚理論也為產業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論依據，產業政策有可能成為地方產業集聚誕生和發展的促進因素。不過產業政策只不過是影響產業集聚形成和演變的因素之一，並不能必然實現政策制定者的預期願望。

　　（三）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科斯(Coase)於 1937年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認為企業作為價格的替代物而產生。威廉姆森(Williamson)於1975、1985年在其分別出版的《市場與科層》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兩本名著中，界定了交易費用分析方法，用不確定性、交易頻率和資產專用性解釋了經濟活動的體制結構，提出了“中間性體制組織” 的概念。

　　所謂“中間性體制組織”是指介於純市場組織和純層級組織之間的組織形式。這些組織的存在，是組織本身從效率的角度或稱“生存能力”角度內生性決定的。因為利用層級組織可能會帶來協調成本過高導致規模不經濟，而市場交易成本過大也會存在市場失靈的風險。因此，中間性組織是對兩者進行權衡後來決定自身組織結構的，區域企業集群就是這樣的中間性組織結構。根據這一觀點，可以把產業集群理解為：產業集群是基於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的眾多企業集合起來的組織，這種組織結構是介於純市場和科層組織之間的中間性組織。它比市場穩定，比層級組織靈活。這一組織形式通過企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交流與溝通，引起交易成本的降低，達到追求區域範圍經濟的目的。但是，實際上，新制度經濟學提出的中間性組織的觀點並不能完全解釋產業集群的形成機理和發展的內在機制的作用。因為，一個較為成熟的產業集群內部結構涉及眾多因素，決不是只用“中間性”組織的概念就能闡述清楚的。

　　（四）新社會經濟學派

　　新經濟社會學有三個基本主題：根植性、社會網路和制度。它從一種新的理論視角，把社會結構引入到分析之中，併發展了根植性、經濟的社會結構、網路理論等思想，從而在經濟決策中，充分地考慮到社會、文化、權力、制度、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把經濟學和社會學較好地結合起來。

　　格蘭諾維特（Granoverttor）在1985年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根植性的概念。他指出經濟行為是根植在網路與制度之中的，這種網路與制度是由社會構築並具有文化意義的。他指出通過企業在本地的扎根和結網所形成的地方聚集，可以使企業構築起交流與合作的系統，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依賴於人際信任關係的社會網路可以超越企業的邊界，使企業的社會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強於其原有狀態。主要理由是：一是以信賴為基礎的社會網路中的企業有強烈的合作願望以共同承擔風險，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二是企業間的關係相對穩定，不容易出現報複行為；三是企業間有著共同的利益，容易採取一致行動達到共同的目標。

　　新經濟社會學派的“根植性”概念較好地解釋了企業集群的社會文化因素和當地產業氛圍的作用，強調了學習型網路的重要性。然而有研究表明，“根植性”在集群形成的初期作用較大，當集群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較強的“根植性”甚至會影響集群向更高層次發展。例如，基於產業集聚的特色工業園區在發展的初期，需要根植性的行為嵌入到當地的經濟中。當園區走向市場化，國際化，為避免路徑依賴效應的負面影響，又要減少根植性行為。

　　（五）新競爭理論

　　波特(Porter)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系統地提出了以產業集群為主要研究目標的新競爭經濟理論，把產業集群理論的研究引向了新的領域。他認為，集群是一組在地緣上接近的相關企業和相關機構，由共同性和互補性聯繫在一起。

　　在通過對丹麥、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等10個重要貿易國的情況進行調查後，波特教授認為國家競爭優勢主要不是體現在比較優勢上而是體現在產業集群上，產業集群是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國與國在經濟上的競爭主要表現在產業集群上的競爭。他認為，創新是企業競爭優勢獲得的根本途徑，也是企業保持持續競爭能力和國家保持競爭優勢的核心，而產業集群則正是企業實現創新的一種有效途徑，因為產業集群本身就是一種良好的創新環境。這實際上是從競爭力的角度探討產業集群概念，並指出“企業——產業——國家”三個層次之間競爭力的關係。

　　對於如何培育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波特提出了著名的企業集群鑽石模型。他認為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主要有四個：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支持產業和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狀況。

　　波特所研究的產業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居於企業間長期穩定的競爭合作關係而帶來的成本的降低和持續創新能力的提高。這對提高區域競爭力，推進區域發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但其理論也受到了一些批評，認為波特的理論解釋了已經存在的產業集群是如何誕生和成長的，但是不能預測它們將如何發展以及什麼是還未誕生的 “成功中心”等。直到現在，這一理論也未得到主流經濟學的普遍承認。

　　（六）區域創新理論

　　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1934年提出了經濟創新的思想。後來，技術創新分為兩條路線：一是以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創新論；二是以制度變革和制度推進為研究對象的制度創新論。和產業集群相關的區域創新理論屬於制度創新範疇，其主要由“區域創新環境”、“區域創新網路”、“區域創新系統”三個理論分支組成。

　　歐洲GREMI (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on Innovative Milieu)小組1995年從創新環境理論角度對歐洲產業區進行研究。該小組的主要概念是社會文化環境，這個概念把產業的空間集聚現象與創新活動聯繫在一起。創新環境從廣義上指的是產業集群所在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而一般是指在集群所在地促進創新的各種制度、法規、實踐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環境是一種區域發展的基礎或背景，它使得創新性的機構能夠創新並能與其他機構相互協調。而這創新的環境來源於聚集在一起的企業的協同作用和集體效率，這樣企業聚集能使各企業共用單個企業無法實現的大規模生產和技術以及組織創新的好處。

　　在此基礎上，西方學者提出了群的核心假設，並稱之為“創新相互以來假設”。該假設認為，創新傾向於通過經濟網路的前向和後向聯繫群聚在一起，網路的密切程度與企業創新息息相關。該假設的另一種表述認為，當代的公司幾乎沒有能夠單獨進行的創新，如果通過客戶、供應商和知識生產部門之間的密切交往和知識交流，可以大大改善公司的創新。

　　區域創新系統是創新系統理論運用於區域層次而提出的新概念，意指區域網路各個結點(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政府等)在協同作用中結網而創新，並融入到區域的創新環境中而組成的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是由區域創新網路和區域創新環境有效疊加而構成的動態關聯繫統，該系統具有開放性、本地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等特點。該理論還認為，區域是企業的“群”，這些區域由通過合作和競爭聯繫在一起的企業網路構成，區域經濟發展不是潛在利益現象的簡單集合而是系統有效的整合。

　　區域創新理論實際上是馬歇爾產業區理論中“創新來源於某種無形的氛圍”觀點的進一步發掘。該理論強調了創新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指出了產業集群追求的不僅僅是企業地理上集中帶來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好處，更是在一種特定的區位環境中企業學習能力的提高。但該理論對創新網路、系統的形成機制和形成過程沒有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