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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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銀行(Offshore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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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銀行又稱離岸單位,是設在離岸金融中心的銀行或其它金融組織。其業務只限於與其它境外銀行單位或外國機構往來,而不允許在國內市場經營業務。
離岸銀行在金融學上指存款人在其居住國家以外開設賬戶的銀行。相反，位於存款人所居住國內的銀行則稱為在岸銀行或境內銀行。
存款者開設離岸銀行賬戶的動機可能有如下幾點：
- 銀行位於稅率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因而能被用作避稅港。
- 離岸銀行所在國家對保護儲戶隱私要求更嚴密。
- 逃避存款人所在國家對於賬戶活動的監督管理，例如禁止開設匿名賬戶等。
- 在存款人所在國家政治或經濟不穩定的時候，保護存款。
離岸銀行有下列問題：
- 離岸銀行也是犯罪分子所用來洗錢的常見場所，因而名聲不佳。
- 鼓勵居民避稅或逃稅。
- 因其不在存款人所住地，儲戶服務中可能產生不便。
- 開設離岸銀行的起點儲蓄金額一般較高，故主要服務於收入較高的人士。
離岸銀行業務在我國發展不到20年的時間里，已歷經了試辦、停辦和復辦的曲折過程。當前，我國企業“走出去”產生了新的融資需求，銀行國際化經營也需要“走出去”，此外人民幣開始出現國際化的趨勢，所有這些都為銀行離岸業務的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當然，與此同時這項業務也面臨“成長的煩惱”和不可迴避的風險，因而對金融外匯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期組織的這一專題，對銀行離岸業務的現狀、試點經驗及監管存在的問題作了相關的介紹與分析。
發展歷程
離岸銀行業務源於20世紀50年代在英國倫敦出現的歐洲美元交易，但當時業務量很小。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直至70年代，伴隨著離岸銀行市場的快速擴張，離岸銀行業務得到迅猛發展，80年代達到高潮，形成了新加坡、香港和東京等新的離岸銀行中心。由於離岸銀行業務是金融自由化的產物，其發展反過來也推動了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和各國金融管制的放鬆。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加強金融監管重新成為各國的共識，金融自由化步伐放緩，離岸銀行業務的發展步入低谷，呈現相對衰落之勢。
“西方不亮東方亮”，出於開辦離岸銀行業務既是吸引外資重要渠道，也是推動我國金融業與國際接軌有效途徑的基本認識，1989年5月，經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招商銀行在全國率先試辦離岸銀行業務，拉開了我國離岸銀行業務的序幕。隨後，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市分行、中國農業銀行深圳市分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分行相繼獲准試辦離岸銀行業務。由於國際離岸銀行“革命”本身處於低潮，加上國記憶體在政策不到位、業務品種少、抗風險能力差等先天性不足，因此離岸銀行業務在我國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以深圳市為例，截至 1998年6月，總資產規模僅26億美元。
“屋漏偏逢連夜雨”，我國離岸銀行業務剛起步不久，就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海南發展銀行關閉和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的洗禮和衝擊。面對資本外逃壓力，從風險控制的角度出發，1999年國家停辦了離岸銀行業務。近年來，隨著國家外匯儲備的逐年增加和金融監管體制的逐步健全，為人民幣國際化夯實基礎、發展離岸銀行業務的呼聲漸強。2002年，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招商銀行、交通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銀行重新取得離岸銀行業務經營資格。截至2004年9月底，四家銀行離岸資產總計在16億美元左右。
運作方式：內外分離，兩頭在外
由於地理條件、經濟環境、歷史背景、金融監管等方面存在差異，在4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國際離岸銀行市場主要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依托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或區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的離岸銀行市場，如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香港等；一種是藉助寬鬆的稅收環境和配套的金融服務形成的離岸銀行市場，如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等。其中根據金融監管是否區分在岸業務與離岸業務，前一種離岸銀行市場還可以細分為內外混合型（以倫敦、香港為代表）和內外分離型（以紐約、東京、新加坡為代表）。
根據國際離岸銀行市場的發展趨勢和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狀況，我國離岸銀行業務發展採取了內外分離為基礎、適度滲透作補充的模式。在實行“內外分離、兩頭在外”的經營管理原則下，各銀行離岸銀行業務發展在試點初期呈現出以下主要特點：一是離岸客戶結構和地區分佈單一，客戶群主要是港澳地區的中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境外股東；由於國內中資銀行對境外客戶的資金信用狀況的瞭解相對有限,實際上各銀行離岸銀行業務九成以上的客戶是境外的中資企業。這也成為各銀行離岸業務不良資產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業務種類以傳統的存款、貸款、結算等零售業務為主，同業拆借等批發業務相對不足。近年來，這些銀行離岸業務結構和運作模式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如國際結算等中間業務成為主要利潤增長點，同業短期拆借業務有了長足發展等。
主要問題：蘊含潛在風險
我國離岸銀行業務發展初期，政策相對寬鬆，管理髮展的方向明確，《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也於1997年和1998年相繼出台。但 2002年離岸銀行業務復辦以來，既沒有對不完全適應目前新形勢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修訂，也沒有出台新的管理辦法，導致政策定位不明確，制約了離岸銀行業務的發展。當然，銀行自身經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利用離岸與在岸業務聯動，逃避監管，增加潛在風險。如2003年下半年收匯、結匯外匯專項檢查中也發現，個別已開辦離岸金融業務的銀行通過客戶在其離岸市場部的外匯存款作質押或擔保，對境內企業發放人民幣貸款，增加了我國資本流入的壓力。
未來之路：規範發展
回顧中國離岸銀行業務發展十多年走過的歷程，並非一帆風順。期間有短暫的輝煌，但更多的是長期的低迷，也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和風險。前不久中航油危機事件中，國內6家銀行中了“埋伏”，其中就有3家銀行因為離岸銀行業務牽涉其中。因噎廢食當然不行，盲目擴張更不可取，規範發展才是上策。畢竟，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需要離岸銀行業務的發展。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貨幣的國際化與離岸銀行業務的發展關係密切，前者往往需要後者的支持。人民幣國際化不可缺少的標誌就是國內企業成為跨國企業，中資銀行成為跨國銀行。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企業“走出去”戰略，但國內銀行的金融服務沒有完全跟上，此時發展離岸銀行業務可謂正當其時。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餘額已具相當規模，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也頗可觀。從國家和民間外匯儲備尋求出路的角度出發，開展離岸金融業務也不失為左右逢源之策。
約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7月。可能是天氣太熱，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庫瓦西耶（拿破侖）乾邑白蘭地讓我感覺遲鈍，但坐我旁邊的這個人正說的那些事聽起來卻仍然令人難以置信。此時，我正與一家馬來西亞最大的合資企業--KSM的首席財務官在一起，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裡是位重要人物。整個早上我都在與他的團隊以及合作企業委員會會談，討論該合作企業存款和投資活動的非常規增長。他們竭盡全力地取悅我。開完會後，我們乘電梯到他們位於商業中心區的辦公大樓頂層，那是一個奢華的場所，在那裡，他們給我擺了一桌龍蝦宴，配的是烈性法國白蘭地。
隨著上來的一道道菜餚，氣氛漸漸緩和下來。上面提到的那位鄰座似乎對我度過童年時代的地方最感興趣，那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澤西島--一個英吉利海峽中的島嶼。他對澤西島作為一個離岸避稅港的角色尤其感興趣。
"在那投資安全嗎？"他不斷地問我這個問題。當我告訴他我對那個地方的金融機構所受監管情況瞭解不多時，他拐彎抹角地解釋說其實他對這些並不關心。最後我終於弄明白了：他並不擔心監管是否嚴厲，而事實上，他正在策劃一些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合法的事情。
我在吉隆坡審查馬來西亞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時，發現了一個可能導致一場毀滅性混亂的問題。這是一個旨在幫助農村存貸款合作企業的法律小漏洞，它給了許多接受存款合作企業（DTC）的董事會機會，使它們能給存款提供較高的利率，這比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所確定的利率高一些。由於這個緣故，它們吸收到了數十億存款，這些存款它們可以拿來投資，而不會受到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或者銀行與金融公司委員會規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裡訪問了一些較大的"投資合作企業 "，發現它們將這些存款大量地貸放給了企業董事、親戚和關係密切的親信，而且這些貸款通常都沒有任何擔保。這些資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倫敦、新加坡和紐約在內的不同避稅港的秘密離岸信托基金或公司。這些存款在市場繁榮時，被投資到房地產和證券市場，而接下來的市場低迷，使其損失高達數億美元。由於處在離岸金融市場的特殊用途投資機制中，這些資金大部分都無可輓回地損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眾對馬來西亞銀行體系信心崩潰的行動中，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業中24家的交易活動。
對投資者缺乏保護這一點並不令我感到驚訝，因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馬來西亞赫赫有名的商人，他們與執政聯盟的政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此期間，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沒有一家對這些向避稅港非法轉移資金的行為進行報告或者僅僅是提出質疑，這包括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和審計師。我也不是唯一一個註意到這種缺乏職業操守現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錢的專家也已經註意到了這些用來轉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動所獲收入的金融網路路徑，與數十年前西方銀行和律師事務所為了非法資金外逃和避稅所使用的金融網路路徑一模一樣。奧薩馬·本·拉登在2001年時奚落說，基地組織的資金是安全的，不會被美國所凍結。他自誇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體系的缺陷……恰恰是這些缺陷已經成為西方金融體系自身的陷阱。"
我曾經一度極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這些來自於DTC的資金是如何從離岸銀行挪出去的，但後來我發現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離岸信托基金都沒有註冊，這也就無從獲悉幕後那些人的身份。碰上這個無法逾越的秘密障礙，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發現向馬來西亞官員提出警告，並建議他們通過加強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來剋服這些問題。但是我的興趣自此發生了轉移，轉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錢財從發展中國家流向西方銀行體系這些更大的問題。
離岸中介
完成我在馬來西亞的任務後，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我要回到澤西島查明離岸金融體繫到底是怎樣運作的。這不是一個輕鬆的選擇，因為它意味著會丟掉我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職業而開始從事一份存有很大疑慮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無論我個人如何看待這份工作的性質和通常的避稅港，我一刻也無法放下我的決定去乾別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我澤西島的家是一個很艱難的抉擇，坦率點講，這個抉擇也讓我感到畏懼。
我在澤西長大，我喜歡這個島上的風光景緻，喜歡它的海岸線，也喜歡它那迷人的傳統。儘管我為自己是一個澤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覺得應該增加更多的閱歷，於是我離開澤西島，在倫敦進行審計和項目評估的培訓。當我差不多 25歲時，我又開始學習以便能拿個經濟學碩士學位，最後，我獲得了經濟學和法律的雙碩士學位。在學習期間，我與英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Oxfam2000 （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的一些運動參與者取得了聯繫，開始研究世界上那麼多最貧困國家的資金是如何源源不斷地流入秘密銀行賬戶的問題。
這個研究一直持續到我畢業以後。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時，就逐漸意識到由IMF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資本市場和貿易自由化計劃使有錢人和資金充裕公司的避稅變得更簡單。在將資金非法轉移到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托基金的過程中，避稅港起了關鍵而隱蔽的作用--不僅有利於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實力的個人及公司，而且也耗盡了世界上最貧困國家用於經濟發展的資金。隨著它們的財富大量地消失在離岸區，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通過舉債來彌補減少了的稅收收入。這導致了一個惡性迴圈：放慢的經濟增長率增加了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社會不平等，助長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風險，從而促使更多的資本外逃。放緩的經濟增長使這些國家在維持公用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時越來越難應付它們的外部債務。簡言之，離岸避稅港破壞了經濟增長，導致了貧困。
在查閱了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文獻後，我證實目前幾乎沒有關於避稅港的作用和在新興的全球化金融市場下它們如何相互影響的研究，離岸金融在資本市場和世界貿易的專業文獻中少有提及，更別說在世界上財經類大學生的主流教科書中出現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疏忽，特別是當你考慮到下麵這個事實時：有五成的世界貿易經過了避稅港，從理論上來看，每天有數十億美元通過離岸網路輸出輸入。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歷了東南亞和北非，無論行至何處，我總有一個體會，那就是--財富，特別是像來自於石油等礦產資源的財富都正遭受著腐敗政界和商界權要的剝奪，這些財富被輸出到瑞士、摩納哥、開曼群島和澤西島等避稅港的離岸銀行賬戶和信托基金。在這些國家，嚴重不公與極具腐蝕效應的獨裁的結合造成了社會緊張局勢，特別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國，在這些國家，極少數權要積聚了巨大的財富，而很多人卻連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中。貧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為並助長恐怖活動。從這個角度看，非法錢財流入離岸銀行賬戶與那麼多窮國對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憤恨情緒之間的關係也就容易理解了。
對奈及利亞財富近乎無休止的掠奪和該國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淵生動地說明瞭這一問題。根據《經濟學家》載文，"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薩尼·阿巴查還是奈及利亞的獨裁者時，奈及利亞中央銀行有一個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將大約1500萬美元轉入他的瑞士賬戶。"如果沒有一個大的金融專家團以及能夠從為犯罪和主要金融體系提供中介中獲得好處的離岸政府官員形成的基層組織的默契配合，這樣大規模的貪污是不會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約100家銀行都參與處理阿巴查掠奪的財富，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銀行，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巴黎銀行、瑞士信貸、英國渣打銀行、德意志銀行、摩根建富證券公司、德國商業銀行和印度銀行。根據國際政策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Policy）的洗錢專家雷蒙德·貝克的研究，"隨著阿巴查的財富被估定為30億到50億美元之間，很多銀行都開始對這筆錢虎視眈眈，希望能拿到這筆巨款，給這筆錢提供一個庇護和管理場所。"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約有3億美元最終落戶於位於澤西的銀行，毫無疑問，澤西銀行都知道這筆錢的來歷，它們對為這樣一個政治風雲人物管理這筆資金收取高額手續費。不必說，在阿巴查倒台後，當國際壓力最終迫使這筆貪污贓款被遣返奈及利亞時，銀行一分錢的費用也沒拿到。雖然曾給這個非洲近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和支持，但沒有一個職員受到指控，更別說受到任何方式的處罰了。相反，澤西官員們還大肆吹噓他們在將這筆錢遣返回國的過程中是怎樣的盡心儘力。
簡單地說，南半球如此大規模的腐敗行為，沒有富裕國家金融機構的參與是不會成功的。奈及利亞一直都位於透明國際（TransParencyInter national）的全球腐敗指數排行榜榜首，但是，我們很難反駁前奈及利亞教育部長阿裡亞·法風瓦教授的說法，他在2005年曾說道，瑞士"因藏匿、慫恿和引誘世界範圍內的侵吞公共財產，將這些貪污所得保存在他們的地下保險庫中以保證其安全"，應該位列最腐敗國家名單的榜首。
在很多西方國家，銀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機構都被要求執行詳盡的檢查，以確定它們存款人的真實身份和他們的資金來源。在實踐中，富於靈活性的官員們私底下向我透露說"認識你的客戶"這一標準，在實際處理中經常只是一個可選可不選的標準，沒人關註他們的客戶是否在逃稅。近年來，在阿巴查這樣的政治大亨事件後，這些應予關註的檢查措施得到了加強。但是銀行仍然不願意執行"增強型"的稽核任務，部分原因是因為涉及費用成本，更多的是因為它們更願意對它們的客戶行為的合法性聽之任之。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在實踐中，很多律師、銀行家和逃稅者沆瀣一氣，他們從為這些逃稅者處理贓款中獲得大量手續費收入。還有什麼能更好地解釋為什麼德高望重的美國瑞格士銀行在它的"瞭解客戶"文檔中這樣描述它的一個政治大亨客戶呢："客戶是一位從事私人投資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馬群島，該客戶是處理受益人投資需求的中介人，現在該客戶是一位在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專業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條不紊地積累著自己的財富。"這位"已退休專業人士"就是前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他從1979年開始就在瑞格士銀行開立了28個賬戶和存單，金額總計為600萬～800萬美元之間。皮諾切特因為涉嫌酷刑和暗殺已遭起訴，在他的統治下，智利政府組織屠殺小分隊排除異己，脅迫民間組織。他還涉嫌毒品交易、非法軍售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在2005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和一些跟他關係密切的家族成員因逃稅和欺詐遭到調查。
碧海、銀沙和秘密
澤西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異常繁榮。在最近10年裡，世界各地的許多大銀行在離岸區設立子公司，以應付它們的高級凈（增）值客戶所需私人銀行服務的迅猛增長。律師事務所和大會計師事務所也在離岸區設立子公司，以便向它們的企業和私人客戶提供管理和信托服務。澤西距倫敦只有45分鐘的飛機航程，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夠給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離岸避稅港的倫敦提供離岸服務。早在20世紀60年代，地方律師事務所就熱心於學習百慕大和開曼島，向澤西政府遞交了一系列規則和法律法規的變革措施，這使澤西慢慢地變成了企業界所稱的"有吸引力的離岸投資環境"。這個環境對鼓勵研發或者商品和服務生產毫無用處。它的吸引力來自於極低或者為零的稅收以及幾乎對非本地註冊企業的毫無管制。很多企業在技術上看似是合理避稅，但它們實際上是在這種極易被識破的偽裝下基於非法逃漏稅而存在的。
對離岸金融服務的需求增長迅速，以致澤西島都無法應付這種巨大需求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需要人手，但是有資格的勞動者卻不多，有經驗的職員更是緊缺。儘管放鬆了雇用標準，但銀行仍然無法那麼快招收到因其業務飛快增長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澤西的那些日子里，我有一些可從中選擇的工作機會。雖然我沒有在銀行和信托管理方面的工作經驗，但他們提供給我的報酬遠高於我目前作為一名職業經濟學家所掙的報酬。我選擇了一份沃爾布魯克信托澤西有限公司的工作，這個公司是現今全球會計師事務所德勤（Deloitte）的一個子公司。沃爾布魯克的客戶遍佈全球，這個公司對於我瞭解實踐中的資本外逃和逃漏稅是很有幫助的。
從我的辦公室窗戶俯瞰聖赫利爾碼頭，我能看出澤西是怎樣轉變成一個離岸金融中心的。舊的城市住宅和農業商場迅速地讓位給國際性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的辦公大樓，旅游紀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業的高收入者。儘管公路的最高限速為每小時40公裡，我窗外的街道還是被車子塞滿了。保時捷、美洲虎和寶馬在這個島上備受歡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輛。在這個不久前還是一個保守而很有節制的社會，炫耀性消費已經成為現在的常態。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個島嶼的傳統農業發展急遽下降，旅游行業也同樣如此。二者都是被離岸金融服務業所導致的迅猛增長的物價和工資給擠垮的。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在這裡表現得很明顯，而且隨著傳統行業被經濟過熱所摧毀，這個島對避稅港活動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隨著這種依賴性的增加，從英國那兒享有很大自治權的澤西島政府變得越來越依賴於這個自由自在的行業所帶來的財政收入，這個行業能夠通過施加政治壓力以保證得到特殊對待。我最初對離岸銀行這個潛在"政府戰利品"的擔憂在幾年後被證實了。
在我開始工作的幾周內，我對我們公司為客戶提供的業務類型有一種體會。為大量的小規模賬戶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離岸賬戶中支付和轉移資金。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倫敦、盧森堡、紐約和瑞士的律師傳真或郵寄過來的。資金的真正（或說受益的）所有人真實身份是嚴格保密的，而離岸公司的所有權都偽裝在名義董事和股東名下。通常這些公司屬於離岸信托，後者是完全隱秘的，甚至沒有註冊。我被告知，這些程式構成了幾乎所有離岸交易良好的習慣性做法，這種交易一般包括三個媒介（信托、公司和真實的銀行賬戶），這種交易在不同的離岸管轄區域內廣泛地擴展開來。各公司還採取嚴密措施來保守這些秘密，包括特別設計的傳真機，使得錶面看來這些客戶公司的確是在澤西進行實質性的公司職能運作，它們還不斷地採取各種預防措施以保證外人不會獲知它們客戶的真實身份。這對一家在倫敦的證券經紀聯盟集團來說尤其便利，這個財團在澤西利用一家匿名離岸公司，作為它處理大量會員的貿易欺詐行為的大本營，幾乎不用受任何處罰。單是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額就達上億英鎊。
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為了阻止正當權威機構的調查，但是為了進一步保證客戶的安全，大多數的信托基金都訂立含有 "逃遁條款"的合同，這個條款使這些客戶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調查時就能把他們的資產轉移到另一個管轄區域並指定新的受托人。毫無疑問，這些服務要價不菲。但是這些客戶的潛在收益和稅收節減遠遠多於這些。
偷稅是我們很多客戶的主要目標。理論上，稅收行業在逃稅和合法避稅之間做了很嚴格的區分，逃稅涉及欺騙性申報。但是在實踐中，兩者間的區分很不清晰，英國一位前財政部長就這種混沌不清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濃厚得跟監獄圍牆一樣。"我在澤西工作時所使用的大部分稅收方案很可能通不過那些受益人所在國家稅收當局的詳細審查。如果他們的稅收方案是嚴格合法的，他們就不需要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托了。當然，任何問起這個秘密的人，他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回答，那就是無論是英國還是其他什麼地方的存款者，他們的稅務當局都要求他們申報收入，但是業內人士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相信其金融狀況能夠瞞天過海，不會為人所知。
稅收籌劃者通過很多方式來證明這種極度隱秘性的必要。最經常使用的證明方式是，在一個充滿政治風險和專制的世界，人們需要保護自己以免受到來自貪婪政府力量的壓榨。隱秘性，根據瑞士銀行家協會（極力想擺脫納粹金幣醜聞給他們帶來的臭名）的成員銀行在財金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廣告來向人們描述的那樣，"就像人們呼吸的空氣那樣必不可缺。"一位來自美國遺產基金會（US 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稅港倡導者曾將離岸市場的隱秘性與保護沙烏地阿拉伯同性戀的必要性聯繫起來。我曾經從事的國際發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對人權問題極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沒遇到哪怕是一個調查記者、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貿易聯盟的激進主義者、人權運動參與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極端勢力極權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離岸市場賬戶。相反，恰恰是那些獨裁者，比如，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科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赤道幾內亞的特奧多羅·奧比昂、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還有他們的親屬和親信都利用離岸賬戶來藏匿他們盜得的贓款和逃漏稅。如果細細考查，我們就可以發現"離岸銀行的隱秘性保護了人權"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給全球化商業的車輪加點潤滑油：逃漏稅的運行機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稅涉及貿易的不當定價。我們的很多客戶都是跨國企業，它們利用避稅港通過所謂的轉移定價將利潤從高稅率區域轉移出來，轉移定價是指由同一個人所有的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進行貿易的過程。從技術層面來講，轉移定價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為大多數世界貿易是發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間的。但是在實踐中，跟轉移定價有關的國際慣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為同一家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沒有市場價格可循。因此跨國公司利用它們設在避稅港的子公司來抬高進口價格，壓低出口價格，以此大規模地減少稅負。有些無形資產如專利權還被掛在離岸區子公司名下，這樣它們能獲得比在本國申請時高得多的估價。在澤西工作時，我見過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和石油經營商、製藥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向離岸區轉移利潤的。
我們的某些客戶是小公司的業主，這些小公司大多都設在發展中國家，他們設立離岸公司以便能通過一種被稱作重開發票的手段在澤西達到洗錢的目的。重開發票錶面上看來就是將商品或服務先賣給在避稅港的第三方，然後再賣給最終購買者。在實踐中，這種安排實際上是一場騙局，旨在欺騙當地的稅務當局，這些經過離岸區非法轉移的利潤很大一部分最後都留在了隱秘的離岸區賬戶。有些資金後來則披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外衣繞了一圈又回到國內，而這些投資一般都享有稅收優惠待遇。
在很多情況下，通過不當定價來轉移利潤很少被稅務當局發現。美國的一些研究學者曾揭露過一系列不當定價的同業貿易，包括從中國進口的衛生紙定價為1千克（大約四捲）121?81美元；從捷克斯洛伐克進口的塑料桶定價為每個972?98美元；從俄羅斯進口的自行車輪胎定價為每個364美元。⑩在出口方這邊，人為壓低定價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內瑞拉的美國產推土機定價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達島的裝配式房屋單位定價為1?2美元。這項研究估計，從1998年到2001年僅因不當定價轉移利潤給美國帶來的稅收損失為1?75億美元。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損失比例比美國要高得多，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財力對隱秘的離岸中心進行長期的追蹤調查。例如，很多非洲經濟體的諸如油氣、礦業、製藥、商品貿易等這些戰略部門都被跨國公司控制。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管理部門沒有能力對轉移定價的詭計進行調查，所以它們也就沒有能力籌集到公共設施部門建設所需的足夠資金。一個研究非洲稅收問題的專家指出，轉移定價的陋習在這個大陸上已成通病，但至今還沒有哪個非洲國家在挑戰這個陋習上成功過。
一些經濟學家竟然贊成這種積極的合法避稅形式。他們認為，公司董事有義務最小化成本，包括稅收。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能抑制高稅收/高消費的政府，迫使它們服從市場經濟的嚴格法則。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會認識到原來他們對政治領域的想法有多麼幼稚。在傳統的術語層面上，稅收並不是企業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將其作為利潤分配更準確一些，這跟稅收出現在損益賬戶中是一樣的。
同樣重要的是，這種便利使得跨國公司能夠通過它們設在類似澤西這樣避稅港的有名無實的紙上子公司安排它們的貿易和投資，還使它們能獲得高於它們競爭對手的明顯稅收優勢。由此造成了一個不平等的競爭領域，這給了跨國公司相對於非跨國公司更多不公平的優勢。在幾乎任何情況下，這都意味著更有利於位於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競爭者。這種不公平優勢還因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投資的壓力而更趨惡化。這種方法往往被誤認為是稅收競爭，稅收競爭同樣對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內競爭對手有利。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合法逃稅和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外國投資在近幾十年來對調整貿易和投資資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國際貿易談判中，這些問題從未被列入過考慮範圍。
由於這些扭曲和濫用市場的努力，避稅港實際上降低了全球生產率，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原教旨主義人士提倡一種無障礙方法以促進自由貿易，可他們忽視了避稅港的角色。世界貿易組織（WTO）很少對財政補貼和稅收扭曲如何破壞自由公平貿易的問題進行調查。但這個慣例也曾出現過一個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決定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境外銷售公司（FSC）將利潤留在免稅離岸區；FSC成為一種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補貼。FSC被撤銷後，隨後被一種與其類似的不在轄區內的收入免稅的稅收優惠所代替。2002年，在歐盟的控訴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這個問題揭示了跨國公司在尋求補貼和稅收優惠的游說努力花了許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卻公然抨擊對窮人的福利項目。
隨著我在澤西的客戶群的增加，這種弊端越來越明顯。但在我與我的同事們發展工作關係時，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對自己工作的更廣泛意義漠不關心。他們都僅僅是為了錢而工作。初級職員頻頻跳槽以尋求更高的工資，高級職員則竭盡全力想儘快掙到更多的錢。那裡的氣氛很瘋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尋找合法避稅的新辦法。曾在這個合法避稅行業待過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師和會計師就會被雇用去進行詳細分析，看有什麼樣的稅收漏洞能供利用。當然，只有很有實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時850美元的費用給那些幫助它們制定詳細的合法避稅方案的專業人士，而大多數的小公司則支付不起。這種不公正的合法避稅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競爭性優勢，而稅負則日益從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轉移給中產或者底層收入家庭。
我的很多同事對由我們的工作所帶來的各種後果的指責並不關心。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我們這個小島之外的世界一點都不感興趣。除了工作，他們的話題很少偏離當地的流言蜚語、汽車和房子價格這些主題。在工作中，我對那些在離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間流出流入的資金來源不予理睬，這些資金很多來自非洲國家。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在我們出去參加"周五萬歲"的辦公室飲酒狂歡會時，我的部門上司桑德拉·畢松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對討論那些事情毫無興趣，而且從不在乎非洲發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態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樂趣集中在敞篷娛樂車和在周末喝得爛醉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復一日、毫無生氣，她僅僅將工作視作迅速致富的途徑。很奇怪的是，我喜歡她，我們相處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對不那麼富裕的客戶毫不體諒更別說同情的做事方式、對有錢客戶恬不知恥的奉承態度都讓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對享樂主義的虔誠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縮影。就像我的大多數同事，桑德拉從不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與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為聯繫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這些聯繫。
反覆無常：合法避稅的瘋狂增長
"規則不過就是規則，規則是要人來打破的。"這是引自2004年3月《衛報》上的一篇文章。這些言辭不是出自一名帶著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對全球化的激進主義分子之口，而是出自於對一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馬施雲（MooreStephens）的一個公司稅務合伙人進行的採訪。在評論英國財政預算報告中的稅收方案時，他接著說："不管立法是否適當，會計師和律師總會有隙可乘。"在面臨煽動犯罪的指控時，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慌忙跟它的這位合伙人的言論劃清了界限- -但事實的確如此。多年來，合法避稅已暗中損害了國家的稅收體制，而且"什麼也無法擋住賺錢"這一觀點也堅不可摧。
跨國會計和咨詢公司畢馬威（KPMG）代表了這種傲慢自大的具有顛覆性的態度。該公司稅務部門的公司文化於2003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對從該會計師事務所獲得的公司內部備忘錄、電子郵件和其他信件進行披露後被曝光。在畢馬威的高級顧問格列格·里奇的一封電子郵件里，他提請公司中主管納稅的負責人吉爾夫·斯坦註意，他說，即使監管者針對公司的高凈值客戶所使用的稅收策略採取行動，從這種策略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超過任何可能的法院罰金。"我們的一般交易，每樁可以收到 30萬美元，而最多只會有3?1萬美元的損失。"另一份內部文件包括一個警示，說公司如果遵守美國國稅局（IRS）關於合法減稅的法定要求，畢馬威將"不可能在有利稅率產品市場中競爭。"這些對合法避稅行業文化的披露促使參議院對此進行報告，其中稱一個畢馬威的高級官員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違反聯邦合法減稅法。"
在支持這些企業文化方面，記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們寫的文章對合法避稅不加批判，不考慮它的社會經濟影響，他們附和奧威爾關於稅收行業執業者的說法，奧威爾將合法避稅描述為"有利稅率產品"、"減輕稅收負擔"、"前攝的財產保護"和"稅收效率"。在澤西這個離岸區的工作讓我明白在逃漏稅和合法避稅之間並沒有清晰的界限。離岸金融行業通常都達到了一種協調狀態，那就是對其他的腐敗和不道德行為比如軍火交易熟視無睹，"佣金"被匯入離岸公司的賬戶以尋求對規模大的合同的保護，而內部交易操作則通過離岸公司的處理掩蓋交易者的真實身份。複雜的法律架構和不同離岸管轄區間錯綜複雜的交易都是為了虛張聲勢，製造誤導調查組的信息，而名義董事和不合作的當地監管機構則與調查者周旋，阻撓調查工作。正如英國嚴重欺詐辦公室（BritishSeriousFraudOffice）的一位高級官員所言："避稅港就跟登記中心一樣，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決定都是在倫敦做出的，但卻在避稅港登記。在我的個人經歷中，我們所得到的都是對合法調查的阻攔。"
一種"別告訴我，這樣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銀行和金融服務產業。很多公司的董事會宣稱它們不知道旨在維護它們利益的稅收計劃是怎樣設計出來的，當它們精心構建的離岸機構被披露具有欺騙性質時，它們仍聲稱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該公司利用設在開曼島的幾百個有特殊用途的機構來隱瞞它一直在虧損的資產負債表，首席執行官肯·萊和他的前任傑弗里·斯基林辯稱他們對首席財務官安德魯·法斯托創設的資金結構一無所知。他們還引證說，那些資金結構都已經獲得了律師、銀行家和會計師的批准，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所持的立場，為自己洗脫罪責。
他們的辯解純粹是胡說八道。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稅務負責人向我證實說，董事會給他們稅務部門施加壓力，要求它們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稅的功能。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一些在倫敦召開的會議，會上，律師和會計師們都殷切地推舉安然公司為21世紀的模範公司，首先是因為它有創新的資產管理，這種管理方式顯然意味著可以在很多國家進行詳細而積極的合法避稅。已公佈的安然賬戶顯示在1996～1999年間其凈收入為23億美元，而為了逃避納稅，公司宣佈虧損 30億美元，因此在此期間，公司沒有繳納任何稅。其2000年的財務決算報告需納稅收入為31億美元，但同樣是為了稅收目的，它宣稱虧損為46億美元。就是這樣的創新和公司職能讓律師和會計師將之推薦給世界各地企業的董事會，這已被看作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
安然的例子充分表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但金融服務的產業文化已經對規章制度、稅收體制和民主進程造成了顛覆性的破壞。2003年11月，參議員喬·利伯曼向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遞呈詞，將這些墮落的價值觀歸納為"大批律師和金融會計師缺乏職業道德，一切就是為了幫助他們的客戶避稅，這樣能給他們自己帶來豐厚的報酬。"
事實上腐敗還涉及更高層次，我們卻為何單挑金融和公司團體的刺呢？我們該如何解釋民主國家政治領袖們的價值標準呢，他們一方面對他們的國民強制徵稅，另一方面卻建立周詳的離岸機構為自己避稅？就拿前加拿大財政部長兼總理保羅·馬丁來說吧，為了合法避稅，他的海運船隊註冊登記在加勒比海和歐洲的不同避稅港。還有前義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據說他通過設在摩納哥和列支敦斯登的離岸公司來控制他的電視網路電視五台。前泰國首相他信·西那瓦又怎麼樣呢？他在2006年1月將他的通信集團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權以19億美元的免稅價格出售，這使得數十萬泰國居民上街抗議他所領導的政府腐敗。英國的一本私人偵探雜誌《天眼》中有一篇題為"你們的政府部門鞭長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據其報道，西那瓦公司是通過一家英國維京島公司，合適地說，名稱為富財投資公司賤價出售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繳稅。英國的工黨又是怎樣的呢？它從1997年執政以來，多次接受來自持有離岸區賬戶的知名贊助者的捐款，這些腐敗的風氣已經成了標準規範。
女王忠心的避稅者
錶面上看，對於很多臨時的觀察員來說，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離岸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經濟系統相隔甚遠，但事實上，離岸銀行處於全球化金融體系的中心，這使得企業和被看作是銀行圈裡高級凈值個人（HNWI，或說微型母雞，"hen-wees"）的超級富豪，能夠在國內公眾和法律當局所管轄不到的地方進行操作。20世紀60年代，當大量的石油美元開始在歐洲積聚起來時，離岸經濟系統作為當時的一個顯著特征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金融體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顯著的是通過放開國際匯率管制來達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固定匯率制的終結，20世紀80年代對金融市場的放鬆管制以及輕點滑鼠就能實現資金高效轉移的新型通訊技術的涌現。
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發展，離岸避稅港的數目從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的底的72家，金融服務業的擴張規模變化之大可見一斑。很多國家都在準備建立它們自己的離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迦納總統約翰·庫福爾宣佈他的政府意欲爭取立法機構的同意，以允許在其首都阿克拉通過與英國巴克萊銀行集團組建的合資銀行提供離岸金融服務。有趣的是，72家避稅港中的35家都與倫敦金融城有關係，它們或者與英國有直接的組織關係，或者是成了英聯邦的成員。幾乎所有這些避稅港都與工業化大國有關，有相當數量的避稅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歐洲的外圍邊界地帶、中東和東亞。其中大多數都與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東京有密切聯繫。
20世紀80年代國際債務危機之後，西方大銀行將它們的營銷努力轉向為世界上大約800萬的"微型母雞"提供"私人"銀行服務，在那場危機中，很多的高負債窮國最後都宣佈對銀行財團的私人貸款不予償還。私有銀行專心於向富人們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全球大約有300萬億美元的客戶資金由它們管理，這可是很大的利潤來源，尤其是在低稅率和無稅環境下管理時，更是如此。1995 年在倫敦金融城的一次銀行業會議上，有人告訴我說，這個行業的目標就是在10年內將"微型母雞"們的大多數金融資產都轉移到離岸信托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財富高度集中，約30萬人擁有大約3?7萬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據估計，這些拉美地區的富人中，其整個現金和已列出的證券資產中有超過50％的部分都放在離岸區。有趣的是，世界銀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報告中指出，富人們的逃漏稅阻礙了該地區的發展。這導致了一個投資不足、失業和社會排斥的惡性迴圈，加劇了貧困、犯罪和極端主義。
關於全球財富管理趨勢的研究報告認為，離岸金融業在達到其將富有客戶的資產轉移到離岸區的目的過程中取得了很大進展。2005年發佈的一組調查報告顯示，大約11?5萬億美元的"微型母雞"資產位於離岸區，這些資產或是免稅或是被課以極低稅率。如果對這些資產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稅率徵稅，將使政府歲入每年增長2?55億美元，這足以實施對低收入階層的大型減稅計劃，足以為整個聯合國千年計劃--目標是在10年內將貧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夠的資金。目前的7800萬美元全球援助預算在這一稅收損失估算面前已經黯然失色，這種稅收損失還不包括由於公司以各種形式偷稅造成的其他損失，或者由於稅收競爭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不利影響，根據英國援助機構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的估算，2000年這一損失大約為 500億美元。
出賣澤西島
澤西以及其他類似的避稅港，都提供了將管制與放任、合法與非法聯繫在一起的離岸界面。錶面上看，這些離岸銀行是在模仿國內的銀行體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感也就意味著這些離岸公司沒有經過審計，從而也就無從得知到底是誰擁有這些公司，誰會從離岸信托機構中受益，它們又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這些隱秘性為犯罪和腐敗提供了理想土壤，使這些勾當不那麼容易被主流經濟組織察覺。離岸公司並不是利用避稅港來增加它們活動的經濟價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從事節省成本的"搭便車"活動，或者是從事金融欺詐。避稅港的工作包括參與到一個充滿欺詐、腐敗、洗錢、逃漏稅、軍火交易、黑手黨敲詐勒索、內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場扭曲活動中，這些活動攪亂了真正的企業和財富創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偵探雜誌《天眼》描述成"腐敗小島"的澤西島，因參與欺詐活動，幾乎不可避免地獲得了一種很壞的名聲，這則倫敦金融城的"澤西或者監獄"的笑話將其概括得淋漓盡致，這個笑話同樣適用於任何在稅收事務中頂風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對我的工作感到了厭煩，而且對合法避稅行業也感到困惑不安，於是我放棄了在信托公司的工作，在澤西島政府申請了一個經濟顧問的職位。1987年我被任命就職。
澤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質的正式名稱"澤西州"而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國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樣擁有一個政府和一個反對黨，澤西沒有任何政黨體系。立法者財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夠的研究人員和助手幫助他們對經理們的政策進行詳細調查。地方政治活動也掌握在私產所有者和企業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腦（立法機構）都與該島的司法官有關聯，而司法官是由英國國王指派的，這意味著立法和司法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和區別。澤西唯一一家報紙--《澤西晚間郵報》，很多年來都是由島上的最高層政治家掌控。澤西沒有大學、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團。大約四分之一的適齡人口直接被島上的離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數居民則靠經濟體自身迴圈過程中的收入生活。在這種條件下就沒有多大機會對政策制定者們都在忙什麼進行長期持續的嚴格調查分析。一個民主政體所需具有的檢查和平衡機制的缺失給不當行為和腐敗創造了一個非常理想的環境，特別是像澤西這樣有著深厚因循守舊思想和隱秘性的小島。《華爾街日報》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將澤西政體準確地描述為："澤西……由一個團體在管理，儘管這些人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主力，但他們大多數是小企業主和農民，現在他們發現自己管理著一個涉及上萬億美元的全球範圍的產業，大體說來……這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掌控能力。"
當我1987年就職時，澤西的銀行和金融管理體制缺乏有經驗的職員，而且受到政治控制。當時僅僅只有屈指可數的一些規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來裝飾門面。本來政府規定這些規章措施是必須貫徹實施的，但澤西缺乏有效執行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執行能力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了現在。《澤西晚間郵報》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報道說，缺乏調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著澤西島在履行實施國際金融誠信標準的義務上存在很大風險。退回到1987年，由於本應該對公司管理機構進行管制的高層政要同時又是公司管理機構的一員，使得情況變得更糟。例如，皮埃爾·霍施福，一個旅館經理，是瑞士銀行巨頭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時，他還是州金融與經濟委員會會長，並且還是財經事務部部長，而這個官方部門是負責管理銀行業事務的。他的繼任者，弗蘭克·沃克，是一家報業集團的所有者，現在是澤西島的首席部長，他將自己的管制職責與巴克萊銀行的管理者職位結合起來。他們找藉口說這些互相衝突的角色是為了讓這些特殊安排給管制者瞭解離岸銀行運作機制的機會，但事實上，這些互相重疊的職位表明瞭一種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下，利益衝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為公務員，他們希望我們不要看到、聽到、說到有關避稅港的任何罪行。這種"三隻猴子"的態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譯者註）起源於大家對金融醜聞會毀了澤西的名聲這樣一種存在已久的畏懼。這種千方百計掩人耳目的策略風險很高，最後，當《華爾街日報》披露瑞士銀行巨頭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銀行的子公司與英國的一名通貨貿易商羅伯特·楊的交易關係違反了美國反犯罪組織侵蝕合法組織法案時，它終於崩潰了。在對政治和金融利益間的重疊進行了一系列長時間的曝光後，《華爾街日報》斷言澤西是一個危險的離岸區，"靠鬆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預存活"。紐約的副檢察官約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銳，他評論說："當法律需要它與犯罪勢力合作時，澤西會認為自己的工作並不要求它將那些犯罪分子隔離出來。"
在澤西島上，如果有人問一些讓人尷尬難回答的問題，就會被告知不要"將小島的家醜外揚"。如果他們堅持這樣的話，他們會被建議"在次日搭艘船離開"。在這個小社會，沒有有效保護揭發者的機制，沒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這種姿態有效地壓制住了反對者。結果，澤西民眾就像很多小社會的人民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一位在醫院當清潔工的老奶奶露絲瑪麗·帕斯特拉納曾公開反對將澤西島作為避稅港，她說："澤西只會圍著富人轉，如果我們談論避稅港就相當於把自己放在斷頭臺上，如果他們不能讓你閉嘴，他們就會威脅恐嚇你。"令人悲哀的是，島上的離婚、酗酒、濫用毒品和家庭暴力問題都非常嚴重。
就像其他避稅港一樣，澤西的稅收政策旨在創造一個對"微型母雞"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稅收環境。澤西對外宣稱，澤西之所以吸引離岸企業是由於它的穩定和低稅率體制，而且它還是資本進入倫敦金融城的一條重要渠道。這些言論都忽視了非法資金流動和避稅這些讓人憂慮的事情，儘管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澤西被用來隱藏貪污的贓款和逃漏稅，但島上的高層人士卻極力否認澤西是一個避稅港。實際上，儘管稅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數十年之久（由20 世紀40年代初期，德軍占領澤西島時確定），但稅務機關不斷修改稅收制度，創造吸引非居民企業來島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終於頒佈了一部信托法，以確立在澤西設立離岸信托機構的執業合法性。20世紀80年代後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規以將某些免稅企業歸入一類特殊範疇，與本地經濟體相比，這些企業享受不一樣的待遇。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規，該法規允許成立"國際商業公司"，准許有非居民股東的公司按照它們在島上登記的利潤總額來商議稅率，稅率處於0?5％～2％之間。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圍柵圍護"起來以獨立於當地經濟組織，使它們免受居民企業和個人的利用，而且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稅活動。2005年，政府當局決定將所有公司的企業所得稅降低到零，以與其他提出這一稅率的避稅港競爭。2006年1月新法律開始生效，它允許"受保護的小公司"參與離岸保險活動以及將資產轉換為證券再出售。
不斷有來自合法避稅行業的壓力，要求避稅港創造新的離岸公司實體類型。一些大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正極力尋找合適的、能滿足它們要求的傀儡政權，此時，如果缺乏比較優勢，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島經濟體則可能會在政治上被它們俘虜。這解釋了為什麼安永國際會計公司（ErnstandYoung）和普華（PriceWaterhouse，現在為著名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這兩家會計公司能夠輕而易舉地說服澤西的高層政要快速通過創立一個不同的有限責任合伙企業的立法。這個法律的目的意在保護在它們由於審計疏忽而給股東造成損害時免遭股東起訴。這兩家公司委托倫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費用超過了100萬美元，接著與澤西立法機構的金融和經濟委員會主席皮埃爾·霍施福達成一致意見，由後者將其作為既成事實呈交給州議會。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這種向州議會呈交法規的方式，由於利益衝突，一起政治醜聞被捅了出來。該法規的反對者們爭論道，這座小島成了"出租立法權"的小島，而且對澤西州政府如何成為跨國企業的俘虜表示了更廣泛的關切。他們的擔憂被上述兩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級合伙人所證實，這個合伙人隨後在英國會計新聞界宣稱："我們完全可以保證該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給州議會，並通過（補充強調道）……9月份會出現在法令全書中。"
最終，有限責任合伙企業法成了澤西島法令全書的一部分，但在澤西，沒有哪家企業採用有限責任合伙企業的形式。自始至終，這一行動的真實目的都是為了給英國政府施加壓力，以降低英國自己對有限責任合伙企業的管制力度--這是一種很有效的策略。澤西的統治者大多都從澤西島的避稅港法令中獲得個人利益，他們很少因以這種方式出售島嶼的政治主權而感到內疚。儘管還有那麼一些的政治家堅持立場，反對某些避稅港法令提議，而且還有一個令人鼓舞的公民激進主義分子團體在《衛報》上公開表示質疑，說"我們不想出賣我們的小島。"但大多數島民對這種使澤西州漸成俘虜的過程不聞不問。
由1997年有限責任合伙企業法規提交給州議會的方式所導致的政治危機引起了英國政治家們的註意，包括即將上任的工黨政府高級內閣成員。澤西突然發現自己處在不受歡迎的境地中心，不僅僅是不受英國政府歡迎。英國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財政部官員安德魯·愛德華茲來檢查澤西的管制行為，而且也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質疑，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是負責加強監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錢活動的機構。與此同時，作為工業化大國智囊團的經合組織（OECD）也於1998年發起了反對有害稅收行為的公開活動。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像澤西一樣的避稅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徹底審查。
愛德華茲的調查報告於1998年發佈，其中列出了對英屬皇家領地的153條監管體系的改進措施，但是，它沒有公開披露對離岸公司和信托機構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沒有離岸信托機構必需註冊的要求，沒有公開信托機構的設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隨一位政治家參加了安德魯·愛德華茲的口頭聽證會，我們向他提議說，無論如何，澤西的離岸信托機構必需登記托管財產者和受益人的細節，而且應對年度財務預算進行歸檔。即使是這些小建議也沒有被採納，我們對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機會又這樣錯過了。不幸的是，在忽視了更廣泛的非法資金流動和逃漏稅的情況下，通過承認針對恐怖分子和毒品資金的管制行為， IMF似乎將避稅港合法化了。這種沒有觸及離岸信托機構隱秘性根基的變革是一種失敗，這意味著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像澤西一樣的避稅港都還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這樣的公司。
我們在次日清晨搭船離開
我在避稅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稅行業的政治腐敗和破壞性活動的內幕。在此期間，每當面對與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門上司--澤西州首席顧問出現不合的境況時，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這種緊張狀態有時候讓人難以忍受，特別是當我的部門毫無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續地超負荷工作時。我明白，我的經濟顧問工作在外人看來就是將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島外的朋友因我涉入這些事情而經常表示他們的不滿。事態變得越來越糟，1997年，旨在通過將我的顧問工作角色約束在僅向高層政要進諫而非向整個州議會進諫，以此取消我的職業獨立性的計劃被拿出來公開討論。在我40多歲時，我的兩個兒子都到了上學年齡，此時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須決定是繼續留在這個重重受限的職位上，還是聽從我良心的安排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但我並不喜歡離開澤西的想法。我已經在這個小島深深扎根。當一條在小池塘里相對來說的大魚其實還是很有吸引力的，畢竟，寧為雞口，不為牛後，而且雖然工作負擔很重，但我還是可以讓我的工作與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島上電影協會的會長，而且為BBC澤西電臺作影評。周末，我在澤西島的西海岸衝浪，參加雙體船航行比賽。我的妻子同樣也在忙她的美術事業，我的兩個孩子都出生於這個小島。安於現狀的誘惑是很大的，特別是在對我們的喬治風格的市區住宅剛剛完成修葺後，我們正想著要好好享受一下這項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對而言較舒適的生活方式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澤西。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內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辭掉了澤西公務員的工作，但同意幹完6個月的公告期。我的辭職消息在《澤西晚間郵報》上刊登後，有一家獵頭公司跟我聯繫，開出了兩倍於我現在收入的價錢，希望我能加入一家離岸公司管理企業的管理團隊。我知道這家公司，而且也喜歡它的管理團隊，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它提供給我的這個機會。6月底，我們組織了一個"明晨搭船離開"的聚會，跟我澤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別，兩天後，我們登上了從聖赫利爾到英國威茂斯的渡輪。我站在甲板上，看著澤西島北海岸的峭壁漸漸消失在霧氣中，感慨我自兒時就深愛的澤西島現在卻已變得面目全非。儘管我以前自稱自己是澤西人，並曾為此感到萬分自豪，可現在我卻感到萬分羞愧，這個島已被那些將它濫用作避稅港的人的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澤西由於泛濫成災的汽車和難看的辦公大樓變得過度擁擠、物價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經的社會意義和個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澤西州的前議員傑瑞·多瑞在聖赫利爾藝術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樣："澤西已經建立了希爾頓酒店會客室那樣的社交體系。它已經成了一個為追逐金錢而日漸被人們疏遠的趨利者集合體。"我島上的朋友認為我離開澤西的決定實在是太瘋狂了。也許還是有那麼幾個人理解我離開的真正動因。事實是，我再也無法忍受與這個離岸經濟體系有任何的關聯，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認為我們就是通過助長其他地區的貧困和不公來掙錢的。
我很快在位於倫敦和牛津之間的奇爾特恩丘陵（Chilten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詢公司的管理工作，這家公司專門從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和經濟風險評估。但我與離岸避稅港的"緣分"卻沒有就此結束。1999年，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給了我一項咨詢任務，請我加入一個小組調查避稅港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影響。牛津饑荒救濟委員的報告《避稅港--為根除貧困而讓渡隱藏的萬億資金》於2000年6月發佈，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於跨國公司有害的稅收行為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每年500億美元的損失。不用說，澤西島的政要和銀行家都不會為我參與這些研究而感到高興，他們認為這是一次"對小島的抨擊。"我在《金融時報》、《護衛者》和《世界報》這些國際報刊或者BBC的時事節目中對避稅港的嚴厲批判都被視作對小島的徹底背叛。而澤西州的公共宣傳機構做得更過分，它們將我描述成一個充滿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倫敦有兩位BBC記者曾分別告訴我，他們都曾被澤西州高層警告說不許對我進行採訪，原因是我純粹"受個人利益驅動"，我才不管這是什麼意思呢。一位新聞記者告訴我，澤西財政部--澤西島金融行業的營銷部門高級主管菲爾·奧斯汀曾聯繫她，含沙射影地說我與英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組織有聯繫。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的一個專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鮮明（SunMyungMoon）所有的《華盛頓時報》上撰文誹謗我，滑稽的是，文鮮明在受到逃漏稅指控時被宣判有罪。2005年，我揚言如果《澤西晚間郵報》的主編克裡斯·布萊特不發文收回對我的性格和動因的誣陷，我將向英國新聞申訴委員會告發他。他立即認輸了。所有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無聊的政治爭鬥，壓根兒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稅行業在受到合法調查時會變得怎樣的氣急敗壞，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這些人都會搞邪門歪道；這裡涉及巨額贓款；這裡有著數不清的家醜。
2002年11月，很多民間活動群體、學界人士、記者、金融專家和其他一些專業人士匯聚到義大利的佛羅倫薩，討論牛津饑荒救濟委員報告所提出的問題。我隨英國學術界和活動參與者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與會者對避稅港影響的深刻認識和廣博知識以及他們創立一個民間組織網路以將我們關註的話題提上國際議事日程的決定讓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間，我們都同意設立一個機構以配合研究和活動。4個月後，在英國國會大廈，稅收公平連線（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連線活動隨後立即擴展到歐洲、美國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創立連線的計劃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懷特詳述了對資本外逃和避稅現象的關切，60年後的今天，民間社團終於觸及了導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持久貧困根源的核心。
客廳里的大象
由於受20世紀60年代美國公民權運動的鼓舞，在10多歲的時候，我便開始致力於全球正義事業，儘管目睹了離岸經濟體那些為人所不齒的行為，但我仍然保持著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義運動中的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我也相信增加對貧困國家的援助和勾銷它們的債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採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導致貧困的根源作鬥爭。這意味著要解決腐敗、貪污、資本外逃和逃漏稅這些問題，所有這些都要求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正是這些金融體系助長了上述行為的發生。由於有巴塞爾一號銀行協議的優惠待遇條款支持，離岸銀行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但是卻沒有採取什麼措施約束它們在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也沒有取締以逃漏稅為目的的離岸賬戶和信托機構。根據一份研究報告估算，在過去10年中，大約有5萬億美元資金從較貧困國家流向西方國家，每年有1萬億美元髒錢流向離岸賬戶，其中大約有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
避稅港對犯罪、腐敗和偷稅收益大開方便之門，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資本流動總是從南半球流向北半球，從窮國流向富國，而不是像經濟學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反向流動。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建設資金，而必須依靠外債和援助為公共設施融資，這些資金本來應該由稅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財富都放在離岸區，這些財富處在離岸銀行和信托機構的隱秘保護下，要麼是全免稅的，要麼是大部分免稅的，毫無疑問，如果不取締避稅港，減少貧困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上述很多論斷在世界銀行2006年關於減少拉美貧困的報告中得到了證明。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非洲和中東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也說明瞭長期失業、犯罪和社會緊張局勢耗盡了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奈及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這些石油或天然氣生產國的國力。這頭特殊的站在客廳里的大象已經龐大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掌握在離岸區的11?5萬億美元財產可不是筆小數目，而且有證據表明這一數目還在膨脹。
與國內權要的避稅、腐敗和貪污一樣，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也完全被同化了，它們廣泛地利用避稅港偷稅。例如，多年來澤西就被歐洲利用來進口香蕉和咖啡這樣的初級產品。而事實上，寒冷、多風的英吉利海峽並不出產這些熱帶水果，但名義上這些貿易都經過了澤西，部分原因是為了將利潤轉到離岸區，部分原因是為了掩蓋這些市場已被極小一部分壟斷公司控制的事實。英國政府估計現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貿易名義上通過避稅港，所以被非法轉移的利潤規模是非常龐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經驗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離岸區的資金將"繞回來"：這些資金被非法轉移到了開曼島或海峽群島的離岸公司，隨後它們又以對外直接投資的身份返回國內投資。這引起國內當局出台優惠稅率、補貼和其他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此做法扭曲了當地市場，將國內企業置於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況下，外逃資金永遠地離開了本國而被投資於西方的國庫券或大型證券交易所，或者瑞士、倫敦、佛羅里達和法國南部的不動產。
儘管將手提箱裝滿鈔票也是洗錢的一個選擇，但傳真、電腦、網際網路和複雜的秘密離岸公司及信托機構網路越來越普遍地被用來將黑錢轉換成合法財富。面對越來越猖獗的非法資金流動，很多國家都試圖對國際資金轉移體系、無賴銀行和避稅港進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國際合作沒有實現自覺化和全球化，對並行的避稅港和離岸金融中心這些經濟體沒有採取合適的抵制措施，那它們的努力註定會付諸東流。一位研究洗錢問題的專家引用一位瑞士銀行家的話說，追蹤流經該國的黑錢的行動失敗率為99.99％。這很讓人吃驚，儘管在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離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們的反叛
在處理這些全球金融體系頑疾時的失敗產生了一種法律無用、欠缺職業道德的思想，這種思想就像癌症一樣在攻擊市場體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義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則的公司董事發現他們在一個不平等的平臺上與那些試圖將合法避稅利用到極致的公司違法者們競爭。全世界的稅收負擔正日益從富人身上轉到中產收入者和較低收入階層身上。為了首先服務於超級富豪們的利益，發明和改造了各種手段以方便他們竊取全球財富。富豪們成了與眾不同的一群，特別是在稅收事務上。大多數人將財產放在澤西、瑞士和開曼島這樣的離岸避稅港。他們想住哪兒就住哪兒，他們一心想著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們的財富可以自由流動，他們甚至能決定在哪兒繳稅，或者要不要繳稅。
地產巨鱷利昂娜·赫爾姆斯利在20世紀80年代曾說，只有小人物才繳稅。當時，很多聽到這話的人都感到震驚。到現在，事態惡化到這樣一種地步：很多人都認為富人規避繳稅。喬治·W·布希總統在2004年8月曾說，設法對富人徵稅是沒有用的，因為" 富人們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稅。"
其結果是經濟和社會秩序未能也無法滿足21世紀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發展中國家，通過逃稅和對資源的巧取豪奪來充實離岸銀行賬戶，使國內滋生了普遍而長期的怨恨情緒，造成了大面積的失業、低水平的公共設施建設以及經濟和社會機會的匱乏。但這種狀態也不是無藥可醫。很多此類問題都可以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解決。各國政府間的有效信息交流對剋服資本外逃和逃漏稅問題有很大幫助。銀行隱秘性所造成的障礙可以通過將主要的條款嵌入國際條約來剋服。可以通過要求登記離岸信托機構的設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細節來降低其隱秘性。那些人因離岸公司和信托機構賦予他們的權利而受益，因此他們沒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們身份的基本信息的義務。可以採用全球框架體系對跨國企業徵稅，徵稅依據是創造利潤所在地。像這些政策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範圍內實施。對那些想儘快擺脫貧困的國家來說，這也許是最好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