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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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

　　政治風險是指完全或部分由政府官員行使權力和政府組織的行為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政府的不作為或直接干預也可能產生政治風險。政治風險也指企業因一國政府或人民的舉動而遭受損失的風險。

　　政治風險常常分為兩大類：巨集觀政治風險和微觀政治風險。

　　①巨集觀政治風險對一國之內的所有企業都有潛在影響。如“恐怖活動”、“內戰”或“軍事政變”等。

　　②微觀政治風險僅對特定企業、產業或投資類型產生影響。如設立新的監管機構或對本國內的特殊企業徵稅。另外，當地業務合作伙伴如果被政府發現有不當行為，也會對本企業產生不利的影響。

　　從政治風險的結果看，可以把政治風險分為影響到財產所有權的風險和僅僅影響企業正常業務收益的風險兩類。前者是指導致外國企業或投資者失去資產所有權或投資控制權的政治方面的變化，如國有化或強制性地沒收財產等；後者則是指導致減少外國企業或投資者經營收入或投資回報的政治方面的改變。

　　大量研究表明，絕大多數的政治風險問題屬於微觀層次的問題，而且更多地涉及到企業或投資者經營收入和投資回報，而不是財產所有權。政治風險的直接原因是東道國或投資所在國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及其對外政治關係的變化，而且是對外國企業和外國投資者不利的變化。

　 所謂評估就是針對政治變動可能性，對經濟機會進行預測和評估。政治風險可能對於投資造成重大損害，跨國企業因海外投資金額與分佈點遍及各地，在運作上對政治風險考量格外註重，經常由專家小組進行風險分析，並找出避險方案以為因應。國際上也有許多研究機構與顧問公司，針對政治風險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出售。目前，國際上的研究機構提出的對政治風險的評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預警系統評估法

　　該方法是根據積累的歷史資料,對其中易誘發政治風險激化的諸因素加以量化,測定風險程度。例如，用償債比率、負債比率、債務對出口比率等指標來測定資源國所面臨的外債危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該國經濟的穩定性。

　 2.定級評估法

　　該方法是將資源國政治因素、基本經濟因素、對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對項目產生影響的風險因素的大小分別打分量化,然後,將各種風險因素得分彙總起來確定一國的風險等級,最後進行國家之間的風險比較。

　　對國際投資風險進行國別比較可參照國際上較有影響的國際投資風險指數。富蘭德指數(FL),該指數是由英國“商業環境風險情報所”每年定期提供；國家風險國際指南綜合指數(CPFER),該指數是由設在美國紐約的國際報告集團編製,每月發表一次；國家風險等級則是由日本“公司債研究所”、《歐洲貨幣》和《機構投資家》每年定期在“國家等級表”中公佈對各國的國際投資風險程度分析的結果。

　 3. 分類評估法

　　根據倫敦的控制風險集團(CRG)的做法,政治風險按照規模有4種分類,即可忽略的風險、低風險、中等風險和高風險。

　　(1) 可忽略的風險。適應於政局穩定的政府。

　　(2) 低政治風險。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變化通過憲法程式產生、缺乏政治持續性、政治分歧可能導致領導人的突然更迭的國家。

　　(3)中等政治風險。往往會發生在那些政府權威有保障、但政治機構仍然在演化的國家,或者存在軍事干預風險的國家。

　　(4) 高政治風險國家。則是那些政治機構極不穩定、政府有可能被驅逐出境的國家。

　　即使用了上面這些方法，對政治風險的評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確。政治風險之所以為風險，就是源於它的不確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風險發生的時間不確定。例如，通過使用上面這些評估方法可以預計會有什麼樣類型的政治風險發生，卻不知道具體會在什麼時間發生，或者會不會發生。所以，在對政治風險進行評估之後，就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來避免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也是外匯風險的一種形式，屬於非匯率風險。它是指由於東道國或投資所在國國內政治環境或東道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政治關係發生改變而給外國企業或投資者帶來經濟損失的可能性。

　　在理解政治風險時，必須註意以下幾點：

　　(1)政治風險是外匯風險的一種類型，因此，發生政治風險的前提條件與發生外匯風險的前提條件是一致的，即企業或投資者必須持有外匯頭寸(Foreign Exchange Position)或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否則，就不會出現政治風險。

　　(2)政治風險是指因政治原因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政治風險的根源是東道國或投資所在國國內政治環境或對外政治關係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給外國企業和外國投資者所造成的後果則是雙向的，它可能帶來積極的效應，即有利於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從而給後者帶來經濟利益；它也可能帶來消極效應，從而不利於外國企業和投資者，給他們帶來經濟損失。而政治風險是指後者，即一個國家在政治方面發生的能給外國企業或投資者帶來經濟損失的某些改變。

　　(3)政治風險並不是指外國企業或投資者所遭受到的實質性的經濟損失，而是指發生這種政治變化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可導致的經濟損失可能性的大小。一個國家的政治風險大，並不意味著外國企業在該國進行投資或持有該國的資產就必然會帶來經濟損失，而是意味著該國的政治環境朝著不利於外國企業或外國投資者的方向發生變化的可能性較大，從而由此引起的經濟損失的可能性也較大。但事情往往是相對的，高風險往往伴隨著高收益，一旦風險事件沒有實際發生或企業避險成功，那麼，企業或投資者得到的回報也是比較高的。

　　(1)政策變動風險。

　　比如，吉利公司2005年計劃在馬來西亞製造、組裝和出口吉利汽車，當生產準備工作一切就緒並準備年底正式開工時，馬來西亞政府出於保護本國汽車產業的目的，突然宣佈新進入的汽車品牌在該國生產的汽車不能在該國銷售，必須100%出口。這一政策變動使吉利公司蒙受巨大損失。

　　(2)歧視性干預風險。

　　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本是一次正常的商業活動，卻被某些美國政客和媒體炒作成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政治行為，最後由國會出面，在收購行動中設置種種障礙，迫使中海油放棄收購計劃。

　　(3)恐怖襲擊風險。

　　如2004年就發生了在阿富汗的11名中國工人於睡夢中遭襲擊身亡、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工程師遭綁架和殺害等恐怖襲擊事件。

　　(4)國有化風險。

　　如2006年4月，厄瓜多議會就通過了一項石油改革法案，規定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所有外國公司必須將利潤的50%交給厄瓜多政府，政府根據修改後的《石油法》同外國公司重新進行石油合同的談判。這幾年，我國在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巴西、古巴等拉美國家進行能源項目投資時，遭遇這類國有化風險的情況非常多。

　　(5)戰爭動亂風險。

　　如，蘇丹是我國最大的國外石油投資所在地，也是我國的友好合作國家。但是自1956年蘇丹獨立以來，除了從1972至1982年這十年之外，蘇丹的內戰到今天都沒停過，投資安全繫數極低。這對已在該國投下巨資的中石油來說，一直為所投項目憂心忡忡，不敢過多增加投資。 　　(6)勞工風險。

　　以秘魯為例，1992年首鋼集團斥資近1.2億美元收購秘魯鐵礦公司。然而，併購後，公司面臨的勞資糾紛不斷。由於秘魯工會勢力很大，且工會在企業經營狀況之外，更關註提高“會員”工資和福利待遇，而一旦工會要求得不到滿足就組織罷工。然而，對此狀況，首鋼在收購前並無所知。再如南韓的民眾意識和工會力量比較強，南韓的教師工會甚至已經敦促其會員告知他們的學生：自由貿易會加劇貧窮和不平等，並且會破壞環境。因此南韓人總體對全球化持懷疑態度，並且對商界不信任。南韓民眾不僅認為本國的資金已經足夠，不歡迎外國資本、產品進入南韓市場，對南韓對外投資導致的國內就業崗位減少也持反對態度。這給京東方收購南韓現代電子生產線和上汽集團控股南韓雙龍帶來了一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