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企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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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企業理論（the Dynamic Firm Theory）

　　動態企業理論已成為當今經濟學與管理學界最前沿的研究領域。動態企業理論的興起，有其理論淵源和現實基礎，同時也直接和主流經濟學及現代企業契約理論的缺陷有關，這些缺陷削弱了新古典理論及現代企業契約理論對現實世界的解釋能力。新古典理論在“需求—供給”框架下採用均衡分析方法，局限於靜態分析；現代企業理論的契約學派沒有完全跳出均衡分析範式的窠臼，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剋服了新古典理論的靜態缺限，但至多只能說是比較靜態的企業理論。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嚴格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不存在進入壁壘，企業都是價格接受者；在長期均衡中，市場是出清和充分有效率的；企業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充分，因而有一個完全確定的對未來的預期。這樣，企業被抽象成了一個“黑箱”，是一個將生產要素投入轉化為一定的產出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專業化生產組織，企業成長的動力和原因就在於對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追求.企業的成長取決於外生變數，即給定的技術、成本結構和市場條件。企業在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市場價格）的狀態下運行能達到帕累托最優效果。顯然，新古典企業理論抓住了企業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企業具有生產功能，但只是簡單地將企業視作一個生產函數，未能認識到企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企業內部或企業與外部的聯繫問題。新古典企業理論把企業看作是同質的，決定企業的活動邊界和生產率的變數是外生的，嚴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框架是靜態的，這樣企業自身的能力問題被完全忽視了，“這個貌似無所不能的企業卻是徹底被動的”。

　　始於科斯（Coase）的現代企業契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企業“黑箱”.科斯認為由於市場交易存在諸如簽約、監督相關的交易費用，這樣，就有必要形成一個替代性的組織——企業，並允許由企業家權威來支配資源，從而達到節約上述利用市場機制所產生的交易費用的目的，因此，企業組織是市場機制的替代物。市場交易費用與組織協調管理費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確定了組織的邊界，企業成長的動力就在於節約市場交易費用。按照科斯的邏輯，市場發達程度越高，則企業成長的動力越低.這與現實明顯不符，因為現實中通常是市場發達程度與企業成長呈正相關關係。節約交易費用雖然是企業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科斯把這一必要條件當成了充分條件，註意了企業的交易性，忽略了企業的生產性，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

　　科斯之後，威廉姆森、克萊因、格羅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試圖從不同側面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交易成本理論。威廉姆森（Williamson）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效率三個維度定義了交易費用，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企業邊界確定的原則，認為企業是一種連續生產過程的縱向一體化的實體。克萊因（Klein）等人則從契約的不完全和資產專用性出發對“要挾”理論和契約自我履行機製作了進一步分析。格羅茨曼和哈特通過強調資產所有權的重要性，進一步揭示了企業縱向一體化對節約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

　　現代企業契約理論雖然對新古典理論提出了挑戰，但我們認為它並沒有步出新古典理論均衡分析範式的窠臼。科斯的中心論點——在存在交易費用條件下，企業產生於對價格機制的邊際替換——仍然是以市場均衡論為基礎的。而無論是威廉姆森的交易費用經濟學，還是克萊因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以及格羅茨曼和哈特的資產所有權理論，實際上都不過是在市場均衡範式中做一些局部修正。這樣的企業只是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同質企業，企業的成長力量是外生的。路風指出：“在這些理論背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典型的新古典理論信條：市場是第一位的，而企業是第二位的。”據此，我們把現代主流企業理論——企業契約理論歸之為靜態理論，充其量算是比較靜態理論，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

　　動態企業理論的形成剋服了新古典理論的靜態分析範式的缺陷，揚棄了現代企業契約理論的比較靜態分析範式，開創了對企業進行動態分析的先河。動態企業理論源於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新理論，以潘羅斯（Penrose）的《企業成長理論》為形成標誌。潘羅斯繼承了熊彼特的創新思想，寫出了動態企業理論的“開山之作”。尼爾森和溫特（Nelson and Winter）的經濟演化理論則為動態企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企業制度變遷學派從企業的組織結構和制度層面探討企業的演化成長，核心能力與動態能力理論則揭示了企業演化成長的內在動力，網路組織理論揭示了企業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所有這些理論成果，把動態企業理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任何一個企業理論都必須回答兩個基本問題：

　　(1)企業存在的理由(目的)；

　　(2)什麼因素限制著企業的規模和範圍。在經濟學理論中，對這兩個問題(即企業性質的問題)的特定看法受制於對什麼是經濟體系運轉中心問題的一般看法。

　　熊彼特是新古典經濟理論興起之後恢復企業在經濟理論中主動地位的“第一個經濟學家”。他在《經濟發展理論》日文版序言中寫道：把經濟體系“從一個均衡推向另一個均衡”的不僅僅是外部因素，“在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自動破壞可能達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進化過程”，一個“非連續歷史跳躍”的過程。“資本主義就其性質來講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不僅不是，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是靜止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本質特征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的組合”，是一個“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過程。他對競爭過程的基本性質予以重新定義：實質性的市場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創新競爭，後者較之前者，“其效力之區別就像大炮狂轟與徒手推門之間相比”。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大飛躍。他的“創造性毀滅”的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的觀點顯然與邊際替換概念不相容。他的經典之作使我們明白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當然，熊彼特的理論框架顯得寬乏，而把創新主體囿於企業家也招致非議。但瑕不掩瑜，他的創新理論為後來學者研究動態企業理論提供了思路。

　　潘羅斯發表於1959年的《企業成長理論》，是一部繼承熊彼特傳統從經濟學角度通過研究企業內部動態活動來分析企業行為的開山之作，也是“基於資源的企業觀”和企業能力理論的奠基之作。

　　潘羅斯通過建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企業成長的內在動力。潘羅斯在《企業成長理論》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在企業的本性中，是否存在著什麼內在的力量既促進企業的增長而又必然限制著企業增長的速度？這個問題本身及其回答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均衡論的顛覆。潘羅斯把企業定義為 “被一個行政管理框架協調並限定邊界的資源集合”。她認為企業擁有的資源狀況是決定企業能力的基礎，由資源所產生的生產性服務發揮作用的過程推動知識的增長，而知識的增長又會導致管理力量的增長，從而推動企業演化成長。她認為，組織學習和知識積累能提高企業的資源積累率，而資源及其服務的積累又為組織學習創造了條件。潘羅斯特別強調團隊作業的經驗積累，認為它是企業的組織資本，起到推動企業內部合作和協調的作用。基於此，她提出管理團隊是企業最有價值的資源之一，這些資源決定了企業的管理能力。潘羅斯還認為，企業內部總存在著未利用資源，這成為企業創造能力的重要來源，因此，創新是企業的內生過程，創新能力對企業成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潘羅斯在繼承熊彼特傳統的基礎上，步出了新古典理論的均衡分析框架，把管理功能作為企業成長的解釋性變數，把知識的增加定義為基於內部資源的企業成長的主要動力，為當代動態戰略管理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理查德·R·納爾遜和溫特（Nelson and Winter）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在他們的著作里，提出動態演化的企業和作為自然選擇的市場機制是影響經濟變遷的兩個關鍵機制。

　　為了剋服正統經濟學的局限，重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尼爾森和溫特建構了一個關於企業能力和行為的演化模型。他們認為，企業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一系列的 “慣例”（routines）。慣例是“一個組織的技能的集合”，“它可以是指整個組織中重覆的活動方式”，即企業在運行中逐漸形成的行為方式、規則、程式、習慣、戰略和技術。企業的慣例有三個：

• 標準的操作程式（特定的生產技術）；
• 投資行為（企業是擴張還是收縮）；
• 搜尋行為（發現新的技術）。

　　其中選擇和搜尋是兩個關鍵的要素。搜尋是企業的創新行為，給定一個創新流，選擇環境的重要性就突顯了，市場是一種選擇環境，市場制度是培育創新的進化系統。可見，在尼爾森和溫特的理論框架里，企業是動態的，永遠處於搜尋和發展之中。尼爾森和溫特的經濟演化理論為新的經濟理論大綜合，尤其是為動態企業理論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新古典綜合派在解釋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方面捉襟見肘，而經濟演化理論卻能彌補這些缺陷。

　　當然，經濟演化理論也面臨很多挑戰。該理論在邏輯性和完整性方面有所欠缺。特別是在運用生物學理論解釋經濟現象時，漏洞是明顯的。納爾遜指出了兩點：一是在理解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的時候，我們找不到和生物基因機制對應的經濟機制。生物基因是朝著有利於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其目的性。但在企業中，雖然經理人員的決策有其目的性，但職工的創新往往是無目的性的；二是來自製度方面的挑戰。生物的進化有個相對隔離的環境，而演化經濟學在研究創新以及技術創新時，不能夠忽略制度對技術變遷以及創新的影響。

　　對企業成長制度變遷理論的探討，威廉姆森主要從理論思維角度闡述了企業成長過程中組織結構的演變和組織形態的效率；錢德勒則從歷史和巨集觀的角度切入，認為從組織制度上可以把企業分為古典企業和現代企業，由古典企業轉向現代企業的這種制度變遷不僅對企業成長意義重大，而且對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也有相同的觀點。他認為工業革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是一場以技術革命為主的純技術創新浪潮，而是在本質上是一個以產權制度創新為基礎的法治社會的建構過程。制度變遷理論是從另一個維度來探討企業的演化成長問題，對企業的制度創新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但它重製度輕技術的傾向不能不說是其重大缺陷。

　　對組織能力的關註源於潘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經濟學家理查德森（Richardson）受潘羅斯的啟發，在《企業組織》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企業能力概念，認為“能力”（Capabilities）是企業的知識，經驗和技能，企業傾向於專門從事其能力可以帶來比較優勢的活動。普羅哈拉德（Prahalad）和哈默爾（Hamel）提出，一個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來自於這樣一種能力：以比競爭者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開發具有差異性的創新產品。企業是一個能力體系或能力的集合，企業能力最終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與經營績效。而在超級競爭（hyper competition）的背景下，企業持久競爭優勢的源泉是企業的核心能力，即企業內嵌化的具有範圍經濟效應的知識與組織技能。

　　動態能力理論是當代戰略管理領域迅速發展的一種理論。基於核心能力的剛性局限，該理論集中探討企業組織能力的演進與競爭優勢之間的核心關係，並把組織能力看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本源泉。動態能力理論里程碑式的文獻是Teece. Pisano和 Shuen（1997）的《動態能力與戰略管理》一文。在這篇文獻中，作者把演化經濟學的企業模型和“資源觀”結合起來，提出了一個“動態能力”戰略觀的框架。作者強調了以前戰略理論所忽視的兩個關鍵方面：

　　第一，“動態”即為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企業必須具有不斷更新自身勝任（整合重構內外部組織知識、技能和資源）的能力；

　　第二，“能力”是指戰略管理在更新自身勝任能力以滿足環境變化的要求方面具有關鍵的作用。

　　在Teece、Pisano和 Shuen的理論框架里，提出了組織和管理過程、資產狀態和發展路徑三個關鍵要素。

　　動態能力理論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理論前沿，當前的重點集中於知識、資源和能力的內生創造上。Helfat和Raubitschek建構的知識、能力和產品共同演進（co-evolution）模型，以及 Winter的關於能力學習的概念模型等理論成果，把“動態能力”理論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動態能力理論秉承了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觀點，強調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動態環境中，內嵌化的動態能力是構建企業持續性競爭優勢的保證。該理論對企業應對環境的挑戰具有很大的指導作用。

　　網路組織理論是近幾年興起的一種新理論，主要探討導致企業間相互聯結的網路安排及其演進的各種要素。該理論提出，無論是在市場之中還是企業內部，市場機制和組織機制都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說，市場和企業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這種相互聯結和相互滲透，最終導致了企業間複雜易變的網路結構和多樣化的制度安排。理查德森從企業能力的角度，區分了“相似性活動（similar activities）”和“互補性活動（supplementary activies）”，從而為網路組織的存在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認為，企業傾向於與其自身能力相適應的活動即“相似活動”，但企業所從事的只是某種分工活動。這種分工活動不是孤立的，而是社會經濟活動價值鏈中的一環，因此，企業間的活動是互補的。互補性活動需要由不相關的能力去從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業來進行。互補活動的協調既不可能全部由一個企業承擔，也不可能完全通過執行平衡供給和需求功能的市場來承擔，而必須由企業之間的合作來承擔。於是，理查德森擴展丁潘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提出了企業之外（市場）、企業之內（科層）的協調機制之外的第三種協調機制——企業間協調機制。對理查德森從互補性分析企業間制度安排的支持性觀點就是資源依賴論。該觀點認為，在企業間協調方面，為了獲得和保有資源，企業必須與環境交互作用。資源的內在化並非是企業的必然選擇，有很多資源可從外部獲得，這就意味著企業間活動需要複雜多樣的制度安排。現實中的很多虛擬企業 （動態聯盟）驗證了這些觀點。

　　相對於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而言，本書構建的動態企業理論可以看作是將理論經濟學運用於企業管理、企業戰略研究的結果，是微觀經濟學與管理學的雜合體。因此，動態企業理論有著明顯的實踐導向和較強的應用價值。

　　產業經濟學中流行多年的結構一行為一績效(SCP)模型，強調外生的產業結構決定了企業的行為和績效，邁克爾·波特(Mich既1Porter)提出的競爭優勢論，同樣是突出企業外部因素在企業競爭力形成中的關鍵作用。這些獨到分析突出了外部約束對企業在行為和績效的重要性，在企業戰略中無疑是有價值的，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然而，正像在企業政策的研究中為人們所熟知的SWOT分析一樣，企業內部的因素扮演著與外部機會、威脅至少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角色。本書所構建的動態企業理論，就是要從企業內部挖掘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了企業之間業績的差異，這種差異是通過什麼機制得以維持的。在此基礎上，動態企業理論還要尋找企業發展、演化的內在機制，探索企業生命軌跡的形成機理。如何培育核心能力，併在迅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中與時俱進，永核“青春活力”，是每一個渴望成功的企業在制定經營戰略時的一項重要內容。動態企業理論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以意會性知識為基礎的核心能力是企業競爭優勢的內在決定因素。動態企業理論為我們所描述的企業模型是一個更加接近現實的模型，在這一模型中，企業被視為不斷演化的有機生命體，時間因素的制約是每一個企業都必須正視的事實。在任一時點上，企業的現狀來自歲月的沖刷和歷練，歷史因素是企業決策的基礎和前提。動態企業理論認為，內因是企業興衰成敗的關鍵，在不確定的環境里，企業必須建立有效的核心能力戰略。企業核心能力的基本構成因素是企業通過內部累積性學習而獲得的技能、組織慣例、企業文化、價值觀等，這些因素是以企業生產性知識，尤其是以意會性知識為基礎的。動態企業理論用大量的篇幅來論述企業內部生產性知識的性質，分析意會性知識的學習、創新機制，研究企業核心能力在開發、運用、維持、提升過程中的基本規律，探討企業演進、變化的機理。這些研究對企業制定發展戰略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有助於企業把握意會性知識和核心能力的開發、運用、維持、創新機理，在不確定的環境中確保企業持久的競爭優勢。

　　動態企業理論還對企業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意會性知識的管理戰略問題，組織學習與知識創新，動態背景下企業的能力與邊界，企業發展中的路徑依賴與路徑突破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些專門性研究是動態企業理論的具體應用，其結果可以直接啟發企業的戰略思維，有助於企業解決它們所面對的一些實踐問題。

　　綜上所述，動態企業理論可以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

　　（1）動態企業理論剋服了新古典理論靜態均衡分析的弊端，揚棄企業契約理論的比較靜態企業觀，從而開闢了企業動態研究的新領域。動態企業理論的動態分析範式已得到廣泛認同和應用。動態企業理論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為源頭，以潘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為形成標誌，發展到尼爾森和溫特的演化經濟理論、企業成長的制度變遷理論、動態能力理論和網路組織理論，揭示了企業演化成長的內在動力和規律，體現出該理論的勃勃生機。

　　（2）動態企業理論不是一個理論體系，而是一個理論流派，是現代企業理論的一個分支，是企業研究的新領域。動態企業理論框架的形成雖已過了半個多世紀，但仍有待於發展和完善。特別是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企業發展的很多新情況和新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可以說，動態企業理論有著遠大的發展前景。

　　（3）企業演化成長的過程是知識集聚和能力獲得與提升的過程。企業要想生命之樹常青，必須構建與動態變化環境相適應的動態化戰略，通過不斷學習、持續創新以應對“萬變”，剋服路徑依賴性，獲得新柔性和持續性競爭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動態企業理論的許多觀點，諸如創新的觀點、企業自我演化的觀點、企業成長制度變遷的觀點、核心競爭力的觀點以及企業間協調機制等觀點，對於企業的發展壯大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4）在網路經濟時代，企業的邊界趨向模糊化、動態化，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已經不再僅僅局限於企業內部的資源和能力。企業在內部獲取、培育和利用戰略性資源與核心能力的同時，要廣泛建立戰略聯盟、知識聯盟、動態聯盟，把外部可利用資源內部化，同時，在企業價值鏈的“歸核”與“外包”的權衡中構建核心能力與動態能力。

　　（5）改革開放後，我國企業發展很快，但從整體上看，與國際優秀企業相比差距很大，突出表現在創新理念、創新機制與創新實踐等層面上。創新是企業演化成長的引擎，企業應以動態企業理論為指導，加快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