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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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演化是指產業自身在其萌生、成長、成熟、衰退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內部組織形態的變化、更替，直至出現新的主導組織形態的過程。

　　(一)達爾文生物進化論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震動當時學術界的《物種起源》，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認為生物是在遺傳、變異、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隨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日益滲透，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也給經濟學研究以極大啟示。理論界普遍認為，經濟系統猶如生物系統，是一個不斷演化的系統，它在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結構調整的交互作用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演變進化。

　　演化經濟學的奠基人凡勃倫和現代開拓者Nelson和Winter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把達爾文主義的時問不可逆、個體群思考和不確定性等引入到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分析中。演化經濟學家認為達爾文主義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社會經濟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也是由三種機制所構成的：遺傳、變異和選擇。目前經濟學家對達爾文進化論在認識上有重大進展，認為達爾文主義對解決演化的解釋並非僅僅是類比關係，其本體論意義更為重要。儘管由於人類經濟活動的特定因素導致社會經濟演化遠比生物演化更為複雜，但由於產業演化與生物進化之間的基本相似性，借鑒生物進化論的部分理論和方法，結合產業經濟系統本身的實際及其特點來研究產業的發展規律還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　(二)複雜系統理論

　　複雜系統理論是一門以探討一般的演化動力學規律為目的、以系統的整體行為為主要研究目標和描述對象、以主體(Agent)及其相互作用來描述系統動力學行為的科學。在複雜系統理論中，自組織理論和複雜適應系統理論對於產業演化研究有重要指導意義。1977年，耗散結構理論的創始人普里高津最早準確地提出和使用了“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概念，並且用這個概念描述了那些自發出現或形成有序結構的過程。協同學理論創始人哈肯進一步定義了自組織，認為自組織是沒有外界特定干涉下，一個體系獲得空間的、時間的或功能的結構的自然過程。自組織理論現已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耗散結構理論為自組織的形成提供了條件方法論；協同學理論為自組織的形成提供了動力學方法論；突變理論為自組織的形成提供了演化途徑方法論；超迴圈理論為自組織的形成提供了結合方法論。1994年，霍蘭(JohnH．Holland)教授提出複雜適應系統(CAS)，CAS理論，認為組成系統的成員是具有適應性的主體(Adaptive Agents)。

　　產業是一個複雜經濟系統，產業動態是由不同的具有自適應性的產業主體在微觀層次上進行交互作用的結果，它實際上是一個微觀機製作用下的巨集觀現象涌現，是企業和產業共同演化的過程。因此，複雜系統理論和方法，對於研究產業發展的內外環境要素、內在作用機制具有重要意義，是研究產業演化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產業是一個複雜經濟系統

　　產業是一個由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企業群體組成的複雜經濟系統。一方面它的主要子系統具有多層次、多級別、多類型、多區域的複雜結構，另一方面各子系統之間具有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係。因此，產業是一個變數多、機制複雜、不確定因素作用顯著的特殊複雜系統，並具有自組織特性。表現在：(1)適應性。所謂適應性是指產業主體能夠通過規則與環境以及其他主體進行交流，在這種交流過程中“學習”或“積累經驗”，並且根據學到的經驗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規則。(2)開放性。開放性是系統出現有序結構的必要條件。產業與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繫：產業發展實質上是一個不斷與外界環境交換物質、能量、信息，從而保持系統由低級有序形態向高級有序形態演變的過程；產業發展要有一個開發性環境。(3)非平衡性。只有在遠離平衡時，系統才能不斷與環境交換物質和能量。產業內部企業的生產規模、生產能力、反應能力都有很大差別，加上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技術變革的破壞，使得產業處於一種非平衡狀態。(4)非線性特征。所謂非線性是指系統記憶體在著各種形式的正反饋和負反饋，非線性作用是系統形成有序結構的內部原因。由於產業內部企業在規模、產品和企業相互關係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各企業之間的作用是非線性的；產業從無序到有序狀態轉變的過程，是正負反饋機制綜合作用的結果。

　　(二)企業行為的進化理性

　　產業演化研究的方法論是進化理性主義，認為個人的理性十分有限和不完全，並且是處於進化中。Hayek(1952)從知識視角認為：知識具有時空性、局限性和分散性等特征，因而人們總是存在無知，知識的積累總是在不斷試錯過程中進化而來。行為經濟學發現“認知偏差”、“偏好逆轉”和“錨固效應”等現象，認為個體理性是依賴於具體的經驗場景(Kahneman & Tversky，1979；Kahneman & Frederick，2002)；經濟社會學研究認為：個體的行為理性是內嵌於文化、歷史、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社會傳統中的(劉少傑，2004)；實驗經濟學也論證了個體理性的進化。進化理性主義認為：(1)企業是異質性的，企業知識和能力存在差異；(2)知識是主觀和不確定的，企業現有的知識、技術、能力等都不確定；(3)企業的組織建構必須依據進化理性主義的原則，為應對無知留有位置，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建立應對不確定性的學習和創新機制；(4)社會互動是知識積累的重要渠道；(5)企業總是在其特定的認知狀態下權衡短期的競爭力和長期的適應性。

　　系統演化一般都表現出階段性，產業演化過程也具有階段性特征。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單一產業在演化過程中經歷著三個方面的變化：在產業規模方面，市場需求、產出、投資規模以及存量資產增長先緩慢後快速再緩慢；在產業技術方面，技術逐漸成熟，質量不斷提高，產品先逐漸多樣化、差別化而後再度無差異化；在產業組織方面，進入壁壘由低到高，廠商數目先增加後減少再趨於穩定，市場結構先分散後集中，產業利潤先提高後降低。產業演化階段研究集中體現為產業生命周期理論。

　　產業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產業的演化過程包括四個階段：形成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當產業處於形成期時，企業數目小，企業的學習能力較低，產值規模小，產業的進入壁壘不高；當產業處於成長期時，產業的多樣性增強，企業間處於創新競賽中，產業的主導創新技術尚未被選擇出來，產業充滿機會，產業的企業數量將劇增，較之於萌芽期，產業企業的模仿能力和創新能力也提高了；當產業處於成熟期時，產業技術越來越接近技術空間邊界，產業也從企業間的創新競爭中選擇出主導的創新技術，企業創新潛力下降，而模仿潛力上升，較之於成長期，產業發展依賴於產業中少數主導型企業，產業競爭激烈，進入壁壘高。而到了衰退期時，產業技術落後，需求萎縮，產出減小，企業數目減少(黃凱南，2007)。有關研究表明，產業演化過程呈現S形曲線，且通過我國若幹產業實證研究顯示，產業演化過程基本上遵循邏輯斯蒂(Logistic)曲線(葉金國等，2004；靳明，2006；周敏、楊曉平，2009)(如圖1所示)。

　　圖1中，a～b段為形成期，b～c段為成長期，c—d段為成熟期，d—e段及以後為衰退期，e點是演化的分岔點，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結果，若有重大技術創新，則產業進入新的周期；若不斷有技術創新，則產業不斷發展(如圖2所示)。

　　在產業生命周期理論中，K—G產業生命周期理論較為成熟。Klepper & Gort(1982)首次採用產業內廠商數目的變化對產業演進進行了階段定位，他們考察了46個產業每年的廠商凈進入率，並據此將產業生命周期劃分為引入、大量進入、穩定、淘汰和成熟等五個階段。1990年，Klepper Graddy對該方法進行了修正，他們鑒於短期內廠商數量存在的波動性，採用5年和10年移動平均法，以廠商數量增長率出現下降作為產業開始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以廠商絕對數量出現下降作為產業成熟階段結束的標誌，將產業生命周期重新劃分為成長、淘汰和穩定三個階段。1996年，Klepper進一步建議結合創新活動程度進行產業演進階段劃分和判定。此外，還有大量的產業生命周期理論研究，這裡不再贅述。

　　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研究目前尚未統一。一般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從產業技術、產業組織、產業規模幾方面來劃分，由於產業技術很難量化，產業演化階段的劃分一般以產業組織和產業規模為依據來進行(陳艷瑩，葉良柱，2009)。國外研究主要從產業組織視角識別產業演進階段，如較為成熟的K—G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採用產業內廠商數目的變化對產業演進階段定位。國內研究由於樣本數據的限制和我國產業演進的特殊性，主要從產業規模視角識別產業演進階段。如範從來、袁靜(2002)利用產出增長率法對1987-2000年上市公司所處的各行業進行了階段識別；古松、劉占霞(2006)結合普及率分析了我國“十五”電信業所處的發展階段；向吉英(2007)用產業收入(或銷售量)增長率來判斷產業發展階段。此外，還有學者如王子龍(2007)引入信息熵的概念，從系統演化視角來研究產業演化階段問題，通過信息熵值的大小來判斷產業在發展某一階段的大致位置。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產業演進的階段性是客觀存在的，但產業演進階段劃分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操作性強的方法，使得產業演進階段識別困難。儘管如此，上述產業演化過程研究，還是能夠較好地描述產業演進的階段性，對於產業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研究產業演化機制的目的在於探尋產業演化的影響因素、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及這些因素如何推動產業系統朝一定方向演化。產業演化機制主要包括產業演化動力機制和產業演化路徑選擇機制。

　　(一)產業演化動力機制

　　一些學者研究了產業演化的影響因素，認為產業演化的影響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技術、制度、企業家、需求、供給、基礎設施等因素。熊彼特(1912)認為創新是經濟變化過程的實質，創新促進了產業發展、結構轉變和動態競爭，企業家和技術創新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Mascarenhas(1995)認為專業化是新產業產生和老產業再造的關鍵性影響因素；Folster和Trofimov(1997)認為R&D外在性是產業生成的主導因素；Carroll(1995)從種群生態學視角出發，討論了組織與環境的關係，認為環境對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在產業演化中，環境通過資源稀缺和競爭來選擇產業發展路徑和速度。Wiser和Proter(1999)等人對美國若幹州的風電產業的實證研究顯示，州政府支持可重覆利用能源的政策是風電產業發展的主要原因；Mezias和Kuperman(2000)對1895～1929年美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實證研究表明，企業家的集體形成過程是一個產業生成與發展的最重要影響因素；Chapman(2000)分析世界化肥產業發展，指出產業技術的擴散是產業發展的關鍵。萬迪肪等(2001)從創新體系構建的角度研究，指出制度、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共同構成產業發展的創新體系；陸國慶(2002)認為需求、人口、政策、制度、分工、技術以及供給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產業演化的系統動力；厲無畏、王慧敏(2002)認為新興產業的形成既有產業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的驅動，也有具有時代特征的科技創新、全球化競爭等外部因素的催生，同時還有國家和地區產業政策的引導和推動；芮明傑等(2005)以美國音樂產業為研究對象，運用歷史研究與多個案研究方法，從產業與企業兩個層面對信息技術衝擊下的音樂產業變革過程做了較為深入分析，認為信息技術是音樂產業演化的關鍵因素。王維剛(2007)對中國醫葯產業成長實證研究表明，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要素構成中國醫葯產業成長的源泉，其中，資本對中國醫葯產業增長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此外，中國醫葯產業主體的形成、環境中的經濟、人口、政策和區域變數，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中國醫葯產業成長的特征。

　　一些學者從因素之間關係出發研究了產業演化動力機制。Volberda和Lewin(2003)依據不同的適應程度和選擇程度以及高層管理者或企業家在演化中的作用，探討了企業內不同變異模式和選擇模式對企業及產業演化的影響。馬歇爾(2005)將產業發展的推動力歸結為報酬遞增傾向與報酬遞減傾向的相互作用，認為大自然在生產上所起的作用表現出報酬遞減的傾向，而人類所起的作用表現出報酬遞增的傾向，同時認為產業發展受產業內部企業和外部其他產業的共同作用。陸國慶(2002)認為影響產業演進的主要因素有需求、供給、分工和技術；這四個因素相互作用、良性迴圈推動產業演化，其中，需求是產業演進的主要動力源，技術是產業演進的催化劑n鼬。隋廣軍、萬俊毅、蘇啟林(2004)提出產業生成動力因素的圈層分佈模型，即從核心層、支持層到輔助層的因素佈陣圖。在該模型中，核心層為企業因素，包括企業家能力、企業資本量、企業顧客網路和企業社會網路；支持層為政府、市場和技術三大動力因素；輔助層為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基礎設施等動力因素，這些因素相輔相成，共同作用，驅動著產業發展口胡。陸瑾(2005)認為產業演化的動力機制是創新和學習，並指出價值創新是產業演化的新的動力，網路學習是促進產業演化的新的學習形式。盛昭瀚、高潔(2007)建立了“新熊彼特”式的產業演化模型，分析產業內各個企業的投資決策、R&D策略、技術創新以及產業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及產業競爭動態”。黃凱南(2007)在對Volberda和Lewin及相關學者的研究總結基礎上，歸納出演化的四種動力機制，即幼稚選擇動力機制、管理選擇動力機制、管理層驅動動力機制、集體理解動力機制。張耀輝、牛衛平(2007)通過觀察和對比中外簡訊產業的發展，認為中國的簡訊與通話價格之間的較大差異、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所產生快速網路效應、強有力的“用中學”效應和向快速增長的簡訊業務靠攏的相關產業技術創新等都是中國簡訊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產業環境、產業技術和產業發展構成一個相互支撐的動態發展體系。靖繼鵬等(2008)基於演化經濟學和複雜適應系統理論建立了信息產業演化模型，分析了由不同企業組成並有新企業隨機進入的信息產業競爭動態，認為信息產業演化是信息產業內各企業投資、技術、創新、市場需求等相互作用的結果。程巨集偉等(2008)從產業鏈視角對資源產業演進進行了研究，認為資源是資源產業的基礎要素，知識、資本是驅動要素，生態是制約要素。並通過對實體的抽象，建立以知識、資本、資源、生態共生關係為基礎的資源產業鏈動態演化模型。劉志高、王緝慈(2008)還從空間視角探討了企業共生和產業共棲，組織、技術和制度同時本地化及跨地界多層嵌套演化。這些研究主要還是以技術創新和擴散對產業演化的影響思路來開展的。

　　一些學者從企業間的關係出發研究產業演化的動力機制，認為多樣化個體是產業演進的前提，多樣化個體的競爭與合作等協同交互作用能促進產業系統有序結構的形成，競爭與合作是產業系統演化的動力源。競爭是系統間或系統內各要素及各子系統之間相互爭勝，力圖取得支配地位的活動與過程。協同是系統中相同或不同種類的要素或子系統的聯合、合作、協調的行為，它強調系統內部的關聯及系統發生變化時要素或子系統間的互相配合與耦合。哈肯認為，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競爭是系統演化最活躍的動力。競爭是協同的基本前提和條件。許多子系統的聯合作用，便產生巨集觀上的結構和功能。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競爭與協同，一方面創造系統遠離平衡態的自組織演化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推動了系統向有序結構演化。產業作為經濟系統，也是在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下發展的，主要體現為企業之間的競爭關係和共生關係。向吉英(2005)認為產業成長的內源動力機制是企業的競爭與協作。

　　可見，影響產業演化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技術、制度、需求、供給、企業家等，總體上，產業演化動力機制從巨集觀上可以描述為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共同演化機制(Nelson，1995；Murmann，2003；Pelikan，2003；黃凱南，2008)，從微觀上可以描述為企業問在生產要素、科技創新、市場開發等方面的競爭與合作機制。簡言之，產業演化動力是基於競爭與協同的自組織機制和基於環境適宜的他組織機制的共同作用。

　　(二)產業演化路徑選擇機制

　　產業演化過程總體上呈現周期性特征，但在產業演化過程中有不同的路徑，原因在於產業演化有其內在的路徑選擇機制。

　　首先，產業技術創新的方向影響產業演化路徑。產業演化路徑的影響因素很多，總體而言，影響產業演化路徑的外部環境因素有市場、制度和知識三方面(陸瑾，2005)，影響產業演化路徑的內在因素是產業技術創新。納爾遜和溫特(1982)指出產業演化的過程不僅受到企業進入退出的影響，而且與企業的創新行為直接有關。產業演化路徑集中體現在產業技術及技術組合上，而技術創新方向受市場、制度、知識的影響，正是技術、市場、制度和知識之間的互動，推動產業不斷發展，同時也決定產業演化路徑。

　　其次，產業技術創新擴散成敗也影響產業演化路徑。某企業通過變異或新奇創新機制產生新技術，並運用到生產活動中。若企業經營失敗，則創新就可能扼殺在搖籃之中；若獲得成功，由於自增強的作用，會產生很好的示範效應、技術溢出效應和先期市場開發效應。其他企業在預期高利潤的驅使下，通過模仿、模仿創新進入這個領域，形成新的產業組織結構。產業演化路徑選擇機制的數學表達多採用複製動力學方程，來說明企業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聯繫的不同純策略隨時間而演化的。

　　第三，產業演化路徑具有路徑依賴特性。路徑依賴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大衛·保羅(1994)認為在正反饋機製作用下，隨機的非線性系統可能會受到某種偶然事件的影響，而沿著一條固定的軌跡或路徑演化下去，簡言之，路徑依賴是指系統某一時期的演化方向受到上一時期的演化軌跡的影響。在產業演化過程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都表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

　　由上文可以看出，生物系統演化的變異、遺傳與選擇機制既是產業演化的動力機制，更是產業演化路徑的選擇機制，產業技術創新是路徑的決定因素，路徑依賴是演化的重要特性。正如Loasby(2001)認為，在經濟演化過程，時間、知識和演化軌跡是交織在一起的，並共同決定了系統演化的方向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