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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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空心化(Real Economy Hollowing)

　　實體經濟空心化就是企業放棄經營企業實體，轉而投向貸款公司、擔保公司以及房地產業等虛擬經濟的行業的經濟現象。

　　防止實業空心化要高度重視三個“失衡”：一是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兩極分化”，上游“銀根、地根、能源流、物流(路橋)”高度壟斷，下游中小企業則過度競爭。二是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之間的“兩極分化”。我們實體企業的利潤“比刀片還薄”，而靠息差以錢生錢的銀行利潤賺的“不好意思說”。第三是供應鏈上的大企業強勢和小微企業弱勢形成的分化，大企業故意拖欠小企業的資金，小企業難以為繼。

　　做實業艱難，有著很現實的原因，其中成本走高、稅費過重、產能過剩、投資受限、融資艱難、創新不足、比較利益偏低等是導致實體企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多種成本上升壓力，實體企業利潤太薄。

　　當前，實體經濟面臨高成本和高稅費兩頭擠壓，“兩價”(原材料進價和資源環境代價)、“三金”(薪金、租金、土地出讓金)、“四率”(利率、匯率、稅率、費率)，九種因素疊加推動企業成本直線上升。據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莊聰生透露，目前向中小企業征收行政性收費的行政部門有20多個，收費項目達60多項，近1000多個子項目。粗略計算，營業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等，加上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費，許多企業的實際稅費普遍超利潤的30%。加上各地私設名目亂收費等因素，每年繳納的稅費都要超過利潤的一半。在此背景下，我國大量實體企業的盈利能力陷入逐漸下滑乃至喪失的趨勢之中，面臨著利潤“比刀片還薄”、“不幹還能保本，幹了可能虧本”、“幹得越多，虧得越多” 等困境。

　　(二)國內外市場需求不足，實體中小企業產能嚴重過剩。

　　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的複蘇困難重重，歐美主權債務危機遠未結束，將長期面臨去杠桿化、財政赤字高起、需求疲軟等問題。隨著外需萎縮，大量外向度較高的企業訂單大幅減少。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1·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顯示，4225戶企業中，訂貨“低於正常”的占33.7%，訂貨相比2010年“減少”的占32.8%;企業銷售困難，小型、中型企業庫存“高於正常”的分別占19.1%、20.0%。不但如此，我國的實體經濟面臨兩頭受壓，一頭來自高收入國家通過創新和技術變革帶來的競爭，如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上一輪的金融危機之後，深刻反思此前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教訓，提出諸如“再工業化”、製造業回歸的發展模式;另一頭來自越南等一些比我國成本更低的國家的出口競爭。這直接導致了我國企業的產品出口受阻。加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乏力，新的消費熱點尚未形成，從而造成國內實體企業產能嚴重過剩。

　　(三)過度壟斷導致不公平競爭，實體中小企業投資渠道嚴重受限。

　　近幾年特別是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後，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經營日益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儘管政府在2005年出台了“非公經濟36條”，2009年出台“中小企業29條”，2010年再次出台新“非公經濟36條”等，進一步放寬了民營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參與建設文化、教育、體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社會事業，興辦金融機構等，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遭遇三重門：“鐵門”(壟斷企業把持，門檻太高進不去)、“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沒實力也不敢進)、“彈簧門”(進去以後逼你退出來)等，民間資本投資無門或被“擠出”，只能在低端製造業的“紅海”領域殘酷競爭。而且處在上游地位的壟斷國有企業，如電力、交通、原材料、能源(煤炭、石油、有色、化工)等，一方面經營效率低下，不斷將成本費用轉嫁給下游民營製造業，另一方面憑藉政策、資金、技術、市場等優勢，垂直整合產業鏈，沿中下游發展，在競爭激烈的製造業領域擠壓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使民企生存與發展環境處於“灰霾”狀態。據《2011·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顯示，關於“十二五”期間應重點突破的十一個選項裡面，選擇“加快壟斷性行業改革”的企業經營者占56.5%，排第一位，比2010年提高了8%。[3]

　　(四)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投資回報反差大，人力財力要素流失嚴重。

　　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問題，往往與虛擬經濟的過度自我迴圈和膨脹密切相關。目前，虛擬經濟利潤率太高、實體經濟利潤率太低：資本利潤率為22%，房地產為28%，而工業為6.4%，紡織業僅為4.7%(莊聰生，2012)。投資虛擬經濟的巨額回報率，吸引著各項要素流向非實體經濟。炒作投機之風從房地產、股市、期市、煤炭資源、古玩、藝術品向其他領域蔓延：大蒜生薑大蔥玉米等農副產品、理財產品、放高利貸等竟然被炒得熱火朝天，泡沫泛起。一些實體企業在“副業”投入收益高、資金迴流快的誘導下，逐步放棄了對主營業務的堅守，出現了“一流企業做金融、二流企業做房產、三流企業做市場、四流企業做實業”的局面。一些企業甚至通過“實業釣魚”，以實業為擔保獲得貸款用於虛擬經濟的套利中。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似乎愈加弱化，企業中踏踏實實做實業的越來越少，投機投資的越來越多;想靠腳踏實地富裕起來的人越來越少，追求一夜暴富的人越來越多。

　　(五)小微型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融資難、融資貴成頭號難題。

　　貸供給傾向於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大量小微型企業難以從正規金融領域獲得資金，面臨前所未有的“融資難”。據銀監會測算，我國銀行貸款主要投放給大中型企業，大企業貸款覆蓋率為100%，中型企業為90%，小企業僅為20%，幾乎沒有投放給微型企業。關於融資貴，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是基準利率上浮30%左右，有的高達60%，少數銀行抬高門檻，貸款約50%是現金，50%是承兌匯票，有的強行收取財務顧問費等中間服務費用。由於正規渠道很難得到滿足，不少小微型民營企業不得不轉向“地下”民間借貸，致使其貸款實際利率高出法定基準利率的5—8倍，企業融資成本巨大。

　　(六)產業層次較低，創新能力弱。

　　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製造”，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高技術產品加工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工序都在國外，或者被外商直接掌控，處於價值鏈高端的高附加值的品牌、設計、管理、營銷等環節被外商占有。中國從事出口加工貿易的製造業企業(多為中小企業)只能分享微薄的利潤。以富士康為例，蘋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潤達150美元，為銷售價格的30%。以工資形式返還給中國工人的薪水僅為每部8美元，占售價1.6%，這比iPad主要零部件供應產地南韓所得到的收益(34美元，6.8%)低得多。它們自身的產業結構和所處的產業鏈低端導致其產品差別化小，形成同質化生產的惡性競爭。我國中小企業由於融資太難，不能創新;能力有限，不會創新;風險太大，不敢創新。最終難以實現轉型升級，不得不逃離實業。

　　有調查表明，從2011年溫州民間資本投資結構分析，用於借貸的約占到40%，用於投資房地產項目的約占20%，其它投資約占5%，真正用於生產經營的約為35%。民間借貸風波深層次反映出的是溫州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問題，存在極大風險隱患。

　　1.資本脫離實體經濟，虛擬經濟過度膨脹。

　　近年來，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漲、人民幣升值、中小企業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綜合作用下，溫州企業利潤被一再壓縮。與此同時，是近十年來房價的不斷攀升、房地產市場的暴利誘惑。受資本逐利驅動，自2003年起，許多以製造業為主體的溫州企業開始逐步脫離傳統實業，轉向投資房地產、資源投機、金融借貸等領域。2010年初，為應對危機後的通脹問題，我國再次推行“貨幣緊縮”政策，市場資金面開始趨緊；2010年9月新一輪房地產巨集觀調控政策嚴厲出台，房地產市場交易迅速萎縮，企業資金回攏壓力增大。在市場供需關係和傳統路徑依賴的共同作用下，民間借貸成為溫企融資的重要來源，其利率水平迅速拉升，至2011年9月達到高峰，平均為25-35%，短期利息甚至超過60%。據央行溫州支行公佈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在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其中約為40%的資金空轉於借貸領域，市場泡沫過度膨脹最終破裂。可以說民間借貸危機的爆發與實體經濟的空心化是相伴而生的，其關鍵在於高回報導致資本在虛擬領域的過度迴圈和過度膨脹。

　　2.企業家信心不足，產業轉型升級缺乏動力。

　　溫州的工業化進程主要由民間資本驅動，產業主要集中分佈在那些投資回收期較短、風險相對較小、投資進入門檻較低且技術水平低的傳統加工製造業，整個地區產業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早在2003年，溫州市人民銀行調查顯示，溫州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產生了嚴重信心不足。2008年金融危機後，隨著國際市場萎縮和企業利潤壓縮，企業家做實業的信心進一步動搖，企業景氣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呈現回落態勢，2011年分別為116.4和117.9，較2010年分別回落13.8和15.8個百分點。在房地產、金融借貸市場等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高利潤、高回報誘惑下，有些企業甚至將以實體為平臺獲得的融資投入虛擬領域，或者集中於炒房、炒股、炒資源，或者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等領域。企業家信心不足、投入不足，企業缺乏自主創新動力，溫州經濟整體轉型升級後勁乏力。

　　3.企業外遷，要素流失嚴重。

　　企業外遷也是溫州實體經濟空心化的一個重要表現。近年來溫州整體投資環境不佳，政府服務落後、人才引進政策滯後、生活成本高、科技力量不足等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在投資環境不佳產生的“推力”效應和廣東、上海以及東北、西部等地區通過土地、稅收、服務等優惠政策產生“引力效應”雙重作用下，企業外遷、要素資源流失現象嚴重。據統計，2006年至2010年，溫州本土的工業投資1300億元，但溫州資本在全國各地的實業投資達3000億元，設立工廠數達到3.5萬家，涉及行業包括低壓電器、眼鏡、針織、服裝、燈具等，而且這些企業中不乏規模以上企業，如2010年溫州超10億元企業有50家落戶上海，本土則只有33家。企業外遷不僅導致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的流失，也對地方經濟總量和稅收增長產生直接影響。

　　4.信用受損，企業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為了獲得融資，企業之間不得不依靠互相擔保借債，導致債務鏈風險加大。民間借貸風波爆發後，實體空心化問題進一步暴露，企業信用遭遇空前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民間資金不再願意進入實體領域。由於銀行貸款抵押物要求高、審批嚴格，中小企業可以從銀行系統借貸的資金有限，因此民間借貸在溫州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幫助中小企業臨時資金周轉發揮重要作用。民間資本的抽離對於原來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第二，溫州企業信用受損，生存環境惡化。以服裝行業為例，危機前服裝行業內業務往來賒賬是慣例，但現在原材料商、貼牌製造商等開始要求溫州服企現金交易，甚至已經出現故意壓貨、不見資金不發貨的景況。這種現象在溫州各個行業都相當普遍，據溫州市中小企業協會調查，危機爆發後約有89.3%的企業受到合作企業的違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