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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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空心化(Real Economy Hollowing)

　　实体经济空心化就是企业放弃经营企业实体，转而投向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行业的经济现象。

　　防止实业空心化要高度重视三个“失衡”：一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两极分化”，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路桥)”高度垄断，下游中小企业则过度竞争。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两极分化”。我们实体企业的利润“比刀片还薄”，而靠息差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赚的“不好意思说”。第三是供应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和小微企业弱势形成的分化，大企业故意拖欠小企业的资金，小企业难以为继。

　　做实业艰难，有着很现实的原因，其中成本走高、税费过重、产能过剩、投资受限、融资艰难、创新不足、比较利益偏低等是导致实体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多种成本上升压力，实体企业利润太薄。

　　当前，实体经济面临高成本和高税费两头挤压，“两价”(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三金”(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四率”(利率、汇率、税率、费率)，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透露，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性收费的行政部门有20多个，收费项目达60多项，近1000多个子项目。粗略计算，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等，加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许多企业的实际税费普遍超利润的30%。加上各地私设名目乱收费等因素，每年缴纳的税费都要超过利润的一半。在此背景下，我国大量实体企业的盈利能力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面临着利润“比刀片还薄”、“不干还能保本，干了可能亏本”、“干得越多，亏得越多” 等困境。

　　(二)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实体中小企业产能严重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困难重重，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远未结束，将长期面临去杠杆化、财政赤字高起、需求疲软等问题。随着外需萎缩，大量外向度较高的企业订单大幅减少。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4225户企业中，订货“低于正常”的占33.7%，订货相比2010年“减少”的占32.8%;企业销售困难，小型、中型企业库存“高于正常”的分别占19.1%、20.0%。不但如此，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两头受压，一头来自高收入国家通过创新和技术变革带来的竞争，如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上一轮的金融危机之后，深刻反思此前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教训，提出诸如“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的发展模式;另一头来自越南等一些比我国成本更低的国家的出口竞争。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受阻。加上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从而造成国内实体企业产能严重过剩。

　　(三)过度垄断导致不公平竞争，实体中小企业投资渠道严重受限。

　　近几年特别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的行政性垄断经营日益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尽管政府在2005年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2009年出台“中小企业29条”，2010年再次出台新“非公经济36条”等，进一步放宽了民营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参与建设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等社会事业，兴办金融机构等，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遭遇三重门：“铁门”(垄断企业把持，门槛太高进不去)、“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没实力也不敢进)、“弹簧门”(进去以后逼你退出来)等，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或被“挤出”，只能在低端制造业的“红海”领域残酷竞争。而且处在上游地位的垄断国有企业，如电力、交通、原材料、能源(煤炭、石油、有色、化工)等，一方面经营效率低下，不断将成本费用转嫁给下游民营制造业，另一方面凭借政策、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垂直整合产业链，沿中下游发展，在竞争激烈的制造业领域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使民企生存与发展环境处于“灰霾”状态。据《2011·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关于“十二五”期间应重点突破的十一个选项里面，选择“加快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企业经营者占56.5%，排第一位，比2010年提高了8%。[3]

　　(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投资回报反差大，人力财力要素流失严重。

　　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往往与虚拟经济的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密切相关。目前，虚拟经济利润率太高、实体经济利润率太低：资本利润率为22%，房地产为28%，而工业为6.4%，纺织业仅为4.7%(庄聪生，2012)。投资虚拟经济的巨额回报率，吸引着各项要素流向非实体经济。炒作投机之风从房地产、股市、期市、煤炭资源、古玩、艺术品向其他领域蔓延：大蒜生姜大葱玉米等农副产品、理财产品、放高利贷等竟然被炒得热火朝天，泡沫泛起。一些实体企业在“副业”投入收益高、资金回流快的诱导下，逐步放弃了对主营业务的坚守，出现了“一流企业做金融、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四流企业做实业”的局面。一些企业甚至通过“实业钓鱼”，以实业为担保获得贷款用于虚拟经济的套利中。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似乎愈加弱化，企业中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越来越少，投机投资的越来越多;想靠脚踏实地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少，追求一夜暴富的人越来越多。

　　(五)小微型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难、融资贵成头号难题。

　　贷供给倾向于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大量小微型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领域获得资金，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据银监会测算，我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几乎没有投放给微型企业。关于融资贵，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上浮30%左右，有的高达60%，少数银行抬高门槛，贷款约50%是现金，50%是承兑汇票，有的强行收取财务顾问费等中间服务费用。由于正规渠道很难得到满足，不少小微型民营企业不得不转向“地下”民间借贷，致使其贷款实际利率高出法定基准利率的5—8倍，企业融资成本巨大。

　　(六)产业层次较低，创新能力弱。

　　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加工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序都在国外，或者被外商直接掌控，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高附加值的品牌、设计、管理、营销等环节被外商占有。中国从事出口加工贸易的制造业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只能分享微薄的利润。以富士康为例，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润达150美元，为销售价格的30%。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仅为每部8美元，占售价1.6%，这比iPad主要零部件供应产地韩国所得到的收益(34美元，6.8%)低得多。它们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所处的产业链低端导致其产品差别化小，形成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我国中小企业由于融资太难，不能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最终难以实现转型升级，不得不逃离实业。

　　有调查表明，从2011年温州民间资本投资结构分析，用于借贷的约占到40%，用于投资房地产项目的约占20%，其它投资约占5%，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约为35%。民间借贷风波深层次反映出的是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存在极大风险隐患。

　　1.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近年来，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涨、人民币升值、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温州企业利润被一再压缩。与此同时，是近十年来房价的不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诱惑。受资本逐利驱动，自2003年起，许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温州企业开始逐步脱离传统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资源投机、金融借贷等领域。2010年初，为应对危机后的通胀问题，我国再次推行“货币紧缩”政策，市场资金面开始趋紧；2010年9月新一轮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严厉出台，房地产市场交易迅速萎缩，企业资金回拢压力增大。在市场供需关系和传统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下，民间借贷成为温企融资的重要来源，其利率水平迅速拉升，至2011年9月达到高峰，平均为25-35%，短期利息甚至超过60%。据央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其中约为40%的资金空转于借贷领域，市场泡沫过度膨胀最终破裂。可以说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是相伴而生的，其关键在于高回报导致资本在虚拟领域的过度循环和过度膨胀。

　　2.企业家信心不足，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动力。

　　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民间资本驱动，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那些投资回收期较短、风险相对较小、投资进入门槛较低且技术水平低的传统加工制造业，整个地区产业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早在2003年，温州市人民银行调查显示，温州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产生了严重信心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市场萎缩和企业利润压缩，企业家做实业的信心进一步动摇，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呈现回落态势，2011年分别为116.4和117.9，较2010年分别回落13.8和15.8个百分点。在房地产、金融借贷市场等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高利润、高回报诱惑下，有些企业甚至将以实体为平台获得的融资投入虚拟领域，或者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资源，或者进入高利贷、私募基金、资本运作等领域。企业家信心不足、投入不足，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温州经济整体转型升级后劲乏力。

　　3.企业外迁，要素流失严重。

　　企业外迁也是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温州整体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落后、人才引进政策滞后、生活成本高、科技力量不足等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在投资环境不佳产生的“推力”效应和广东、上海以及东北、西部等地区通过土地、税收、服务等优惠政策产生“引力效应”双重作用下，企业外迁、要素资源流失现象严重。据统计，2006年至2010年，温州本土的工业投资1300亿元，但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的实业投资达3000亿元，设立工厂数达到3.5万家，涉及行业包括低压电器、眼镜、针织、服装、灯具等，而且这些企业中不乏规模以上企业，如2010年温州超10亿元企业有50家落户上海，本土则只有33家。企业外迁不仅导致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流失，也对地方经济总量和税收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4.信用受损，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为了获得融资，企业之间不得不依靠互相担保借债，导致债务链风险加大。民间借贷风波爆发后，实体空心化问题进一步暴露，企业信用遭遇空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间资金不再愿意进入实体领域。由于银行贷款抵押物要求高、审批严格，中小企业可以从银行系统借贷的资金有限，因此民间借贷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帮助中小企业临时资金周转发挥重要作用。民间资本的抽离对于原来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二，温州企业信用受损，生存环境恶化。以服装行业为例，危机前服装行业内业务往来赊账是惯例，但现在原材料商、贴牌制造商等开始要求温州服企现金交易，甚至已经出现故意压货、不见资金不发货的景况。这种现象在温州各个行业都相当普遍，据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调查，危机爆发后约有89.3%的企业受到合作企业的违约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