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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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

　　根据1968年版《韦伯斯特词典》注解，“再工业化”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尤其是指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并支持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

　　“再工业化”是针对工业化进程完成以来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正机制，通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实体经济是对去工业化下社会资本过度脱离实体产业的反思，重新审视制造业的价值，但并非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再工业化”将通过不断吸收、运用高新技术成果，发展先进制造业，以重构实体经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有突破性、划时代科技成果支撑，即意味着以新兴技术与产业引领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出现。向实体经济回归，并不意味着降低服务业的经济地位。恰恰相反，随着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亦将得到升级转型，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更是有赖于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最终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在不同历史时期，“再工业化”的具体内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泰埃兹厄尼首次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方式，主要侧重于解决当时德国鲁尔、法国洛林、美国东北部以及日本九州等地区重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针对日美制造业竞争格局出现逆转的趋势，“再工业化”被再次提出。詹姆 斯米勒将“再工业化”定义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罗尔茨韦尔罗等进一步把“再工业化”定义为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要素和产品以及服务于新市场和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转型。第三个阶段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标志，发达经济体推出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

　　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此轮“再工业化”的提出有着更为严峻的现实背景：发达经济体面临着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金融危机也使执政者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此前过度“去工业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带来的诸多弊端。发达经济体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推行“再工业化”，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重整制造业的政策措施，制造业回归、以出口带动增长、发展先进制造业等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本课题的分析亦将以此轮“再工业化”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再工业化”战略的现实背景：危机后的多重困境

　　1.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低增长”困境。自2008年9月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经历了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09年全球经济由上年增长1.5%转为萎缩2.2%，其中发达经济体GDP同比下降3.5%。2010年欧债危机的爆发，将国际金融危机推进到一个主权债务、经济治理、竞争力及银行业多重危机叠加的新阶段，使全球经济进入仅次于大萧条以来“第二次大收缩”的“新危险期”。截至2011年末，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实际GDP较2007年下降近2%。

　　2.抗周期政策将发达经济体推入“高债务”困境。一系列金融救助与经济刺激的抗周期政策使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渡过了生存性危机阶段，但并未有效缓解长期性、结构性问题。随着政策短期“强心针”效应减退，其巨大的“政策后遗症”开始显现。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高企，使发达经济体陷入新的危机。据IMF估测，截至2012年末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占GDP比例分别高达5.9%和109.9%。

　　3.“高失业”困境使发达经济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据IMF统计，2009-2012年发达经济体平均失业率为8.1%，较2005-2008年均值高出2.2个百分点。其中，青年失业率尤其值得关注——2012年高达17.5%。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问题呈恶化趋势。2007-2011年，美国收入最高10%家庭总收入从最低10%家庭的10.2倍上升至11倍。在全部家庭收入中，最高10%和最高1%家庭分别占比达47.1%和21.2%。失业率高企、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使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政治压力加大。

　　总体上看，在财政刺激空间有限、货币政策对复苏刺激效应失灵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谋求“标本兼治”，即在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同时，通过对长期性、结构性问题推进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再工业化”正是着眼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竞争力、寻找新增长点的长期战略之一。

　　(二)“再工业化”战略的本质原因：纠正“实虚脱节”

　　1.发达经济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具体表现。起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去工业化”，使发达市场工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截至2009年末，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27.9%下降至20%，欧元区工业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27.9%下降至25.7%。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高度发达，进一步使社会资本脱离实体产业。其高杠杆、高风险特征，使资产泡沫迅速膨胀。1991-2007年，美国、德国、英国股市总市值占GDP比例分别从69%、19.5%、93.6%上升至142.9%、59.3%、137.2%。

　　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弊端分析。发达市场经验表明，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将削弱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纽约、伦敦等“去工业化”城市正因为过度依赖服务业，错过了从新兴工业中获利的机会，在金融危机之下暴露出产业单一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弊端。一是经济增速下降，产出缺口加大。2000-2009年，美国与欧元区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产值却从同比增长4%分别转为同比萎缩3%和2%，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下滑与产出缺口的不断扩大。二是经济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攀升。2000-2009年美国、欧洲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下降了5.2%和0.9%。“实虚脱节”、竞争力下降导致国际收支长期失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英、法、意四个高收入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分别为5.1%、2.3%、1%和1.2%。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纠正机制：“再工业化”。“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对过度“去工业化”模式的反思，表达了重归实体经济的愿望。作为应对“实虚脱节”的纠正机制，“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一系列重振制造业发展措施，正是对回归实体经济的初步尝试。一方面着眼本土工业，力图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重塑竞争优势，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也积极引导海外制造业回归，为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添加砝码。

　　(三)“再工业化”的直接原因：对制造业重要性的再认识

　　首先，制造业对提升增长的潜力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市场经验表明，制造业是研究与开发的主要驱动力，有利于新思想、新发明及专利的产生，促进高新科技的更新与推广，使经济体在既有资源基础上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在美国，研究部门超过2/3的资金用在了制造业上，一个有活力的制造业部门是研发活动的重要基础。历史经验也表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较其他行业有明显优势。随着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制造业生产率将持续提升，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其次，制造业“乘数效应”有利于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将对原材料、建筑、能源供应和服务形成需求，产生覆盖多部门的乘数效应。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研究，每1美元制造业最终产品将支撑其他经济部门1.4美元的产值。制造业“乘数效应”也体现在就业创造方面。通过供应链扩展，制造业对从建筑、采矿到包装、电子通讯等领域都形成不同的就业刺激。据统计，2009年制造业在经历最严重衰退的同时，仍然创造了近700万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岗位。

　　1.政府直接拨款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为进一步发挥高新科技的引领作用，使先进制造业通过不断吸收、应用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发达经济体政府在“再工业化”战略中直接拨款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相关部门的持续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

　　美国将有关研发的投入纳入联邦政府财政预算，由三个部门主要负责推进。一是由直属美国商务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主导有关智能制造、生物制造和纳米制造等高新技术的研究，并通过与私营部门、学校科研机构等进行联合研发方式，推动制造业研究工作的长期持续进行。二是由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推动制造流程创新、开发新型原材料的相关研究，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与能源消耗，加强美国本土对清洁能源的研究与生产。三是由美国独立的联邦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协调其他政府部门及私营机构推动新型制造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欧盟主要通过各成员国和欧委会的框架计划，加大对研发投资力度。以英国为例，贸工部(DTI)是推行“再工业化”的主要部门，一方面直接拨款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另一方面通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生物能源资金拨款计划”等加快可再生能源等相关研发。此外，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与其他研究理事会亦制定多项计划，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目前，欧委会正在规划第八版框架计划，预计于2014年颁布，其中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将提高近1倍，每年达150亿美元。

　　2.政府引导企业加强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为进一步加快企业创新，同时加强对创新行为的保护，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战略推出了多项措施引导企业创新行为。美国税务部门通过制定研究与实验(R&E)抵免税制，激励私营企业积极创新，应用推广高新科技成果。美国税务部门将在既有R&E抵免额度基础上，对该税制进行优化和提升，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德国通过直接向电动汽车制造企业等私营部门发放研发补贴，同时由经济与技术部通过研发竞赛等方式加快新能源、新技术的研发。

　　此外，发达经济体政府还通过建立“产业公地”、推行“合作伙伴计划”等方式以加快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局出资，由国家工程设计和制造协会(NDEMC)通过为中小企业建立产品开发测试的实验公地等方式，加强产业供应链及其运作框架的整合，为中小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提供基础和平台。美国能源部通过与私人共同出资建设制造业示范工程，提供协作、共享的基础设施来提高中小企业获取、应用新技术的效率。英国贸工部、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牵头成立可持续能源政策网络(SEPN)，协调生物能源的研发和产业化。

　　3.改革教育培训体系，培养充足的人力资本

　　为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战略就改革教育体系、加强培训机制制定了多项计划，并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劳动技能。

　　一方面，由政府直接推行一系列措施对现有的教育培训体系进行改革，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在美国，由劳工部就业和培训管理处(DOL/ETA)出资策划各种培训项目，如应对工作和创新加速的挑战项目、应对贸易调整设立的社区学院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外籍工人技能培训项目等，同时通过职业与成人教育办公室(ED/OVAE)加强拓展中专类职业发展的相关培训。此外，联邦政府单独列出预算支出，通过教育和劳动部门资助各种州立和社区学校，以加强先进制造业职业教育。在欧洲，由各成员国教育部门、科技部门资助、引导学校及培训机构调整教育、培训的方向，加强新一代“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培养，同时向失业人群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及职业培训服务，培养其进入先进制造业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公私合作方式，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加强对在职工人及“未来工人”的教育和培训。在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协会(NIST)以及DOL/ETA等推出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MEP)等多项公私合作项目，加强企业员工培训。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出资，建立社区大学、制造业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合作平台，加强先进制造业合格技术工人培训项目等。欧洲方面，在教育部门及企业联合会的引导与资助下，社区大学与企业开展合作，将学校教学课堂与工厂环境相结合，推广“教学工厂”，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以德国、丹麦为代表的成员国将进一步加强“双元制”的职业培训机制，通过政府与工会、企业联盟等组织积极合作，以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双线职业教育，强化在职培训，使劳动者适应未来不断更新的生产技术和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1.短期目标：加快经济复苏，保障就业增长

　　面对金融危机以来低增长、高债务、高失业等多重困境，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战略在短期内需要实现的目标必然是加快经济复苏，保障就业增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推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以来，多次明确提出当前最核心、最首要的任务是确保美国的竞争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欧洲领导人虽因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在紧缩与增长之间反复徘徊，但面对“二次大收缩”风险加大的困境，最终将增长与就业确定为发展的优先目标。

　　2.中期目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从中期来看，发达经济体面临着两方面问题有待解决：一是过度“去工业化”引发产业空心化问题，二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对不足及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一方面，产业空心化形势严峻，使发达经济体向实体经济回归的道路不那么平坦，如何处理产业结构关系将成为“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新兴市场承接了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转移出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壮大，国际竞争力相对明显，发达市场制造业则因劳动力成本较高、税额较重等诸多因素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相对不足，最终体现为巨额的贸易逆差。“再工业化”战略将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回归实体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将成为其在中期内需要达成的目标。

　　3.长期目标：纠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前文所述，“再工业化”战略是发达经济体应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纠正机制。因此，“再工业化”的完成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从过度“去工业化”最终回归实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高新科技的应用与推广，发达经济体将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推动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断融合，打造“岩上之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