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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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

　　根據1968年版《韋伯斯特詞典》註解，“再工業化”是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尤其是指在政府的幫助下，實現舊工業部門的復興和現代化，並支持新興工業部門的增長。

　　“再工業化”是針對工業化進程完成以來出現的過度“去工業化”趨勢以及由此引發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等問題，逐步形成的一種回歸實體經濟的糾正機制，通過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值得註意的是，回歸實體經濟是對去工業化下社會資本過度脫離實體產業的反思，重新審視製造業的價值，但並非傳統製造業的簡單回歸。“再工業化”將通過不斷吸收、運用高新技術成果，發展先進位造業，以重構實體經濟。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有突破性、劃時代科技成果支撐，即意味著以新興技術與產業引領的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出現。向實體經濟回歸，並不意味著降低服務業的經濟地位。恰恰相反，隨著先進位造業的發展，服務業亦將得到升級轉型，特別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更是有賴於製造業向高端化轉型，最終實現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

　　在不同歷史時期，“再工業化”的具體內涵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泰埃茲厄尼首次提出“再工業化”發展方式，主要側重於解決當時德國魯爾、法國洛林、美國東北部以及日本九州等地區重工業基地改造問題。第二個階段是在20世紀八十年代。針對日美製造業競爭格局出現逆轉的趨勢，“再工業化”被再次提出。詹姆 斯米勒將“再工業化”定義為一種積極的產業政策選擇，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推動產業調整和升級，以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羅爾茨韋爾羅等進一步把“再工業化”定義為向高附加值、知識密集要素和產品以及服務於新市場和以新技術創新為主的產業轉型。第三個階段是本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製造業促進法案》為標誌，發達經濟體推出的“再工業化”發展戰略。

　　不同於前兩個階段，此輪“再工業化”的提出有著更為嚴峻的現實背景：發達經濟體面臨著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金融危機也使執政者更為清楚地認識到此前過度“去工業化”導致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帶來的諸多弊端。發達經濟體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推行“再工業化”，相繼制定了一系列重整製造業的政策措施，製造業回歸、以出口帶動增長、發展先進位造業等成為當前市場關註的焦點。本課題的分析亦將以此輪“再工業化”為主要研究對象。

　　(一)“再工業化”戰略的現實背景：危機後的多重困境

　　1.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陷入“低增長”困境。自2008年9月以來，全球經濟特別是發達市場在金融危機衝擊下，經歷了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2009年全球經濟由上年增長1.5%轉為萎縮2.2%，其中發達經濟體GDP同比下降3.5%。2010年歐債危機的爆發，將國際金融危機推進到一個主權債務、經濟治理、競爭力及銀行業多重危機疊加的新階段，使全球經濟進入僅次於大蕭條以來“第二次大收縮”的“新危險期”。截至2011年末，全球高收入經濟體人均實際GDP較2007年下降近2%。

　　2.抗周期政策將發達經濟體推入“高債務”困境。一系列金融救助與經濟刺激的抗周期政策使發達經濟體金融體系渡過了生存性危機階段，但並未有效緩解長期性、結構性問題。隨著政策短期“強心針”效應減退，其巨大的“政策後遺症”開始顯現。財政赤字與主權債務高企，使發達經濟體陷入新的危機。據IMF估測，截至2012年末發達經濟體財政赤字與主權債務占GDP比例分別高達5.9%和109.9%。

　　3.“高失業”困境使發達經濟體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據IMF統計，2009-2012年發達經濟體平均失業率為8.1%，較2005-2008年均值高出2.2個百分點。其中，青年失業率尤其值得關註——2012年高達17.5%。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收入分配問題呈惡化趨勢。2007-2011年，美國收入最高10%家庭總收入從最低10%家庭的10.2倍上升至11倍。在全部家庭收入中，最高10%和最高1%家庭分別占比達47.1%和21.2%。失業率高企、收入差距擴大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占領華爾街”等抗議活動不斷升級，使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政治壓力加大。

　　總體上看，在財政刺激空間有限、貨幣政策對複蘇刺激效應失靈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謀求“標本兼治”，即在實施相機抉擇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同時，通過對長期性、結構性問題推進調整，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再工業化”正是著眼於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經濟競爭力、尋找新增長點的長期戰略之一。

　　(二)“再工業化”戰略的本質原因：糾正“實虛脫節”

　　1.發達經濟體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的具體表現。起始於20世紀七十年代的“去工業化”，使發達市場工業經濟地位不斷下降。截至2009年末，美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90年的27.9%下降至20%，歐元區工業增加值占比從2000年的27.9%下降至25.7%。以金融、房地產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高度發達，進一步使社會資本脫離實體產業。其高杠桿、高風險特征，使資產泡沫迅速膨脹。1991-2007年，美國、德國、英國股市總市值占GDP比例分別從69%、19.5%、93.6%上升至142.9%、59.3%、137.2%。

　　2.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的弊端分析。發達市場經驗表明，製造業占GDP比重下降將削弱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紐約、倫敦等“去工業化”城市正因為過度依賴服務業，錯過了從新興工業中獲利的機會，在金融危機之下暴露出產業單一化和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弊端。一是經濟增速下降，產出缺口加大。2000-2009年，美國與歐元區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強化，產值卻從同比增長4%分別轉為同比萎縮3%和2%，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的下滑與產出缺口的不斷擴大。二是經濟競爭力下降，貿易赤字攀升。2000-2009年美國、歐洲工業生產指數分別下降了5.2%和0.9%。“實虛脫節”、競爭力下降導致國際收支長期失衡。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美、英、法、意四個高收入國家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例分別為5.1%、2.3%、1%和1.2%。

　　3.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的糾正機制：“再工業化”。“再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提出，反映了發達經濟體對過度“去工業化”模式的反思，表達了重歸實體經濟的願望。作為應對“實虛脫節”的糾正機制，“再工業化”戰略提出的一系列重振製造業發展措施，正是對回歸實體經濟的初步嘗試。一方面著眼本土工業，力圖通過發展先進位造業，重塑競爭優勢，以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複蘇；另一方面也積極引導海外製造業回歸，為發展實體經濟、增加就業崗位添加砝碼。

　　(三)“再工業化”的直接原因：對製造業重要性的再認識

　　首先，製造業對提升增長的潛力與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發達市場經驗表明，製造業是研究與開發的主要驅動力，有利於新思想、新發明及專利的產生，促進高新科技的更新與推廣，使經濟體在既有資源基礎上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在美國，研究部門超過2/3的資金用在了製造業上，一個有活力的製造業部門是研發活動的重要基礎。歷史經驗也表明，製造業生產率的增長較其他行業有明顯優勢。隨著生產技術不斷改進，製造業生產率將持續提升，有利於實現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其次，製造業“乘數效應”有利於帶動整體經濟增長，提高就業水平。製造業的生產活動將對原材料、建築、能源供應和服務形成需求，產生覆蓋多部門的乘數效應。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研究，每1美元製造業最終產品將支撐其他經濟部門1.4美元的產值。製造業“乘數效應”也體現在就業創造方面。通過供應鏈擴展，製造業對從建築、採礦到包裝、電子通訊等領域都形成不同的就業刺激。據統計，2009年製造業在經歷最嚴重衰退的同時，仍然創造了近700萬非製造業部門的就業崗位。

　　1.政府直接撥款加大研發投入，支持先進位造業發展

　　為進一步發揮高新科技的引領作用，使先進位造業通過不斷吸收、應用高新技術成果，實現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態化生產，發達經濟體政府在“再工業化”戰略中直接撥款加大研發投入，通過相關部門的持續推動，發展先進位造業。

　　美國將有關研發的投入納入聯邦政府財政預算，由三個部門主要負責推進。一是由直屬美國商務部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主導有關智能製造、生物製造和納米製造等高新技術的研究，並通過與私營部門、學校科研機構等進行聯合研發方式，推動製造業研究工作的長期持續進行。二是由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辦公室推動製造流程創新、開發新型原材料的相關研究，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與能源消耗，加強美國本土對清潔能源的研究與生產。三是由美國獨立的聯邦機構國家科學基金會協調其他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推動新型製造技術的開發和利用。

　　歐盟主要通過各成員國和歐委會的框架計劃，加大對研發投資力度。以英國為例，貿工部(DTI)是推行“再工業化”的主要部門，一方面直接撥款加大高新科技的研發，另一方面通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項目”、“生物能源資金撥款計劃”等加快可再生能源等相關研發。此外，英國工程與物理科學研究理事會(EPSRC)與其他研究理事會亦制定多項計劃，不斷加大研發投入。目前，歐委會正在規劃第八版框架計劃，預計於2014年頒佈，其中對基礎研究的投資將提高近1倍，每年達150億美元。

　　2.政府引導企業加強創新，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為進一步加快企業創新，同時加強對創新行為的保護，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戰略推出了多項措施引導企業創新行為。美國稅務部門通過制定研究與實驗(R&E)抵免稅制，激勵私營企業積極創新，應用推廣高新科技成果。美國稅務部門將在既有R&E抵免額度基礎上，對該稅制進行優化和提升，並將其轉化為一種長期的激勵機制。德國通過直接向電動汽車製造企業等私營部門發放研發補貼，同時由經濟與技術部通過研發競賽等方式加快新能源、新技術的研發。

　　此外，發達經濟體政府還通過建立“產業公地”、推行“合作伙伴計劃”等方式以加快製造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新興產業。美國商務部經濟發展局出資，由國家工程設計和製造協會(NDEMC)通過為中小企業建立產品開發測試的實驗公地等方式，加強產業供應鏈及其運作框架的整合，為中小企業發展新興產業提供基礎和平臺。美國能源部通過與私人共同出資建設製造業示範工程，提供協作、共用的基礎設施來提高中小企業獲取、應用新技術的效率。英國貿工部、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牽頭成立可持續能源政策網路(SEPN)，協調生物能源的研發和產業化。

　　3.改革教育培訓體系，培養充足的人力資本

　　為滿足先進位造業發展的需要，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戰略就改革教育體系、加強培訓機制制定了多項計劃，並積極引導企業加強員工培訓，提高勞動技能。

　　一方面，由政府直接推行一系列措施對現有的教育培訓體系進行改革，為發展先進位造業提供富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在美國，由勞工部就業和培訓管理處(DOL/ETA)出資策劃各種培訓項目，如應對工作和創新加速的挑戰項目、應對貿易調整設立的社區學院和職業技能培訓項目、外籍工人技能培訓項目等，同時通過職業與成人教育辦公室(ED/OVAE)加強拓展中專類職業發展的相關培訓。此外，聯邦政府單獨列出預算支出，通過教育和勞動部門資助各種州立和社區學校，以加強先進位造業職業教育。在歐洲，由各成員國教育部門、科技部門資助、引導學校及培訓機構調整教育、培訓的方向，加強新一代“知識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培養，同時向失業人群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及職業培訓服務，培養其進入先進位造業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過公私合作方式，引導社會團體、企業加強對在職工人及“未來工人”的教育和培訓。在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協會(NIST)以及DOL/ETA等推出製造業擴展伙伴關係(MEP)等多項公私合作項目，加強企業員工培訓。由國家科學基金會出資，建立社區大學、製造業企業及相關中介機構的合作平臺，加強先進位造業合格技術工人培訓項目等。歐洲方面，在教育部門及企業聯合會的引導與資助下，社區大學與企業開展合作，將學校教學課堂與工廠環境相結合，推廣“教學工廠”，增強教育培訓的針對性。以德國、丹麥為代表的成員國將進一步加強“雙元制”的職業培訓機制，通過政府與工會、企業聯盟等組織積極合作，以學校和企業聯合展開雙線職業教育，強化在職培訓，使勞動者適應未來不斷更新的生產技術和迅速變化的市場環境。

　　1.短期目標：加快經濟複蘇，保障就業增長

　　面對金融危機以來低增長、高債務、高失業等多重困境，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戰略在短期內需要實現的目標必然是加快經濟複蘇，保障就業增長。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推出“再工業化”發展戰略以來，多次明確提出當前最核心、最首要的任務是確保美國的競爭力、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歐洲領導人雖因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在緊縮與增長之間反覆徘徊，但面對“二次大收縮”風險加大的困境，最終將增長與就業確定為發展的優先目標。

　　2.中期目標：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國際競爭力，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從中期來看，發達經濟體面臨著兩方面問題有待解決：一是過度“去工業化”引發產業空心化問題，二是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相對不足及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一方面，產業空心化形勢嚴峻，使發達經濟體向實體經濟回歸的道路不那麼平坦，如何處理產業結構關係將成為“再工業化”戰略的核心內容與重要目標之一。另一方面，在現有的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下，新興市場承接了發達經濟體“去工業化”轉移出的製造業，迅速發展壯大，國際競爭力相對明顯，發達市場製造業則因勞動力成本較高、稅額較重等諸多因素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相對不足，最終體現為巨額的貿易逆差。“再工業化”戰略將通過製造業的發展回歸實體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將成為其在中期內需要達成的目標。

　　3.長期目標：糾正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實現可持續發展

　　如前文所述，“再工業化”戰略是發達經濟體應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的糾正機制。因此，“再工業化”的完成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從過度“去工業化”最終回歸實體經濟。在這一過程中，通過高新科技的應用與推廣，發達經濟體將在發展先進位造業的同時，加強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推動服務業高端化發展，並以此為契機推動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不斷融合，打造“岩上之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