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共識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價值共識是指不同主體對價值(主要指公共價值)達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看法,也即對價值形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觀點和態度。

　　1、一致性

　　同質的，未分化的社會結構內在地需要一種把社會成員凝聚和結合起來的粘合劑，需要一種統一的精神力量來協助政治力量實現社會整合，而價值觀正承擔著這樣的使命。現代社會理論的奠基人之一迪爾凱姆曾把承擔這一使命的價值觀稱為“集體意識”，在他看來，以機械團結為特征的傳統社會，需要一套穩固的，且被共同體所有成員一致抱持的價值情感和信仰，只有依靠這種一致性，集體性的價值信念，才能夠維繫著同質社會的機械有序性。

　　2、普惠性

　　是指使一個社會的每個成員都能受益，儘管這種受益可能是差異性的，不是平均性的，但是大家必須合理分享。比如像公正、和諧、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等價值觀念。

　　3、共用性

　　是指社會特定的價值觀念的內容和精神實質，應該被儘可能多的社會成員接受、理解和信奉，並且因為融化在血液中而身體力行。那麼價值共識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實現，首先就得看價值共識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

　　價值共識的現實基礎

　　1、共用客體存在。

　　共用客體不等於價值,存在也不等於價值。共用客體確是形成價值必不可少的標的物。由於人的需求的多樣性,物對人的價值也具有多樣性的價值叢。對同一共用物,主體之間可能基於不同的價值,也可能是基於同一價值,以熱帶雨林為例,你看到的是他的生態價值,另一主體可能看到的是它的經濟價值。即“你我之間有共同的價值客體,即共用客體,但並未表現共同價值”。即使同時看到他的生態價值,但是不同的主體對他同一價值大小的認識還是不同的。不管怎麼說,共用客體的存在是價值形成的必要的基礎。其中,公共物品則是共用客體的重要的部分。公共物品的存在對人們的價值是公共價值。公共價值是指同一價值客體或同類價值客體能同時滿足不同主體甚至是公眾(或民眾)的相同需要這種效用和意義。公共價值具有普適性、公眾性、社會層面性等特征。公共哲學、公共行政、普世倫理、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存在為價值共識提供了價值自覺的必要和更大的理論空間。哈貝馬斯賦予公共領域以新的含義,在那裡,人們可以對他們關係的問題及逆行自由、平等、理智的討論。這是一個聯繫的話語和影響的領域,是民意所形成的是獨立於政府和大公司的領域,是反對操縱盒宣傳的領域。再者,生態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人口問題、跨國犯罪問題、反恐問題、貧困問題等全球性問題使得“共在”這樣一種人類生存狀態顯明化,它們從客觀上促使人類在許多方面需要全球一致的基本理念和共同規範。

　　2、解決價值衝突的需要

　　價值衝突是價值共識形成的原因與重要基礎。沒有價值衝突就無所謂形成價值共識,價值共識的存在也就沒有意義。因此,只有在發生價值衝突的地方,才會萌發產生共識產生的意識。價值衝突產生了一些後果,這些後果對主體造成了影響,人們認識到了價值衝突的存在及後果才會想到應當形成價值共識以減弱價值衝突的影響。衝突是事物進步、發展的動力,是事物的常態,因此價值衝突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是強與弱的問題。既然價值衝突總是存在,那麼人們為了共處總是在嘗試著尋找解決衝突的途徑。要麼輸出自己的價值觀讓別人接受自己,要麼是研究別國的價值觀與利益,以做到理解,或者雙方互相妥協讓步。無論做出怎麼樣的嘗試,正是價值衝突的存在萌發了人們達成價值共識的想法。儘管達成價值共識的路子很難走,但是價值共識本身還是存在的。只是因為價值衝突常常表現為對抗,容易引起人們的關註,而隱藏在價值衝突背後的共同性東西卻容易為我們所忽略。能夠形成價值衝突,就說明人們對對該共用物體有著同樣的理解層次。尋找這共同的理解層次,找到價值共識的點。就能夠為找到達成價值共識的鑰匙。

　　價值共識的哲學基礎

　　價值共識是一個基於現實而不是在頭腦中完成的過程,是主體雙方或多方共同努力的過程,而主體間性則強調在實踐中主體雙方的平等互動,因此我認為主體間性是形成價值共識的哲學基礎。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是胡塞爾晚年為了突破唯我論而提出來的。主體間性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性和統一性,是兩個或多個個人主體的內在相關性。”主體間性的特征一方面是雙方獨立存在,地位的平等,二則雙方有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1、主體間的地位的平等。

　　主體間性要求雙方或多方都具有主體性、地位平等,包括人格平等、機會平等,這裡的平等是相對的,絕對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主體間性要求雙方彼此承認雙方的地位和權利。雙主體或多主體的平等的地位是價值共識達成的前提性基礎。價值共識的主體應當是地位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的,是具有主體性的主體。若身份不自由,或者對同一客體的權力不對等,那麼價值共識極可能演變為錶面服從,內心反抗的矛盾心態。迫於封鎖限制的壓力,主體的一方就有可能屈從於其他方。當把全人類作為類主體的時候,個人本身就是類主體的一部分,一份子。我們可以把他這種關係描述為看作是人與世界的關係。

　　2、主體間性的交往方式。

　　主體間性要求雙方的交往應當是協商的,而不是強制的。是主動的交往而不是被動的接受。未經反省與質疑的價值共識必然是虛假的共識,而且達致這種虛假共識的過程也一定是非民主的。任劍濤在民族國家的層面上提出了強力預設與同意預設。“缺乏各個民族—國家、國際組織和全球精英的認同,而只是西方國家一廂情願地依靠自己的實力推銷前述的全球價值,那隻會導致全球圍繞這些價值理念的文化間對峙,使得全球陷入一個西方國家的價值侵入與非西方國家的價值捍衛的對壘戰之中”即主體雙方多方的交往應當建立在互相擺出觀點,通過共同展示自己的價值傾向,接受別人的評價並講明自己的理由的過程。這是一個徵得其他主體的同意的或理解的協商的方式。也是雙方重覆博弈的一個過程。

　　3、主體間的交往過程。

　　主體之間的交往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獲得平衡,然後根據雙方力量的對比、條件的變化進行新的波動與較量,繼而達到新的平衡的過程。價值共識之達成並不沒有把任務完成,價值主體的雙方的歷史性的變化、價值共識的共同對象物的變化、達成條件的變化都會導致原達致的價值共識有可能變得更強,有可能變得更加弱小。共識不是指每個人對某件事的主動同意,雖然我們稱為共識的現象大體上可以說是接受,即泛泛而言或基本上是消極意義的共識。

　　4、主體的多重目標。

　　主體間的交往總是希望達致一定的目標,這裡的目標不僅僅包含自己的目標,也應包括他人的需要和目標,因此是雙方或者多方的目標叢。為什麼要達成價值共識?達成價值共識對主體有什麼意義?價值是對象物對主體的有用性。人們之所以要達成價值共識必然有其理由與原因,即達成價值共識的價值。我認為價值共識的目標是尋求最小的反對意見。只有得到普遍認可,找到最小的反對意見的方案才有希望被貫徹執行。當決策的強制執行難以實施時,就希望採用共識決策法,這樣每一個參與者將被要求對決策施加影響。要形成價值共識的應當是面臨具體的問題。我們的主體針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樣的各自的利益與要求,他們最終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單個的社會個體,做一件事情時並不能只考慮到我們自己的需要,也應當考慮到我們的需要與社會的需要的關係。我們存在與社會中,我們的需要的形成來源於社會,而我們的需要的達成也與社會提供的資源有關聯。不應當僅僅從自己的主觀需要出發,不是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想得到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個人只有把自己的需要與社會的需要聯繫起來才能夠更好的實現。

　　5、主體互動的語言基礎。

　　主體間的交往時要語言做基礎。當然可以使肢体語言、可理解的表情或者有聲語言。各民族的語言的差異是一種客觀存在且人類的語言是可以相互理解的。隨著人們的交往的深入,人們都除了自己的母語以外,都能夠掌握第二語言甚至十幾種語言。這樣就為我們理解別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工具。當然由於思維方式的不同,我們對外來語言的引入加入了更多我們自己的理解,可是我們也能夠展開對別國的思維方式的探討,不管我們是否能夠接受這種思維方式。我們說每個民族都有保存自己語言的權利,都有講自己語言的權利,如果我們的共同追求的價值大於我們對於民族語言的不可妥協性,那麼我們選擇哪種語言來交流都並不是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我們各國語言的風格,而在討論共識的時候做短暫的妥協。如果實在堅持,也可以用語言翻譯器或者懂得主體各方語言的翻譯者為我們提供語言上的便利。因此語言的可理解性能夠成為我們達成共識的一個基礎。

　　價值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的根基，人的生存性質和狀態如何，往往是由一種穩定的價值體系和價值內容決定的，共識是指經過同意而來的社會和文化的統一，特別是在社會整體和社會集中的人們，彼此之間適過競爭和協商出來的集體性同意。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思想、價值觀念和信念並非無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著重要作用的催化劑，不僅產生技術革新，更重要的是為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鋪平道路，”(E．拉茲洛．1997：78)貝拉在分析日本傳統價值時說：人的社會行動雖然確實要受到經濟因素和政治機構所規定，但另一方面也受到社會承認並通用的一定的社會價值的規定”。(羅伯持．X.貝拉，1993)“認識一致是人婁任何真正結合所必需的基礎．這一結合與其他兩個基本條件有相應的聯繫感情，感情是的充分一致，利益上的某種相通。”(奧古斯特．孔德．1996：19)韋伯認為．相反的價值和信仰不必是敵意的，即使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分歧，人們還是能夠求同存異的，能夠共存的。米德認為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其成員通過理性的程式達到一致。(喬冶．H米德，1992：6)哈貝馬斯的共識真理論指出，陳述句子的真假值是取決於參與討論者的共識”而不是外在的“客觀世界”。他將此原則延伸到價值範疇，即在理想溝通情境里的共識並不局限於事實陳述。維特根斯坦說：遵守規則不依賴於終極理由(江怡，1998：47）將以上論述與巴赫金的雙聲與復調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價值共識的學理，就更具現實意義。簡要勾勒：有價值一好的一應該去做；無價值壞的一不應該做，形成價值共識，作出價值判斷的同時，也就發出了價值命令。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價值判斷比法律強制更有約束力。當然，形成價值共識是一個艱難的博弈過程，然而，無論取得共識多麼艱難，無論共識的範圍多麼狹小，無論共識的層次多麼低微，沒有一些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尊重和履行的東西，沒有一些起碼的善惡是非標準，我們就無法進行任何溝通和交往，我們就無法生話在同一個世界上。

　　1、進行範式修正

　　按托瑪斯．庫恩的經典解釋，範式(paradigm)是人們”對事實的共同理解、進行科學探究的規則和共同標準”。指的是一定時間內某科學家群體共同接受的概念及工具性技術的結構化總和。儘管創造者本人此後沒有使用它，該概念卻因其功能性價值被廣泛接受(高概，1997：1lO)皮雷奇斯進一步發揮，認為範式為所有社會成員定義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現實，為社會成員提供作為參照系的各種標準、信仰、價值、習慣和生存規則。這種主導範式決定著社會的性質，構成人們的現實期望，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要素。通過社會化過程世代相傳整個社會發生變化，它也隨之發生變化(丹尼斯．皮雷奇斯，1995)維特根斯坦曾說，人們一邊玩一邊制定規剛，而且有時邊玩邊修改規則。人類文明進程中，每次科技大革命都引生了不同的主導社會範式。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結構率質近似，是共產主義信念、黨領導下的聯合政體、人民公社等強有力的基層組織三維一體。在這種高度集權，對一切生存資源乃至人身嚴格控制的社會結構中，任何價值觀都是可以順利地自上而下灌輸以至內化的。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轉型，引發一系列巨變。承載原有範式的社會和群體發生了變化，原有範式無法定義、解釋、引導已經變化了的現實，對原有範式的修正和重構也就成為必然。當前價值重建與文化轉型的實質是大眾生活方式的重塑，如何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修正已沒有生命力和解釋力的生活範式．是涉及到來來命運的價值抉擇。

　　2、重視底線價值

　　社會上最重要的是對普通規則的遵守與尊重，生的價值和一切理性的意義原本就在日常生中只有走向事情本身”(胡塞爾語)，才能處於一片澄明之境”(海德格爾語)。朱熹講“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朱文正公文集》捲11)高貴表現於力圖實現自身的上升運動中。由於我們傾向於僅僅在生活中找到蒲足，所以上升運動的力量總是只為少數人所具備，而且即使在這些人之間也並不是都確定地具有這樣的力量(卡爾．雅斯爾斯．1997：l851）羅爾斯認為相互重疊的其識等於公德，何懷巨集在《良心論》中深刻地論述了“底線倫理”的意義。福澤諭吉說：社會中上智和下愚的人都很少，大多數處於智愚之間．與世浮沉，庸庸碌碌終其一生。(福澤諭吉，1995：51我們的世界從根本上說是由庸人組成的。盧梭的“生存情感”就是一種底線要求；諾伊曼認為，現代人的道路應該先“到深處”，而不是先“到高處”：金子不是在天堂，而是在糞堆中找到的。(埃利希．諾伊曼．1998：124-125)有些事情，儘管不美，但卻神聖。(馬克斯韋伯，1998：39)我們不可能都直接服務於上帝，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合法職業的辛勤勞動中；韋伯具有強烈的職業感，他的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演講．表現了他的終極關切。(韋伯，1998)對人影響最大的就是職業，職業近乎於宗教。(杜維明，1997：60—61）帕森斯對醫學、法律職業以及不同職業問的整合關係的研究(杜維明．1997.113—114。伯納德．巴伯．1991)皮埃爾.布迪厄“一直保持一種職業警醒”。(皮埃爾．布迪厄．1998：266)薇伊把職業與社會秩序聯繫在一起論述；(s．薇依．1994：208)零點公司的調在結果表明，人們對道德作用低期望。北京青年相信，21世紀是一個更看重金錢(85.5%）、更看重法制（83.4%)、更看重職業道德與敬業精神(89%)的社會。（零點調查公司《零點調查》，1998：69)。老於雲：“天下大事，必做於細”；曾國藩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細處用力”。(《曾文正公家書》捲9)簡單的觀念也是被普遍的原則接合的，這些原則對一切人類都有普遍的影響。公民相處的最低標準不是共同信仰，而是世俗公民道德，單純的思想、教義體系是涇渭分明、水火不容的，但一進入日常生活領域往往就模糊不清和平共處了。一個履行社會義務的人，可以是教徒，也可是無神論者；如果我們創造不出新的東西，如果我們做不到崇高，我們至少應該堅持基本的為人之道；如果我們在信仰上統一不起來，我們至少應該在敬業精神上統一起起來。

　　3、加強中介轉化

　　在一個通過調節保持守恆性的體系中，結構和功能是不可分的。帕森斯為瞭解個人怎樣能把共同價值整合進來，提出了“社會作用”的理論，按照個人免得兩可選擇時是否服從集體的價值， 來分析兩可選擇的不同類型(皮亞傑．1984：71)。而“社會作用”是通過一系列中介來實現的。從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現代社會科學諸家對中介有許多精到的闡述，說明非本質差別的普遍存在，決定了中介環節存在的普遍性，中介的居間作用決定了對立的相對性，溝通的可能性。恩格斯說：“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互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過渡”。列寧在《哲學筆記》中說“一切的都互為中介，連成一體，通過轉化而聯繫的。”布迪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圍繞結構與存在的中介而寫的，如對實踐、慣習、場域等的研究；霍利斯主張在真實的和理性的信仰之間建立起一個橋頭堡”，信仰的成功翻譯和解釋，必須預先假定“一個理性人不得不相信的東西，只是那些由前後一致的判斷規則所組成的、一個理性人不得不贊同的認知情勢，真實而理性的信仰需要一種說明，虛假和非理性的信仰又需要另一種說明，混合的說明用於混合的情況。過對於我們探索價值差異如何向價值共識轉化頗具理論意義。中介是價值的實現過程，效應是價值的實現結果(關於中介的有關論述參見黑格爾．1959；斯大林，1964：5；艾豐．1993；聶暾，1998；龐樸，1997；王鵬令．1981；王銘銘，1997；霍利斯，1999等)孟德斯鳩說過：女人只能以一種方式顯得美麗，卻能以十萬種方式變得可愛(潘知常．1997：204)。同理，價值只能一種方式顯得正確，但卻可通過中介以無數種方式變得可信、可敬。

　　(1)中介語言：現代哲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已經發生了語言學轉向。研究主題、取向、理論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語言的交往、解釋、理解成為關註的重點，取得豐碩的成果，為我們探討語言中介與價值共識問題提供了雄厚的理論支撐。黑格爾說：同一種“意義”，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現，也可能以哲學概念的形式出現，還可能以街巷俚語的方式出現。一個詞的意義可轉換．同一意義可以由不同的詞來表述(馬克斯．舍勒．1997)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諸種意義得以表達，是藉助於符號的運用來實現的，而符號的運用歸根到底是日常語言的運用(哈貝馬斯．1999：150)。維特根斯坦反對理論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對立(江怡，1998：8)；羅索認為術語的差異無法掩飾共同的旨趣；不識字的人們，其神聖教條，多半成立於傳統信仰的故事(休謨語)。路德將聖經從拉丁文譯成德文，使普通人的聯繫獲得瞭解釋聖經的權利；《三國演義》對老百姓價值觀的影響絕對超過《四書五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最通俗表達，是十三大報告官方話語的最民間表述；價值的共識需要語言的溝通．語言的溝通需要轉換、補充、註解等“搭橋規則”的中介。官方的、理論的內容和話語，轉換為民間話語表述的常識，而這些常識，久而久之就變成內化和觀念化了的客觀結構。從逆向來說，民謠俗語中蘊涵的價值觀念也需要通過語言中介轉換為規範。積極或消極，意味著希望或失望，把“失敗”叫做“失去的勝利”，把“經濟危機”叫做“蕭條”、“不景氣”，把“失業”叫做“待業”、“下崗”，其技果是不同的；理解或不理解，意味著贊同或否定。文化符號的本質功能就在於通過這種互動保證個體信念與社會福利之間平衡的持續動態發展

　　(2)中介人：李普曼認為，人們要依賴別人來塑造自己腦海裡的圖象，並依此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價值是以勢能的形式潛存於社會結構中，只有同確定價值的主體發生關係時，才會顯現於進行評價的接受當中。由此可見中介人的重要作用。吳晗、費孝通認為士紳維繫著國家和社會的整合。中介人應該有責任感、使命感和獻身精神。責任是由我們個人的價值體系形成的。所有的人都負有道德使命，在扮演的不同社會角色中，我們的道德責任也是不同的(Karl Liewellyn．1981：17)。韋伯稱只有那些離鄉背井、沉思冥想、看破紅塵的托缽和尚才是佛門弟子，才是佛教的宣傳者(馬克斯．韋怕，1995：7)；薩特《詞語》中稱“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是教士一樣的聖徒。”帕森斯把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義務與責任同為社會系統的服務功能繫結在一起，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把文化關註置於社會關註之上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達倫多夫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懷疑批判被廣泛接受的價值和概念的現代“傻子”，類似中國古代“死諫”、“諷諫”的諍臣(帕森斯，1998)。責任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行動的力量感，而這種力量感本身又趨於產生義務感，我們能做，我們必須去做。“義務是一種內在的擴張——一種變思想為行動達列目的的需求”(查爾斯．霍頓．庫利，1999：260)。他們以自己人文素質和歷史良知，在國家機器與時代要求、人民願望之間構成了一種彈性。愛因斯坦認為，偉大人物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在對他們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守中(愛因斯坦．1978：3捲108)。尼采在《查拉斯圖如是說》中所挖苦的、虛偽的說教者、道德家們則能起到中介作用(1995：199-202)；康德說過，沒有代表人物中介的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威的形態，必然需要一種專制的統治形式(利奧塔，1997：172)。“他們無窪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馬克思)中介人的境界、素質、水平與中介效果呈正相關。

　　(3)中介組織、網路：在帕森斯理論中，社會系統是圍繞行動著的單位（包括人和集體)的相互作用帶來的緊急需要而組織起來的。文化系統是圍繞著符號系統中的意義類型而組織起來的。人只有作為一個集體的成員，例如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的成員，才能有價值和權利(阿倫．布洛克．1997：258)。韋伯在強調西方文明獨持性時，特別強調了合理自由勞動組織的重要性(馬克斯．韋伯，1988：9—10)；吉登斯社會組織理論非常重視權威資源的開發，或通過直接控制，或通過收集、譯制和再現信息，實現對個人的時空控制，現代世界是組織的世界，現代組織是一個社會系統，它系統地利用信息，並將信息間的零散聯繫仔細譯制，以便最大限度地控制系統再生產(安東尼．吉登斯，1991)。一群特定的個人之間都有一組獨特的聯繫，即社會阿(肖鴻，1999)。同一網路的人們，在經濟活動中信任度高，交易成本低，經濟效益大；張其仔將社學中的網路分析理論引進對經濟行為的考察的思路予人啟示(張其仔，1997)，在語言交往和價值共識的過程中，這些中介組織和網路起到了國家不能起的作用。應該充分利用社會網的資源，降低溝通成本，提高溝通效果。

　　(4)中介空間：韋伯的“在場效果”理論、福柯的“權力容器”說，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學說、巴赫金狂歡場所的論述、西田幾多郎的場所”、布迪厄的場域”說等，其所指雖然不同，但對於我們探討價值共識與溝通場所的關係是有啟示的。在封閉的、集權的社會條件下，遠離政治權力場所的人數越多，形成價值其識的難度就越大，所以，中國古代王朝藉助一個龐大的政治信息收集和道德教化網路，而且，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被統治階級的思想。近現代以來，公共領域越拓展，參加的人數越多，按統治階級的意願形成價值共識也就越難。哈貝馬斯賦予公共領域以新的含義，在那裡，人們可以對他們關心的問題進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討論，這是一個聯繫的話語和影響的領域，是民意所由形成的領域，是獨立於政府和大公司的領域，是反對操縱和宣傳的領域。(哈貝馬斯．1999）

　　4、發掘傳統價值

　　現在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追本溯源，至少要反思一下激進啟蒙的負面影響。舊的精神家園打破了，新的精神家園還無力建成。（餘英時，l987：杜維明．1997；傅偉勛．1989：林毓生．1988；張岱年．1993：啟良，1995；鄭家棟．1997。)。貝拉分析日本現代化時敏銳地指出，如果不考慮明治時代前日本社會的價值體系，是不可能闡明的。這也是其《德川宗教》之所為名著的原因。他在《心靈的習性》中通過對美國人深層價值觀的剖析，得出對現實頗富解釋力的結論。現代性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斷裂性，很多問題也出在斷裂性上，當代人的歷史意只被懸空擱置，如康德所說的“符號鏈條的斷裂”。歷史是珠串玉連的長捲，“在過去和現時之間，決沒有完全的斷裂、絕對的不連續或互不幹擾”(費爾南．布羅代爾，l997：85)。厚度和力量產生於歷史而不是產生於時尚。過度的詮釋淤積覆蓋了其原初的意義。大學者無不對希臘文明進行反思。尼采對希臘文明的精辟分析，海德格爾提出回到古希臘文明；“我們以回到康德為藉口，只不過是以他的權威來保護人本主義的偏見而已。龐樸認為要把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區分開來。文化傳統是溶入我們生命中的一些價值、觀念。“文化傳統是一民族最深沉情懷之寓所，人類的早期記憶像個體的童年經驗一樣，在其日後的成長過程中會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在後漫漫的歲月中經久不息地釋放出來，對文化的進程、文化的流向施展種種有形的和無形的影響。”(蔣原倫，1998：34)。為我們今天重建理性與價值、知識與智慧、真與善的統一，提供了歷史的先導。”(楊榮固．1998：3)。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碩果僅存，歷史傳統形成的文化形式含有彌足珍貴的心理積澱和相對獨立特質：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要素，在歷史長河中，多層次上整合著中華民族的心理功能，確立了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內在精神的指向和特質，充分利用傳統資源、本土資源。發掘傳統價值不是同後看，而是接通傳統的營養的血脈，而是獲得一個真正的起點：對傳統理解的深度，不僅取決於對傳統的理解程度，更取決於對今天現實的反思深度；不是我註六經，而是六經註我；不是走向傳統價值，而是傳統價值走向今天。價值觀的根本來自現實社會生活，對傳統價值的選擇以現實需要為導向，傳統價值觀念像一幅畫的底色，新的創作不能沒有底色；不能把現代性的風箏放飛到空中，卻割斷了連接大地的線。

　　5、利用現代科技

　　霍克海默與馬爾庫塞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論述科技的社會功能，哈貝馬斯系統地論述了科學與技術執行意識形態功能的理論。傳統社會的政治統洽是靠對世界作神話的、宗教的解釋來論證其合法性；資本主義興起後，通過韋伯的世俗化過程，公平競爭與平等交換成為資本主義的直識形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技術與科學成為新的合法性的基礎。(高亮華，1996；83—102；俞金吾，1993)。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應該構成人類精神平行飛躍的雙翼，兩者之間的互相對立與互相解毒，應該是文明社會健康發展的較佳模式。雅典城邦的共識是在一個演說者的聽距範圍內。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媒介是決定大眾觀念現代化的主要因素。現代社會中價值是日趨多元的，探討價值共識的思路、方法、渠道也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價值的差異與共識、愈分別，愈通連、愈求其同、愈見其異，愈判其異，愈見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