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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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模式是指福建省泉州市在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獨具特色以民營企業為主力、以輕工業的產業集聚為特點經濟發展模式。泉州模式與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中國30年經濟發展以來地方經濟發展的傑出代表。共同載入中國經濟發展史冊。
泉州模式發展的特色[1]
產業集群，是指相同的產業以及支持該產業的相關企業，高度集中於某個特定地區的一種產業成長現象。產業集群具有如下幾個特點：(1)積聚經濟，(2)專業化分包，(3)創新環境，(4)合作競爭，(5)路徑依賴。2005年泉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以產業集聚為著力點，構建充滿活力的民營經濟躍升平臺。為此，要“著手規劃和培育發展2個產值超千億元(石化、紡織服裝)、2個超500億元(鞋業、建材)和8個超100億元(電子信息、汽車及其配件、修船造船、機械製造、工藝製品、食品飲料、五金水暖、包袋製品)產業集群”。泉州發達的產業集群，是建立在已有的專業化市場的基礎上的，是這些年來泉州模式朝著更高起點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目前泉州的產業集群主要表現在：
(1)紡織服裝集群。主要分佈在市區以及晉江、石獅、南安市。據有關部門統計，泉州2004年紡織服裝企業達到1萬多家，產值突破700億元，約占泉州工業總產值25%，形成紡織、深染及成衣系列產業鏈。目前泉州年產服裝高達178億件，占福建省服裝總量的703，其中403紡織服裝出口到世界。
(2)鞋業集群。主要集中在晉江市。目前從事生產和經營鞋業的企業有3000多家，從業人員35萬人。年產各類鞋5億多雙，占全國運動旅游鞋產量近一半，占世界運動鞋、旅游鞋生產量的五分之一，皮鞋近億雙，合計產值近200億元，成為全國三大製鞋基地。晉江市被國家有關部委聯合命名為“中國鞋都(運動鞋)”。
(3)建陶石材集群。共有建陶石材企業4000多家，其中建陶石材企業300多家，建陶機械製造企業30多家，生產加工企業2000多家，銷售企業數百家，年產值200多億元。主要分佈在晉江、南安、惠安等地。南安、惠安分別有“石材城”、“石雕之鄉”之稱。其中建築陶瓷主要分佈在晉江、南安兩地，尤其晉江市磁竈鎮為主產區。該鎮共有建築陶瓷企業623家，產值近50億元，被譽為“閩南瓷都(建築陶瓷)”。石材業中板材生產區主要分佈在南安、晉江、惠安，石雕產區主要在惠安縣。
(4)工藝品集群。主要分佈在豐澤、晉江、石獅、惠安、安溪、德化等地。主要產品有陶瓷、樹脂、木業、滕草、石雕、鐵件、玩具等，年產值150多億元。目前，豐澤區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樹脂工藝品生產基地，全世界約有363的樹脂品來自豐澤區，世界上每三件樹脂工藝品必有一件是“豐澤製造”。工藝陶瓷主要分佈在德化縣，該縣具有千年制瓷歷史，與江西景德鎮、湖南醴陵並稱為“中國三大瓷鄉”。此外，晉江市安海鎮與廣東澄海、上海並稱為中國三大玩具生產基地。竹藤木藤工藝主要分佈在安溪縣，共有企業300多家，年產值突破13億元。
(5)石化產業集群。主要分佈泉港區，以福建煉油一體化項目為龍頭，帶動氯鹼、乙烯、聚脂以及專業塑膠、製革等大批石煉中下游配套項目建設，形成專業化產業群。2010年目標是實現產值超千億元。
談到泉州下轄的各縣(市、區)，人們幾乎都能概括出其特色經濟發展特征：
- 泉港———正在崛起的世界級石化基地；
- 豐澤———中國樹脂工藝之鄉；
- 晉江———中國鞋都；
- 安溪———中國茶都；
- 石獅———中國服裝名城；
- 南安———中國建材之鄉；
- 惠安———中國石雕之鄉。
20年來，泉州積極鼓勵各縣(市、區)因地制宜，挖掘潛力，尋找經濟發展突破口，選準山海聯動發展，強化產業分工協作，使縣域經濟競相發展，成為全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源”。泉州是縣域經濟發展的代表，幾年來，泉州把各具特色的縣域經濟作為發展大泉州經濟的強大支撐點，積極實施“品牌經濟”、“特色經濟”、“塊狀經濟”戰略，加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進程，縣域經濟迅速發展壯大。
泉州縣域經濟總量占全市經濟總量的80%。2003年，晉江、石獅、惠安、南安繼續入選“中國最發達100名縣(市、區)”。目前，全市民營企業總數已達12萬家，吸納勞動力150多萬人，在全市國民經濟中發揮了“五分天下有其四”的重要作用。位居全省縣(市)綜合經濟實力榜首的晉江市，農民收入的2/3、市鎮財政收入的3/4、農村社會總產值的4/5是靠民營企業提供和創造的。泉州市這種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所有制格局，突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在適應市場機制的進程上先行一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由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縣域經濟和特色經濟是構成今日泉州實力的主體力量，是泉州發展模式的精髓所在，這也正是泉州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中部樞紐城市”的希望所在。
與傳統的製造業相比，當前泉州經濟的重要特點是由“泉州製造”轉向“泉州創造”，在產品功能提升的背後是對產品的品牌營銷力度的加大。在國內運動鞋市場上占有率第一的晉江安踏集團企業，其經營重心的轉變耐人尋味。他們拋棄了註重產量的傳統策略，許多生產功能轉移到一大批設備先進、工藝過關的配套中小企業，核心經營團隊的心思更多放在打造品牌上，組成了一艘以“安踏”品牌為龍頭、以配套企業群為協作層的運動鞋“產銷艦隊”。這樣的變化，反映出泉州傳統產業整體轉型的一種趨勢———相當一批企業利用自身的品牌優勢和市場網路營銷優勢，或組建鬆散型產銷聯合體，或委托加工生產，或通過資產重組擴大規模，實現名牌產品的低成本快速擴張，加快優良資產向名牌產品、名牌企業集中。大批中小企業通過為名牌企業配套或加盟而重煥生機。泉州在實施品牌工程後也開始收穫品牌經濟帶來的好處。
泉州的傳統產業中，已有13家企業的13項產品躋身中國名牌，位居全國城市前10位、福建省首位。據不完全統計，占泉州全市企業數不足24%的151家福建省名牌以上產品企業，創造了全市207強的經濟效益。2005年，來自泉州市工商局的消息稱：前三季度，泉州3件商標被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目前泉州馳名商標總數達13件，占全省近一半，其總數一舉躍居全國地級市首位。另外，泉州還有10多家企業正在向國家工商總局申報中國馳名商標。前不久，泉州以中國名牌產品數量和中國馳名商標數量領先的優勢榮膺“中國品牌經濟城市”稱號，成為國內獲此殊榮的12個地級城市之一。由傳統的重視製造轉向品牌立基，這反映了泉州製造在當代的轉型， 這也是當前泉州模式的一個新特點。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發展創新經濟已經被列入了“十一五”規劃中，這二十年來泉州把自主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不斷激發“創新、創業、創造”潛力，建設“活力泉州”，經濟發展初期缺乏技術和人才支撐的狀況正在逐步轉變，創新經濟也得以在全市推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抓企業技術創新，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培育典型，示範引導，如泉州市雷克微波通信有限公司，在無線通信射頻技術的微型化及大功率高線性射頻放大器的研製等方面積極開展技術創新，取得了多項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其射頻產品技術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加強產學研結合，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2)抓產業技術創新，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積極運用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重點培育一批由技術創新突破帶動的新興產業。泉州市高度重視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先後引進了國內外先進設備8萬多台套，僅晉江市陶瓷行業就引進320餘條先進輥道窯和隧道窯生產線，使傳統陶瓷行業發生質的飛躍。通過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陶瓷行業質量和產能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同時也達到了迴圈經濟的要求。此外，泉州市還強化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自主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全市共有民營科技企業633家，建立了德化、惠安等2個省級民營科技園區，培育了86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競爭優勢的省級高新技術企業，形成了具有泉州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群。泉州組建了17個行業技術開發中心。如福建潯興集團公司作為全國拉鏈行業的龍頭企業，成立了中國日用五金技術開發中心拉鏈專業分中心。該中心參與修訂拉鏈行業標準，在推動拉鏈行業技術進步、統一行業技術標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實施重大科技計劃項目，加強對產業技術創新的方向和重點的巨集觀指導。
(3)抓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建設，促進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有效結合。目前全市共有10個縣(市、區)成立了生產力促進中心。
(4)抓科技人才隊伍建設，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智力支撐。泉州市政府還先後與國內10多所著名大學、科研院所簽定全面經濟合作關係，成立泉州開發區和泉州市技術創新顧問團，建立“福建晉江高科技園區企業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和“清檬科技工業區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引進高層次科技管理人才為本地企業技術進步服務，這些年來，僅晉江市有關企業就與國內70多家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合作建立“中國拉鏈技術開發中心”、“高科技陶瓷中試基地”、“微波通信中試基地”等研發機構，合作解決了一系列難題。
泉州是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5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海外交通、宗教、建築和民俗是泉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資源，是構成泉州新型文化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早在宋元時期，泉州就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貿易港，以“刺桐港”著稱於世，在東西方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泉州擁有一大批與中古時期海外交通有關的文物瑰寶，其數量之繁、種類之多和價值之高是其它地方難以比擬的，較著名的有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九日山祈風石刻、宋代古船、六勝塔、關鎖塔、市舶司遺址、天後宮。
(2)泉州是“世界宗教博物館”。隨著海外交通的發展，世界各大宗教也隨之傳入泉州。宗教間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創造了獨特的泉州宗教文化。歷史上，泉州的宗教有道教、佛教、伊斯蘭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等，這些宗教在經歷了千年的風雨之後，有些仍在泉州流傳，有些已經歸於寂滅或退出泉州，但它們在泉州留下了眾多的遺跡、雕像、建築。泉州素有“宗教勝地”、“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美譽，較著名的有開元寺、老君岩、清真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三世佛造像、龍山寺、通淮關岳廟、清水岩。
(3)泉州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多種宗教、文化的撞擊融合，形成了泉州獨有的建築文化。除了大量的宗教建築外，還有許多具有閩南特色的民居和基礎設施。有騎樓、土樓、手巾寮等，其中最為典型、最具歷史文化內涵的是宮殿式古大厝。南安蔡資深古民居建築群最具代表性。橋梁是泉州建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洛陽橋和安平橋，都是我國古代橋梁藝術的代表作。
(4)泉州是“中國音樂活化石”。泉州背山面海的地理環境和多種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使泉州的民俗也有很多獨具一格之處。此外，泉州傳統曲藝中有不少表演形式和劇目源於宋元時代，在發展的過程中吸收、融合了其它外來文化的成份，也充分體現了兼收並蓄的特色。如來源於中原地區民間喜慶舞蹈具有武化特征的“拍胸舞”，泉州人自創的充分體現其樂觀向上、勇於創新、追求美好生活的“火鼎公、火鼎婆”，被稱為“中國音樂活化石” 的讓康熙皇帝拍手叫好“驚為天下絕響”的南音，被譽為我國戲曲“奇葩”的提線木偶戲，郭沫若題詩贊譽為“南海明珠”的高甲戲，它們都基本上保留了宋元南戲原貌的梨園戲等。
泉州模式的挑戰[2]
第一是如何應對國際性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區域經濟的梯度推移和區域之間的競爭。
七十年代以來，泉州因為緊緊抓住了世界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鞋業、紡織行業等)由臺灣、香港等地向中國大陸轉移的歷史機遇，充分藉助僑鄉的有利條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誠如俗語所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泉州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大經濟圈“南北夾擊”之下，兼以城市定位、土地、稅收乃至政府服務等諸多因素的相對缺失，一些大型企業如菲莉集團、七匹狼集團、勁霸時裝有限公司等總部紛紛外遷，使泉州區域產業經濟初步呈現邊緣化的潛在風險。
具體分析泉州企業總部外遷的形態，主要有三種：第一類選擇西北、華北等地“西進”，目的是追求更低生產、人力和土地等方面的成本，這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泉州頗具“殺傷力”。第二類是手頭有多餘的錢，但在泉州暫時找不到好項目，因此，想到外地投資。此類企業一般是搞“機會主義”打“游擊戰”或公司產業發展戰略實施轉移，哪裡有路哪裡去。第三類是當地中大型企業到外地開辦分廠、分公司或到大都市設立設計、研發、商務和品牌中心，以利於企業面對面地吸引當地在設計研發、品牌運作、資本運作等方面的高級人才，此類企業一般是“北上”北京或上海，“南下”深圳或廣州。
同時，作為港商台商投資最早的熱土，泉州在港商台商以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新一輪投資佈局中被“冷落”，台資的熱點逐步向長三角、珠三角、華北等區域轉移。
面對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區域經濟的梯度推移和區域之間的競爭，“泉州模式”如何學會同長三角、珠三角既競爭又合作，以維護並促進泉州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讓泉州企業“把根留住”，對泉州人和泉州政府而言，確實是個全新的課題。
第二是如何占據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中相對有利的位置。
目前的泉州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區域產業價值鏈雖漸成雛形，但大部分均位於產業價值鏈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做0EM等等。以製鞋業為例，目前，泉州市擁有各類製鞋企業3000多家，年產各類運動鞋、旅游鞋4億雙，占世界產量近1/5，從鞋的配件、鞋楦、鞋底、鞋跟、鞋襯、輕泡、煉膠、吹塑到包裝盒等，均由專業廠家生產，形成了社會化分工、自主配套的一條龍生產協作群體，堪稱我國首屈一指的運動鞋生產基地。但就算泉州晉江陳埭已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低檔鞋材供應基地，在全球製鞋產業價值鏈的分工中仍處於最底端，產品利潤最低，企業賺的是“辛苦錢”。反觀世界製鞋業巨頭耐克、阿迪達斯、銳步，總部幾千號人馬，都在乾研發設計和品牌運營的工作，而將生產製造等低利潤環節外包給珠江三角洲和福建莆田、泉州等地廠家。一位業內人士毫不客氣地說，如果與NIKE公司擁有超過3000名設計人員和協調人員從事新型產品的研製和設計工作相比，泉州體育用品行業只能算是企業數量和設備、人員規模的簡單累加。
因此泉州企業要想實現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占據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有利位置，就必須向上下游拓展：上游利潤由低到高是零部件、材料、設計和研發，下游是銷售、傳播、網路和品牌等環節。現實情況是，恆安、安踏、潯興、柒牌拼命仰身往上攻，跨國巨頭寶潔、耐克、YKK、華倫天奴死命往下打，泉州企業怎麼“接好招”7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知名企業近年來不斷加大品牌和研發投入，為泉州企業如何在全球化的產業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占據有利位置做了寶貴的嘗試。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最新調查資料顯示，最近兩年，泉州6670的中小企業投到技術研發上的錢，還占不到企業當年營業收入2名的比重，5070以上的企業沒有專門的研發機構，技術創新層次低，研發人才明顯缺乏。失去了技術創新，產品競爭力缺乏，附加值難以提高，泉州企業永世難以逃脫“打工仔”的命運!
第三是如何應對企業成長所帶來的管理模式和老闆角色轉變的挑戰。
從全球企業運營的一般規律而言，企業的發展階段和贏利模式可簡單扼要概括為“四步曲”：第一階段為業務拉動增長型，也就是賣東西、做生意階段，俗稱“開源“；第二階段為內部管理效益型，也就是在市場份額較為穩定且很難再有更大上升空間時，通過優化內部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來求效益，俗稱“節流”：第三階段為資金運作、資本運作和品牌運作型，也就是價值經營型階段，使產品在同等情況下能賣個好價錢：第四階段為企業文化效益型，也就是創造企業附加值的階段。
企業發展“四階段”是逐步遞進、互為因果、螺旋上升、相輔相成的一個完整過程。而這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對企業的管理模式和企業家的素質要求是不一樣的。客觀來講，泉州的企業(包括一些龍頭企業)目前絕大部分處於第一階段，而這一階段所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如敢於冒風險，對外部反應非常敏捷等特質絕大部分泉州商人是具備的。但隨著企業逐步向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階段的轉變，很多泉州商人還停留在純粹的商人做買賣的階段，更可怕的是把過往某個階段成功的經驗視為“葵花寶典”，自我封閉，固步自封，視野狹窄，喪失了企業家最可寶貴的精神——創新精神，對企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
舉個例子，“泉州模式”企業普遍頭痛的問題一一家族制管理模式的挑戰。在相關媒體上，我們看到有些泉州老闆大談特談其“子傳孫，孫再傳重孫，江山永不變色”的“獨家秘方”。好像很高明，其實在百年企業運行規律面前，所談的內容都是些“治標不治本”的雕蟲小技。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家族制管理所帶來的一系列難題，挑戰的不是某個企業或家族，其本質挑戰的是整個人類社會遺傳的有效性。從人類的自然屬性來講，歐洲人、美洲人也想世世代代將位子傳給兒子、孫子，以至“江山永不變色”，併為此做過艱難的探索。但人類幾千年尤其是歐美企業的實踐反覆證明：人類的遺傳不具備有效性，也就是沒有一個家族能保證世世代代都很出色。大家所熟知的“美國王安公司事件”，其實從一般人的角度來衡量，其繼承人已經是相當優秀，你讓他來管泉州區域一般規模的企業絕對不成問題；只是當時的王安公司已是家世界級公司，要把它經營好，其繼承人不要講在家族內承傳，就算在全球範圍內尋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優劣同企業發展階段、外部市場法律環境和所在行業等因素都息息相關。我們看到許多百年老店，如摩托羅拉、沃爾瑪等，在其近百年企業發展史上，一部分時間是家族人繼承，更多時間是由“遴選委員會”所挑選的職業經理人來擔當重任，而家族成員只做股東。為什麼是這樣?— —這就是一家企業百年得以運行的商業底線——任何一個家族都必須承認人類的遺傳很多時候是無效的!在談到晉江企業管理模式創新時，泉州市委常委、晉江市委書記龔清概說“晉江企業在發展觀念上，重經營實踐輕觀念創新，重埋頭拉車輕抬頭看路 在經營戰略上，重眼前功利輕長遠目標，重一時利益輕百年基業；在企業制度上，重家族血緣輕制度創新，重單打獨鬥輕聯合協作；在文化構建上，重高薪挖才輕團隊文化打造，重高層管理輕基礎建設；在品牌打造上，重明星效應輕品牌文化內涵，重廣告包裝輕品牌整體戰略。“真可謂一針見血。
正因如此，泉州企業“二次創業”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和企業管理模式，以突破和優化家族制管理、海內外上市、融資租賃和0DH加工等形式與跨國公司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的潮流相配合，逐步擴大外向型比例，同時不斷打造在國內市場的品牌核心競爭力。
四是如何應對新經濟的挑戰，構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方面，泉州人有錢，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據不完全統計，泉州的民間儲蓄存款已達5000多億，按當地金融機構測算，今年存款還將凈增800多億人民幣。這些大量的民間游資投往何處，對於泉州的經濟將起到無可估量的作用。但事實上，泉州許多民間游資某種意義上在“為她人做嫁衣”。比如前幾年，泉州人每年都有1 O0多億的資金投往股市。由於當時泉州僅有的兩家上市公司“福建豪盛”和“石獅新發”都喪失了再融資的功能，因此，這些錢其實都流向了全國其它地方為別人所用。另一方面，泉州企業如何通過對現有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盤活存量資源，尋找新的產業增長點，並通過外部經濟和產業問關聯的乘數擴張效應，以推動泉州區域產業再創新優勢便是重中之重。
第五是如何處理好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辯證關係。
泉州的經濟總量位居福建省首位，而城市競爭力較之廈門相對排後，根本性原因在於泉州市環境指標如市政建現代城市之間的競爭，已不是純粹的經濟之間的競爭，而是包括企業、產業環境、市政建設和生活質量等各方面的綜合競爭。如何處理好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辯證關係(包括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不僅對政府、對城市、對企業、乃至對“泉州模式”的可持續發展都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