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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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模式是指福建省泉州市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独具特色以民营企业为主力、以轻工业的产业集聚为特点经济发展模式。泉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中国30年经济发展以来地方经济发展的杰出代表。共同载入中国经济发展史册。
泉州模式发展的特色[1]
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以及支持该产业的相关企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产业集群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积聚经济，(2)专业化分包，(3)创新环境，(4)合作竞争，(5)路径依赖。2005年泉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产业集聚为着力点，构建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跃升平台。为此，要“着手规划和培育发展2个产值超千亿元(石化、纺织服装)、2个超500亿元(鞋业、建材)和8个超100亿元(电子信息、汽车及其配件、修船造船、机械制造、工艺制品、食品饮料、五金水暖、包袋制品)产业集群”。泉州发达的产业集群，是建立在已有的专业化市场的基础上的，是这些年来泉州模式朝着更高起点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泉州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在：
(1)纺织服装集群。主要分布在市区以及晋江、石狮、南安市。据有关部门统计，泉州2004年纺织服装企业达到1万多家，产值突破700亿元，约占泉州工业总产值25%，形成纺织、深染及成衣系列产业链。目前泉州年产服装高达178亿件，占福建省服装总量的703，其中403纺织服装出口到世界。
(2)鞋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晋江市。目前从事生产和经营鞋业的企业有3000多家，从业人员35万人。年产各类鞋5亿多双，占全国运动旅游鞋产量近一半，占世界运动鞋、旅游鞋生产量的五分之一，皮鞋近亿双，合计产值近200亿元，成为全国三大制鞋基地。晋江市被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命名为“中国鞋都(运动鞋)”。
(3)建陶石材集群。共有建陶石材企业4000多家，其中建陶石材企业300多家，建陶机械制造企业30多家，生产加工企业2000多家，销售企业数百家，年产值200多亿元。主要分布在晋江、南安、惠安等地。南安、惠安分别有“石材城”、“石雕之乡”之称。其中建筑陶瓷主要分布在晋江、南安两地，尤其晋江市磁灶镇为主产区。该镇共有建筑陶瓷企业623家，产值近50亿元，被誉为“闽南瓷都(建筑陶瓷)”。石材业中板材生产区主要分布在南安、晋江、惠安，石雕产区主要在惠安县。
(4)工艺品集群。主要分布在丰泽、晋江、石狮、惠安、安溪、德化等地。主要产品有陶瓷、树脂、木业、滕草、石雕、铁件、玩具等，年产值150多亿元。目前，丰泽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树脂工艺品生产基地，全世界约有363的树脂品来自丰泽区，世界上每三件树脂工艺品必有一件是“丰泽制造”。工艺陶瓷主要分布在德化县，该县具有千年制瓷历史，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乡”。此外，晋江市安海镇与广东澄海、上海并称为中国三大玩具生产基地。竹藤木藤工艺主要分布在安溪县，共有企业300多家，年产值突破13亿元。
(5)石化产业集群。主要分布泉港区，以福建炼油一体化项目为龙头，带动氯碱、乙烯、聚脂以及专业塑胶、制革等大批石炼中下游配套项目建设，形成专业化产业群。2010年目标是实现产值超千亿元。
谈到泉州下辖的各县(市、区)，人们几乎都能概括出其特色经济发展特征：
- 泉港———正在崛起的世界级石化基地；
- 丰泽———中国树脂工艺之乡；
- 晋江———中国鞋都；
- 安溪———中国茶都；
- 石狮———中国服装名城；
- 南安———中国建材之乡；
- 惠安———中国石雕之乡。
20年来，泉州积极鼓励各县(市、区)因地制宜，挖掘潜力，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选准山海联动发展，强化产业分工协作，使县域经济竞相发展，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泉州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代表，几年来，泉州把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作为发展大泉州经济的强大支撑点，积极实施“品牌经济”、“特色经济”、“块状经济”战略，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壮大。
泉州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市经济总量的80%。2003年，晋江、石狮、惠安、南安继续入选“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区)”。目前，全市民营企业总数已达12万家，吸纳劳动力150多万人，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五分天下有其四”的重要作用。位居全省县(市)综合经济实力榜首的晋江市，农民收入的2/3、市镇财政收入的3/4、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5是靠民营企业提供和创造的。泉州市这种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所有制格局，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进程上先行一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县域经济和特色经济是构成今日泉州实力的主体力量，是泉州发展模式的精髓所在，这也正是泉州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枢纽城市”的希望所在。
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当前泉州经济的重要特点是由“泉州制造”转向“泉州创造”，在产品功能提升的背后是对产品的品牌营销力度的加大。在国内运动鞋市场上占有率第一的晋江安踏集团企业，其经营重心的转变耐人寻味。他们抛弃了注重产量的传统策略，许多生产功能转移到一大批设备先进、工艺过关的配套中小企业，核心经营团队的心思更多放在打造品牌上，组成了一艘以“安踏”品牌为龙头、以配套企业群为协作层的运动鞋“产销舰队”。这样的变化，反映出泉州传统产业整体转型的一种趋势———相当一批企业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和市场网络营销优势，或组建松散型产销联合体，或委托加工生产，或通过资产重组扩大规模，实现名牌产品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加快优良资产向名牌产品、名牌企业集中。大批中小企业通过为名牌企业配套或加盟而重焕生机。泉州在实施品牌工程后也开始收获品牌经济带来的好处。
泉州的传统产业中，已有13家企业的13项产品跻身中国名牌，位居全国城市前10位、福建省首位。据不完全统计，占泉州全市企业数不足24%的151家福建省名牌以上产品企业，创造了全市207强的经济效益。2005年，来自泉州市工商局的消息称：前三季度，泉州3件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目前泉州驰名商标总数达13件，占全省近一半，其总数一举跃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另外，泉州还有10多家企业正在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前不久，泉州以中国名牌产品数量和中国驰名商标数量领先的优势荣膺“中国品牌经济城市”称号，成为国内获此殊荣的12个地级城市之一。由传统的重视制造转向品牌立基，这反映了泉州制造在当代的转型， 这也是当前泉州模式的一个新特点。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创新经济已经被列入了“十一五”规划中，这二十年来泉州把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不断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潜力，建设“活力泉州”，经济发展初期缺乏技术和人才支撑的状况正在逐步转变，创新经济也得以在全市推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抓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培育典型，示范引导，如泉州市雷克微波通信有限公司，在无线通信射频技术的微型化及大功率高线性射频放大器的研制等方面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取得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其射频产品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抓产业技术创新，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积极运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重点培育一批由技术创新突破带动的新兴产业。泉州市高度重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先后引进了国内外先进设备8万多台套，仅晋江市陶瓷行业就引进320余条先进辊道窑和隧道窑生产线，使传统陶瓷行业发生质的飞跃。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陶瓷行业质量和产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也达到了循环经济的要求。此外，泉州市还强化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自主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市共有民营科技企业633家，建立了德化、惠安等2个省级民营科技园区，培育了86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优势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具有泉州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泉州组建了17个行业技术开发中心。如福建浔兴集团公司作为全国拉链行业的龙头企业，成立了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拉链专业分中心。该中心参与修订拉链行业标准，在推动拉链行业技术进步、统一行业技术标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实施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加强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指导。
(3)抓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结合。目前全市共有10个县(市、区)成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
(4)抓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撑。泉州市政府还先后与国内10多所著名大学、科研院所签定全面经济合作关系，成立泉州开发区和泉州市技术创新顾问团，建立“福建晋江高科技园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清檬科技工业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引进高层次科技管理人才为本地企业技术进步服务，这些年来，仅晋江市有关企业就与国内7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合作建立“中国拉链技术开发中心”、“高科技陶瓷中试基地”、“微波通信中试基地”等研发机构，合作解决了一系列难题。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5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海外交通、宗教、建筑和民俗是泉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是构成泉州新型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港，以“刺桐港”著称于世，在东西方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泉州拥有一大批与中古时期海外交通有关的文物瑰宝，其数量之繁、种类之多和价值之高是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较著名的有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九日山祈风石刻、宋代古船、六胜塔、关锁塔、市舶司遗址、天后宫。
(2)泉州是“世界宗教博物馆”。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世界各大宗教也随之传入泉州。宗教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创造了独特的泉州宗教文化。历史上，泉州的宗教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等，这些宗教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之后，有些仍在泉州流传，有些已经归于寂灭或退出泉州，但它们在泉州留下了众多的遗迹、雕像、建筑。泉州素有“宗教胜地”、“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美誉，较著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真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三世佛造像、龙山寺、通淮关岳庙、清水岩。
(3)泉州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多种宗教、文化的撞击融合，形成了泉州独有的建筑文化。除了大量的宗教建筑外，还有许多具有闽南特色的民居和基础设施。有骑楼、土楼、手巾寮等，其中最为典型、最具历史文化内涵的是宫殿式古大厝。南安蔡资深古民居建筑群最具代表性。桥梁是泉州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桥和安平桥，都是我国古代桥梁艺术的代表作。
(4)泉州是“中国音乐活化石”。泉州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使泉州的民俗也有很多独具一格之处。此外，泉州传统曲艺中有不少表演形式和剧目源于宋元时代，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其它外来文化的成份，也充分体现了兼收并蓄的特色。如来源于中原地区民间喜庆舞蹈具有武化特征的“拍胸舞”，泉州人自创的充分体现其乐观向上、勇于创新、追求美好生活的“火鼎公、火鼎婆”，被称为“中国音乐活化石” 的让康熙皇帝拍手叫好“惊为天下绝响”的南音，被誉为我国戏曲“奇葩”的提线木偶戏，郭沫若题诗赞誉为“南海明珠”的高甲戏，它们都基本上保留了宋元南戏原貌的梨园戏等。
泉州模式的挑战[2]
第一是如何应对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
七十年代以来，泉州因为紧紧抓住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业、纺织行业等)由台湾、香港等地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借助侨乡的有利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诚如俗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泉州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圈“南北夹击”之下，兼以城市定位、土地、税收乃至政府服务等诸多因素的相对缺失，一些大型企业如菲莉集团、七匹狼集团、劲霸时装有限公司等总部纷纷外迁，使泉州区域产业经济初步呈现边缘化的潜在风险。
具体分析泉州企业总部外迁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第一类选择西北、华北等地“西进”，目的是追求更低生产、人力和土地等方面的成本，这对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泉州颇具“杀伤力”。第二类是手头有多余的钱，但在泉州暂时找不到好项目，因此，想到外地投资。此类企业一般是搞“机会主义”打“游击战”或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实施转移，哪里有路哪里去。第三类是当地中大型企业到外地开办分厂、分公司或到大都市设立设计、研发、商务和品牌中心，以利于企业面对面地吸引当地在设计研发、品牌运作、资本运作等方面的高级人才，此类企业一般是“北上”北京或上海，“南下”深圳或广州。
同时，作为港商台商投资最早的热土，泉州在港商台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布局中被“冷落”，台资的热点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区域转移。
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泉州模式”如何学会同长三角、珠三角既竞争又合作，以维护并促进泉州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泉州企业“把根留住”，对泉州人和泉州政府而言，确实是个全新的课题。
第二是如何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相对有利的位置。
目前的泉州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区域产业价值链虽渐成雏形，但大部分均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做0EM等等。以制鞋业为例，目前，泉州市拥有各类制鞋企业3000多家，年产各类运动鞋、旅游鞋4亿双，占世界产量近1/5，从鞋的配件、鞋楦、鞋底、鞋跟、鞋衬、轻泡、炼胶、吹塑到包装盒等，均由专业厂家生产，形成了社会化分工、自主配套的一条龙生产协作群体，堪称我国首屈一指的运动鞋生产基地。但就算泉州晋江陈埭已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低档鞋材供应基地，在全球制鞋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中仍处于最底端，产品利润最低，企业赚的是“辛苦钱”。反观世界制鞋业巨头耐克、阿迪达斯、锐步，总部几千号人马，都在干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的工作，而将生产制造等低利润环节外包给珠江三角洲和福建莆田、泉州等地厂家。一位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与NIKE公司拥有超过3000名设计人员和协调人员从事新型产品的研制和设计工作相比，泉州体育用品行业只能算是企业数量和设备、人员规模的简单累加。
因此泉州企业要想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有利位置，就必须向上下游拓展：上游利润由低到高是零部件、材料、设计和研发，下游是销售、传播、网络和品牌等环节。现实情况是，恒安、安踏、浔兴、柒牌拼命仰身往上攻，跨国巨头宝洁、耐克、YKK、华伦天奴死命往下打，泉州企业怎么“接好招”7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知名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大品牌和研发投入，为泉州企业如何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做了宝贵的尝试。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最新调查资料显示，最近两年，泉州6670的中小企业投到技术研发上的钱，还占不到企业当年营业收入2名的比重，5070以上的企业没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技术创新层次低，研发人才明显缺乏。失去了技术创新，产品竞争力缺乏，附加值难以提高，泉州企业永世难以逃脱“打工仔”的命运!
第三是如何应对企业成长所带来的管理模式和老板角色转变的挑战。
从全球企业运营的一般规律而言，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赢利模式可简单扼要概括为“四步曲”：第一阶段为业务拉动增长型，也就是卖东西、做生意阶段，俗称“开源“；第二阶段为内部管理效益型，也就是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且很难再有更大上升空间时，通过优化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来求效益，俗称“节流”：第三阶段为资金运作、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型，也就是价值经营型阶段，使产品在同等情况下能卖个好价钱：第四阶段为企业文化效益型，也就是创造企业附加值的阶段。
企业发展“四阶段”是逐步递进、互为因果、螺旋上升、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过程。而这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对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家的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客观来讲，泉州的企业(包括一些龙头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如敢于冒风险，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等特质绝大部分泉州商人是具备的。但随着企业逐步向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阶段的转变，很多泉州商人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人做买卖的阶段，更可怕的是把过往某个阶段成功的经验视为“葵花宝典”，自我封闭，固步自封，视野狭窄，丧失了企业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创新精神，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举个例子，“泉州模式”企业普遍头痛的问题一一家族制管理模式的挑战。在相关媒体上，我们看到有些泉州老板大谈特谈其“子传孙，孙再传重孙，江山永不变色”的“独家秘方”。好像很高明，其实在百年企业运行规律面前，所谈的内容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雕虫小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族制管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挑战的不是某个企业或家族，其本质挑战的是整个人类社会遗传的有效性。从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讲，欧洲人、美洲人也想世世代代将位子传给儿子、孙子，以至“江山永不变色”，并为此做过艰难的探索。但人类几千年尤其是欧美企业的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的遗传不具备有效性，也就是没有一个家族能保证世世代代都很出色。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王安公司事件”，其实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衡量，其继承人已经是相当优秀，你让他来管泉州区域一般规模的企业绝对不成问题；只是当时的王安公司已是家世界级公司，要把它经营好，其继承人不要讲在家族内承传，就算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家族制管理模式的优劣同企业发展阶段、外部市场法律环境和所在行业等因素都息息相关。我们看到许多百年老店，如摩托罗拉、沃尔玛等，在其近百年企业发展史上，一部分时间是家族人继承，更多时间是由“遴选委员会”所挑选的职业经理人来担当重任，而家族成员只做股东。为什么是这样?— —这就是一家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任何一个家族都必须承认人类的遗传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在谈到晋江企业管理模式创新时，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龚清概说“晋江企业在发展观念上，重经营实践轻观念创新，重埋头拉车轻抬头看路 在经营战略上，重眼前功利轻长远目标，重一时利益轻百年基业；在企业制度上，重家族血缘轻制度创新，重单打独斗轻联合协作；在文化构建上，重高薪挖才轻团队文化打造，重高层管理轻基础建设；在品牌打造上，重明星效应轻品牌文化内涵，重广告包装轻品牌整体战略。“真可谓一针见血。
正因如此，泉州企业“二次创业”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以突破和优化家族制管理、海内外上市、融资租赁和0DH加工等形式与跨国公司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潮流相配合，逐步扩大外向型比例，同时不断打造在国内市场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四是如何应对新经济的挑战，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方面，泉州人有钱，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泉州的民间储蓄存款已达5000多亿，按当地金融机构测算，今年存款还将净增800多亿人民币。这些大量的民间游资投往何处，对于泉州的经济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事实上，泉州许多民间游资某种意义上在“为她人做嫁衣”。比如前几年，泉州人每年都有1 O0多亿的资金投往股市。由于当时泉州仅有的两家上市公司“福建豪盛”和“石狮新发”都丧失了再融资的功能，因此，这些钱其实都流向了全国其它地方为别人所用。另一方面，泉州企业如何通过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盘活存量资源，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问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以推动泉州区域产业再创新优势便是重中之重。
第五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泉州的经济总量位居福建省首位，而城市竞争力较之厦门相对排后，根本性原因在于泉州市环境指标如市政建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不是纯粹的经济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企业、产业环境、市政建设和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综合竞争。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政府、对城市、对企业、乃至对“泉州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