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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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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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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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又被称为陶瓷之路,起点位于中国泉州市,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又为了解决陆路的不便性,因为陆路受地形影响,前往西域会经过许多较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又中国东岸夏、冬两季有季风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欧陆的方便性。在古代中国即有此项交流,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而言,更是显著。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1]

  从史籍记载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关系肇始于秦汉时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港口出发,前往南海活动,进行开发。由徐闻、合浦至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皆有航海纪程和针路可达。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据明代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记载,早在唐代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该书卷三《下港》条云:“下港一名顺塔。唐称阁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诃陵,亦日社婆。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万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旧名厮村,中华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粤人也。贾舶至此互市,百货充溢),足证华人在东南亚一带拓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此外,位于加里曼丹岛北岸的“文莱国”国王,曾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遣使人唐,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总章二年,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自后久绝。永乐四年,遣其臣勿黎哥来朝,并贡方物。赐王及妃文绮。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

  又据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哇国》记载,早在北宋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爪哇国王(今印度尼西亚)便对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认同,并主动遣使前来朝贡:“淳化间,国王陀湛言,中国有真主,乃修朝贡礼。”不过,由于宋朝的对外政策因过分强调“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仅止不住北方不断遭受的外族侵入,也无暇顾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及至南宋时期,高宗试图与真腊、爪哇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元朝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过分强调“威”而不重视“德”,特别是忽必烈统治中国后,屡屡耀武海外,要求东南亚各国“臣服”。这种依恃武力的单边政策遭到东南亚各国拒绝后,又频频对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故元世祖命史弼、高兴发舟千艘,持一岁粮,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钞锭四万,费大且劳矣,而卒败没以归。”明朝统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败教训,采取“德”与“威”并重的对外政策,结果与东南亚各国维持了长达150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贡关系):“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笔者注)以来,不烦一旅,朝贡且百五十余年,曾不厌怠。不遇真主,则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远泛以臣下于方内哉!”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明朝的对外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借鉴。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近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但传统的历史学者大都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宣扬国威(即展示权威与实力),或者是为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对于郑和先后七次航海壮举后面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意涵,向来鲜有论者涉及。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郑和下西洋背后隐藏的明代对外政策的深层次内涵略作探讨。

  首先,明洪武帝对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争端采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时对远邦和近邻,不论其国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只要是认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直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对待,将其纳人中华朝贡体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谓“示无外”)。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渤泥国》记载:“高皇帝时命都事沈秩、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至于撤王座令列拜于庭。且日:‘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词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贝布之赠,则其慕中国而乐宾服者,非一日矣乎!”由此可见,明朝对东南亚国家施行“仁政”(王道),致使周边国家深表认同、心悦诚服。

  其次,明朝对外政策最成功之处在于显示“权威”和“实力”的同时,却没有任何扩张领土的野心和占有欲。明朝对于向其朝贡的东南亚各国,不论大小,一视同仁,实施一种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谓“无间内外,均视一体”。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彭亨国》引明太祖训示云:“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诸夷国名示诸将来。”在这里,朱元璋明确告诫日后的王位继承者不能用武力征服东南亚各国。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分析指出,明洪武帝的这些举措属典型的传统帝王施行“仁政”的做法,而公平对待东南亚各国则是发挥中国的“权威”和“实力”的一种手段。

  由于明洪武帝的对外政策方向正确,因而获得了东南亚各国甚至整个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及至永乐帝派遣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凭借优越的文明和超强的实力,对东南亚各国采取“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方针,将东南亚大小三十多个国家纳人朝贡贸易体系即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中。例如,《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古里国》详细记载了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具体方式,即首先敕封其王,颁授银印,向其国大小官员赏赐物品;然后按当地风俗习惯进行货物交易。“永乐三年,郑和统大舟宝船赍诏敕封为古里王,及颁诰命银印,升赏头目品级冠带,建亭刻石。其略日:‘尔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嗥熙同风。刻石于兹,永垂万世。’宝船至彼,王遣头目、哲地、米纳凡见正使,择日论价,将中国锦绮百货议定,乃书合同价数各存之。头目、哲地与正使众手相孥,其牙人言日:‘某月日众手拍一掌无悔。’哲地始携珊瑚、珍珠、宝石来议价,二三月方定。原经手头目米纳凡算番物若干该芝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易。”

  正是因为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施行“仁政”并采取了公平原则,致使这些国家不但认同而且仰慕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所以才纷纷投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将其国的山川河流一并纳人中国版图,与中国同享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等国纳入广西,三佛齐、爪哇纳入广东,琉球、渤泥则纳入福建)。据《东西洋考》卷三《大泥》记载,大泥国(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中部之北大年一带)国王上表明朝请求册封“长宁镇国山”,并且愿将境内山川纳入版图,云:“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子遐旺复以为请。封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文,刻石其上。”类似这种请求册封镇国山并且愿将境内山川归人中华版图者还有马六甲等国。据《东西洋考》卷四《马六甲》记载:“马六甲,即满刺加也。古称哥罗富沙,汉时已通中国。永乐三年,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上表,愿内附,为郡县,效职贡。七年,上命中使郑和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服,从此不复隶暹罗矣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

  至于郑和船队在拓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过程中,之所以能使周边国家纷纷上表归附,遣使来朝,要求册封,除以上提到的推行“王道”和实施公平政策外,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采取“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策略亦是其外交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记载:“广人陈祖义,国初窜旧港为酋长,以寇钞为业,舶人苦之。郑和至,有施进卿者白和,乃执祖义归,之京师诛焉,而章绂进卿于其土云。然则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并非单纯为了与东南亚各国发展朝贡贸易和搜求奇珍异宝,实乃含有为维持东南亚诸边各国局势和平稳定而除暴安良、宣扬明朝国威,即建立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之使命。对此,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卷中《苏门答腊国》中发表评论说:“郑和在旧港执陈祖义,至苏门又执苏干刺,虽古之义人烈士,何以加焉!苏干刺者,渔人子也,因蓄聚而图苏门王之子。和发兵执之,且不敢专杀,槛车京师,两除岛夷之害,和其贤臣也哉!和其贤臣也哉!”郑和二度以武力平乱,解除岛夷之害,彰显“权威”与“实力”的同时,亦是为了有效贯彻落实永乐帝对东南亚推行的“恩威并施”策略。正因如此,黄省曾才反复称赞其为“贤臣”。

  对于郑和船队采取“恩威并施”政策拓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所取得的成功,主持出版《西洋朝贡典录》的清代书商伍崇曜曾对郑和作过这样的评价:“然要之以一介之使,远涉鲸波,能令陆既水栗,憬琛赆,固国家之声灵,亦由持节者抚驭得宜,恩威并施,羁縻勿绝,使永为外扦,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远下。”伍氏此论概括了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影响,总结了明朝对外政策的成功经验,推崇郑和用“恩威并施”的策略,将东南亚各国纳入朝贡体系,固其屏藩,功绩不在汉代平定西域、维持丝绸之路畅通的傅介子和班超之下,评价可谓甚为中肯、公允。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明朝的实践表明,只有中国的内部政权稳定,综合实力持续增长,才有可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实其“无间内外,均视一体”的公平政策。因为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担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没有持久的实力,或者其内部统治和国家安全受到挑战,就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朝贡体系,甚至还会出现“进贡国有一天也许会变成索贡国”的现象。永乐帝之后,明朝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关系便出现如此的情况。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原因[2]

  1.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统一的国家。政治上安定统一,经济上实行货币、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秦朝的生产发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行残暴的统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汉承秦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大一统帝国。

  针对秦朝的弊政,汉初统治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实行轻徭薄赋制度并放松对人民的控制。汉初统治者将农桑视为一切之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汉政府兴修水利灌溉事业。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

  伴随着汉代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汉朝政府设置官营丝织作坊,西汉设有东、西两织室,在山东淄博设立三服官,这些官营工场的人数众多,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汉代纺织业更为普遍存在的是民间的纺织品生产。政府一年间就在各地征收丝帛达五百余万匹,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

  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汉王朝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水陆交通,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为地区性、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加之在农业、手工业恢复发展的基础上,汉朝政府对工商业采取了“开关梁,驰山泽”的自由经营的放任政策,一度凋敝的工商业又重新繁盛起来。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无事,非遇水旱,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以上记载可以充分反映出汉朝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物质保障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船舶日益大型化、多样化,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时吴国战船已有大翼、桥船、戈船等多种。秦汉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术的飞跃。“1975~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这工场是当时能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中心,可造宽6~8米、长20~3O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船只,船型为吃水较浅的平底船,适合内河和沿海航行。”出现在汉代的“楼船”最能体现汉代的高超造船技术。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除大型的适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风帆的使用也是远洋航海的必要条件。因为单靠人力,几乎不可能进行远距离的持续航行,只有凭借自然力,才能将远洋航海变为现实。战国时期的铜钺出现带有风帆图案的船纹,说明战国时代已出现了风帆,但此时的帆不能转动,只能顺风行驶,还不能满足远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汉代,出现了活动的帆,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中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转动灵活,升降自由的风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顺风行驶的局限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在罗盘没有应用到海上航行以前,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个难题。但天文学的进步,使得汉代舟师可以“观星定海”。《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总结航海天文学的著作多达136卷,见当时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术已普遍使用。由上分析,随着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3.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原因

  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等各种原因,时断时续。春秋时期至汉朝我国西北部的陆路交通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时期至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与中亚地区发生了政治交往和经济联系,“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但秦汉之际,匈奴趁中原王朝内乱之际崛起,控制西域诸国,中断了西域地区与中原的联系,阻塞了中西交往的通道。第二阶段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期,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后,汉朝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力量也有了加强。汉武帝积极进取,派兵扫荡匈奴,夺回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设关屯田进行护卫,此时汉朝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大致畅通。汉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府,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下,陆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第三阶段是西汉末期到东汉建立初期,彼时外戚专权、王莽篡位,农民起义频繁,中原王朝无力他顾,对西域的管治逐渐减弱,匈奴再次乘机略取西域,河西走廊又被匈奴控制,陆上丝绸之路再次中断。第四阶段是班超再通西域时期,汉明帝出兵击败北匈奴后,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前往于阗等国活动,班超发挥自己的优秀外交和军事才能,使于阗、疏勒等国又相继与汉王朝再次和好,使中断了60余年的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交通。综上可以看出,陆上丝绸之路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是必然的。

  4.古罗马积极探索海上贸易之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政治因素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中国本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东西方需求加强联系的产物。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世纪。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汉朝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生产的丝绸更是风靡世界,深受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的喜爱。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交替之际,帝国版图辽阔,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往和联系。

  我国丝绸传入古罗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罗马人的喜爱。古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但古罗马与东方的陆上贸易一直存在障碍。丝绸贸易中这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罗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不得不为争夺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而与垄断丝绸贸易的国家,进行不懈的斗争。在不能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古罗马只能寻求开辟从海上进行丝绸贸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纪时,古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并发现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规律。对于季风的发现和利用使古罗马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的束缚,可以从红海直达印度的港口。古罗马人对海上贸易之路的积极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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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郑海麟.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J].太平洋学报,2014(1)
  2. 黄颖.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考察[J].炎黄纵横,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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