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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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又被稱為陶瓷之路，起點位於中國泉州市，形成主因是因為中國東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因此自古許多人便積極向海上發展。又為瞭解決陸路的不便性，因為陸路受地形影響，前往西域會經過許多較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又中國東岸夏、冬兩季有季風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歐陸的方便性。在古代中國即有此項交流，尤其是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而言，更是顯著。

　　從史籍記載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建立關係肇始於秦漢時代。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由徐聞、合浦至南海諸島及東南亞各國皆有航海紀程和針路可達。至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據明代張燮所著的《東西洋考》記載，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闢土，休養生息。該書卷三《下港》條雲：“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閣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日社婆。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亞爪哇萬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舊名廝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粵人也。賈舶至此互市，百貨充溢)，足證華人在東南亞一帶拓殖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此外，位於加里曼丹島北岸的“汶萊國”國王，曾於唐總章二年(公元669年)遣使人唐，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汶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缽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並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徵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

　　又據黃省曾所著《西洋朝貢典錄》捲上《爪哇國》記載，早在北宋淳化年間(公元990994年)，爪哇國王(今印度尼西亞)便對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認同，並主動遣使前來朝貢：“淳化間，國王陀湛言，中國有真主，乃修朝貢禮。”不過，由於宋朝的對外政策因過分強調“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僅止不住北方不斷遭受的外族侵入，也無暇顧及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及至南宋時期，高宗試圖與真臘、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但沒有得到他們的積極響應。元朝建立後，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過分強調“威”而不重視“德”，特別是忽必烈統治中國後，屢屢耀武海外，要求東南亞各國“臣服”。這種依恃武力的單邊政策遭到東南亞各國拒絕後，又頻頻對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後皆以失敗告終：“故元世祖命史弼、高興發舟千艘，持一歲糧，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鈔錠四萬，費大且勞矣，而卒敗沒以歸。”明朝統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敗教訓，採取“德”與“威”並重的對外政策，結果與東南亞各國維持了長達150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貢關係)：“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筆者註)以來，不煩一旅，朝貢且百五十餘年，曾不厭怠。不遇真主，則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遠泛以臣下於方內哉!”可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明朝的對外政策是最為成功的，其中許多經驗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借鑒。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壯舉，近代以來有許多學者做過深入研究，但傳統的歷史學者大都認為其目的是為了宣揚國威(即展示權威與實力)，或者是為了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朝貢貿易關係。對於鄭和先後七次航海壯舉後面隱藏的更深層次的意涵，向來鮮有論者涉及。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對鄭和下西洋背後隱藏的明代對外政策的深層次內涵略作探討。

　　首先，明洪武帝對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爭端採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時對遠邦和近鄰，不論其國或大或小、或強或弱，只要是認同中華文明的核心價直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對待，將其納人中華朝貢體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謂“示無外”)。據《西洋朝貢典錄》捲上《渤泥國》記載：“高皇帝時命都事沈秩、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至於撤王座令列拜於庭。且日：‘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詞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卻其金刀貝布之贈，則其慕中國而樂賓服者，非一日矣乎!”由此可見，明朝對東南亞國家施行“仁政”(王道)，致使周邊國家深表認同、心悅誠服。

　　其次，明朝對外政策最成功之處在於顯示“權威”和“實力”的同時，卻沒有任何擴張領土的野心和占有欲。明朝對於向其朝貢的東南亞各國，不論大小，一視同仁，實施一種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謂“無間內外，均視一體”。據《西洋朝貢典錄》捲上《彭亨國》引明太祖訓示雲：“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聖主之謨言也，乃複列不徵諸夷國名示諸將來。”在這裡，朱元璋明確告誡日後的王位繼承者不能用武力征服東南亞各國。誠如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分析指出，明洪武帝的這些舉措屬典型的傳統帝王施行“仁政”的做法，而公平對待東南亞各國則是發揮中國的“權威”和“實力”的一種手段。

　　由於明洪武帝的對外政策方向正確，因而獲得了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及至永樂帝派遣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憑藉優越的文明和超強的實力，對東南亞各國採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方針，將東南亞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納人朝貢貿易體系即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中。例如，《西洋朝貢典錄》捲下《古里國》詳細記載了鄭和船隊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朝貢貿易的具體方式，即首先敕封其王，頒授銀印，向其國大小官員賞賜物品；然後按當地風俗習慣進行貨物交易。“永樂三年，鄭和統大舟寶船齎詔敕封為古里王，及頒誥命銀印，升賞頭目品級冠帶，建亭刻石。其略日：‘爾王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嗥熙同風。刻石於茲，永垂萬世。’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米納凡見正使，擇日論價，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哲地與正使眾手相孥，其牙人言日：‘某月日眾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二三月方定。原經手頭目米納凡算番物若幹該芝絲等物若幹，照原打手之貨交易。”

　　正是因為鄭和船隊與東南亞國家交往中施行“仁政”並採取了公平原則，致使這些國家不但認同而且仰慕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所以才紛紛投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將其國的山川河流一併納人中國版圖，與中國同享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羅等國納入廣西，三佛齊、爪哇納入廣東，琉球、渤泥則納入福建)。據《東西洋考》捲三《大泥》記載，大泥國(在今泰國南部馬來半島中部之北大年一帶)國王上表明朝請求冊封“長寧鎮國山”，並且願將境內山川納入版圖，雲：“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為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為請。封為長寧鎮國山，御制碑文，刻石其上。”類似這種請求冊封鎮國山並且願將境內山川歸人中華版圖者還有馬六甲等國。據《東西洋考》捲四《馬六甲》記載：“馬六甲，即滿刺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上表，願內附，為郡縣，效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御制碑文賜之，勒石其上。”

　　至於鄭和船隊在拓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過程中，之所以能使周邊國家紛紛上表歸附，遣使來朝，要求冊封，除以上提到的推行“王道”和實施公平政策外，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採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策略亦是其外交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據《西洋朝貢典錄》捲上《三佛齊國》記載：“廣人陳祖義，國初竄舊港為酋長，以寇鈔為業，舶人苦之。鄭和至，有施進卿者白和，乃執祖義歸，之京師誅焉，而章紱進卿於其土雲。然則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鄭和下西洋之目的，並非單純為了與東南亞各國發展朝貢貿易和搜求奇珍異寶，實乃含有為維持東南亞諸邊各國局勢和平穩定而除暴安良、宣揚明朝國威，即建立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之使命。對此，黃省曾在《西洋朝貢典錄》捲中《蘇門答臘國》中發表評論說：“鄭和在舊港執陳祖義，至蘇門又執蘇乾刺，雖古之義人烈士，何以加焉!蘇乾刺者，漁人子也，因蓄聚而圖蘇門王之子。和發兵執之，且不敢專殺，檻車京師，兩除島夷之害，和其賢臣也哉!和其賢臣也哉!”鄭和二度以武力平亂，解除島夷之害，彰顯“權威”與“實力”的同時，亦是為了有效貫徹落實永樂帝對東南亞推行的“恩威並施”策略。正因如此，黃省曾才反覆稱贊其為“賢臣”。

　　對於鄭和船隊採取“恩威並施”政策拓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所取得的成功，主持出版《西洋朝貢典錄》的清代書商伍崇曜曾對鄭和作過這樣的評價：“然要之以一介之使，遠涉鯨波，能令陸既水慄，憬琛贐，固國家之聲靈，亦由持節者撫馭得宜，恩威並施，羈縻勿絕，使永為外扦，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遠下。”伍氏此論概括了鄭和下西洋的意義和影響，總結了明朝對外政策的成功經驗，推崇鄭和用“恩威並施”的策略，將東南亞各國納入朝貢體系，固其屏藩，功績不在漢代平定西域、維持絲綢之路暢通的傅介子和班超之下，評價可謂甚為中肯、公允。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明朝的實踐表明，只有中國的內部政權穩定，綜合實力持續增長，才有可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實其“無間內外，均視一體”的公平政策。因為要維持萬國來朝的局面，必須承擔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沒有持久的實力，或者其內部統治和國家安全受到挑戰，就不可能保持穩定的朝貢體系，甚至還會出現“進貢國有一天也許會變成索貢國”的現象。永樂帝之後，明朝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的關係便出現如此的情況。

　　1．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封建的、統一的國家。政治上安定統一，經濟上實行貨幣、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對秦朝的生產發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由於實行殘暴的統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漢承秦制，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強大且歷時久遠的封建大一統帝國。

　　針對秦朝的弊政，漢初統治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實行輕徭薄賦制度並放鬆對人民的控制。漢初統治者將農桑視為一切之本，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漢政府興修水利灌溉事業。推廣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

　　伴隨著漢代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漢朝政府設置官營絲織作坊，西漢設有東、西兩織室，在山東淄博設立三服官，這些官營工場的人數眾多，具有大規模生產能力。漢代紡織業更為普遍存在的是民間的紡織品生產。政府一年間就在各地征收絲帛達五百餘萬匹，足見漢代絲綢產量之大。

　　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漢王朝穩定的社會環境、發達的水陸交通，促進了各地經濟、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為地區性、全國性商品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加之在農業、手工業恢複發展的基礎上，漢朝政府對工商業採取了“開關梁，馳山澤”的自由經營的放任政策，一度凋敝的工商業又重新繁盛起來。

　　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家無事，非遇水旱，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以上記載可以充分反映出漢朝經濟的高度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2．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物質保障

　　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先民就已經廣泛使用了獨木舟和筏。“進入奴隸社會以後，船舶日益大型化、多樣化，春秋戰國時代，我國造船技術已有了很大發展。春秋時吳國戰船已有大翼、橋船、戈船等多種。秦漢時迎來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術的飛躍。“1975～1976年在廣州發現了規模巨集大的造船工場遺址，考古研究結果表明這工場是當時能成批生產內河和沿海船隻的大規模造船中心，可造寬6～8米、長20～3O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船隻，船型為吃水較淺的平底船，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出現在漢代的“樓船”最能體現漢代的高超造船技術。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漢武帝在長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除大型的適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風帆的使用也是遠洋航海的必要條件。因為單靠人力，幾乎不可能進行遠距離的持續航行，只有憑藉自然力，才能將遠洋航海變為現實。戰國時期的銅鉞出現帶有風帆圖案的船紋，說明戰國時代已出現了風帆，但此時的帆不能轉動，只能順風行駛，還不能滿足遠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漢代，出現了活動的帆，三國時期吳國丹陽太守萬震所作《南州異物志》中載“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擊，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轉動靈活，升降自由的風帆，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順風行駛的局限性，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在羅盤沒有應用到海上航行以前，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個難題。但天文學的進步，使得漢代舟師可以“觀星定海”。《漢書·藝文志》記載的《海中五星順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總結航海天文學的著作多達136捲，見當時航海藉助星宿定位的技術已普遍使用。由上分析，隨著漢代造船與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新，為海外貿易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3．陸上絲綢之路時斷時續，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重要原因

　　陸上絲綢之路由於政治、經濟方面等各種原因，時斷時續。春秋時期至漢朝我國西北部的陸路交通變化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春秋時期至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已經與中亞地區發生了政治交往和經濟聯繫，“中國探險隊穿過中亞，與印度西北部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繫。”但秦漢之際，匈奴趁中原王朝內亂之際崛起，控制西域諸國，中斷了西域地區與中原的聯繫，阻塞了中西交往的通道。第二階段是張騫出使西域時期，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後，漢朝經濟得到發展，軍事力量也有了加強。漢武帝積極進取，派兵掃蕩匈奴，奪回河西走廊，設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並設關屯田進行護衛，此時漢朝通往西域各國的道路大致暢通。漢宣帝時設立西域都護府，在西域都護府的管轄下，陸上絲綢之路更加繁榮。第三階段是西漢末期到東漢建立初期，彼時外戚專權、王莽篡位，農民起義頻繁，中原王朝無力他顧，對西域的管治逐漸減弱，匈奴再次乘機略取西域，河西走廊又被匈奴控制，陸上絲綢之路再次中斷。第四階段是班超再通西域時期，漢明帝出兵擊敗北匈奴後，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前往於闐等國活動，班超發揮自己的優秀外交和軍事才能，使於闐、疏勒等國又相繼與漢王朝再次和好，使中斷了60餘年的絲綢之路，重新恢復交通。綜上可以看出，陸上絲綢之路有其自身不可剋服的弱點，這些弱點阻礙其進一步的發展，陸上絲綢之路被海上絲綢之路取代是必然的。

　　4．古羅馬積極探索海上貿易之路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力量，政治因素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海上絲綢之路既是中國本身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東西方需求加強聯繫的產物。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1世紀。東西方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處於東西兩端的中國和羅馬的變化。漢朝於公元前3世紀統一中國，社會經濟繁榮，中國生產的絲綢更是風靡世界，深受古代東西方各國人民的喜愛。這一時期的羅馬正處於羅馬共和國晚期和羅馬帝國早期交替之際，帝國版圖遼闊，國力處於上升時期。由於這兩個強大國家經濟的繁榮和興盛，彼此間需要加強交往和聯繫。

　　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後，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絲綢貿易中這種極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羅馬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不得不為爭奪陸上絲綢之路的控制權而與壟斷絲綢貿易的國家，進行不懈的鬥爭。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只能尋求開闢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併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對於季風的發現和利用使古羅馬擺脫了沿海近距離航行的束縛，可以從紅海直達印度的港口。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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