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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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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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和建國後實行的全面的經濟思想對於國家和後世有深遠影響。

目錄

朱元璋簡介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國瑞,明朝開國皇帝,漢族,原名重八,後更名興宗,生於濠州鐘離之東鄉(今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燃燈寺村)。朱元璋幼時貧窮,曾為地主放牛。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覺寺,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元朝,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諸將奉為吳國公。同年,攻占集慶路,將其改為應天府。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後,在應天府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後結束了元朝在全國的統治,平定四川、廣西、甘肅、雲南等地,統一中國。

  朱元璋在位期間,下令農民歸耕,獎勵墾荒;大搞移民屯田和軍屯;組織各地農民興修水利;大力提倡種植桑、麻、棉等經濟作物和果木作物、他還徒富民,抑豪強;下令解放奴婢;減免[稅賦],嚴懲貪官;派人到全國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戶口等等。經過洪武時期的努力,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和發展了,史稱洪武之治。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廢丞相,設承宣佈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三司分掌權力,進一步的加強了中央集權。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於應天,享年71歲,駕崩後傳位於嫡長孫朱允炆。廟號太祖,謚號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南京明孝陵

朱元璋的生平

一、早年游歷

  朱元璋生於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未時,排行第四,本名朱重八。祖籍古泗州(今江蘇省盱眙縣)。父親朱五四(後改為世珍),母親陳氏。濠州鐘離縣(今安徽省鳳陽縣)人,元天歷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於赤貧的農家。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於濠州鐘離縣東鄉(今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燃燈寺村)。

  朱元璋幼時甚貧困,並無法讀書,曾為地主放牛。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兄、姐先後去世,不得已而入皇覺寺當行童。入寺不到二個月,因荒年寺租難收,寺主封倉遣散眾僧,朱元璋只得離鄉為游方僧。朱元璋當了游方僧四年,至正八年(1348年)返回皇覺寺。

二、起義反元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身在皇覺寺多年的朱元璋受好友湯和來信勸說,到濠州投靠郭子興,參加紅巾軍。由於指揮有方,不久便成為郭子興身旁一名親兵,也逐漸讀書識字,並娶郭子興養女馬氏(即後來的馬皇後)。後來朱元璋見郭子興與其他濠州紅巾軍領袖如孫德崖、趙均用不和,屢有衝突,朱元璋不願涉及濠州內鬥,故主動要求返家鄉招募新兵,徐達、湯和等朱元璋兒時好友在此刻前來投軍,不久朱元璋的部隊已有結集了數千人。次年,朱元璋部隊攻下滁州,成為他首個據點,同時也在攻占滁州期間,李善長加入朱元璋部隊,成為他一個重要幕僚。此時,濠州的郭子興被孫德崖及趙均用迫走,前來滁州投靠朱元璋,由於朱元璋名義上仍是郭子興部下,朱元璋乃將滁州軍隊指揮權力交了郭子興。

南京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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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城牆

  至正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為誠王,十五年,元朝丞相脫脫率軍進攻高郵,分兵攻六合,六合乃滁州屏障,故朱元璋領兵援六合,但脫脫被誣陷而被迫交出兵權,元軍不戰自潰,滁州也轉危為安。朱元璋見滁州地小,建議進攻長江北岸的和州。朱元璋攻下和州不久,郭子興病故,郭子興長子郭天敘被立為都元帥,朱元璋與郭子興妻弟張天祐為副元帥,遙奉韓林兒的大宋龍鳳政權。同年夏,常遇春、廖永安、俞通海歸附朱元璋,使得其軍著手渡江攻入採石、鳩州,並計劃攻取集慶路(今南京市)。此時,元軍降將陳野先願協助紅巾軍攻集慶,郭天敘與張天祐感軍功不及朱元璋,故決定在陳野先引領下,親自領軍攻打集慶,朱元璋聞陳野先只是詐降,實早已與集慶元軍合謀對付攻城的紅巾軍,但朱元璋欲借元軍之手除掉郭天敘與張天祐二人,故任由郭天敘等人攻城,結果紅巾軍攻集慶時陳野先叛變,郭、張二人被殺,陳野先也死於亂軍中。郭天敘與張天祐死後,朱元璋成為都元帥,盡領郭子興舊部。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領軍再次攻打集慶,結果集慶被朱元璋部隊一舉攻陷,朱元璋將這裡作為自己的根據地,並改名為應天府。至此,朱元璋以應天府為中心,與元朝軍隊、張士誠、徐壽輝等部形成犬牙交錯之勢。

三、統一江南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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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朱元璋採取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採取穩健的進攻措施;得大富商沈萬三資助,並且遵照劉伯溫“先漢後周”之策略,著手對江南各勢力進行對抗。至正十六年,朱元璋遣徐達攻占鎮江、鄧愈克廣德,授“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次年,耿炳文克長興,徐達克常州,而朱元璋親自率眾攻取寧國。隨後趙繼祖克江陰、徐達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繆大亨克揚州。至正十八年,朱元璋親取婺州。明年,朱元璋陸續攻占浙東餘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處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與陳友諒部相鄰。

  至正二十年,陳友諒攻陷鳩州,隨後弒主徐壽輝、稱帝建國,國號漢,與張士誠合攻應天府。朱元璋採用“圍魏救趙”之策,命胡大海進攻信州,促使陳友諒班師救援,併在龍灣設伏。隨後朱元璋收復鳩州、安慶等地,而離間計,致使張士誠按兵不動。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重新整理軍制。北結察罕帖木兒、密通方國珍,而與正面的陳友諒部進行會戰。同年攻剋安慶、江州、南康、建昌、撫州等地。次年,占領龍興,改洪都府(今江西南昌)。

  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率六十萬水軍進攻洪都,朱元璋親率二十萬部隊馳援,雙方在鄱陽湖交戰,史稱“鄱陽湖之戰”。陳友諒自恃巨艦出戰,採用炮攻,朱元璋險些負傷被擒。隨後,朱元璋利用東北風而改用火攻,致使陳友諒部大量受損。之後朱元璋利用鄱陽湖水位降低便於小舟活動,改為分兵水路圍攻陳友諒。陳友諒中箭身亡,漢軍潰敗。隨後朱元璋圍攻武昌,並盡占湖北各地。次年,朱元璋自立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立子朱標為世子。次月再次親征武昌,陳友諒之子陳理舉降。隨後吳軍相繼攻剋廬州、吉安、衡州。至正二十五年,吳軍繼續攻占寶慶、贛州、浦城、襄陽,同年冬,下令討張士誠。次年,吳軍再次攻破湖州、杭州。再一年,徐達克平江,張士誠被俘,至此朱元璋一統江南。

四、南征北伐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湯和為徵南將軍,討伐割據浙東多年的方國珍。隨後制定北伐戰略:先攻取山東,其次進攻河南,再次攻占陝西潼關,最後再進軍元大都。隨後命徐達為徵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五萬,由淮河進入,北取中原。並命胡廷瑞為徵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進攻福建。同年,方國珍投降,徐達攻破山東濟南,胡廷瑞下邵武,湯和、廖永忠由海道攻剋福建福州。北伐一直持續到洪武年間,徐達、常遇春隨後攻占整個河南、山西,最終直取元大都(今北京)。

五、建立大明

明朝北伐驱除元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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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北伐驅除元朝形勢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同年八月初二(9月14日),大將徐達攻剋元大都,元朝覆亡。由於幼年對於元末吏治痛苦記憶,明太祖即位後一方面減輕農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濟生產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懲治貪污的官吏,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洪武之治。明太祖確立了里甲制,配合賦役黃冊戶籍登記簿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

  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大封諸將為公侯,部份追封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將、一大臣為開國元勛。分別為:南韓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遇春、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而後又追封胡大海為越國公、戰死的丁德興為濟國公,湯和為信國公、馮國用封郢國公。次年,明太祖於雞鳴山立功臣廟,六月初三日廟成,朱元璋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虛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丁德興七人配享太廟。此位序屢經刪汰,已非洪武二年所定名單位次。

  隨後,朱元璋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洪武三年(1370年),殺中書左丞楊憲。洪武四年七月十一(1371年8月21日),傅友德攻剋成都,明朝平定四川。洪武五年四月二十三日(1372年5月26日),廖永忠率明軍平定廣西,洪武五年六月初三(1372年7月3日),傅友德大敗元軍,明朝平定甘肅。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勛多倚功觸犯法律,虐暴鄉閭,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類似戰國時代的“鑄刑鼎”。洪武八年(1375年),德慶侯廖永忠因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洪武十二年(1379年),貶右丞相汪廣洋於廣南,旋賜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發,左丞相胡惟庸被誅,朱元璋罷中書省,分中書省之權利歸於六部,直接歸皇帝掌管。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立錦衣衛,加強明朝特務統治。1382年1月6日,明軍在雲南昆明附近大敗元朝軍隊,元朝梁王自殺,1382年4月7日,藍玉、沐英攻剋大理,段氏投降,明朝平定雲南。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發,由於涉案人員甚多,朱元璋將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員皆處死,各省官吏死於獄中達數萬人以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以“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見誅,接續又誅殺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連“浙東四先生”(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亦不能免,並頒佈《昭示姦黨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被錦衣衛指揮蔣瓛密告謀反,史稱“藍玉案”。此案牽連到十三侯、二伯,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明朝建國功臣因此案幾乎全亡。此時朱元璋又頒佈《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殺江夏侯周德興,以及殺穎國公傅友德,在捕魚兒海戰役中立功的定遠侯王弼亦被賜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開國六公爵最後一位僅存者馮勝被殺。

  在處理內政同時,朱元璋亦多次籌劃北伐蒙古以保障北方邊塞的安寧,大勝。並曾成功在甘肅擊敗王保保(1372年)、在東北逼降納哈出(1387年)、在蒙古高原幾乎活捉元主脫古思帖木兒(1388年)。同時朱元璋進軍遼東,使北韓等歸順(1388年)。

六、人物逝世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駕崩於應天皇宮,享年71歲。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朱元璋遺詔

  死後葬紫金山孝陵。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謚曰“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謚“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改謚“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後世康熙帝歷次南巡必拜孝陵,曾立碑“治隆唐宋”贊譽朱元璋。

朱元璋的政治舉措

中央集權

锦衣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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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衣衛印

  明初沿襲元朝制度,設立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國,其中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洪武元年(1368年),改為左、右丞相。由中書省統六部,但不設置中書令。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罷中書省,分中書省之權歸於六部。原中書省官屬盡革,惟存中書舍人。至此,秦、漢以降實行一千六百餘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廢除,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施行軍權、行政權、監察權分化以強化皇權的國家體制。

  由於國家事務繁多,皇帝無法處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罷四輔官,仿宋殿閣制設殿閣大學士。大學士只為皇帝的顧問,雖無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實。此外他仍沿用元朝制度,在中央設置吏、戶、禮、工、刑、兵六部。並設立都給事中六人,分吏、戶、禮、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此外建立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五寺制度。此外他還沿襲元的監察制度,設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不久改為都察院,下設若幹監察御史,負責監督各級官吏。除此他還頒佈《大明律》等,對官吏管理進行規制。

  為了加強對臣民的控制和監視,朱元璋設置了巡檢司和錦衣衛。巡檢司主要是負責全國各地的關津要衝的把關盤查,緝捕盜賊,盤詰偽姦;錦衣衛則負責秘密偵察大小官吏活動,隨時向朱元璋報告不公不法之徒。同時朱元璋還授予錦衣衛偵察、緝捕、審判、處罰罪犯等一切大權,錦衣衛正式成為國家情報機構。

強打貪官

  朱元璋自幼出身貧寒,對政治貪污尤其憎惡,其對貪污腐敗官員處以極其嚴厲的處罰。在朱元璋主政期間,大批不法貪官被處死,包括開國將領朱亮祖,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其中甚至因為郭桓案、空印案殺死數萬名官員。由於朱元璋的吏治嚴厲,在明初相當長一段時間,官員腐敗的情況得到有效遏制。朱元璋開展雷厲風行的肅貪運動,歷時之久、措施之嚴、手段之狠、刑罰之酷、殺人之多,為幾千年封建歷史所罕見。儘管朱元璋反貪決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敗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遠未達到徹底清除腐敗的根本目的 。

  朱元璋自己生活儉樸、工作勤奮,在明南京皇宮內,沒有設立“御花園”,只有“御菜園”,其中種滿蔬菜,使得皇宮自給。

清除權臣

  然而,明太祖性格多疑,也對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廖永忠、朱亮祖、李文忠先後死於非命。隨後朱元璋以擅權枉法之罪名殺胡惟庸,又殺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人。之後李善長亦被牽連,家屬七十餘人被殺,總計株連者達三萬餘人。此後的藍玉案中,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餘人。朱元璋還通過設立錦衣衛(洪武二十年廢除)、詔獄、廷杖等機構或制度,打擊功臣、特務監視等一系列方式加強皇權控制。

分封籓王

  朱元璋令諸藩鎮守天下,又各領兵權,這固然是親親之情,信任無以復加,卻也未必就沒有帝王心術。強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卻始終只有一個,諸藩勢力犬牙交錯,必然相互牽制,相互監視,除非朝廷中樞衰弱之極。當中樞真個衰弱至極時,就算沒有藩王,也會被權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劉邦與朱元璋,其它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強而黃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孫取代無能之君,也勝過將江山付與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數百年江山。

頒佈法律

  建國伊始,朱元璋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礎上制訂頒行《大明律》,緊接著又親自編定《明大誥》。1397年,朱元璋下令正式頒佈了《大明律》。《大明律》一共四百六十卷,分吏、戶、禮、刑、兵、工六律,簡於《唐律》,嚴於《宋律》。《大明律》規定:“謀反”、“謀大逆”者,不管主犯還是從犯,一律凌遲,祖父,父、子、孫、兄、弟以及同居的人,只要是年滿十六歲的都要處決。朱元璋立法一為治民,二為治吏,尤其是《明大誥》對貪官污吏的處決也十分嚴厲,可以視為反貪刑事特別法。只要是犯有貪污的官吏,一經查實,一律發配北方荒漠中充軍,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 。

朱元璋的經濟政策

復興農業

  元末之際,中國發生多次大規模的災荒饑饉疾病和瘟疫,以及連年戰爭,期間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口也大量減少,經濟全面崩潰,人民處在流離失所的過程中。大明建立並統一全國後,面對哀鴻遍野、餓殍滿路的凄涼局面,朱元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朱元璋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困難,就像剛剛會飛的鳥不可拔羽,才種的樹不可搖根一樣。現在必須採取這種政策,同時主張藏富於民

  農業是封建社會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朱元璋在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中,把發展農業放在了首位,為了保證農業第一線有足夠的勞動力資源。朱元璋通令全國,地主不得蓄養奴婢,所養的奴婢一律釋放為良民。凡因饑餓而典賣為奴者,由朝廷代為贖身;嚴格控制寺院的發展,明令各州府縣只能有一個大寺院,禁止四十歲以下的婦女當尼姑,嚴禁寺院收養童僧,二十歲以上的青年如果要是出家,必須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出家後三年內還要赴京考試,不合格者潛發為民。這些政策的實施,使得社會增加了一隻龐大的勞動力大軍。

  全國的農業生產在大規模戰爭而遭受極大破壞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復,加上洪武年間大規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無之地、墾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穩定增長。

屯田政策

  此外他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占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為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賑災,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了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

  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國有6500萬人,其中民戶占6175萬人,軍戶占325萬人。另外,其為了動員全社會,明太祖十分重視戶口普查,每個人有固定的義務。人民分為軍戶(弓兵、校尉、力士)、匠戶、民戶(馬戶、陵戶、茶戶、柴戶、陰陽戶、醫戶)、竈戶,不允許隨便轉換工作,匠籍、軍籍比一般民戶地位低,不得應試,並要世代承襲。若想脫離原戶籍極為困難,須經皇帝特旨批准方可。各種活動也要引憑才合法。編成里甲,規 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證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裡之外,就得持有官府開具的通行證,否則就以逃犯論處。

社會救濟

  朱元璋對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頒佈《存恤高年詔》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怕有關部門執行不力,就又叮囑禮部尚書,要以皇帝的名義再次重申一下這項政策。在朝廷的要求和帶動下,各地形成了尊老養老的風氣,贍養老人的要求也滲透到各地家法族規之中 。

  對於社會的救濟朱元璋也十分重視,洪武時期,荒政則受到朝廷高度重視。朝廷除了撥付救災濟貧款項,還側重加強民眾抗災自救能力。面對天災侵襲,朱元璋積極作為,既樹立了朝廷的負責任形象,又增強了政府的凝聚力,贏得了民心。救災濟貧實為獲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為“洪武之治”的出現夯實了經濟社會基礎 。

商業政策

  為了貶抑商人,朱元璋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朱元璋的軍事政策

  明代早期軍隊的來源,有諸將原有之兵,有元兵及群雄兵歸附的,有獲罪而謫發的,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籍選,是由戶籍中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除廢除大都督府,並改為中軍、左軍、右官、前軍、後軍等五軍都督府。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全國的各軍事要地,設立軍衛,由都督府管理。一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五軍都督府有統兵權但無調兵權,兵部有調兵權而無統兵權,兩者互相制衡,互不統轄,各自與兵部直接聯繫,最後奏請皇帝裁定,以避免權力過大。

海禁政策

  元朝以後,人類開始了告別中世紀、迎接工業革命的新時代,大一統的蒙古帝國因其商業之興盛為中世紀的歐洲帶去了四大發明和富甲天下的中國傳說、從而直接誘發了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而明朝立國後則為建立萬年基業、一改蒙元帝國“以商立國”之本,變本加厲地實踐“以農為本”的基本國策,使農業文明面對海洋文明浪潮的挑戰採取了固步自封、小國寡民的政策基調。

  出於對以(元中葉起,特別是元明換代之際的混亂時期)日本因進入南北朝的大分裂時期後出現的、大量外出掠奪的武士階層為主的倭寇騷擾入侵的恐懼,明政府立國後採取了一系列針對海患的閉關鎖國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以來即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此後每隔一兩年即將該海禁政策再次昭示天下(《明史 朱紈傳》:初,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自此,連與明朝素來交好的東南亞諸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

  整個海禁政策從洪武一朝開始,在隆慶(1567年)一朝被以“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為由實行開關(隆慶開關);清初即開始了又一輪閉關,乾隆帝更推行“一口通商”政策、直至鴉片戰爭後,貫串整個明清二朝的海禁政策才被堅船利炮徹底打破。

  以海禁為核心的閉關鎖國政策,實際上是靜態的農業文明面對動態的海洋文明的一種本能的保護性反應,這和從周朝到明朝以來兩千多年、面對同樣動態的游牧文明的威脅採取建造長城以圖自衛、在本質上並無差異。

朱元璋的外交政策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經發兵征伐日本,導致日本念念不忘,於是終元之世,日本不與中國同好。明朝開國以後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國書去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經滅亡,現在中國是大明王朝,你們諸國趕緊奉大明為“正朔”來朝貢。高麗、安南、占城三國都很順從,立刻遣使赴明稱臣朝賀,惟獨日本沒有任何反應。令朱元璋更為惱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來朝稱臣,而且“乘中國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時,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多逃亡海上,占據島嶼,勾引倭寇出沒海上擄掠財貨,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地,無歲不受其害” 。

  後來朱元璋喝令“日本國王”:“不取締倭寇,就發兵把你抓起來!”結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腦袋。

  朱元璋聽到使者被斬時的怒火,不亞於當年的忽必烈。而在朱元璋眼裡,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為賊”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時光著腳,說話像青蛙叫 。

  面對“怒日本特甚”,朱元璋忍下了惡氣,從此以後對日本使者一概亂棍打出,朝貢也一概拒絕接受,與日本不相往來。同時,朱元璋把北韓、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徵諸夷”,寫入《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

  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派遣萊州知府趙秩遠赴日本。日本王良懷經過趙秩的闡釋明處外交政策打消了顧慮。不就良懷派遣僧人祖來跟隨趙秩回中國向朱元璋進表箋。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僧人祖闡、克勒等八人送日使歸國,從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

  公元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七月,高麗大將李成桂發動兵變掌控高麗局勢以後遣知密直司事趙胖至明朝禮部上表:“定昌府院君瑤權署國事,及今四年。瑤又昏迷不法,疏斥忠正,昵比讒邪,變亂是非,謀陷勛舊,諂惑佛神,妄興土木,靡費無度,民不堪苦;子奭痴佁無知,縱於酒色,聚會群小,謀害忠直。又其臣鄭夢周等潛成姦計,欲生亂階,乃將勛臣李成桂、趙浚、鄭道傳、南誾等譖於權署國事,令有司論劾以致謀害,國人憤怨,共誅夢周。權署國事尚不悛改,又謀殺戮。舉國臣民實慮社稷生靈俱被其害,惶懼失措,無可奈何,咸以為若所為難以主斯民奉社稷。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居私第。竊念軍國之務不可一日無統,擇於宗親,無有可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澤被生靈,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歸附。於是一國大小臣僚、閑良、耆老、軍民臣等咸願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趙胖,前赴朝廷奏達,伏啟照驗,煩為聞奏,俯從輿意,以安一國之民。”朱元璋通過禮部傳達聖旨:“三韓臣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乃帝命也。雖然,自今以後慎守封疆,毋生譎詐,福愈增焉。爾禮部以示朕意。”李成桂遣門下侍郎贊成事鄭道傳赴京謝恩,並獻馬六十匹。

  當年八月,李成桂又遣前密直使趙琳赴京進表:“權知高麗國事臣李成桂言:伏惟小邦自恭愍王無嗣薨逝之後,辛旽子禑冒姓竊位者十有五年矣。迄至戊辰春,妄興師旅,將犯遼東,以臣為都統使,率兵至鴨綠江。臣竊自念小邦不可以犯上國之境,諭諸將以大義,即與還師,禑乃自知其罪,遜位子昌。昌亦暗弱,難以蒞位,國人啟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以定昌府院君王瑤權署國事。瑤乃昏迷不法,紊亂刑政,狎昵讒佞,貶斥忠良,臣民憤怨,無所控告。恭愍王妃安氏深慮其然,命歸私邸。於是一國大小臣僚、閑良、耆老、軍民等以為軍國之務不可一日無統,推戴臣權知軍國事。臣素無才德,辭至再三,而迫於眾情,未獲逃避,驚惶戰慄,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察眾志之不可違、微臣之不獲已,裁自聖心,以定民志。”朱元璋再通過禮部復旨:“高麗限山隔海,天造東夷,非我中國所治。爾禮部迴文書,聲教自由,果能順天意合人心,以妥東夷之民,不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文書到日,國更何號,星馳來報。”

  當年十一月,李成桂再遣藝文館學士韓尚質至明朝上表:“竊念小邦王氏之裔瑤,昏迷不道,自底於亡,一國臣民推戴臣權監國事。驚惶戰慄,措躬無地間,欽蒙聖慈許臣權知國事,仍問國號,臣與國人感喜尤切。臣竊思惟,有國立號誠非小臣所敢擅便。謹將“北韓”(箕子所建古國名)、“和寧”(李成桂誕生之地)等號聞達天聰,伏望取自聖裁。”朱元璋再通過禮部復旨:“東夷之號,惟北韓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李成桂遣門下侍郎贊成事崔永沚謝恩,又遣政堂文學李恬送明朝頒賜的給前朝的高麗國王之印,並請更己名為“李旦”。

  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兒帝國向明朝貢馬,而且致國書。第二年,明朝派遣兵科給事中傅安率領使團往報。但當傅安等抵達帖木兒帝國國都撒馬爾罕時,帖木兒打算要向東興兵,攻打明朝了,於是扣押了傅安等人,而且百般的誘惑傅安等人歸順帖木兒,傅安被扣押十三年,堅貞不屈,維護明朝的尊嚴。一直到了帖木兒死了以後,他的孫子哈里嗣位,想和明朝和好,於是才放傅安等人回國。傅安回國以後又出使了中亞諸國。

  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李成桂遣藝文春秋館太學士鄭總赴京請誥命印章:“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差知密直司事趙胖奏達天庭,繼差門下評理趙琳奉表陳奏,欽奉聖旨,許允權知國事。準奉禮部來咨內雲:‘國更何號,星馳來報。准此。’即差知密直司事韓尚質齎擎奏本赴京,欽奉聖旨節該:‘東夷之號,惟北韓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欽此。’除欽遵外,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差門下評理李恬送納前朝高麗國王金印,又於當年十二月初八日準奉左軍都督督府咨,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即合正名。今既改號北韓,表文仍稱權知國事,未審何謀?欽此。’一國臣民戰慄惶懼,咸請國王欽遵施行。見今雖稱國王名號,竊緣未蒙頒降誥命及北韓國印信,一國臣民日夜顒望,仰天吁呼。伏請照驗,煩為聞奏,乞賜頒降國王誥命及北韓印信施行。”朱元璋通過禮部下旨拒絕:“今北韓在當王之國,性相好而來王,頑囂狡詐,聽其自然,其來文關請印信誥命,未可輕與。北韓限山隔海,天造地設,東夷之邦也,風殊俗異。朕若賜與印信誥命,令彼臣妾,鬼神監見,無乃貪之甚歟?較之上古聖人,約束一節決不可為。朕數年前曾敕彼儀從本俗,法守舊章,令聽其自為聲教。喜則來王,怒則絕行,亦聽其自然。爾禮部移文李成桂,使知朕意。”

朱元璋教育與文化政策

​  明朝初期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強調:“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洪武年間,朱元璋共主持舉辦六次科考,七次發榜,共取一甲21名、二甲223名、三甲686名,合930名,平均每科取士155人,為明朝選拔輸送了大量有學識的官員,包括練子寧、黃子澄、解縉等一代名相。洪武三十年科舉時,因中進士者均為南方籍。朱元璋將試官治罪,並自閱試卷,取中六十一人,皆為北方人,並於六月廷試。此外,他並將學校列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並設立國子監等重要教育機構。由於朱元璋在位期間實行高壓的吏治政策,後世不乏有學者主張朱元璋曾實行過一些文字獄。

朱元璋的人才觀

刘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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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

  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為本"的人才觀,認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積善成德",並指出了具體的獲才之法:薦舉和征求、興學、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觀對以後明代歷朝帝王的人才觀起了奠基的作用,後代帝王經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觀和科舉選才標準為指導來推行科舉制度和選拔人才。

  在軍事戰爭年代,凡攻剋一地之後,朱元璋必馬上訪求當地的知識分子,用秘書、顧問、參謀一類的名義重用他們。如至正二十七年(1357)攻占贅州之後,便聘用範祖韓、葉珊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為他講解經書歷史,出謀劃策。

  建立明朝後,高度重視人才的作用,並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人才理論。據《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捲六記載,洪武二年(1369)六月朱元璋又提出“治天下以人才為本”的觀點。據《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捲五記載,洪武六年四月他又對吏部大臣說:“世有賢才,國之寶也”!。洪武八年七月,他對大臣說:“舉大器者不可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他總結了古代帝王的經驗教訓,下結論說:“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者,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永久,歷柞靈長;秦隋之季,棄群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朱元璋廣泛採用了比喻的方法。首先,朱元璋將人才對帝王的幫助作用比作樹木與樹根的關係,認為:根疏者易植。因此,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群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其次,又用人間的建築來比喻。據《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捲五記載,洪武十二年底朱元璋對禮部大臣說:“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因此,“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寶,不如孝賢”。次年,又謂吏部大臣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又用禽畜做比喻,他說:“鴻鵲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越者,為其有鱗髦也。”因此,可知“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故大臣要廣泛收羅人才為君主所用,方能致治。 

  朱元璋在長期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才觀。他對人才的標準,有獨特的看法。首先,他認為人才必須是文武兼備,反對單一的文才。其次,關於人才的年齡標準,朱元璋的觀點是“不棄老”

朱元璋的相關評價

  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張廷玉等對明太祖朱元璋最終能夠成就帝業的評價是:“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為漢、唐、宋諸君所未及。當其肇造之初,能沉幾觀變,次第經略,綽有成算。嘗與諸臣論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並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敵制勝,率類此。故能戡定禍亂,以有天下。語云‘天道後起者勝’,豈偶然哉。”

  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張廷玉等對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事業的評價是:“贊曰: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鳳都,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於雅尚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毛澤東在1964年3月24日,在一次聽取彙報時的插話中對明太祖朱元璋、漢高祖劉邦、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治國能力評價如下:“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沒有知識的,歷史上當皇帝的,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後主、李後主,都是能詩善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識字的老粗;劉邦,也不認識幾個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識字,是個放牛的。”(註: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三人身為帝王時,他們的文化水平已經達到能批閱奏摺和簽署命令的程度。關於漢高祖劉邦的文化水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均有提及。關於成吉思汗,元初名臣耶律楚材在《玄風慶會錄》一書中提到成吉思汗可以親自閱覽文件。)

  毛澤東對明太祖朱元璋的軍事才能評價如下:“自古能君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趙翼曾説:蓋明祖之性,實帝王,豪傑,盜賊兼而且也。

  商傳評價朱元璋:朱元璋出身於一個貧苦家庭,從社會最底層的放牛娃、四處討飯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奮鬥成了一個統一王朝的開國皇帝。這是中國曆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當上皇帝後,也沒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明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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