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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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即清高宗（1711.09.25－1799.02.07），清朝第六位皇帝，清軍入關後第四位皇帝，年號乾隆。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滿族，愛新覺羅氏。清雍正帝胤禛第四子。初封和碩寶親王。
即位初,屢次用兵湘、黔，推行"改土歸流",限制土司勢力。乾隆十二年(1747)至十四年春，平大小金川內亂。乾隆二十年平定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內訌，剪除達瓦齊割據勢力。二十二年，平定衛拉特蒙古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叛亂。乾隆二十三年，平大、小和卓叛亂。乾隆二十四年事平後，設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兩路軍政事務，加強對西北邊疆的統治。乾隆二十九年，遣副都統扎拉豐阿率兵拆毀沙俄先前於準噶爾地所築的全部設施，消除其威脅。規定每年派兵至格爾必齊(今屬俄羅斯)及額爾古訥河(在今黑龍江省與俄羅斯交界處)一帶邊界巡邏。乾隆三十二年，派軍入緬，乾隆三十四年,遣大學士傅恆督師1.3萬餘人再入緬甸,交戰數月,迫緬王猛駁請和。三十六年，命伊犁將軍伊勒圖接待安置自俄羅斯額濟勒河(伏爾加河)回歸的土爾扈特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春事平後,遂命廢兩金川土司制,設廳委官管轄。五十一年，派兵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五十三年，應安南(今越南北部)國王黎維祁之請，入安南平定內訌。同年，廓爾喀(今尼泊爾)軍進攻中國西藏，命理藩院侍郎巴忠等率軍援藏。五十六年，廓爾喀軍再次進攻西藏，命福康安為大將軍統兵1.3萬餘抗擊，次年將廓爾喀軍逐出藏境，乘勝追入廓境，迫廓爾喀言和。乾隆帝與前代一樣，重視農業發展。他鼓勵開荒，擴大種植面積，而且通過人口遷移，開發了邊疆地區。乾隆帝重視發展商業並給予寬鬆政策。他也採取了一些恤商政策。金融機構（經營匯兌和存款、信貸的票號）在乾隆朝也開始出現。此時高產經濟作物大量流入，人口數量暴漲。“康乾盛世”步入頂峰。乾隆時期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出口貨物的種類也多有限制。在西方工業革命進行的時候，使帝國的科技水平越來越落後；在西方國家相繼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落後於西方。盛世之下埋藏著深刻危機，中國正處於近代的前夜。卒年89歲。
乾隆帝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乾隆帝弘曆自幼聰明，五歲就學，過目成誦。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在雍親王府就是後來的雍和宮第一次見到了孫子弘曆，當時弘曆十歲，一下子就為其祖父康熙帝所喜愛，令養育宮中，親授書課。
康熙末年，雍正帝忙於爭奪儲位的鬥爭，無力顧及對弘曆的教育。因而，弘曆接受啟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為晚，直至九歲才入學讀書。雍正帝即位並決定弘曆為儲君之後，才加強了對他的教育。除原來教師福敏之外，還選派了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蔡世遠等著名文臣輔導弘曆學習文化知識和儒家經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祿、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馬騎射。同時，還讓他代行祭天、祭祖以提高他在全國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雍正帝的精心培養下，短短幾年的時間，弘曆便兼通滿、漢文，遍習文武。為了進一步培養從政能力，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封他為寶親王，讓他參與處理平定准噶爾叛亂和平定貴州苗民起義等重要政治軍事事務。弘曆在雍正時期受到了全面而又嚴格的教育和訓練，表現出色，深得信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突然去世，依照程式，宣讀雍正帝建儲密旨和有關手續，弘曆便以當然繼承人的資格，順利地登上了皇帝寶座，改年號“乾隆”。
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併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皇室內部關係失調，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頗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早在康熙末年，圍繞著爭奪儲位這一中心問題，皇室內部便各立門戶，自樹黨羽，明爭暗鬥，矛盾非常尖銳。雍正帝即位後，對政敵又大肆鎮壓，或者監禁、或者流放、或者殺戮。更為甚者，他對自己的主要政敵允禩、允禟等人，強行將其分別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並殘害致死，又禍及他們的子孫，給予削除宗籍。一時之間，皇室內部鬥爭變得空前激烈。尤其嚴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貴族和功臣後裔甚多，既不能把他們盡行誅殺，又無法禁止其私下議論。儘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於在皇室內部結怨過多，在輿論上卻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後，為了調整皇室內部關係失調的局面，收攬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他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胤礽、胤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不久，又將胤禩、胤禟的子孫給予紅帶，收入玉牒，給以疏遠皇族的待遇。乾隆帝的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原來十分尖銳的矛盾，為保持統治階級各階層人員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乾隆帝還對雍正朝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妥善處理。年、隆兩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對其統治的建立和鞏固都曾起過很大的作用，後被雍正帝視為隱患，立為專案，嚴厲懲辦，對其友朋也從重處罰。冤案層出，株連過多，使許多官員和士子人人自危，怨聲載道。乾隆帝即位後，便即恢復年羹堯“冒濫軍功案”內革職的文武官員的職務，其後，對於此案牽連所及的各起文字獄的人員也分別放回原籍。乾隆帝敢於糾正前朝的亂政，不僅緩和了一個時期中最高統治者和廣大官吏、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和支持，無疑穩定了政局，有利於統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還對雍正朝以來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縉紳之間頗為緊張的關係進行了調整。地方縉紳是清朝統治的社會基礎，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給予他們一定的特權，但是，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而是包攬詞訟，橫行鄉裡，魚肉百姓，抗繳賦稅，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時，先後決定革除所謂儒戶、宦戶等名目，並推行了士民一起當差的政策，對其中的違法者予以嚴厲的打擊。這些措施的推行，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朝廷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控制，但卻使政府和其政權的支柱地方紳衿之間的關係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長此下去，對於清政府的統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即放寬了雍正朝為懲治不法紳衿而制定的各項限制措施，對生員欠糧、包訟等不法事的處分分別改寬改緩。不久，又把舉貢生員的雜色差徭一併豁免。這些措施，比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應是一個倒退，但在當時卻收到了擴大統治基礎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種關係，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又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因而被臣下和僧道矇蔽，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和政務。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從大的方面來說，雍正帝在施政過程中也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例如，他推行耗羡歸公政策，地方官員便迎合他的諭旨，多徵多交耗羡，結果卻加重了人民負擔，地方官員的利益不受任何損害。講求地方官員的治績，鼓勵墾荒，地方官員則隱匿水旱、奏開墾，謊報政績，而將負擔轉嫁到一般農民身上。為勸農而實施獎給老農八品頂帶的辦法，實際上多為鄉曲無賴所壟斷。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曾在京師附近試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卻盜賣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則變得不倫不類。對於這些問題，乾隆帝一即位就連頒諭旨，分別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規定，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同年十一、十二月間，又連下詔書，命令江南、四川、陝西等地減少耗羡成數。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實行老農頂帶之例。同年十一月，廢八旗井田為屯田。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當然他也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經濟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對清的統治全盛局面出現，是一個良好開端。
在乾隆帝通過糾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統治得到初步鞏固的同時，他還採取種種措施，強化以皇帝為中心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這些措施雖多是創自前朝，但經乾隆帝發展之後卻進一步制度化，併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間，政治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清的統治進入了入關以來最興盛的時期。
他在位期間，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五次普免全國漕糧，至於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當然，這往往由於各級官吏的預徵而流於形式，但與明朝末年對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則不啻有霄壤之別。所以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除了上述各項措施之外，乾隆帝還汲取歷朝統治的經驗教訓，對內監干政和宗室擅權等方面也頗為註意。他即位之初，就對太監中的不法分子進行懲治，而後又對包括自己兒子在內的宗室的不法行為嚴加處罰。乾隆帝將此兩項政策貫徹始終。在乾隆六十年中，內監活動相當收斂，宗室地位也相對較低，都未構成對皇權的威脅。這些措施，對於他皇權的極度擴張，也都起過重要的保證作用。
乾隆帝即位之初，為了光大祖業，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發展國家的統一等許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樹，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國家安定，經濟繁榮，國庫充實，國家政權也出現了入關以來的空前鞏固和強盛的局面。但是，作為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統治鞏固之時，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來。這在他的生活上表現得尤其突出。他驕奢淫佚，揮霍無度，在他的縱容和影響下，奢糜之風日長，吏治也日趨敗壞，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併日益劇烈，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廣大農民的生活更加惡化，不滿情緒不斷增長。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清朝的統治雖已達到全盛的頂點，但在其背後，卻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以致在嘉慶元年（1796）乾隆帝剛剛舉行內禪之後不久，便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清的統治也自此而迅速轉向衰落。
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據統計，從乾隆六年到嘉慶三年，乾隆帝先後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熱河避暑山莊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東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擺排場，興師動眾，隨從眾多，給所過地區的廣大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以巡幸江南為例，凡每次南巡，猶如遷都一樣，不僅從行的後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勝數，單警衛扈從計程車兵就動輒數千人。為迎接乾隆帝南巡，運河兩岸的地方官員更是大事鋪張。在京師和熱河，乾隆帝大興土木，先後將圓明園原有的二十八景擴建為四十景，將熱河避暑山莊原來三十六景擴建為七十二景，併在圓明園之外另建長春園、綺春園等風景名勝，在避暑山莊之外另建大型寺廟多處。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額資財，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後和乾隆帝本人的“萬壽節”，以及皇室人員的婚喪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鋪張，任意揮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親孝聖憲皇後的六十壽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紛集京師”。屆期，乾隆帝將其母親從西郊接回大內舉行慶典。為了使其賞心悅目，從西華門到西直門外十幾里長的街道上，各省分段佈置了豪華的街景和文娛節目。特別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壽，權臣和珅等人親自操辦，“務極侈大，內外宮殿，大小儀物，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營辦費用已遠遠超過以前各次慶典活動。不僅如此，乾隆五十年，他還踵乃祖康熙帝故事，徵召年過六十歲的在職、致仕官員三千人，賜宴乾清宮，稱為“千叟宴”。凡此種種，不僅耗費了巨額資金，使國家庫藏日益空虛，而且由於在巡幸和節慶期間各級官員的納賄送禮，也加速了整個統治階級的沒落和腐朽。
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從根本上來說，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地主階級、破壞封建生產關係的結果，是清初以來廣大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也應看到，清朝建立後幾代統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斷加強君主集權而出現的長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勵農業生產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也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在這一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過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寬嚴相濟的執政理念
（一）寬嚴相濟政治管理思想的提出及其內涵
乾隆帝繼位一個多月，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明確提出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此後，乾隆帝不斷論述寬嚴相濟的施政道理，乾隆帝的寬嚴相濟、剛柔相濟的內涵在於：
（1）因時制宜，糾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與民休息，出現寬縱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實行嚴猛方針，進行整飭，於是又產生嚴峻之弊，形勢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當政，只好用寬仁方針取代煩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肅與乾隆朝的寬容均為形勢使然，不是當政者隨意採取的，不是出自當政者個人的好惡。所以乾隆帝屢次說，他實行寬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務廢弛，他就會被迫採取嚴峻方針，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讓廢弛局面出現。由此可知，所謂寬嚴相濟，當“寬政”出現弊端，就用“嚴政”來補救，而“嚴政”出了毛病，再以“寬政”糾偏，如果又發生問題，只好復行“嚴政”，這是因時制宜的政治思想。“嚴峻”並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終要走到“寬容”的政治軌道上。
（2）執兩用中，強調中庸協調。
“治天下之道，貴在其‘中’”，這一類的話，乾隆帝不知道重覆了多少遍。繼位第17天，給雍正帝擬定謚號，賦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說“：朕遵奉皇考聖訓，以中平之道治天下。”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治道貴乎得‘中’，矯枉不可過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乾隆帝之所以不厭其煩，屢申此意，無非是要實行中庸之道、執中政治，講究寬嚴相濟，不讓因寬而出現廢弛的現象，因嚴而產生煩苛弊病。事情的關鍵是找到用“中”的法則，令寬嚴相濟而不相悖，施政藝術也正在這裡。所以在他講述這些執中道理的同時，屢屢告誡臣工，現在實行寬政，就有放縱的苗頭，不能不加以警惕。乾隆元年三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嚴治民間開始冒頭的盜賊、賭博、打架、娼妓四惡，因為雍正期間“四惡”已經斂跡，如今“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縱弛，民間訛言，諸禁已開”，故而嚴飭官吏，厲行禁止。
（二）乾隆帝寬嚴相濟政治思想的產生
它的產生有客觀與主觀兩方面的因素。以客觀形勢來講，乾隆帝認識到雍正年間存在的社會問題，在強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認為需要改變。乾隆帝講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行其政的客觀條件和原因，雍正帝的嚴猛政治，令許多官僚不安不滿，將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來諷刺，譏笑他是“愛銀皇帝”；對他的打擊允禩黨人，就有官員諫議他“親骨肉”。乾隆帝將這些現象看在眼裡，所以繼位就對官員和宗室成員施恩。乾隆帝的賦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著溫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遺詔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話，應當是知子莫若父的。乾隆帝自謂皇考屢次教訓他，說他“賦性寬緩”。
乾隆帝寬仁思想的產生，受康熙帝的影響。他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天起被康熙帝撫養於宮中，深受寵愛，真是受寵若驚。他知道康熙帝有100多個孫子，唯獨將他養育在身邊“：被恩寵迥異他人”，他是善於自律的皇孫，雖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誨嚴格要求自己，他接受了康熙帝寬容的政治觀念，所以在講到康雍兩朝政治的時候，對乃父總是用整風飭紀來概括，而對乃祖則是推崇他的寬仁。
(三) 從初政看乾隆帝政治及其調適能力
乾隆帝不愧是明君康熙帝、雍正帝培養出來的帝王，他能總結兩朝的政治得失，初政即提出寬嚴相濟、剛柔相濟的政治方針，尤其可貴的是能隨時觀察政治動向，比較及時地糾正露出端倪的偏差。在他初政期間，屢屢告誡臣工，不要因為他施行寬平之政，而不理民務，聽任自遂，出現廢弛的跡象。由此可見，乾隆帝隨時調整政策，註意剋服弊端，使寬嚴相濟的方針得以完整貫徹。寬嚴相濟，政策適中，反映了乾隆帝政治的活力。
初政中乾隆帝不時講他實行寬容政策，臣下也這樣體會。但是我們發現乾隆帝與康熙帝不同，並不以慈愛面目出現於世，他的嚴毅一面也很明顯，從囚禁王士俊可知，嚴厲打擊可能出現的反對派，也是殺雞儆猴。他是寬中有嚴，柔中有剛。從其一生來看，嚴飭雍正帝遺詔命入太廟配享的大臣鄂爾泰、張廷玉，殺戮大臣訥欽、張廣泗，實際上廢黜皇後烏喇那拉氏，大興文字獄亦是一端，甚至因立儲的事，要諸皇子安分，不要兄弟相戕。
二、加強嚴密控制的思想與實踐
奏摺制度是乾隆帝在位期間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乾隆帝即位後，對前朝擁有奏摺權的官員予以承認，至乾隆十三年（1748），還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這樣，奏摺最終取代了奏本，成為與題本並行的一種最重要的上行文書。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樣，嚴禁各地官員對上奏內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規定：“嗣後凡密奏事件，未經發出之先，即上司屬員，概不得互相計議參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經發覺，按其情事輕重，分別治罪。”這些新規定，不但進一步削弱了內閣的權力，而且也使皇帝對各地情況的瞭解經常化，對於皇權的加強有著重要的意義。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將軍機處作為前朝弊政之一而實行行政組織改革，但不久又因實際需要而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將此機構重新恢復，併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了權力。軍機處重建之後，乾隆帝擴大了軍機大臣人數，任命鄂爾泰、張廷玉、訥親、海望、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軍機大臣，軍機章京也由原來的十人擴充至十六人，滿漢各半。此後，隨著其權力的加大和處理事務的增多，人數相應又有所增加。在對人員編製不斷充實的同時，軍機處處理事務也日益增多，權力愈加擴大，各項制度也不斷趨於健全。軍機處所承擔的職權，已使它超出內閣之上而成為全國中樞領導決策系統。為保證其所負擔的各項行政職責能順利得到貫徹，乾隆帝還為它制定了各種具體的規章制度。軍機處權力的加大，僅僅是皇帝個人權力的加大。通過軍機處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將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舊有權力剝奪殆盡，使其名存實亡，而且也使明朝以來的內閣形同虛設。與奏摺制度一樣，軍機處的重建及其機構、制度的健全，都進一步強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權。
三、打擊朋黨、改善官吏隊伍
乾隆帝即位之初，鄂爾泰在滿洲貴族中也有較多的追隨者。如果任其發展，對乾隆帝加強自己的君主專制統治將十分不利。在這個問題上，明末黨爭是個深刻的教訓。他反覆告誡臣屬不得依附逢迎，還利用機會對之加以限制，甚至對其為首者進行打擊。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張廷玉以原官致仕時，乾隆帝曾特頒諭旨，許其身後配享太廟，但很快因他未曾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還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製造了“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兩個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藉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也撤出賢良祠，以為大臣植黨之戒。
與此同時，他還有計劃地改變舊有官吏隊伍的組成成份。這一工作不僅對原有官吏的升轉乾綱獨斷，絲毫不假手於人，而且在遴選新任官吏時，也註意選拔與上層官僚關係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連開博學鴻詞科、經學特科等，其用意即在於此。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形成了以君主為核心的一支官吏隊伍，對全國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乾隆帝對程朱理學的態度，在乾隆二十年前，從總體上來講，表現為獨尊程朱理學。其在皇子時即曾先後受康熙帝躬親之教養，稍後又得福敏、朱軾、蔡世遠等理學名臣的教導。因此，對其祖康熙帝推尊的程朱理學有相當興趣，對康熙帝推尊程朱理學的措施亦持首肯的態度。弘曆繼位以後，一改其父崇信佛道、堅持“三教並重”的做法。在對程朱理學的態度上，高宗繼續提倡“崇儒重道”國策；打擊敢於立異程朱的理學官僚，堅決維護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提倡君臣上下研讀宋儒經典，闡發微旨，用之施政。表現在：
第一，提倡“崇儒重道”國策。乾隆帝初政，一遵其父祖舊規，提倡“崇儒重道”國策。乾隆三年正月，三年服喪期滿，他即頒諭禮部，說：“朕惟《四子》、《六經》，乃群聖傳心之要典，帝王馭世之弘謨。君天下者，將欲以優入聖域，茂登上理，舍是無由。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御講筵，精研至道，聖德光被，比隆唐虞。朕夙承庭訓，典學維殷，御極以來，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諸臣，繕進經史，格言正論，無日不陳於前。特以諒陰之中，經筵未御。”並要求禮部“諏日具儀以聞”。二月二十四日，首舉經筵大典。
第二，打擊敢於立異程朱的理學官僚，堅決維護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乾隆帝對謝濟世的處理可為典型。乾隆元年，御史謝濟世向乾隆帝上呈自註的《學庸註疏》，以取代朱子所註書，乾隆帝命將此事交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最終，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定：“謝濟世進自著《學庸註疏》，於經義未窺毫末。其稱明初尊朱之令，以同鄉同姓之故，名為表章聖賢，實則推尊本朝。尤屬荒謬無稽，甚為學術人心之害。請嚴飭發還其書。”
第三，提倡君臣上下研讀宋儒經典。乾隆五年十月，高宗鑒於理學不振的情形，頒髮長篇諭旨，提倡研讀宋儒經典，闡發微旨。翌年七月，高宗在訓飭臣工的諭旨中稱：“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嘗釋手。”乾隆八年二月，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高斌、周學健會奏“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始自蒙養為立教之本，繼以明倫為行道之實，終以敬身為自修之要。於世教民心，甚有裨益”，明令各省學政，以朱子《小學》命題，考試士子。九年十月，翰林院重葺竣工，高宗親臨賜宴，頒諭曰：“翰林之職，雖在文章，要貴因文見道。爾諸臣當明體此意。”宴畢，高宗向翰林贈書，諸如自著《樂善堂全集》、康熙《性理精義》。
乾隆帝的軍事管理思想主要是：① 重視戰爭的積極作用。認為戰爭對於國家是十分必要的，"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詟伏懲創，不敢抗乾"。強調戰爭要合於王道，對內戡亂伐暴，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對邊遠地區和外國，"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懾或必要時的出兵征討，抵禦外侮，綏靖邊圉，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他一再聲明，其"十全武功"並非窮兵黷武之舉，非此不能確保父祖開創的江山社稷，鞏固大一統的局面。
②重視武備建設。針對當時武備漸致廢弛，官兵習於晏安的現實，強調指出，武備乃國家緊要之事，太平之時尤不可徒言偃武修文。因此，在新疆等地屯駐重兵，設置將軍；極力整頓營務，加強八旗、綠營官兵的訓練，要求平時要在接近實戰條件下訓練，務求實效，不虛務外觀。認為官兵的精神風貌，"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係"，要求八旗官兵培養耐受勞苦、不尚浮華、敦崇淳樸、勇往直前等優良的精神品格，以奮發人們的志氣。註重兵種建設，在八旗兵中設置健銳營，專習雲梯、鳥槍，提高了清軍的戰鬥力，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戰爭中曾發揮重要作用。
③用兵作戰，主張積極進攻，反對消極防禦；主張集中兵力，反對分兵；主張速戰，反對持久。認為從來軍旅之事，為時愈久，防禦愈難，稍未周密，即有疏虞。所以，用兵以深悉敵情，迅速進取為要。乾隆四十九年(1784)石峰堡之役後，專作《遲速論》闡發其兵事宜速的思想。
乾隆帝弘曆的軍事思想對固疆安邦，維護國家的統一，有積極的作用。但其所謂的"十全武功"並非都是正義的，且連年用兵，糜費巨大，有一定的消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