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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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富於民主要是指防止或者消除、緩解過大的貧富差距現象，防止公共權利以及少數人對民眾財富的不恰當占有和侵害，防止政府“與民爭利”的現象出現，鼓勵民眾積累財富，讓財富向民眾傾斜，使中等收入者成為主要人群。[1]
藏富於民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經濟理論，是古代富民學說的延伸。藏富於民是現代東西方發達國家的主要特征，是現代文明的終極價值觀。也是一種民主及國家強盛的現象。
藏富於民的必要性[1]
(一)藏富於民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重要力量
誠然，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量是一定的，國家占有的多，公民占有的就少；反之亦然。這一利益博弈體現的是政府的價值理念問題。富國與富民哪個更加重要哪個其次?或者說哪個將成就另一個?這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命題。我們不妨看一下別國的經驗。
美國在成為世界上最富有國家之前是沒有個人所得稅的，這就鼓勵了個人通過勞動所得積累財富，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而美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資產階級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進行的。當他們成為強者和勝者之後，便按照自己的游戲規則將全民族追求財富的巨大衝動納入到其利益的法律和秩序軌道中。所以，當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指責美國人的貪婪，其實，這種貪婪由來已久並且早已是合法化了的。反觀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老百姓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來儲蓄。這一方面是源於中國人民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現實條件不允許我們像西方一樣不節制的超前消費。
首先是稅收過高。2007年《福布斯》發佈的稅負痛苦指數報告稱，中國稅負排名全球第三，是亞洲經濟體中稅負最重的國家。世界銀行發佈的2012年1季度經濟季報認為，2008年中國勞動者的平均稅率為45％，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於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1倍。在這樣的高稅收下，是財政連年高速增長。1997-2007年，在GDP的比重中，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75％[1。同期，企業盈餘從21．23％升至31．29％，勞動報酬卻從53．4％下降至39．7％。
其次是財政支出的重點不同。美國財政的最大支出是社會福利開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扶持。這主要體現在福利支付的占比上。2003年，美國的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40％，占到GDP的12．5％ 。美國的轉移支付主要用在貧困者身上。我國201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是47 1564。全國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16 116億元，占GDP的3．41％；醫療衛生支出6 367億元，占GDP的1．35％；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l1 144億元；占GDP的2．36％；而用於一般公共服務支出11 109億元，占GDP的2．35％。將此4項相加也不過9．2％ ，和發達國家相去甚遠。
國家掌握的資源過多，會誘導國民傾心於爭奪已有的財富，而不是創造個人財富。所以強國之道在於富民，民富之後社會將會形成一種巨大的而持續的創造活力，為財富的積累和綜合國力的提升起到推動作用。並且民眾收入有了財富之後會將一部分用於消費，一部分用於投資，這些都會產生乘數效應，調動社會的發展動力，這也是適應當前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局的。
(二)藏富於民有利於緩和矛盾，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
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統一的市場，如果喪失了這樣的條件，便失去了發展的可能性。據統計，我國現在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超過4 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了。但是在這個階段如何進一步發展到高收入國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實事證明，一個國家一旦跨人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其國家經濟發展的條件將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國現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並且伴隨著“人口紅利”期的結束，和剛入市的十年相比，無論是國內環境還是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不可能走和過去一樣的道路。當投資和出口都疲軟的時候，我們必須喚醒另外一種力量，即消費。如何跨越這一陷阱至關重要，它決定了我國能否在以後更長的時間進入世界強國的行列。過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多半是由於沒處理好國內財富差距而導致矛盾頻發，使其失去發展優勢。我國現在的貧富分化已經超過一個合理的水平了，這樣的現實造成了社會利益結構失衡，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利益受損，很容易引發種種社會矛盾問題，對於社會的安全運行造成嚴重的威脅。通過藏富於民的改革，民眾必將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提高自身能力和獲得更大的發展上，這對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三)藏富於民有利於維護穩定的政治局面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民眾的支持度，都把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擁護作為衡量政黨執政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尺。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60多年的執政歷程中得深得民心，但是要想繼續延續這種執政優勢必須要更加關心民眾的基本生活，解決民眾生活中的困難。尤為重要的是，我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於別國，我們國家是實行的一黨執政的政黨制度，這就避免了西方的“福利綁架政治” 的弊端，有利於社會政策的一致性和連續性，並且福利的水平高低可以相對自由的調整。
藏富於民的實現路徑[1]
(一)改革財稅制度
我國目前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過重，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和居民的消費熱情。根據《南方周末》的估算，一個家庭51％的所得收入都以稅收的形式被抽走了 。目前，我國的中小企業約有4 000多萬家，占企業總數的99％，貢獻了中國60％的GDP、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中小企業的發展卻面臨著稅費負擔相對較重的問題。2010年，國企和央企上交的稅是1．2萬億元，個體戶上交稅收1．1萬億元，民企幾乎承擔著與國企央企同樣的稅收。但是“同稅卻不同權”，國家在行政審批和資金支持等環節都對國企和民企實行了不同的政策待遇。因此，政府應在今後的工作中通過財稅手段加強對國企收入的調節轉移，擴大對國企利潤的征收，以此沖減民眾的稅賦。同時，改革我們國家的稅種結構。我國現在主要是以間接稅為主，包括流轉稅、營業稅等，個人所得稅所占的比重偏小。這樣的稅制結構容易導致企業將稅收轉嫁給公民或原材料供應商。而且容易出現重覆徵稅的現象。可以考慮學習西方，增加直接稅所占比重，避免重覆徵稅和降低徵稅成本。
(二)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分配製度
分配製度主要是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主要是依照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各類要素進入市場的貢獻來安排的。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初次分配主要是註重效率，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初次分配也不能缺乏對公平的關註。我國目前的“同T不同酬”現象與國企排擠民企等問題都暴露出初次分配也是需要關註公平的，應使生產要素的付出者得到與付出能成正比。吳忠民教授認為，中國現在之所以難以出現民富的局面，就在於為數眾多的勞動者的收入被壓得過低，其貢獻和回報不成比例。故而，應該著力提高工資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可以考慮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制定一個收入倍增計劃。例如，使城鎮居民人均收入6年翻一番，農民收入5年翻一番。
在再分配領域主要包括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制度。經過市場機制的初次分配之後，仍然會有一些人因為個體擁有要素的差異會導致收入所得的巨大差異，但是，政府不能對這種現象聽之任之，必須要通過再分配來保障一些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並且努力的縮小收入差距。事實上，國外的福利國家在這方面做的更加多。如，芬蘭在二次分配之前的基尼繫數是0．46，法國是0．50，但是經過二次分配之後它們都降低了一半到1／3。根據現階段中國的國情，可以考慮通過收入稅、遺產稅、社會徵繳等其他方式的轉移支付，給予社會上暫時處於不利境況中的社會成員一個起碼的生存底線，建立最起碼的財富積累平臺，逐漸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三)由政府提供大量有效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由於其消費的非競爭性、收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非可分性，這三個固有屬性，決定了市場不能有效的提供，必須由政府來供給。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可以減少居民在這方面的支出，這在無形之中就是在增加他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強器抵禦風險和持續積累財富的能力。在現階段，民眾最無以承擔的“新三座大山”一教育、醫療、住房，前兩者明顯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政府應該加大投資力度，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和教育基金投入的長效機制，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在住房方面，現階段在實施的保障性安居住房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眾多低收入群體的基本住房需求，但是這方面仍有很大的作為空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