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負痛苦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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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痛苦指數（Tax Misery Index）

　　稅負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福布斯雜誌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稅負痛苦地,排名第一的則是法國。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則經福布斯評判,分列全球稅負痛苦最輕地區的一、二、三位。其中卡達只征收公司所得稅,而阿聯酋沒有公司稅但征收社會保障稅。這三個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不征收增值稅。

　　《福布斯》中文版在2005年7月刊上以封面標題形式發表特別報道：2005稅負痛苦指數（TaxMiseryIndex），標題為“稅務世界：扁平並快樂著”，旨在通過一年一度的全球稅負調查，為企業及其雇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用這一指數作為衡量一項政策是否有利於吸引資本和人才的最佳標準，負數表示吸引力增加。署名JackAnderson.該指數通過將一國主體稅種的最高邊際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得到。其與我國稅負有關的基本結論主要有：

　　一是稅負痛苦及變化指數中國排名第二，絕對值為160，變動幅度為零。文中說：“《福布斯》全球版2005年的稅負痛苦及變化指數顯示，多數國家延續著 5年以來的趨勢，正在降低而非提高邊際效率，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指數是排名第二，中國正準備採用一套受法國啟發而建立的稅收體制，以便從未來的收入增長中獲益。”其中法國稅負痛苦指數174.8，為全球最高。

　　二是北京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最高。文中說：“對於地方性稅收較高的國家，我們指定了特定的地區。今年我們開始將中國的這些地方性稅收計算在內，儘管逐年的比較不能反映出巨大的變化。但與去年相比，北京卻幾乎衝到了痛苦指數排行榜的頂端。而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地方收入通常是靠財產稅徵集，因此不會對痛苦指數產生影響。”

　　三是稅負痛苦指數與總體稅負變動趨勢不一致，多數國家總體稅負上升。文中說：“雖然稅負痛苦指數及總體稅負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只有同時觀察這兩項指標，才能發現一個重要的矛盾——雖然決定痛苦指數的邊際稅率總體走向趨低，然而自1980年以來，只有8個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降低了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這說明稅收轉移正在出現，令起初光明的前景變得黯淡。總體稅負表明，政府支出預計將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還包括國家部門採用各種非稅手段消耗掉的資源。”

　　（一）稅負痛苦指數不能準確衡量名義稅負的高低

　　稅負痛苦指數的得分是以各地區最高邊際稅率計算的，被選用的各稅種最高邊際稅率加總的結果就是稅負痛苦指數。如《福布斯》推出的稅負痛苦指數即是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雇主社會保險、雇員社會保險和增值稅（或銷售稅）最高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對應我國的具體情況，財產稅為零，其他各稅依次為企業所得稅33%、個人所得稅45%、雇主社會保險即公司繳納的社保金44.5%、雇員社會保險即個人繳納的社保金20.5%，增值稅17%，最高邊際稅率直接加總得出稅負指數為160.結論是在全球52個國家及地區中，中國內地的稅負指數位居第二，位居榜首的法國為174.8.

　　稅負痛苦指數僅僅是關於一國稅負的一種演算法，且是科學性較差的一種演算法，在反映名義稅負高低問題上有幾個重大缺陷：

　　一是沒有區別平均稅負與邊際稅負的差異。平均稅負反映的是每單位的稅基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邊際稅負是最後一單位稅基所承擔的稅收數量，是經濟學邊際分析在研究稅負問題上的應用。從這種計算結果看GDP增量中稅收參與分配的程度，實際意義會大打折扣。因為實際上稅收來自稅基，是每一單位的稅收平攤在每一單位的稅基上，也就是所有的稅基負擔了所有的稅收，而不是稅基的增量負擔了稅收的增量，用邊際稅負高說明巨集觀稅負過高過重是不可靠的。將主體稅種與相應的經濟指標對比分析，可以看到各主體稅種都有各自不同的來源，並不是所有的稅收都來自GDP.可以說，我國巨集觀稅負提高是各個分量稅基負擔的稅收數量增加的結果，不是來自每單位GDP負擔稅收的增加，更不是GDP的價值增量負擔了全部稅收增量，邊際稅負的說服力更加弱化。只有平均稅負才是衡量稅負高低的有意義的指標。

　　《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計算使用的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法規定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實際上納稅人的月薪超過10萬元時才適用。據統計，適用25%以上的工薪所得和適用30%以上的各類其他所得產生的個人所得稅只占該稅種收入的6%左右，占全部稅收收入的0.5%，適用45%稅率的人和稅收收入占比就更少了。但《福布斯》稅負指數中，個人所得稅是按最高檔稅率45%計算，占總指數的1／4強。顯然，將比重如此微小的個人所得稅項目直接擴大，把只有極少數人適用的稅率作為普遍適用的稅率是不科學的，而只有當適用最高稅率的比例較大時才是合理的。稅負指數必須具有稅收負擔的內涵才有意義。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是33%、27%和18%三個檔次，用33%也虛高計算了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水平。

　　二是不考慮稅基比重和稅制結構。《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不考慮稅基比重和稅制結構，將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總，忽視了主體稅種比重差異和各稅在總體稅負形成中的分量。總體稅負應是各主體稅種稅負的加權平均水平，不考慮稅基結構而直接簡單加總法定稅率，在一國經濟結構變動較大時，將影響計算結果的可靠性。同時，不同稅種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影響著總體稅負的形成。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7%左右的個人所得稅的法定稅率與占稅收收入近半的增值稅的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同樣會影響結果的可靠性。

　　三是稅種選擇標準不確定。稅種主要選擇主體稅種，但稅種入選並無確切的標準，比如稅種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達到多高水平一定被選擇等。如果增加或減少一個稅種，排序將發生重大變化，這也降低了衡量的科學性。如果把我國除了以上幾個主體稅種外的近20個地方小稅種的最高邊際稅負做相同的加法，指數將突破 300，這已經是一個沒有任何稅負含義也沒有任何意義的數字了。

　　（二）稅負痛苦指數不能說明實際稅負的高低

　　稅負痛苦指數不能說明實際稅負高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福布斯》計算的各國稅負痛苦指數與其實際巨集觀稅負相關度甚低。在2004年～2005年度稅負痛苦指數最高的前10個國家中，只有5個國家在實際稅負排序中居於前10位；同時在實際稅負最高的前10位的國家中，有4個國家在稅負痛苦指數排序中卻處於痛苦程度較輕的10位以後至20位之間。這種稅負痛苦指數與實際稅負排序間的重大差異反映出稅負痛苦指數排序方法有重大缺陷。

　　第二，不考慮減免政策和徵管因素。我國稅法中減免稅政策規定條款多，範圍寬，數額大，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巨集觀稅負的理論水平。粗略地匡算，減免稅政策規定會使巨集觀稅負的理論水平降低10%左右。從世界範圍看，各國稅收征收管理水平差異較大，發達國家徵管水平通常高於發展中國家，但沒有哪個國家的徵管水平能使實際稅負達到法定稅率水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負之間徵管因素有很大的作用空間，二者不能等而視之。稅負指數對發達國家或者稅收征收管理水平再不能上升的國家來說，用於自身的比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適於進行國際比較。

　　第三，就我國實際情況看，二者相去甚遠。在《福布斯》計算的各國稅負痛苦指數中，我國高居第二位，但實際上，我國巨集觀稅負既低於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平均稅負水平，也低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巨集觀稅負。連《福布斯》本身也說到，最高邊際稅率與實際稅負相去甚遠，兩者之間的差距太大。我國2005年巨集觀稅負只有19%左右，低於所有30個OECD國家2003年的巨集觀稅負水平（《福布斯》數據：最低的墨西哥為19.5%）。如果把我國放在OECD國家中進行對比，應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而不是痛苦程度高居世界第二。

　　既然稅負痛苦指數與實際稅負距離遙遠，用這個指標就不能說明痛苦程度，用稅負痛苦指數為企業及其雇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的原意也打了折扣。

　　（三）《福布斯》關於我國稅負指數“變動幅度為零”的結論較為客觀因我國法定稅負在2004年～2005年並無顯著變化，《福布斯》關於我國稅負指數 “變動幅度為零”的結論較為客觀。在其公佈的稅負變動幅度中，挪威、土耳其、俄羅斯、德國、美國等因降低名義稅負而降低痛苦指數，增加了快樂指數。波蘭、澳大利亞、芬蘭、印度、馬爾他等增加了痛苦指數。

　　（一）我國主體稅種的最高邊際稅率相對較高，同時也應看到，我國主體稅種的法定稅率水平相對於發達國家相應稅種的稅率水平也是不低的。如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消費型增值稅，稅率在20%以下。據專家測算，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稅率約在23%左右；OECD30個國家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31.4%；英國、日本和美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都不超過40%等。在主體稅種以外，我國還有消費稅和其他地方稅等，使巨集觀稅負的名義水平較高。較高的名義稅負不利於我國吸引國際資本和國際人力資源，像《福布斯》這樣的世界知名媒體所作結論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同時較高的名義稅負也加大了征收管理的難度。

　　（二）平滑稅（FLATTAX）可能是未來稅改的一個方向。平滑稅的提出始於上世紀末期，今仍處於熱論中。平滑稅肇端於現行稅制的過度複雜，如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法複雜得“連IRS自己的專家都一頭霧水”，這促進了代理業的發展，但實質是增加了無效勞動和徵納成本，結果催生了平滑稅的理念。其基本內涵在於：簡單易解，稅制透明，且能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目標。關於平滑稅制已經證明的結論是“不比現行的稅制更差”。果真如此，則顯然用簡單的稅制比複雜稅制更效率、更經濟，與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稅收改革原則不謀而合。因此，平滑稅的基本精髓正在被多國政府採納，成為稅改的基本方向之一。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實行完全徹底的平滑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