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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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漢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父親明太祖朱元璋，母孝慈高皇後馬氏。1402年－1424年在位，在位22年，年號永樂。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於應天府（今南京）。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為了提防燕王造反，建文帝朱允炆派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隨後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駐開平，並調走北平原屬燕王管轄的軍隊。後發動靖難之役，起兵攻打侄兒建文帝。1402年奪位登基，改元永樂。他五次親征蒙古、收復交趾、東北設立奴兒乾都司、西北設立哈密衛，鞏固了南北邊防，維護了中國版圖的統一與完整。多次派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友好往來。編修《永樂大典》，疏浚京杭運河。1421年遷都北京，對強化明朝統治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位期間將由靖難之後的瘡痍局面發展至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盛世，史稱“永樂盛世”。

　　1424年駕崩，傳位明仁宗朱高熾。明成祖駕崩後謚號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於長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朱厚熜改謚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廟號為成祖。

　　明成祖朱棣出生於元末的戰亂時期。那時群雄並起，互相征伐。在朱棣出生時，朱元璋與陳友諒正打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給兒子起名字的。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於當時稱作應天府的南京。應天，是順應天命的意思。1356年，朱元璋渡江攻下集慶（南京），就將集慶改名為應天。朱元璋意思是要順應天命，推翻元朝。1360他又有了第四個兒子，幾乎與朱棣出生的同時，前線傳來了陳友諒進攻太平（今安徽塗縣）的告急文書。陳友諒如果攻陷了太平，並要接著進攻應天。但軍情緊急，朱元璋甚至對自己的這個兒子都來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線指揮打仗去了。至於怎麼樣為這個孩子取個吉祥名字，他就更沒有功夫去琢磨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舊曆年底，朱元璋準備轉過年頭就要正式登極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經有了7個兒子。這時形勢已經初安，他決心要為兒子們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廟，把自己渡江後生了7個兒子歸因於祖上的陰德：仰承先德，自舉兵以來，渡江生子七人。今長子命名曰標，……曰棣……這時朱棣已經7周歲，他這才和眾兄弟一樣有了自己的名字。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歲，受封燕王。曾居鳳陽，對民情頗有所知。

　　洪武九年（1376年），朱棣已是17歲青年，朱元璋準備讓他們到外地去當藩王。就在這一年，朱棣兄弟們一起來到安徽鳳陽老家，那時被稱為“中都”。這裡埋葬著他們的祖父母，也是他們的朱元璋小時候為大戶人們放牛放羊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朱棣在這裡住了三四年，民間生活對他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朱棣是個有心人，“民間細事，無不究知”。他當皇帝以後，還經常對兒子們說起他這段生活。認為自己能南北征戰，不畏塞外風寒，就得益於這段經歷。朱棣在鳳陽的這段生活可看作是宮廷教育的實習階段，他回去就要準備到外地去當藩王了。

　　朱元璋同時對朱棣和其他的幾個子女們加強了教育，朱棣兄弟們除了接受師傅們的教育外，還要隨時接受朱元璋的訓誡。朱棣從朱元璋那裡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統教育。對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確的自白：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二、言笑厭其妄；三、飲食教之節；四、服用教之儉。怨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燕京北平，之後多次受命參與北方軍事活動，兩次率師北徵，曾招降蒙古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北元大將索林帖木兒，加強了他在北方軍隊中的影響。朱元璋晚年，長子太子朱標、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晉王朱先後去世，故朱元璋四子朱棣不僅在軍事實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為諸王之首。

　　明太祖朱元璋為禦侮防患，在位期間曾兩次分封諸子為藩王。藩王各擁重兵，坐鎮一方 ，其中尤以秦、晉、燕、寧諸王勢力最強。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標病故，繼立為皇太孫的朱允炆對諸王勢大難制深感憂慮。洪武晚年，功臣宿將被誅殺殆盡，北方軍事均以諸王主之。不久，秦王朱樉、晉王朱棡先後死去，而燕王朱棣與周王朱橚及齊、代諸王均擁兵自重，多行不法，朝廷孤危。故1399年朱允炆即位後，即與齊泰、黃子澄等密議削藩。以燕王勢大難圖，故削藩自燕王同母弟周王始，周、代、岷、湘、齊諸王先後削奪，餘皆廢為庶人。為圖燕王，朱允炆令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以謝貴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凱、耿瓛屯兵開平、臨清、山海關一帶，並調檢燕府護衛軍士，加強防燕措施。建文元年六月，齊泰將燕使鄧庸下獄審訊，具得燕王將舉兵反狀，乃發兵逮燕府官屬，並密敕張信逮捕燕王。張信為燕王舊部，此時遂降燕，朱棣隨即為備。七月，朱棣以計擒殺張昺、謝貴（裝瘋以麻痹二人），並命燕府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奪北平九門，遂據北平。後以尊祖訓、誅“姦臣”齊泰、黃子澄，為國“靖難”為名，誓師出征。

　　戰事之初，因北方諸將多燕王舊部，降燕從戰者甚多。燕軍先後下通州、薊州、懷柔等城，宋忠等戰死。八月，朱允炆以太祖舊將耿炳文（擅長於防守）為大將軍，率師三十萬伐燕。先鋒抵雄縣，為燕師所襲，九千人全部戰死。復戰於真定（今河北正定），又大敗。朱允炆遂以勛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調兵五十萬伐燕，築壘九門，圍攻北平。十月，朱棣親自率精騎襲大寧，執寧王朱權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顏三衛騎兵（相當於雇佣兵，均為蒙古騎兵，戰鬥力極強），兵力驟增。李景隆乘虛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長子朱高熾鎮守，用冰凍住城牆，使李景隆無法破城）。燕王師自大寧返回後，於鄭灞大破李景隆軍。朱允炆被迫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職，以緩燕師。建文二年四月，雙方又戰於白溝河，李景隆再次戰敗，燕師乘勝圍攻濟南。山東參政鐵鉉固守濟南，以逸待勞，燕師久攻不下，敗還。九月，朝廷升鉉為山東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師與燕軍會戰於東昌（今山東聊城），燕師大敗，主將張玉戰死。建文帝於三年復齊、黃職。二月，燕師再度南下。三月，敗盛庸於滹沱河，再敗吳傑等於藁城。朱允炆以放逐齊、黃為名，使其外出募師勤王。當時，燕師雖多勝，但損失頗重，而朝廷軍源頗廣，燕軍於河北、山東一帶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後又為朝廷兵所據。同年底，有內臣自京師告密，朱棣知南京空虛可圖，決計改變戰略，於四年正月率師南下。四月，連破何福、平安師，五月克泗州、揚州。建文帝遣慶成郡主至燕師，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許。六月，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降燕，燕師渡江，下鎮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與李景隆開金川門降燕，南京城陷，宮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終。

　　朱棣攻下南京後，在拒絕了他的支持者們反覆幾天的勸進之後，於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繼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繼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廢除建文年號，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大力搜索齊泰、黃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餘人，朱棣還令盡復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於恢復祖訓。靖難之役是明初圍繞皇權鬥爭日趨激化的必然結果，朱棣以強藩起兵奪取皇位後，北方不再有強藩存在。

　　朱棣即位後，重建奉天殿（舊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璽，封王妃徐氏為皇後。對靖難功臣進行了封賞。凡建文年間貶斥的官員，一律恢復職務（如靖難初期因離間被貶的江陰侯吳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間的各項改革一律取消；建文年間制定的各項法律規定，凡與太祖相悖的，一律廢除。但一些有利於民生的規定也被廢除，如建文二年下令減輕洪武年間浙西一帶的極重的田賦，至此又變重。

　　永樂初，明成祖為了安撫諸位藩王，穩定國內局勢，同時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後復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建文帝的弟弟吳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為郡王，同年又將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為由廢為庶人，軟禁於鳳陽，僅留朱允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不久也於永樂四年死於火災。但當其皇位較鞏固時，又繼續實行削藩。周、齊、代、岷諸王再次遭到削奪；遷寧王於南昌；徙谷王於長沙，旋廢為庶人；削遼王護衛。

　　明成祖繼續實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強對豪強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永樂初開始設置內閣，選資歷較淺的官僚入閣參與機務，解決了廢罷中書省後行政機構的空缺。朱棣重視監察機構的作用，設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互相訐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專徵、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同時，提出“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的原則。他利用科舉制及編修書籍等籠絡地主、士人，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過事佛、道教之風，選擇官吏力求因才而用，為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在全國局勢穩定之後，朱棣為了加強對大臣的監控，恢復洪武時廢罷的錦衣衛。同時，明成祖又設置鎮守內臣和東廠衙門，廠衛合勢，發展和強化了專制統治。

　　朱棣十分重視經營北方，加之自己興起於北平地區，永樂七年（1409年），明成祖開始了營建北京天壽山長陵，以示立足北方的決心。與此同時，爭取與蒙古族建立友好關係。韃靼、瓦剌各部先後接受明政府封號。永樂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親自率兵五次北徵，鞏固了北部邊防。永樂十四年（1416年）開工修建北京宮殿也就是紫禁城。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式遷都北京。

　　為了穩定北疆，朱棣先後五次遠征蒙古。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於北徵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葬於長陵，廟號太宗，明世宗嘉靖時改為明成祖。謚號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簡稱文皇帝。

　　明朝在明成祖之後的皇帝都只稱宗，開國皇帝一般被稱為“ 太祖”或“ 高祖”，如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後面的皇帝一般稱“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朱棣死後原廟號為“太宗”，百多年後由明世宗朱厚熜改為“明成祖”，使其和太祖朱元璋併列為“萬世不祧之君”供奉於太廟正中。

　　朱棣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瞭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餘人各自陳述當地的民情，還規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後，朱棣宣佈“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1405年，全國稅糧31133993石，這是連續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萬石以上的稅收，按照當時不足一千萬戶的民戶統計，每戶平均納稅超過三石。此外從永樂元年起軍衛屯田的收入也達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戶交納的稅糧，平均到當時人口，人均超過一石。

　　永樂時，布帛、絲絹、棉花絨和果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這也反映了當時經濟作物的發展。

　　永樂年間是明代制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中心。這裡人口約十萬，洪武年間有官窯20座，宣德時發展到58座。景德鎮瓷器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如永樂時的錐拱、脫胎，都是技術上的新創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紅是永樂時的名貴瓷器。宣德時的青花瓷更是上品。還有一種用南洋的紅寶石摻進釉料中製成的瓷器，稱為“祭紅”，具有寶石的光澤。

　　洪武年間，全國官營鐵礦有13所。這些鐵冶，除煉生鐵之外，還煉熟鐵和鋼。但官營礦冶總的說來是停滯不前的。它的生產完全依其他官營手工業部門對生鐵原料的需要而定，時而開采，時而封閉，產量極不穩定。而民營礦冶卻在穩步發展，這從歷年民礦向政府交納的貢課中可以看出。1403年（永樂元年），民間交鐵課79800多斤；1434年（宣德九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規定，鐵課三十取二，按此計算，在30年中，產量當從近120萬斤增至830多萬斤，上升七倍。冶鐵業中官礦衰落、民礦發展這一趨勢，是明代礦冶業，也是其它手工業共有的現象。

　　明初的造船業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造船業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業也都很發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

　　在15世紀初期，元代的大運河已經大段大段地損壞、淤塞和不能通航了。朱棣決定修複大運河和重開運河運輸，使之成為另一條供應北京的南糧運輸路線，因為首都遷往北京後糧食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大運河分兩個階段進行修理。北段的疏浚和修複工作在宋禮的監督下開始於1411年7月；這項工作包括疏浚河渠130英里和建造38座船閘。這項工程使用了30萬名服徭役100天的勞工。從黃河到長江的南段在1415年7月開放。陳瑄在淮安之西建造了四座船閘，以提供通向淮河的入口。運河體系這時能從長江下游流域直通北京；它成了南北之間商業的主要動脈

　　朱棣奪位後誅戮建文諸臣之手段。因殘酷誅戮，妄引株連，如瓜蔓之伸延，故名。初因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後，左僉都御史景清行刺未遂，朱棣下令夷其九族，盡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致使村裡為墟。後遂泛指朱棣窮治忠於建文諸臣之舉。如方孝孺被滅十族，[24]謫戍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坐死者復千餘人；練子寧之死，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陳迪之死，遠戍者一百八十餘人；司中之誅，姻族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鏞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之死。

　　朱棣在位期間進一步強化君主專制。永樂初，曾先後復周、齊、代、岷諸王舊封，但當其皇位較鞏固時，又繼續實行削藩。建文帝的三個弟弟吳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朱棣將他們降為郡王並讓朱允熥、朱允熞就藩，但當年就將二人召到燕京，廢為庶人，禁錮於鳳陽，只留朱允給朱標奉祀。削齊王護衛及官屬，不久廢為庶人；遷寧王於南昌；徙谷王於長沙，旋廢為庶人；削周、岷、代、遼諸王護衛。他還繼續實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強對豪強地主的控制。朱棣重視監察機構的作用，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互相告訐。他利用宦官出使、專徵、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設置鎮守內臣和東廠衙門，恢復洪武時廢罷的錦衣衛，廠衛合勢，發展和強化了專制統治。

　　明太祖朱元璋時，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這個內閣制度後來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但內閣品級不高，一般要經過翰林院庶吉士鍛煉，後來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進內閣”的潛規則。

　　北平是朱棣興王之地，朱棣在此經營30多年，統治比較穩定；另外北平處於北方農業區與牧區接壤處，交通便利，形勢險要，是漢蒙各族貿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與軍事要地，定都於此不僅可抗擊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進一步控制東北地區，由南則可統領中原，有利於維護全國統一。因此，朱棣即位後，即開始準備遷都。永樂元年，詔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永樂五年，五月建北京宮殿。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等修會通河。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陳瑄等開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廢的運河重新暢通；永樂十九年，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二月，北京郊廟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遷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此後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師。

　　朱棣統治時期軍事組織在武裝力量的結構方面經歷了四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取消了護衛。第二個變化是把大部分駐在南京的京衛調到北方，並把某些北方的部隊提到親軍的地位，這就使駐北京的京衛成為帝國中最大的一支部隊。第三個是在京師設營，士兵們通過營定期從地方部隊輪換去邊境防線服役或進行征戰，併在營中操練和受訓。第四個大變化包括在長城沿線組織邊防的鎮；這個措施是永樂帝對付這條邊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戰略的組成部分。

　　朱棣取消藩王護衛的願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建立的分封制下，親王具有廣泛的權力。朱棣曾經利用這種權力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這個經驗促使他解散護衛，並讓他自己的兒子們離開軍鎮。在內戰期間，他的長子和次子都參加過戰役。但是在他登基後，當他在外征戰時，他讓長子當攝政；次子則因策劃反對其兄長而在1417年被捕。

　　北徵蒙古

　　明成祖即位前，以抗禦蒙古有功，權勢日重，進而奪得皇位。即位後，對韃靼作戰獲勝。納降阿魯台，轉而進攻瓦剌。阿魯台得勢復叛。明成祖自知失策，在憤惱中一意孤行，一再舉行不明敵情也並非必要的親征，終至身死軍中，為天下笑。明成祖在北徵中結束了他的一生，明王朝也由此結束了對蒙古的北徵。

　　南征安南

　　安南古稱交趾，自漢唐以來，一直是中國的屬地，五代以後，方獨立成國。元末戰亂，安南趁機從中國版圖脫幅，一度發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銅柱二百餘里，霸占丘溫、慶遠等五縣。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曾頒詔曉諭安南國王陳日昆，命令歸還，但陳朝此時已由國相黎季犛掌權，他脅迫國王陳日昆，稱兵拒命。朱元璋以戰爭方息，重在安撫，不願再起干戈，於是置之不理，安南從此處於半獨立狀態。

　　後明成祖於1406年至1407年期間派兵攻打南安，最終安南獨立，明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從此朝貢不絕。這場戰爭最後以明朝勝利、胡朝滅亡告終，越南被併入明朝領土，標志著安南屬明時期的開始。

　　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

　　《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明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縉、鄒輯、姚廣孝、王景、等人纂修，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

　　《永樂大典》收錄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至先秦，下達明初，這在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傳。收錄的內容包括：經、史、子、集、釋莊、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醫卜、文學等，無所不包。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資料的文獻價值。全書體例“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檢索非常方便。

　　《永樂大典》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全書正文22877捲，目錄60捲，[40]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書中保存了中國上自先秦，宋元以後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種典籍資料達8000餘種，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

　　這個集成對於學術研究，對於闡述倫理和權威問題上的正統觀念，對於科舉考試，對於定出公共行為的官方法典來說，都是有用的。除了《永樂大典》外，其餘幾種小型彙編都曾在官員、帝國的學校和應科舉試計程車子中散髮；有幾種甚至送到了日本、北韓這樣的藩屬國家，從而在國外也促進了正統的儒家意識形態。總之，它們形成了士人階級的理智觀和文化觀，同時又為帝國政府奠定了意識形態的原理。

　　在編撰《永樂大典》的同時，朱棣還命令一批翰林學士彙編朱熹和朱子學派其他宋代大師所寫關於《四書》《五經》的註疏，並且摘編他們關於人性問題的哲學論述。這些彙編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並呈報朝廷，用《五經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為書名，在1417年4月予以頒行。這個做法正式承認它們是熟悉儒家學說的法定的捷徑。

　　河州衛口外的邊都溝（今青海省循化縣文都鄉）土司，一直延續到近代，即是十世班禪大師所出身的文都千戶家族。該家族原在西藏，與薩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隨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為當地的藏族首領。明朝初年該家族歸附明朝，其首領賞思曾進京朝貢，受到明成祖的封賞。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文都千戶家還保存著朱棣賜給賞思的敕書和銅牌。

　　朱棣還試圖把當時最偉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魯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請到明廷。到15世紀初，宗喀巴主張的一種新的和更嚴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註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請他來朝廷。宗喀巴拒絕了，1413年朱棣再次發出邀請，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釋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釋迦也失從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隨即獲准帶了豐厚的禮物回藏。格魯派繼續與明朝朝廷交換禮物並派去使團，直至15世紀30年代。[30] 其他西藏的宗教領袖也受到推動而與帝國朝廷發生聯繫。雖然明成祖是出於對這些引人註目的宗教領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識地拒絕給任何可能因此會建立政治霸權的西藏領袖以唯一的中國庇護。朱棣鼓勵政治的分裂，在這種背景下，朱棣沒有承認該國名義上的世俗統治者帕木主巴王或與他建立關係，這很可能是精心策劃的讓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朱棣通過搞分裂、賞賜和平定外蒙古的不聽命於他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東內蒙古的兀良哈諸部落，想方設法在北方邊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徵剿叛逆的阿魯台和馬哈木部落領袖的同時，他還派使團帶著禮物邀請蒙古人在納貢制度下進行貿易。明朝廷利用這一制度出於幾個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於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為明朝騎兵提供馬匹的來源。蒙古諸部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它們需要取得中國的貨物，雖然當它們的需要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滿足時經常襲掠邊境。

　　為了控制蒙古納貢使團的次數和規模，他們來華的路線和入境點、他們在朝廷呈獻時的禮儀、朝貢品應付的價格、以及送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的禮品，明朝廷都制訂了細緻的規定。例如，兀良哈諸衛獲准每年派使團兩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時，一次在中國的元旦。但是這類規定從來沒有嚴格實施過，也沒有用於更遠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 蒙古使團一般呈獻馬、家畜作為貢品，要求報酬、禮品、官職和貿易特權。朝廷以錢鈔、白銀、絲綢、紡織品、官品和官銜賞賜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以高價收取貢品，並准許蒙古人在指定的地點進行貿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為女真和兀良哈諸部落在開平和廣寧設立兩個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員（通常為宦官）出於私利，經常改變賜給蒙古人的禮物的規格和他們貢品的價值。這樣就常常引起糾紛和對邊境的劫掠。

　　已在遼東半島定居的來自泰寧、朵顏和福餘三個衛的蒙古人在永樂年間派出了最正規的納貢使團。這是因為他們靠中國的禮品、補助和定期貿易為生，而朝廷則需要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以確保北方邊境的安全。根據《明實錄》，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和1416年）作為一個正式的集體前來朝廷，但一般地說，這些使者被認定是代表個人的，呈獻的貢品也多於容許的數量。兀良哈部的貢品主要是馬匹；1414年的一次他們帶來了約3000匹馬。兀良哈部的納貢使團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這些年份停止來華。中斷出現在他們參加了阿魯台或瓦剌人的叛亂時期，如1422年；這一次他們被阿魯台征服，被迫參加他的事業。但是，當和平恢復，明廷繼續接受兀良哈的使團，甚至為了保持和平，還容忍偶爾發生的邊境劫掠事件。

　　朱棣想方設法要把滿州諸女真部落納入納貢制度之中。女真諸部落包括定居在鴨綠江西北和長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憐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務農的海西女真；沿鴨綠江和烏蘇裡江靠漁獵為生的好戰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標：保持滿洲的安寧，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對付蒙古的威脅；不讓北韓成為在滿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進諸如馬匹和裘皮等產品的交易；在較為發達的女真部落民中傳佈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念。

　　朝廷在建立與女真人的關係方面採取了主動行動，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團，送禮品給他們的部落領袖，邀請他們進行納貢制度下的貿易。早在1403年，朱棣開始派一個使團出使建州女真的統治者阿哈出以進行籠絡；使團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設一女真衛，並賜官印以及錢鈔、絲綢、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禮物給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個衛在女真領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時期，在滿州設立179個衛和20個所，以確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納貢貿易的順利進行。許多在適當時機得到官銜、官品和貿易特權的女真部落領袖放棄了與北韓的聯繫，宣佈他們效忠於明朝朝廷。

　　1392年李氏王朝的北韓國建立。明朝對北韓的政策為幾個目的服務。朝廷謀求破壞北韓在女真族中的影響和確保中國邊境的安全以對付蒙古的入侵。北韓統治者不但重視對北方的諸部落的防衛，而且珍惜他們與明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聯繫，因為他們認為，這類聯繫會帶給統治王室以權威和正統性。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北韓王李芳遠他登基之事。11月，國王派使者請求新的印璽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個使團，要求取得醫治其父疾病的藥材。這兩個要求都被批准，它們標志著定期互派使節的開始，使節的交流有時一年兩三次。北韓人進貢土產品，如人參、漆器、豹皮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負擔是年貢150兩黃金和700兩白銀。作為回報，皇帝賜給北韓王及其使者豐厚的禮物——絲綢、精美的衣服、藥材、書籍和樂器；他還授予北韓王及其太子以榮譽的稱號。

　　但是，明朝廷常常對北韓人提出過分的要求；這些要求在中國史料中只是一筆帶過，但在北韓的記載中卻有詳細的論述。例如，永樂帝經常索取馬和牛以供軍用，而北韓王便應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馬，1404年送去1萬頭牛，1407年送去3000匹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馬，以支援對蒙古的第一次征討。還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年、1406年、1407年和1411年，永樂帝派他的高級宦官黃儼前往北韓索要銅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經的紙張。

　　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在1380年已經中斷，因為朱元璋懷疑日本人與他的失寵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結，企圖篡奪皇位。關係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將軍三世義滿（1358年—1408年）恢復，他剛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權威。這位揮霍的將軍對中國文化的愛慕是由他周圍的禪宗僧人培養起來的，他急於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這部分地是為了從有厚利可圖的對華貿易中獲益。1399年，他派一個使團帶了一封頌揚的信件和貢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團受到良好的接待。義滿的第二個使團在1403年晚期抵達南京，在隨帶的信中，將軍自稱“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尋常和有爭議的事件。這是來朝新帝的第一個外國使團。

　　朱棣敏銳地看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並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他高興的是，日本的將軍表現出承認他的宗主權的姿態，並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間的貿易和在結束日本在中國沿海的海盜行為方面進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嚮日本商人重開寧波、泉州和廣州的市舶司，並派大臣趙居任去日本締結商業協定。該協定規定，在建立了稱之為勘合制的公認的和有節制的貿易形式後，將軍的代表獲准在寧波貿易，同時要遞交與市舶司的中國官員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貿易使團不得超過兩艘船和200人，不得攜帶武器，應每十年派出一次，不過最後一條規定在以後繁忙而正規的貿易中被忽視了。

　　在1404年至1410年期間，中國和日本經常互派貿易和外交使團。這種真誠的關係因義滿的善意而得到促進；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盜並把他們送往明朝廷的諾言。當義滿於1408年去世時，朱棣告誡他的繼承者義持繼續鎮壓海盜。但在1411年，義持拒絕接待中國的使團，併在以後六年中中斷與明朝廷的關係。新將軍擺脫了他父親周圍的禪宗僧人，採取了一種孤立主義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國沿海抓獲了一些日本海盜以後，朱棣又試圖與義持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將軍宣稱，日本諸神禁止與外國來往，他的父親已經被他的顧問引入歧途。這樣，官方的大門再次對中國關閉，不過私人的貿易通過日本南部的諸港口仍在繼續進行。

　　在永樂年間，明朝在東南亞的影響達到了最高峰；這個區域是朱棣主要關註之處。鄭和的探險性遠航把最重要的東南亞諸國劃入了明朝政治勢力範圍之內。進行這些遠航是為了通過和平方式擴明朝的影響，加強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和通過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動以壟斷海外貿易。外國響應這些主動行動，這不但因為它們擔心拒絕會遭到軍事報複，而且因為它們看到了與中國建立關係會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

　　1402年至1424年期間，明朝廷派了62個使團至東南亞各國，並接待了95個回訪的使團；這不算派至安南和從安南派來的使團，因為安南在1406年至1427年期間是在明朝的統治之下。這些使團建立了與大部分重要國家——從菲律賓至印度洋、波斯灣和非洲東岸——的聯繫。

　　朱棣派使者攜帶宣佈他登基的詔書至東南亞各國去建立關係；當這些國家作出反應時，他就經常派使團向它們的統治者贈送禮品，禮品包括曆法、絲緞織品、瓷器和銅錢。朱棣還為兩個東南亞國家撰寫銘文並賦詩，一次是在1405年為馬六甲王寫的，一次是在1408年為浡泥王寫的。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證明朱棣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及與其統治者的特殊關係。外國統治者則回派正規的納貢使團來華，並隨帶諸如貴金屬、香料、異國動物等土產；支付這些物品的代價都很高。

　　可以從占城、暹羅、馬六甲、爪窪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較重要和持久的各種關係的不同類型。在這個時期，中國公開宣稱與占城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因為它們在安南互有牽連。但在1414年以後，當中國人拒絕歸還安南奪取的占城領土時，關係轉向緊張。占城人經常攻擊派往他們國家的外交使團和騷擾在安南的中國人，可是一直沒有脫離正規的納貢制度。暹羅是東南亞半島最強大的國家和中國的最老的朝貢國之一。中國的興趣在於限制暹羅去侵犯馬六甲，而暹羅的朝廷則註意到中國的壓力，因為它幾乎每年派納貢使團到中國而從中得益。

　　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位於香料貿易路線上。朱棣在1403年10月派一個使團到那裡去建立關係，並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個馬六甲王率領他們的國家代表團到中國，使朱棣大為高興。在與爪哇的關係方面，朱棣設法阻止它向馬六甲內部擴張，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貿易暢通。可是中國不可避免地介入了東爪窪王與西爪窪王之間的戰爭。在1408年至1409年鄭和第二次遠航期間，當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對手西爪王聲稱擁有的海岸時，他們被後者所殺，從而迫使鄭和進行軍事干涉。中國人接受了賠償和道歉，並恢復了外交關係，但中國人利用連續的幾次航行，把爪哇置於監視之下。浡泥在當時相對地說並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訪問永樂朝廷的第一個統治者，從而給了朱棣強烈的印象。它被給予比憑藉它的國土面積和力量應得的更大方的待遇。

　　朱棣在他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中表現出靈活性；他願意利用各種方式去達到他的政治、軍事、文化和商業的目的。外國的反應取決於以下的幾種情況：明朝外交主動行動的性質；它們與明朝的權力中心的距離；它們對安全和貿易機會的關心。從1405年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鄭和巨大艦隊的威嚴的陣容，在整個這一區域中擴大了強大的中國的形象，並給貿易和外交帶來了持久的影響。但事實也很清楚，隨著1413年以後中國在這一區域的外交活動的放鬆，當朝廷的力量專註於北方的事務時，這些國家能夠在納貢制度建立的規定的宗主-屬國關係中便宜行事。

　　1405年（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太監鄭和率領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的龐大船隊遠航，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大明帝國和南海（今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係。每次都由蘇州瀏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遠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時，鄭和在船上因病過世。明代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和明代雜劇《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保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在中東方向最遠曾達麥加，在非洲方向最遠曾達莫三比克的貝拉港[參 2]，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洲。

　　鄭和是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驅，鄭和下西洋是當代航海事業的頂峰，後世幾百年中，幾無人能及。

•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