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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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汉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父亲明太祖朱元璋，母孝慈高皇后马氏。1402年－1424年在位，在位22年，年号永乐。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为了提防燕王造反，建文帝朱允炆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后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侄儿建文帝。1402年夺位登基，改元永乐。他五次亲征蒙古、收复交趾、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立哈密卫，巩固了南北边防，维护了中国版图的统一与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编修《永乐大典》，疏浚京杭运河。1421年迁都北京，对强化明朝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位期间将由靖难之后的疮痍局面发展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史称“永乐盛世”。

　　1424年驾崩，传位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驾崩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朱厚熜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明成祖朱棣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期。那时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在朱棣出生时，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给儿子起名字的。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1356年，朱元璋渡江攻下集庆（南京），就将集庆改名为应天。朱元璋意思是要顺应天命，推翻元朝。1360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几乎与朱棣出生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朱元璋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这时形势已经初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曾居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

　　洪武九年（1376年），朱棣已是17岁青年，朱元璋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就在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朱元璋小时候为大户人们放牛放羊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朱棣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朱元璋同时对朱棣和其他的几个子女们加强了教育，朱棣兄弟们除了接受师傅们的教育外，还要随时接受朱元璋的训诫。朱棣从朱元璋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对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确的自白：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二、言笑厌其妄；三、饮食教之节；四、服用教之俭。怨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燕京北平，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先后去世，故朱元璋四子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明太祖朱元璋为御侮防患，在位期间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 ，其中尤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故，继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对诸王势大难制深感忧虑。洪武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北方军事均以诸王主之。不久，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而燕王朱棣与周王朱橚及齐、代诸王均拥兵自重，多行不法，朝廷孤危。故1399年朱允炆即位后，即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以燕王势大难图，故削藩自燕王同母弟周王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削夺，余皆废为庶人。为图燕王，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防燕措施。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燕王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燕王。张信为燕王旧部，此时遂降燕，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擒杀张昺、谢贵（装疯以麻痹二人），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燕王旧部，降燕从战者甚多。燕军先后下通州、蓟州、怀柔等城，宋忠等战死。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擅长于防守）为大将军，率师三十万伐燕。先锋抵雄县，为燕师所袭，九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又大败。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调兵五十万伐燕，筑垒九门，围攻北平。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灞大破李景隆军。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建文二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聊城），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建文帝于三年复齐、黄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败盛庸于滹沱河，再败吴杰等于藁城。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其外出募师勤王。当时，燕师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同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于四年正月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燕，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朱棣攻下南京后，在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几天的劝进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大力搜索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余人，朱棣还令尽复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靖难之役是明初围绕皇权斗争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朱棣以强藩起兵夺取皇位后，北方不再有强藩存在。

　　朱棣即位后，重建奉天殿（旧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玺，封王妃徐氏为皇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如靖难初期因离间被贬的江阴侯吴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间的各项改革一律取消；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

　　永乐初，明成祖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仅留朱允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明成祖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讦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同时，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朱棣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朱棣十分重视经营北方，加之自己兴起于北平地区，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也就是紫禁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为了稳定北疆，朱棣先后五次远征蒙古。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葬于长陵，庙号太宗，明世宗嘉靖时改为明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简称文皇帝。

　　明朝在明成祖之后的皇帝都只称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 太祖”或“ 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朱棣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明成祖”，使其和太祖朱元璋并列为“万世不祧之君”供奉于太庙正中。

　　朱棣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朱棣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永乐时，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这也反映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发展。

　　永乐年间是明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中心。这里人口约十万，洪武年间有官窑20座，宣德时发展到58座。景德镇瓷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如永乐时的锥拱、脱胎，都是技术上的新创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红是永乐时的名贵瓷器。宣德时的青花瓷更是上品。还有一种用南洋的红宝石掺进釉料中制成的瓷器，称为“祭红”，具有宝石的光泽。

　　洪武年间，全国官营铁矿有13所。这些铁冶，除炼生铁之外，还炼熟铁和钢。但官营矿冶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的。它的生产完全依其他官营手工业部门对生铁原料的需要而定，时而开采，时而封闭，产量极不稳定。而民营矿冶却在稳步发展，这从历年民矿向政府交纳的贡课中可以看出。1403年（永乐元年），民间交铁课79800多斤；1434年（宣德九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规定，铁课三十取二，按此计算，在30年中，产量当从近120万斤增至830多万斤，上升七倍。冶铁业中官矿衰落、民矿发展这一趋势，是明代矿冶业，也是其它手工业共有的现象。

　　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龙江（亦叫龙湾）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造船业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业也都很发达。各地造船种类很多，有遮洋造、备倭造、战船、浅船、风快船、黄船，等等。其中海运税粮的遮洋造最大，可装载粮食四五百石。

　　在15世纪初期，元代的大运河已经大段大段地损坏、淤塞和不能通航了。朱棣决定修复大运河和重开运河运输，使之成为另一条供应北京的南粮运输路线，因为首都迁往北京后粮食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大运河分两个阶段进行修理。北段的疏浚和修复工作在宋礼的监督下开始于1411年7月；这项工作包括疏浚河渠130英里和建造38座船闸。这项工程使用了30万名服徭役100天的劳工。从黄河到长江的南段在1415年7月开放。陈瑄在淮安之西建造了四座船闸，以提供通向淮河的入口。运河体系这时能从长江下游流域直通北京；它成了南北之间商业的主要动脉

　　朱棣夺位后诛戮建文诸臣之手段。因残酷诛戮，妄引株连，如瓜蔓之伸延，故名。初因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左佥都御史景清行刺未遂，朱棣下令夷其九族，尽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致使村里为墟。后遂泛指朱棣穷治忠于建文诸臣之举。如方孝孺被灭十族，[24]谪戍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坐死者复千余人；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亲家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王度、卢原质等之死。

　　朱棣在位期间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建文帝的三个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朱棣将他们降为郡王并让朱允熥、朱允熞就藩，但当年就将二人召到燕京，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只留朱允给朱标奉祀。削齐王护卫及官属，不久废为庶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周、岷、代、辽诸王护卫。他还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但内阁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后来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进内阁”的潜规则。

　　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朱棣在此经营30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此后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师。

　　朱棣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三个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的组成部分。

　　朱棣取消藩王护卫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建立的分封制下，亲王具有广泛的权力。朱棣曾经利用这种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个经验促使他解散护卫，并让他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军镇。在内战期间，他的长子和次子都参加过战役。但是在他登基后，当他在外征战时，他让长子当摄政；次子则因策划反对其兄长而在1417年被捕。

　　北征蒙古

　　明成祖即位前，以抗御蒙古有功，权势日重，进而夺得皇位。即位后，对鞑靼作战获胜。纳降阿鲁台，转而进攻瓦剌。阿鲁台得势复叛。明成祖自知失策，在愤恼中一意孤行，一再举行不明敌情也并非必要的亲征，终至身死军中，为天下笑。明成祖在北征中结束了他的一生，明王朝也由此结束了对蒙古的北征。

　　南征安南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后明成祖于1406年至1407年期间派兵攻打南安，最终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邹辑、姚广孝、王景、等人纂修，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40]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中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在编撰《永乐大典》的同时，朱棣还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河州卫口外的边都沟（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土司，一直延续到近代，即是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该家族原在西藏，与萨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随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为当地的藏族首领。明朝初年该家族归附明朝，其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明成祖的封赏。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文都千户家还保存着朱棣赐给赏思的敕书和铜牌。

　　朱棣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请他来朝廷。宗喀巴拒绝了，1413年朱棣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从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30] 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帝国朝廷发生联系。虽然明成祖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护。朱棣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朱棣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朱棣通过搞分裂、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 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兀良哈部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兀良哈部的纳贡使团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

　　朱棣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朱棣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

　　1392年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建立。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正统性。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皮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年、1406年、1407年和1411年，永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年—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

　　朱棣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年至1410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年去世时，朱棣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盗。但在1411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朱棣又试图与义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朱棣主要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明朝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1402年至1424年期间，明朝廷派了62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95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1406年至1427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

　　朱棣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朱棣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1405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次是在1408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朱棣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高。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1414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朱棣在1403年10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朱棣大为高兴。在与爪哇的关系方面，朱棣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1408年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哇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朱棣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

　　朱棣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它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它们对安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1405年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1413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大明帝国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病过世。明代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在中东方向最远曾达麦加，在非洲方向最远曾达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参 2]，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洲。

　　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当代航海事业的顶峰，后世几百年中，几无人能及。

•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