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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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和建国后实行的全面的经济思想对于国家和后世有深远影响。目录 |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明朝开国皇帝,汉族,原名重八,后更名兴宗,生于濠州钟离之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寺村)。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统一中国。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赋],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史称洪武之治。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权力,进一步的加强了中央集权。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于应天,享年71岁,驾崩后传位于嫡长孙朱允炆。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南京明孝陵。
朱元璋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未时,排行第四,本名朱重八。祖籍古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父亲朱五四(后改为世珍),母亲陈氏。濠州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元天历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寺村)。
朱元璋幼时甚贫困,并无法读书,曾为地主放牛。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兄、姐先后去世,不得已而入皇觉寺当行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朱元璋当了游方僧四年,至正八年(1348年)返回皇觉寺。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身在皇觉寺多年的朱元璋受好友汤和来信劝说,到濠州投靠郭子兴,参加红巾军。由于指挥有方,不久便成为郭子兴身旁一名亲兵,也逐渐读书识字,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即后来的马皇后)。后来朱元璋见郭子兴与其他濠州红巾军领袖如孙德崖、赵均用不和,屡有冲突,朱元璋不愿涉及濠州内斗,故主动要求返家乡招募新兵,徐达、汤和等朱元璋儿时好友在此刻前来投军,不久朱元璋的部队已有结集了数千人。次年,朱元璋部队攻下滁州,成为他首个据点,同时也在攻占滁州期间,李善长加入朱元璋部队,成为他一个重要幕僚。此时,濠州的郭子兴被孙德崖及赵均用迫走,前来滁州投靠朱元璋,由于朱元璋名义上仍是郭子兴部下,朱元璋乃将滁州军队指挥权力交了郭子兴。
至正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为诚王,十五年,元朝丞相脱脱率军进攻高邮,分兵攻六合,六合乃滁州屏障,故朱元璋领兵援六合,但脱脱被诬陷而被迫交出兵权,元军不战自溃,滁州也转危为安。朱元璋见滁州地小,建议进攻长江北岸的和州。朱元璋攻下和州不久,郭子兴病故,郭子兴长子郭天叙被立为都元帅,朱元璋与郭子兴妻弟张天祐为副元帅,遥奉韩林儿的大宋龙凤政权。同年夏,常遇春、廖永安、俞通海归附朱元璋,使得其军着手渡江攻入采石、鸠州,并计划攻取集庆路(今南京市)。此时,元军降将陈野先愿协助红巾军攻集庆,郭天叙与张天祐感军功不及朱元璋,故决定在陈野先引领下,亲自领军攻打集庆,朱元璋闻陈野先只是诈降,实早已与集庆元军合谋对付攻城的红巾军,但朱元璋欲借元军之手除掉郭天叙与张天祐二人,故任由郭天叙等人攻城,结果红巾军攻集庆时陈野先叛变,郭、张二人被杀,陈野先也死于乱军中。郭天叙与张天祐死后,朱元璋成为都元帅,尽领郭子兴旧部。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领军再次攻打集庆,结果集庆被朱元璋部队一举攻陷,朱元璋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改名为应天府。至此,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与元朝军队、张士诚、徐寿辉等部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朱元璋采取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采取稳健的进攻措施;得大富商沈万三资助,并且遵照刘伯温“先汉后周”之策略,着手对江南各势力进行对抗。至正十六年,朱元璋遣徐达攻占镇江、邓愈克广德,授“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次年,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众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至正十八年,朱元璋亲取婺州。明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
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陷鸠州,随后弑主徐寿辉、称帝建国,国号汉,与张士诚合攻应天府。朱元璋采用“围魏救赵”之策,命胡大海进攻信州,促使陈友谅班师救援,并在龙湾设伏。随后朱元璋收复鸠州、安庆等地,而离间计,致使张士诚按兵不动。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重新整理军制。北结察罕帖木儿、密通方国珍,而与正面的陈友谅部进行会战。同年攻克安庆、江州、南康、建昌、抚州等地。次年,占领龙兴,改洪都府(今江西南昌)。
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率六十万水军进攻洪都,朱元璋亲率二十万部队驰援,双方在鄱阳湖交战,史称“鄱阳湖之战”。陈友谅自恃巨舰出战,采用炮攻,朱元璋险些负伤被擒。随后,朱元璋利用东北风而改用火攻,致使陈友谅部大量受损。之后朱元璋利用鄱阳湖水位降低便于小舟活动,改为分兵水路围攻陈友谅。陈友谅中箭身亡,汉军溃败。随后朱元璋围攻武昌,并尽占湖北各地。次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子朱标为世子。次月再次亲征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举降。随后吴军相继攻克庐州、吉安、衡州。至正二十五年,吴军继续攻占宝庆、赣州、浦城、襄阳,同年冬,下令讨张士诚。次年,吴军再次攻破湖州、杭州。再一年,徐达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至此朱元璋一统江南。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汤和为征南将军,讨伐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随后制定北伐战略:先攻取山东,其次进攻河南,再次攻占陕西潼关,最后再进军元大都。随后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河进入,北取中原。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徐达攻破山东济南,胡廷瑞下邵武,汤和、廖永忠由海道攻克福建福州。北伐一直持续到洪武年间,徐达、常遇春随后攻占整个河南、山西,最终直取元大都(今北京)。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同年八月初二(9月14日),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元朝覆亡。由于幼年对于元末吏治痛苦记忆,明太祖即位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明太祖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郢国公。次年,明太祖于鸡鸣山立功臣庙,六月初三日庙成,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虚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丁德兴七人配享太庙。此位序屡经删汰,已非洪武二年所定名单位次。
随后,朱元璋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洪武三年(1370年),杀中书左丞杨宪。洪武四年七月十一(1371年8月21日),傅友德攻克成都,明朝平定四川。洪武五年四月二十三日(1372年5月26日),廖永忠率明军平定广西,洪武五年六月初三(1372年7月3日),傅友德大败元军,明朝平定甘肃。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触犯法律,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洪武八年(1375年),德庆侯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洪武十二年(1379年),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旋赐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朱元璋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利归于六部,直接归皇帝掌管。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锦衣卫,加强明朝特务统治。1382年1月6日,明军在云南昆明附近大败元朝军队,元朝梁王自杀,1382年4月7日,蓝玉、沐英攻克大理,段氏投降,明朝平定云南。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发,由于涉案人员甚多,朱元璋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亦不能免,并颁布《昭示奸党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指挥蒋瓛密告谋反,史称“蓝玉案”。此案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明朝建国功臣因此案几乎全亡。此时朱元璋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杀颖国公傅友德,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亦被赐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
在处理内政同时,朱元璋亦多次筹划北伐蒙古以保障北方边塞的安宁,大胜。并曾成功在甘肃击败王保保(1372年)、在东北逼降纳哈出(1387年)、在蒙古高原几乎活捉元主脱古思帖木儿(1388年)。同时朱元璋进军辽东,使朝鲜等归顺(1388年)。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享年71岁。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朱元璋遗诏
死后葬紫金山孝陵。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后世康熙帝历次南巡必拜孝陵,曾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
明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国,其中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左、右丞相。由中书省统六部,但不设置中书令。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原中书省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至此,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分化以强化皇权的国家体制。
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殿阁大学士。大学士只为皇帝的顾问,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此外他仍沿用元朝制度,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并设立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此外建立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五寺制度。此外他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不久改为都察院,下设若干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各级官吏。除此他还颁布《大明律》等,对官吏管理进行规制。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和监视,朱元璋设置了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主要是负责全国各地的关津要冲的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伪奸;锦衣卫则负责秘密侦察大小官吏活动,随时向朱元璋报告不公不法之徒。同时朱元璋还授予锦衣卫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一切大权,锦衣卫正式成为国家情报机构。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 。
朱元璋自己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在明南京皇宫内,没有设立“御花园”,只有“御菜园”,其中种满蔬菜,使得皇宫自给。
然而,明太祖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廖永忠、朱亮祖、李文忠先后死于非命。随后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之后李善长亦被牵连,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此后的蓝玉案中,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还通过设立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废除)、诏狱、廷杖等机构或制度,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控制。
朱元璋令诸藩镇守天下,又各领兵权,这固然是亲亲之情,信任无以复加,却也未必就没有帝王心术。强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却始终只有一个,诸藩势力犬牙交错,必然相互牵制,相互监视,除非朝廷中枢衰弱之极。当中枢真个衰弱至极时,就算没有藩王,也会被权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刘邦与朱元璋,其它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强而黄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数百年江山。
建国伊始,朱元璋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紧接着又亲自编定《明大诰》。1397年,朱元璋下令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一共四百六十卷,分吏、户、礼、刑、兵、工六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凌迟,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的人,只要是年满十六岁的都要处决。朱元璋立法一为治民,二为治吏,尤其是《明大诰》对贪官污吏的处决也十分严厉,可以视为反贪刑事特别法。只要是犯有贪污的官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北方荒漠中充军,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
元末之际,中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饑馑疾病和瘟疫,以及连年战争,期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也大量减少,经济全面崩溃,人民处在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面对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局面,朱元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朱元璋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羽,才种的树不可摇根一样。现在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同时主张藏富于民。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朱元璋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中,把发展农业放在了首位,为了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朱元璋通令全国,地主不得蓄养奴婢,所养的奴婢一律释放为良民。凡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由朝廷代为赎身;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州府县只能有一个大寺院,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严禁寺院收养童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如果要是出家,必须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出家后三年内还要赴京考试,不合格者潜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增加了一只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
此外他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赈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占6175万人,军户占325万人。另外,其为了动员全社会,明太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人民分为军户(弓兵、校尉、力士)、匠户、民户(马户、陵户、茶户、柴户、阴阳户、医户)、灶户,不允许随便转换工作,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须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各种活动也要引凭才合法。编成里甲,规 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
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存恤高年诏》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怕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各地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 。
对于社会的救济朱元璋也十分重视,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朝廷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面对天灾侵袭,朱元璋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废除大都督府,并改为中军、左军、右官、前军、后军等五军都督府。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由都督府管理。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但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两者互相制衡,互不统辖,各自与兵部直接联系,最后奏请皇帝裁定,以避免权力过大。
元朝以后,人类开始了告别中世纪、迎接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大一统的蒙古帝国因其商业之兴盛为中世纪的欧洲带去了四大发明和富甲天下的中国传说、从而直接诱发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而明朝立国后则为建立万年基业、一改蒙元帝国“以商立国”之本,变本加厉地实践“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使农业文明面对海洋文明浪潮的挑战采取了固步自封、小国寡民的政策基调。
出于对以(元中叶起,特别是元明换代之际的混乱时期)日本因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后出现的、大量外出掠夺的武士阶层为主的倭寇骚扰入侵的恐惧,明政府立国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海患的闭关锁国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以来即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后每隔一两年即将该海禁政策再次昭示天下(《明史 朱纨传》: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自此,连与明朝素来交好的东南亚诸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
整个海禁政策从洪武一朝开始,在隆庆(1567年)一朝被以“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为由实行开关(隆庆开关);清初即开始了又一轮闭关,乾隆帝更推行“一口通商”政策、直至鸦片战争后,贯串整个明清二朝的海禁政策才被坚船利炮彻底打破。
以海禁为核心的闭关锁国政策,实际上是静态的农业文明面对动态的海洋文明的一种本能的保护性反应,这和从周朝到明朝以来两千多年、面对同样动态的游牧文明的威胁采取建造长城以图自卫、在本质上并无差异。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中国是大明王朝,你们诸国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
后来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而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
面对“怒日本特甚”,朱元璋忍下了恶气,从此以后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与日本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
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派遣莱州知府赵秩远赴日本。日本王良怀经过赵秩的阐释明处外交政策打消了顾虑。不就良怀派遣僧人祖来跟随赵秩回中国向朱元璋进表笺。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僧人祖阐、克勒等八人送日使归国,从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公元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七月,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掌控高丽局势以后遣知密直司事赵胖至明朝礼部上表:“定昌府院君瑶权署国事,及今四年。瑶又昏迷不法,疏斥忠正,昵比谗邪,变乱是非,谋陷勋旧,谄惑佛神,妄兴土木,靡费无度,民不堪苦;子奭痴佁无知,纵于酒色,聚会群小,谋害忠直。又其臣郑梦周等潜成奸计,欲生乱阶,乃将勋臣李成桂、赵浚、郑道传、南訚等谮于权署国事,令有司论劾以致谋害,国人愤怨,共诛梦周。权署国事尚不悛改,又谋杀戮。举国臣民实虑社稷生灵俱被其害,惶惧失措,无可奈何,咸以为若所为难以主斯民奉社稷。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居私第。窃念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择于宗亲,无有可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臣等咸愿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启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朱元璋通过礼部传达圣旨:“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虽然,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愈增焉。尔礼部以示朕意。”李成桂遣门下侍郎赞成事郑道传赴京谢恩,并献马六十匹。
当年八月,李成桂又遣前密直使赵琳赴京进表:“权知高丽国事臣李成桂言:伏惟小邦自恭愍王无嗣薨逝之后,辛旽子禑冒姓窃位者十有五年矣。迄至戊辰春,妄兴师旅,将犯辽东,以臣为都统使,率兵至鸭绿江。臣窃自念小邦不可以犯上国之境,谕诸将以大义,即与还师,禑乃自知其罪,逊位子昌。昌亦暗弱,难以莅位,国人启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以定昌府院君王瑶权署国事。瑶乃昏迷不法,紊乱刑政,狎昵谗佞,贬斥忠良,臣民愤怨,无所控告。恭愍王妃安氏深虑其然,命归私邸。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以为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推戴臣权知军国事。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察众志之不可违、微臣之不获已,裁自圣心,以定民志。”朱元璋再通过礼部复旨:“高丽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礼部回文书,声教自由,果能顺天意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生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文书到日,国更何号,星驰来报。”
当年十一月,李成桂再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至明朝上表:“窃念小邦王氏之裔瑶,昏迷不道,自底于亡,一国臣民推戴臣权监国事。惊惶战栗,措躬无地间,钦蒙圣慈许臣权知国事,仍问国号,臣与国人感喜尤切。臣窃思惟,有国立号诚非小臣所敢擅便。谨将“朝鲜”(箕子所建古国名)、“和宁”(李成桂诞生之地)等号闻达天聪,伏望取自圣裁。”朱元璋再通过礼部复旨:“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李成桂遣门下侍郎赞成事崔永沚谢恩,又遣政堂文学李恬送明朝颁赐的给前朝的高丽国王之印,并请更己名为“李旦”。
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帝国向明朝贡马,而且致国书。第二年,明朝派遣兵科给事中傅安率领使团往报。但当傅安等抵达帖木儿帝国国都撒马尔罕时,帖木儿打算要向东兴兵,攻打明朝了,于是扣押了傅安等人,而且百般的诱惑傅安等人归顺帖木儿,傅安被扣押十三年,坚贞不屈,维护明朝的尊严。一直到了帖木儿死了以后,他的孙子哈里嗣位,想和明朝和好,于是才放傅安等人回国。傅安回国以后又出使了中亚诸国。
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李成桂遣艺文春秋馆太学士郑总赴京请诰命印章:“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差知密直司事赵胖奏达天庭,继差门下评理赵琳奉表陈奏,钦奉圣旨,许允权知国事。准奉礼部来咨内云:‘国更何号,星驰来报。准此。’即差知密直司事韩尚质赍擎奏本赴京,钦奉圣旨节该:‘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钦此。’除钦遵外,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差门下评理李恬送纳前朝高丽国王金印,又于当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奉左军都督督府咨,钦奉圣旨内一款节该:‘即合正名。今既改号朝鲜,表文仍称权知国事,未审何谋?钦此。’一国臣民战栗惶惧,咸请国王钦遵施行。见今虽称国王名号,窃缘未蒙颁降诰命及朝鲜国印信,一国臣民日夜颙望,仰天吁呼。伏请照验,烦为闻奏,乞赐颁降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施行。”朱元璋通过礼部下旨拒绝:“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王,顽嚣狡诈,听其自然,其来文关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朝鲜限山隔海,天造地设,东夷之邦也,风殊俗异。朕若赐与印信诰命,令彼臣妾,鬼神监见,无乃贪之甚欤?较之上古圣人,约束一节决不可为。朕数年前曾敕彼仪从本俗,法守旧章,令听其自为声教。喜则来王,怒则绝行,亦听其自然。尔礼部移文李成桂,使知朕意。”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洪武年间,朱元璋共主持举办六次科考,七次发榜,共取一甲21名、二甲223名、三甲686名,合930名,平均每科取士155人,为明朝选拔输送了大量有学识的官员,包括练子宁、黄子澄、解缙等一代名相。洪武三十年科举时,因中进士者均为南方籍。朱元璋将试官治罪,并自阅试卷,取中六十一人,皆为北方人,并于六月廷试。此外,他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并设立国子监等重要教育机构。由于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高压的吏治政策,后世不乏有学者主张朱元璋曾实行过一些文字狱。
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认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积善成德",并指出了具体的获才之法:荐举和征求、兴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观对以后明代历朝帝王的人才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后代帝王经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观和科举选才标准为指导来推行科举制度和选拔人才。
在军事战争年代,凡攻克一地之后,朱元璋必马上访求当地的知识分子,用秘书、顾问、参谋一类的名义重用他们。如至正二十七年(1357)攻占赘州之后,便聘用范祖韩、叶珊玉、胡翰、汪仲山等十余人,为他讲解经书历史,出谋划策。
建立明朝后,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人才理论。据《大明太祖高皇帝宝训》卷六记载,洪武二年(1369)六月朱元璋又提出“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观点。据《大明太祖高皇帝宝训》卷五记载,洪武六年四月他又对吏部大臣说:“世有贤才,国之宝也”!。洪武八年七月,他对大臣说:“举大器者不可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他总结了古代帝王的经验教训,下结论说:“是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者,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柞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朱元璋广泛采用了比喻的方法。首先,朱元璋将人才对帝王的帮助作用比作树木与树根的关系,认为:根疏者易植。因此,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其次,又用人间的建筑来比喻。据《大明太祖高皇帝宝训》卷五记载,洪武十二年底朱元璋对礼部大臣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因此,“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孝贤”。次年,又谓吏部大臣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又用禽畜做比喻,他说:“鸿鹊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越者,为其有鳞髦也。”因此,可知“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故大臣要广泛收罗人才为君主所用,方能致治。
朱元璋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才观。他对人才的标准,有独特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人才必须是文武兼备,反对单一的文才。其次,关于人才的年龄标准,朱元璋的观点是“不弃老”
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张廷玉等对明太祖朱元璋最终能够成就帝业的评价是:“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
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张廷玉等对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事业的评价是:“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赵翼曾説: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商传评价朱元璋: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