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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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模式(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model / zhujiang river delta model ,简称珠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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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人们对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14个市县,自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基本特点[1]
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基本特点包括:地方政府有相对独立决策权、自身利益和竞争压力;外向型企业有相对独立性产权结构,乡镇企业具有相对排他性产权结构;具有受惠于外向型市场资源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具有通过内外市场互动,充满活力的迅速向计划体制渗透的市场。
1、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责、权、利
珠江三角洲工业化进程能够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获得了指导和推进发展地域经济的主动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央、广东实行了“财政包干”的“特殊政策”以及逐级放权的管理体制改革,使各级地方政府都享有较大的财政支配权,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相对独立的利益,可以对市场、资源灵活应对,敢于创新,从而培育多层次的地方利益主体,使它们均走上了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的舞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区经济方面有了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理性选择和自主决策的弹性空间。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和政绩考核,使地方政府的行为常常带有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某些特点,分权改革后的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这一时期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各级地方政府肩负着推动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动员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过各类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信誉远在各类企业之上。地方政府在作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决策时,能够作出比中央政府部门更具前倾意义的判断,主要因为:
一是在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在实现发展目标,推进经济改革和发展时处于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对手就是珠三角的其他县市(镇、村等),竞争的胜负直接的关系到地方政府首长的个人利益,为在竞争中争取主动,他们会考虑选择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的发展方式,包括资源配置方式,这样也就形成了各具发展特色的工业化模式。
二是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常常比他们的上级部门更靠近基层,靠近活跃变化着的生产力要素。
因此,在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或由地方政府担保贷款而发展起来的;甚至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是由地方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得以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在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外部市场的开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区位和政策优势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外向型经济。由于珠江三角洲独特的区位条件,在改革开放前,其与毗邻的港澳地区客观上构成了一个落差很大的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后广东先行一步的特殊优惠政策环境,使港澳资本连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等,借两地落差形成的势能,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使得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发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大量本地农村劳动人口走进工厂,并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转移。
港澳和外国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和当地以及外来务工的劳动力相结合,开始以“三来一补”企业,后来以“三资企业”为载体,使珠江三角洲由原来的农业区变成了工业区,实现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包括资金、技术、劳力以及市场等在内的外来资源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面对国际市场,逐步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带动国内市场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
珠江三角洲工业化模式的又一典型特征是以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三资企业是外部引入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则是通过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借助三资企业的引入促进自身组织的转型,是珠三角地区经济组织创新的主要内容。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与全国包括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样,曾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缓慢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但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更多的是与上海等地的国有企业系统相互结合,受其扶植、影响而成长起来;而珠三洲实行的工业化道路是从农村工业化入手的,通过“筑巢引凤”、“借鸡下蛋”等方法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工业。
乡镇企业的成长,则是自身发展与外部资源的引进相结合,既通过原有的社队企业内部组织的转型促进创新,也通过对外部组织制度的引进、学习和移植进行创新,按市场导向原则对原有的经济组织进行改造,并通过引进制度的标准化和本土化,逐渐走向以自主性为主的制度创新。珠江三角洲以发展乡镇企业为突破口,把农民稳定在这片土地上,使其安居乐业,这种新工业化不仅没有侵犯农民的利益,而且保障和增加了农民的利益,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4、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市场体系
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高,而且是内外联动、多层结合、以外为主、双向接轨的市场化发展过程。随着市场体系的基本发育完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成为我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结合部,一方面大量国内的出口商品由其直接或经港澳等地转口到国际市场,而海外进口商品又经珠三角地区大量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制成品除了大量出口外,带动了这一地区的进口替代产业,生产出了大批当时国内极为短缺的新兴消费产品并迅速向国内市场扩散。“内外联动”的市场效应,使珠三角经济迅速向国内外市场拓展。
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能使珠江三角洲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了优化配置,将不同的所有制、不同国别、不同属性的资金和不同的生产要素转化为一股强大的动力,抓住各种发展机遇,迅速推进经济的腾飞。
“珠江三角洲模式”得力于大规模引进香港等地的外资,以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珠江三角洲模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
“珠江三角洲模式”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为发展起点。由于中央把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衔接香港的桥梁,给予特殊经济政策,使得深圳毗邻香港地理位置的优势迅速转变为一种巨大的经济势能,在较短时间里发展成为实力最雄厚的经济特区。
随着深圳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圳市的迅速崛起、产业链的延伸,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便成为香港和深圳两市的生产基地。
2、“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基本动力是以深圳为龙头的区域极化效应和扩展效应。
20多年来,深圳的发展具有三种功能:
- 接受香港(包括世界其他地区)高经济势能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辐射和扩展功能;
- 吸引国内其他低经济势能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极化功能;
- 迅速向珠江三角洲地区扩展、扩散的功能。
这三种功能和效应在较短时期内相互发生作用的结果,便出现了“珠江三角洲的奇迹”。
3、以出口导向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是“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基本战略。
“珠江三角洲模式”充分利用了毗邻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出口导向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充分利用外来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我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
珠江三角洲模式的面临问题[1]
1、地方政府掌握资源的能力在下降,政府职能需要转型
随着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经济的建立,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地区经济所能掌握的传统资源正在慢慢消失,例如对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等经济实体的决策权随着企业改革、政企分开而丧失;对银行的权威随着金融改革而变得力不从心。如今,土地资源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发挥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唯一重要资源,但是这种资源也在慢慢地减弱。地方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但是政府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平台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完善,这就减弱了地方政府在新的形势下的活力和作用。地方政府对经济所能掌握的资源如何扩充和升级将是珠江三角洲继续保持地方经济活力的重要内容。
乡镇政府和乡镇企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分权化的政企合一”关系,在工业化初期,这种方式既有利于发挥地方权力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又有利于保证乡镇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平稳过渡。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入和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完善,这种政府“越位”现象已经显示出其明显的缺陷。
2、传统资源优势正在丧失,新的资源优势没有确立
珠江三角洲传统的资源优势——政策、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正在随着我国的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逐步消失、减弱,然而在传统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经济却没有形成新的资源优势,整体竞争力趋于相对下降。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明显缺乏危机意识,没有看到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群体已经到了关键的战略调整期,过去曾有的地缘优势、成本优势和政策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更加牢固的经济优势和品牌优势。一些企业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追求暴利,追求超常规发展是这些企业的特征,而不善于参与国际竞争,不善于驾驭金融、资本工具;在技术上只崇尚借鉴,不善于创新;重视科技人才,轻视管理人才;人文社会发育不全。
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是现实存在的,而机遇却是潜在的,不确定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失去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并有可能在没有抓住改革时机、消除潜在忧患的情况下沉沦。可见,珠江三角洲企业发展存在着普遍的问题——根植性不强的原因正是传统优势丧失、新的优势没有建立。而且,这种根植性不仅仅是指企业的归属性,根本上是指营造一种企业根植的综合环境。
3、珠港之间区域协调机制需要建立和完善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形成的“前店后厂”模式充分利用了两地的优势资源,促进了两地之间经济发展,一方面使得香港成功的进行了产业升级,生产者服务业成为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也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发展了本地经济。“前店后厂”模式的不断演进发展,使得港珠之间成为了唇齿相依的一个经济实体。如今,在香港还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珠江三角洲不断吸收香港的产业转移,如生产者服务业、房地产业、商业等,并承担着更多“前店后厂”中的“店”的角色,这其实是对香港经济的一种“掏空”,是一种内耗型的产业转移和合作,对香港处于低端生产环节的中小企业冲击很大。
另外,珠江三角洲内部城市群之间产业联系不紧密,产业发展方式雷同,彼此之间恶性竞争增多,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地区域协调机制的调控,导致了区域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土地的粗放型经营、区域间基础设施的不协调及重复建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