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產業轉移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國際產業轉移（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國際產業轉移是指某些產業從一個國家和地區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等多種方式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過程。

　　迄今為止，歷史上發生了5次大規模的國際產業轉移，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由此中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球製造業基地。移出國製造業成本的不斷上升和市場的國際性擴張需求是促使發達國家產業向外轉移的內在動因，而移入國的成本優勢和龐大市場則是產業轉入的根本動力。這裡的成本優勢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勞動力成本，又包括土地等資源的成本，還包括稅收等綜合性的商務成本，等等。

　　長期以來，國際產業轉移主要發生在製造業領域，但其內涵發生著不斷變化。從資源密集度來看，產業轉移從早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過渡到資本密集型產業，再到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從附加值來看，由低附加值產業（如紡織業）發展到高附加值產業（如集成電路製造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化纖業，到資本密集型的鋼鐵、造船、煉化行業，再到兼具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汽車、機械、電器製造業，直到目前的技術密集型的微電子和信息技術製造業。

　　一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接收國際產業轉移的最主要方式。與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相對應，我國吸收國際產業轉移也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環渤海經濟區，幅員遼闊的中西部地區只占外商直接投資的15%左右。這一發展狀況客觀上形成了東西部的產業梯度差，並給我國東西部的進一步產業升級帶來了可能和機會。

　　1． 國際產業調整轉移日益向高新科技化、服務化方向發展

　　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產業結構調整轉移的重心。同時，發達國家的金融、保險、房地產、商務服務業等為生產服務的知識密集型新興服務業和發展中國家的商業、酒店業、交通業和通訊業等傳統服務業，成為各自服務業發展的主流。

　　2． 國際產業間分工、國際產業內分工日益向國際產品內分工延伸，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轉移日益體現為國際產品內工序環節的調整和轉移。

　　根據工序分工理論，可將價值鏈增值環節劃分為技術環節、生產環節和營銷環節。國際產品工序調整和轉移表現為：在全球的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由生產環節向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環節轉移；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在生產環節中由下游生產環節（終端的加工組裝）向上游生產環節（關鍵零部件的生產）轉移。

　　3． 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日益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兩大主要方向，發展中國傢具備一定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已然發起向發達國家的逆向產業轉移

　　《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5年全球FDI流入為9160億美元，其中流向發達國家為5420億美元，占總量的59％，而且90％是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服務業。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流入FDI為１６５０億美元，占總量的18％，其中６５％屬於發展中國家間的相互投資，主要集中在汽車、電子、鋼鐵和石化等製造業，發展中國傢具備一定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已然發起向發達國家進行產業轉移。西亞地區流入340億美元，占總量的3.7％，主要集中在石油行業；非洲為310億美元，占總量的3％，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為1040億美元，占總量的１１．４％，其中製造業占流入FDI的40％，服務業占35％，農業和採掘業占25％。

　　4． 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不斷推動原有產業的整合升級和國際轉移

　　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全球化加速了國際間的技術轉移與擴散，促使各國的相對技術優勢發生變化，強化了國際產業的集聚效應，並不斷提升產業結構的高度和虛擬化程度，新的產業不斷出現，並促使原有產業在結構升級中整合、轉移。

　　5． 跨國證券投資和併購日益成為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主要方式，服務業外包發展迅猛

　　證券投資和跨國併購方式日益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目前已分別占全球資本流動的75％和跨國直接投資的60％。服務業外包發展迅猛，聯合國貿發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服務外包最多的是美國，約占全球項目外包市場的2／3，歐、日約占1／3。承接最多的是亞洲，約占全球外包業務的45％。印度、墨西哥、東歐分別成為亞洲、北美和歐洲的服務業外包承接中心。 　　6． 發達國家進行調整和轉移的產業領域重點分明

　　發達國家均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需要，在不同產業領域進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

　　1、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國際產業轉移，主要有雁行形態發展模式和產品迴圈發展模式。

　　雁行形態發展模式是後發工業國為了彌補與工業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上的差距而採取的一種模式，後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應遵循“進口—國內生產—出口”的模式，使其產業相繼更替發展。產品迴圈發展模式是歐美等工業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發展過程，當後發工業國雁行形態發展模式結束後，也會進入該模式。

　　首先，工業發達國家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生產，開拓國內市場。其次，該產品在國內銷售上升的同時，開始向後發工業國出口並逐步擴大市場份額。隨著該產品生產技術的普及和競爭者的增加，工業發達國為了維持國外市場份額，開始向後發工業國進行直接投資，就地進行生產。最後，發達國家逐步放棄該產品的生產轉向開發研製更高級的技術，開始新一輪的產品迴圈。

　　2、通過國際投資進行國際產業轉移，主要載體是跨國公司。

　　通過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FDI)，一個國家可以向外轉移本國的優勢產業或邊際產業。優勢產業的國際轉移，是將自己的新技術和優勢產業應用到對外投資企業中，進行跨國公司內部的技術轉移，同時要求對企業具有控股權。邊際產業的國際轉移被稱為小島清模式，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投資國已經或即將陷入比較劣勢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投資國憑藉資木、技術等優勢將處於衰退的產業，利用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向其進行產業轉移，而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的產業則予以保留。

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趨勢^[1]

　　進入21世紀後，國際產業轉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國際產業轉移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多國家、多層級、多領域進行國際產業轉移的趨勢明顯。主要表現為：

　　（一） 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共同成為向外進行產業轉移的主體力量

　　隨著各國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新興工業國在產業升級的同時將原有傳統產業轉移到更低產業梯度的國家。同時，隨著全球整體產業結構水平的升級，國際產業轉移已不再局限於發達國家和發展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業轉移也並不少見。在產業移出國的行列中，既有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向外進行產業轉移，也有南韓、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的產業外移，中國、東盟等也紛紛加入到向外進行產業轉移的行列中。新興工業國在國際產業轉移鏈中往往身兼產業承接方與產業轉移方兩種角色，成為現代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一個頗具特色的現象。

　　（二） 國際產業轉移的整體層次不斷提高，國際產業轉移的產業層級出現多元化

　　世界範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不僅加速了各國產業結構的知識化、高度化，也使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構呈現出高度化趨勢。從國際產業轉移的產生到現在，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心逐步由原材料工業向加工工業、由初級產品工業向高附加值工業、由傳統工業向新興工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業轉移中，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多是發達國家已經失去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工序。 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產業轉移浪潮與以前不同，發達國家在繼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某些資本、技術密集產品的生產，甚至開始向少數發展中國家轉移高技術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個工序。國際產業轉移已進入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並存的階段。多層次的產業轉移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豐富多彩的產業轉移浪潮。在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國際產業轉移中，雖然垂直型產業轉移仍占主導，但水平產業轉移也日趨增多。一些著名汽車製造商開始把設計開發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一些微電子公司也把部分研究開發工作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如微軟公司、IBM公司等相繼在我國設立研究院。

　　（三）國際產業轉移規模進一步擴大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投資、生產國際化加快的潮流，跨國直接投資的總量不斷擴大，從而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推動力量。據統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1995 年為3310億美元，2000年增加到13000億美元， 據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完成的全球投資前景報告預測，2006年全球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將躍升22%，達到1.2萬億美元，預計超過2005年的 9550億美元，並將創下2000年以來最高水平。 總的來看,進入21世紀後，發達國家為贏得全球競爭優勢，進一步加速了國際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為實現趕超戰略，也進一步擴大對國際產業轉移的接納，以充分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有利機遇，加速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高度化。因此從長期來看，國際產業轉移的規模必將進一步擴大。

　　（四）國際產業轉移的周期大為縮短

　　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各國產業升級步伐加快，國際產業轉移進程加速，產業轉移的周期也大為縮短。僅20世紀下半葉就發生了四次大規模的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比20世紀上半葉國際產業轉移的周期急劇縮短。20世紀90年代以後，信息產業迅速發展，尤其以微電子和電腦技術、通信和網路技術、軟體和系統集成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傳統的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開始向集工業化、信息化於一體的現代生產方式轉化，各國產業結構升級步伐加速，促使國際產業轉移速度進一步加快，周期進一步縮短。

　　（五）國際產業轉移的動因更加複雜

　　從各國產業發展史來看，最初的產業轉移只是發達國家為適應比較優勢變化和產業升級的要求，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落後產業的結果，其直接動機是向低產業梯度的國家轉移不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以便發展新產業。而隨著國際產業競爭的激烈化，各國往往為降低生產成本、搶奪市場先機也紛紛在目標市場國設廠生產，其跨國轉移產業的原因不再僅限於向外轉移不同具有優勢的“邊際產業” ，使國際產業轉移的動因更加複雜。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許多國家設立子公司，生產適應當地要求的汽車。其產業轉移目的並非是轉移本國不再具優勢的產業，而更多是為了占領當地的市場。

　　（六）跨國公司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主體

　　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擔者。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推動了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原有國家之間的生產分工國際化，傳統的貿易形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將原有產品的國際貿易替代為包括資本、技術、人才和管理等眾多生產要素及生產過程的國際轉移；同時，國際貿易轉變為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使得產品的交換過程變成一種生產過程。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導致生產要素的國際化和生產組織的全球化並直接推動世界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使發展和利用跨國公司的能力將成為各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併成為發展中國家接納國際產業轉移、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的重要契機。

　　（七）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對於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日益加深。

　　生產要素跨國流動是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生產要素的流動一般都伴隨產業的轉移，生產要素流向某一國家的目的是通過產業和生產要素的集聚實現生產的規模效益，否則這種要素轉移就是無意義的。同時，跨國產業轉移則必須藉助生產要素的同向流動才能真正實現。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使一國賦存充裕的要素與他國稀缺的要素相結合，或本國稀缺的要素與他國充裕的要素相結合成為可能，從而促進了貿易、金融和投資自由化，提高資源在全球的配置效率，並對國際資本、技術、商品和人才的流動方式、規模和流向產生重大影響。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優化組合，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跨國界調整，加強了各國間的經濟合作，併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資源提高本國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了新的機遇。

　　（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加劇了區域內產業轉移趨勢

　　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迅速發展，促進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區域內的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迅速增長，甚至超過區域間的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成為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基本特點。如歐盟國家的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主要是在歐盟內部進行的，目前歐盟國家對外投資的1/3是在成員國之間進行的。就北美而言，美國和加拿大都互為最大的投資對象國和產業轉移國，美國對外投資的1/5集中於加拿大，加拿大對外投資的1/3則集中於美國。尤其引人註目的是，20世紀末以來亞太區域、東亞區域內投資和產業轉移也極為活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更多地流向亞洲：從1999年到2002年的短短3年內，對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額已從占總額的10%提高到19.5%，其中在中國的投資從占總額的1.1%迅速提高到4.6%。據日本貿易振興會的統計，90%以上的日本公司在亞洲國家設廠，其中在中國設廠的數目最多。 2005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達65.3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比上一年增長19.8%。 南韓對華投資也逐年增長。目前中國已成為南韓最大的直接投資對象國，投資主體也由中小企業向大企業集團轉化，現代、三星、大宇、LG等現代化大企業紛紛來中國投資，投資方向也向汽車、電子電器等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進入21世紀以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步伐更為快捷，區域內的貿易和要素流動也更為自由，國際投資和產業轉移的區域內部化必將成為未來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趨勢和特征。

　　（九）國際產業轉移方式多樣化

　　近年來，國際產業轉移已突破了過去把整個產業移向國外的方式，部分生產環節轉移、多個國家共同生產也逐漸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模式。隨著產業鏈的延伸和生產全球化的推廣，研發中心、零部件生產、組裝生產分散同步進行的模式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另一種選擇，跨國大型企業由於國際化生產而帶有明顯全球化的特點。同時，國際產業轉移也突破了原來單一的直接投資和單一股權安排，逐步形成了獨資、合資、收購、兼併和非股權安排等多樣化投資和產業轉移方式並舉的格局，跨國的企業收購和兼併迅速發展，並日益成為國際投資和產業轉換的重要方式。

　　（一）並非向外進行產業轉移的國家都會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但處於產業梯度頂端的國家如果在產業外移後缺乏替代產業容易出現產業升級停滯現象

　　一般來說，在產業轉移的低梯度即產業轉移的初期階段，產業轉移速度較快；進入高一級梯度產業轉移階段，產業轉移速度會較上一梯度有所放慢；而在產業轉移的最高梯度階段，其產業轉移速度相對於低、中產業梯度階段的產業轉移是最慢的。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向外進行產業轉移的前提是其自身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即發展先進產業以替代向外轉移出去的相對落後產業。而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其新興產業往往都是高技術產業，高技術產業受研發投入、研發時間、技術革新等方面的制約都有一定的時間間隔，因此處於最高梯度的產業轉移往往伴隨著技術革命。雖然從總體上說世界技術革命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周期正逐漸縮短，但最高梯度的產業轉移相對於低梯度的產業轉移來說間隔時間可能會更長一些，所遇到的困難會更大一些。處於產業梯度頂端的發達國家如果在產業外移後，沒有新興產業產生、替代或產生遲緩都會導致其產業發展的停滯不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在向東亞國家進行最近一輪產業轉移後，由於新的產業未能及時出現代替原有產業，出現所謂“產業空心化”現象以致引發經濟衰退。因為在當時日本的產業梯度已接近全球產業梯度的頂端，它很難再吸收美國轉移出的產業；美國當時剛剛進入“信息時代”，其新興IT產業不會向外轉移，其原有產業大多與日本接近甚至已被超越；同時日本自身又在新興產業研發上遇到了困難；因此在向外進行產業轉移後，產業升級難以為繼就成為制約日本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所以儘管有金融危機、大企業集團問題、經濟泡沫等因素的影響，但筆者認為，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缺乏新興產業形成的“產業空心化”是導致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嚴重衰退的主要原因，而非日本經濟學界有人認為的是日本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結果。

　　類似的例子是，英國產業革命後的產業轉移推動了法國、德國等國的經濟繁榮和產業變革，但由於自身沒有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在此之後英國經濟一蹶不振。比較成功的例子是美國，由於其產業升級中主要依賴於技術的進步，其產業轉移是建立在本國新興產業不斷出現的基礎上的，因此其向外轉移產業的過程一直伴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

　　（二）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往往伴隨市場轉讓現象

　　在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某一產業從甲國轉向乙國生產，一般來說甲國會逐漸退出該行業的生產，而該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則由乙國承接。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南韓、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把旅游鞋、服裝等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生產以後，我國大陸相關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逐步擴大，當時我國許多媒體紛紛報道 “我國大陸在旅游鞋等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越來越大，競爭力越來越強”。而從國際產業轉移的角度來看，這實質上是南韓、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在產業轉移的同時退出和轉讓市場的結果。但市場的轉讓未必與產業轉移存在必然的聯繫，因為在該行業可能還存在其他低梯度國家的競爭，產業轉移後該產業的發展、企業生產成本、占領市場時間的先後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另外，隨著產業梯度的提高，對於部分行業或部分產品來說，在影響產業轉移指向的諸因素中，資源指向和勞動力指向的影響程度日趨縮小，而市場指向對產業轉移的影響程度不斷擴大，產業轉移中市場轉讓的效應將更為明顯。產業轉移過程中伴隨的市場轉讓現象，會對“以市場換技術”的思路有一定影響，也是我國承接產業轉移、向外進行產業轉移需要考慮的問題。

　　（三）受“新經濟”發展停滯的影響，發達國家對傳統產業的保護有所抬頭，“再工業化”現象會影響到產業轉移的進展

　　進入21世紀後，受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和“新經濟”泡沫消散的影響，發達國家對傳統工業的保護有所加強，製造業的競爭重新成為各國競爭的角力點。因此有些國家提出“再工業化”的口號，即認為只靠信息經濟和服務業很難保持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和高速增長，必須對傳統製造業重新給予重視。如美國於2002年3月以其國內鋼鐵產業受進口衝擊為由，宣佈擬對七百二十七種進口鋼鐵產品征收最高達百分之三十的特別關稅。此舉引起歐盟、日本、中國、南韓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強烈不滿。雖然後來迫於WTO和有關國家的強烈反對，美國宣佈取消保護性鋼材進口關稅，但同時宣佈要實施更加強化的監督政策。歐盟、美國、日本等國對發展中國家做出的許多類似舉動顯示對傳統產業的保護在進一步加強。針對我國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形成的價格優勢，許多國家對我國的貿易限制措施相對增加，除農產品外，輕工、機電和紡織服裝等行業均已受到了國外限制的影響，部分國家甚至出現了打壓“中國製造”的傾向。如歐盟決定對電機等6類來自我國內地的進口產品取消關稅優惠、中國鞋在俄羅斯被查抄、西班牙焚燒中國鞋等。這既反映出新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也反映出發達國家對製造業的再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產業轉移尤其是製造業的轉移會受到一定影響。

　　（四）發達國家對於環境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使發達國家加快了污染產業的向外轉移

　　隨著發達國家居民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環保法規日趨嚴格，環境標準越來越高，大多禁止在國內生產高污染密集產品。於是一些西方投資者便借援助開發和投資之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密集型產業和有害技術、設備、生產工藝，有的甚至公然向發展中國家出售危險廢物(“洋垃圾”)，直接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和人身健康造成危害。事實上,由於國內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吸引外資數量而對項目失於督查、個別企業不顧社會責任等原因，一些污染性企業已對我國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從全球範圍來看，污染性產業的跨國轉移在20世紀後期也呈越來越多的趨勢，這應當引起發展中國家的高度警惕。

　　（一）堅持參與國際產業轉移與落實科學發展觀相結合

　　我國的實際國情和科學發展觀的實施要求我國必須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減少資源消耗，註重依靠科技進步而非單純依靠資源消耗推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統一和協調發展。我國在參與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也必須註重可持續發展，堅持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相結合。既不能因噎廢食，以為引進的產業都是污染產業而不敢承接產業轉移；也不能目光短淺，為了一時的經濟增長而“引污入室”。這一方面需要國內儘快建立、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堅決禁止污染嚴重且無法治理的項目向我國投資和轉移，嚴格控制有一定污染但國內有治理技術保障的項目引進，並要求執行其母國環保標準；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國儘快完善政府績效考核機制，逐步由傳統GDP考核向“綠色GDP”考核轉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官員生態政績考核制度。以徹底防止和杜絕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迫於招商引資的壓力，急功近利，未經嚴格考察審核和項目環境評估就勿忙上馬，給國外產業向國內進行環境污染性轉移提供機會，損害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加快生產要素跨國流動，促進我國產業雙向轉移

　　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國際產業轉移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動，會有力地推動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首先，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有利於吸引外資、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我國稀缺的要素，有利於我國勞動力等充裕要素的輸出。其次，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又會推動相關產業的轉移，從而為我國承接國外產業轉移、向外轉移部分產業創造條件。因此，為了適應國際產業轉移的趨勢，我國一方面應逐步放鬆對生產要素的各項行政管理制度，為生產要素跨國流動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通過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配置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加強跨國生產要素市場建設。生產要素市場是生產要素流動的媒介，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狀況，直接影響到生產要素流動的流向、規模和效果。但從目前來看，我國生產要素市場發育還明顯滯後，不能適應生產要素國內、國外流動的需要。應在搞好生產要素市場基礎設施等硬體建設的同時，重點抓好市場中介組織等軟體建設，擴大市場交易規模，提高交易檔次，為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提供良好的服務，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動。

　　（三）產業轉移與技術轉移相結合，技術引進與技術創新相結合

　　在參與國際產業轉移中必須註重科技創新和自主開發，加大承接技術轉移的力度，逐步實現“以市場換技術”向“以競爭求技術” 的轉變。首先，要在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加大在我國的投資力度的同時，採取各種手段鼓勵外國企業向我轉移關鍵技術，並不斷提高承接轉移產業的技術層次。逐步完善外資企業在中國本土市場上的競爭環境，逐漸由單純鼓勵外商在華投資設廠轉變為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使我國逐步由跨國公司的“加工基地”向“研發中心”轉變。其次，要切實增強我國相關產業對技術引進的吸收消化能力。在引進過程中要重視技術專利和專有技術的引進，並加大對技術消化吸收的投入，形成對引進技術的系統集成和綜合創新，併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國具有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體系。再次，在承接國外產業轉移的同時積極向外轉移部分產業，對有條件的企業倡導“走出去”戰略，並對低產業梯度國家適時轉移相對先進的技術，提高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以全方位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在世界範圍內尋求資源的合理配置。

　　（四）加快跨國公司發展，鼓勵國內企業向低產業梯度國家轉移

　　我國跨國公司大多數是在80年代以後建立起來的，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跨國公司起步晚、經營規模小、競爭能力弱、擴張能力差的問題比較突出。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結合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積極推進企業產權重組，加快企業管理體制改革，促使企業逐步理順運行機制，在市場競爭中增強經營能力和競爭能力。其次，利用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良機，鼓勵企業跨地區、跨行業的兼併和擴張，擴大企業的規模，提高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能力。要以優勢企業、大型企業為龍頭，組建跨地區的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優勢互補，提高規模效益。再次，選擇一批資金、技術力量雄厚的大中型企業，重點進行扶持，鼓勵其開發高精尖產品，提高出口創匯能力，同時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在國外投資設廠，實現生產和銷售的跨國經營。通過培養一批有規模、上檔次、高水平的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進一步擴大跨國經濟合作，加快向外進行產業轉移和參與國際競爭的步伐。

　　需要指出的是，在跨國公司發展中要正確處理組建大企業集團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關係。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大型企業集團在生產規模和品牌方面都有一定優勢。但值得註意的是，國內有些地方為了把企業單純“做大”，出現了行政性併購的“拉郎配”的現象，結果是較大的效益好的企業反而被併購過來的負債企業拖垮，或被企業內耗拖爛。實際上，企業的主要目的不是“做大”而是“做強”，真正的跨國大企業集團是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而非合併出來的。所以，在我國製造業大企業的成長過程中，應註意防止行政性併購的“拔苗助長”，而應由政府註重培育良好的市場體系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並採取有效措施鼓勵中小企業發展，鼓勵中小企業通過自身成長和市場競爭成為國際市場上不沉的航空母艦。

　　（五）積极參与亞太地區經濟技術合作和產業轉移

　　我國與亞太地區地域鄰近，在產業梯度上具有很大的差異，便於我國實施產業雙向轉移的戰略。在亞太經合組織內部，中國除了積極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以外，更主要的是促進成員國之間的技術合作，加強科技交流和技術轉讓，並使其向組織化、制度化方向發展。從東亞地區來看，與東亞經濟合作既存在著必要性、可能性，也存在著許多制約和阻礙合作的因素。東亞各國生產要素稟賦的互補性、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產業結構的梯度性是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和基礎，但相互間政治制度、歷史因素、文化傳統的差異性，又加大了各國進行合作的難度。我國與東亞各國尤其是東盟國家在地域、經貿、僑胞許多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東亞經濟合作又會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提供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特別是在西歐、北美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增強的情況下，我國應該堅持平等互利原則，利用地緣經濟優勢加強本地區的經濟合作，逐步發展全方位的對外經濟關係，努力推進亞太和東亞區域的經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