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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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援助(international support;international aid)

　　國際援助是指國際組織或外國政府提供無償援助的進出口貨物。

　　國際援助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是殖民主義從復興、興盛到滅亡的一個歷史時期，一些歐洲國家曾經把整個地球瓜分成了它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受到了來自宗主國全面的干預與控制，這即是殖民統治。它是干預的一種極端形式，內容包括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方面面，或者說是一種早期形態。戰後殖民地相繼取得民族獨立，殖民國家失去了對被殖民國家的直接統治權，但並沒有放棄對獨立後的原殖民地的經濟干預，它往往體現在不平等的經濟與技術的交換。事實上，在現階段的國際舞臺上，多種干預形式同時或交互發生著作用，同樣包括經濟上的干預、政治上的干預和軍事上的干預，甚至已經上升到了大國集團或聯合國對某一或某些國家的干預。國際援助不等同於上述任何一種干預形式，雖然它也許間接與經濟和政治干預相關。國際援助的最大特點是它給干預賦予了極大的人道主義色彩，因為其目標是為了促進援助國的發展進而促進世界的發展。一般意義上的國際援助主要是基於對欠發達或不發達狀態原因的假設從而實施一系列改變這一狀態的行動，在行動上主要表現實施一系列以資金或物資投入為主體的發展支持。

　　從歷史上看，國際援助作為一種國際關係現象雖然由來已久，但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實現了機制化、體系化、規範化，而且二戰前後的國際援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特點。

　　(1)二戰前的國際援助大多是在盟國之間進行的，大多出於軍事和戰略上的直接目的。而戰後國際援助主要是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是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名義下進行的。

　　(2)二戰前的國際援助多為雙邊行為，沒有形成國際性的制度體系。戰後的國際援助不僅形成了一個相當完備的國際體系，而且具有制度化、經常性、大規模的特點，不僅有專門的國際機構，各發達國家也都設有專職政府機構。在戰後國際關係體系中，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完全游離於國際援助的系統網路之外。

　　戰後國際援助被認為成功的例子首推歐洲復興發展計劃，或稱馬歇爾計劃。歐洲復興發展計劃的實施使得遭受嚴重破壞的歐洲得到了很快的恢復，併在其後的年代達到了戰後空前的繁榮。隨後就開始了將這種經濟增長的經驗向欠發達國家轉移的進程。這種增長的轉移建立在以下幾個基礎之上：

　　(1)發達國家與許多欠發達國家均有歷史上的利益關係，這種利益關係開始於殖民時代。

　　(2)經濟復興後，發達國家需要穩定的海外市場從而保證足夠的有效需求，因此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也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需要。

　　(3)國際政治體系的運作使得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開始有了相互的依存性，聯合國系統為這種轉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增長轉移的促進主要是通過發展援助來操作的。聯合國為改善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的狀況，自1961年起相繼提出了四個“聯合國發展十年”計劃。在1981年開始的第三個發展十年計劃中，根據第25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2626號決議，發達國家應每年拿出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7％，用於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以緩和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成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聯合國的輔助機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這方面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旨在開展對第三世界的技術援助活動，是當前國際上提供多邊技術援助的最大機構，其80％的資金用於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足600美元的最不發達國家。聯合國貿發會議，一直是聯大一個協調南北關係和進行審議的論壇，其中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發展問題受到特別關註。1968年它推動設立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行“普遍優惠制”。2000年2月在曼谷舉行的第十屆貿發會議，即以全球化為其主題。該屆大會通過的《曼谷宣言》和《行動計劃》兩份重要文件，充分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形勢下，要求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貿易新秩序的強烈願望，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國際經濟平衡、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建議。

　　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際援助主要還是集中在經濟領域，但到了80年代就開始寬化到社會發展領域，尤其是多邊和雙邊的技術援助項目。這種轉移體現了對發展的深層次的認識。經濟增長與社會全面進步的關係在80年代的國際援助中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在這期間，健康、教育、婦女、人口、環境、資源開始作為發展計劃中的重要方面。世界銀行的建立標誌著發展干預由個體國家的行動轉變成了全球性的行為，繼之建立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使得這種全球性的發展合作更加廣泛和規範。發達國家開始以雙邊及多邊捐助國的身份參與國際援助事業，70年代和80年代是國際援助事業發展的頂峰階段。其原因在於西方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東南亞經濟的騰飛，使得國際資本有能力把其中的部分轉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可以說，國際援助成為了西方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政治、經濟控制的一種新的手段，這長期以來被批判為“新殖民主義”。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在進行發展援助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在輸出其政治觀念與意識形態，從而為西方左翼發展學者們所批判。當然也應該看到，西方國家進步與積極的因素也隨發展項目而傳入欠發達國家。國際援助既包括物質形式的資金、技術、物品、人力，也包括無形的智力和信息等多種要素，實際上又是各種政治、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超越市場機制以外，藉助政府行為和國際機制，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轉移和配置的一種重要形式。它之所以成為一種重要的國際現象，主要是因為近代國際社會長期以來存在著以下幾種規律性的運行特點和發展趨勢：

　　(1)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類型產生。國家間經濟實力的差距和貧富不均，從而使富國對窮國實施援助成為可能，也使窮國通過接受國際援助以發展本國經濟成為必要。

　　(2)國與國之間存在著親疏遠近的非等距離關係，各國為維護自身利益，需要經常通過各種政策行為對國際關係進行調整，在國際社會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國家，力圖藉助國際援助的政策行為實現本國的戰略目標和利益最大化。

　　(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國家以經濟合作為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各種形式的援助，固然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同時也有利於發達國家自身的發展。值得註意的是，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援助出現的兩個不容易忽視的現象與趨勢。

　　(1)各種超國家的、跨地區的、次區域的、縱向橫向的非政府組織(NGO)顯示出強勁的崛起勢頭，它們在國際援助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未來一段時問還可能進一步增強的世界“縮小和碎片化”趨勢，原有的維繫手段和尺度卻在日益失效；而環境、衛生、經濟、人權等領域的全球性問題越來越證明系統思維的必要性，說明世界問題在很多領域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區域問題的處理結果會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千里之遙的他國居民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非政府組織開始關註特定領域的全球問題，在國際援助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2)發展中國家開始改變作為窮國和客體只是接受援助的形象，在國際援助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而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相對削弱。後冷戰時期，國際援助作為帶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長遠戰略意圖的經濟援助政策行為，Et益成為各國政府表達本國意志、調整國家關係、平衡國際格局、維持國際秩序、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即便發達國家目前仍在國際關係體系和國際政治格局中處於毋庸諱言的主導性優勢地位，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援助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戰略動向和政策行為，必將對國際關係的演變和發展產生不可否認的重大作用和深遠影響。

　　第一，援助政策的變化。西方國家對外援助政策越來越受到——些當代援助理淪的影響。這些理論包括：“畢業論”，即認為某些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東亞國家不應再繼續接受西方援助(其實中國仍屬於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小於675美元)；“民間資金論”，即認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有大量民間資金流入，政府援助的作用越來越小。這些理論直接導致了很多西方國家不斷削減援助預算。還有一些理淪如“環境論”、“人權論”、“減輕貧困論”等，造成援助資金逐漸偏離官方發展援助的初衷，越來越強調對政治改革、民主、人權、私營經濟發展等領域的援助等，並且把這些作為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受援國如不按援助國的要求，實行經濟和結構調整的國家就很難得到更多的援助資金。針對援助需求增加與資金來源減少之間的矛盾，發達國家特別註意加強援助的重點目標和所謂“援助效果”，一方面藉此作為減少援助的籍口，另一方面把它作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策干預的手段。

　　第二，援助形式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西方援助國開始實施以無償援助形式為主、偏重於提高人的基本素質的援助方案，轉向人力資源開發方面。1993年，官方發展資金中有40％是以無償方式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中無償援助的比例也有較穩定的增長，占資金總額的4／5。在官方發展援助總體援助下降的同時，貸款方式減少了25億美元，比1992年下降了30％。特別是對最不發達國家，貸款方式僅l億美元。援助國改貸款為贈款，雖然免去了受援國日後償還的負擔，但實際得到的援助資金卻大打折扣。最不發達國家在1993年接受的官方發展援助總額為9．76億美元，比1992年的12．2%億美元減少了20．3％。與此同時，1993年，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用於人力資源開發的乾均比例為lo叱。比1992年的8．7%有一定提高。作為西方援助政策核心協調機構的發展援助委員會呼籲各西方援助國要更加重視加強受援國的機構建設和提高受援國的行政管理能力，進行多方面的政策協調與對話。這意味著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將更密切地深入到受援國的行政決策過程中。

　　第三，受援地區分佈的變化，1993年受援最多的仍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占發展援助委員會官方發展援助的36.2％，然後依次為亞洲和大洋洲國家23．8％．中東和北非國家16.2％，中、南亞國家2.39％．拉美和加勒比國家11．5％。如果按人均收入類別計算，獲得援助最多的是低收入國家為49％，其後是最不發達國家23.9％，中低收入國家20.3％，中高收入國家2.6％和高收入國家4.0％。各國援助對象出現擴大化、分散化趨勢。值得註意的是官方發展援助的流動方向與私人資金的流動趨勢基本相—致，即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是吸收官方資本和私人資金的主要群體，其中，尤以中國、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尼的受援款增長較快。

　　第四，援助部門分佈的變化。社會和管理基礎設施、經濟基礎設施、農業和工業生產部門、糧食援助以及方案援助仍然是重點援助領域，分別占西方官方發展援助的20．9％，19．4％，7．8％，6．9％，2．7％，和5.9％。與80年代後期相比，農業援助和方案援助增長比較快。由於—些發展中國家的自然災害和人為衝突比以前增多，因而在援助的部門分佈-亡，人道主義援助和緊急救災援助比前幾年有大幅度增加。如果把人道主義援助、緊急救災援助、難民救濟和安置援助相加，在80年代中期這些援助僅為10億美元，1990年為28億美元，1993年達36億美元．達到全部官方援助的ll％。

　　第五，主要援助國援助規模的變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從規模上看表現為兩種情形：形勢好的年景，表現為絕對地增長和相對地停滯及不足並存；形勢不好的年景，表現為絕對地下降和相對地不足及下降並存。1993年，日、美、德、法等主要援助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日本對外援助在數額上從1992年的112億增長到1993年的113億美元，但按實際價格計算則下降了12％。由於受援國償還以前日本貸款有大幅度增長，日本的對外雙邊貸款援助下降了33％。美國從1992年的117億美元下降到1993年的97億美元，按實際價格計算下降了13％，對多邊機構的捐助下降了13％，官方發展援助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重僅為0．14％，達到1989年以來的最低點。德國1993年的對外援助額為70億美元，比1992年下降了6％，官方發展援助(ODA)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重從1992年的0．39％降為0．37％。法國1993年的援助額為79億美元，按實際價格計算，與1992年基本持平，它的雙邊援助部分增長了2％，而對國際多邊機構的捐助則下降了?％，官方發展援助占GNP的比重0．63％，同1992年一樣。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法國的ODA占GNP的比重一直居於較高指數。

　　第六，多邊援助的變化。60年代，各發達國家的雙邊援助在發展援助中所占比重遠遠高於多邊援助的比重，70年代發達國家多邊援助增長迅速，80年代多邊援助發展速度開始放慢。1993年，發達國家對國際多邊機構的捐助為163億美元，比1992年的173億美元下降了13％。由於前幾年的積累的資金，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國際多邊機構特別是國際金融組織的援助沒有出現大的滑坡。但如果今後不會有大的增資活動，將直接影響到以後多邊援助的規模。因此，1993年，發展援助委員會發出呼籲，要求各西方成員國增加多邊援助捐款，儘可能使ODA占GNP的比重趨向於0．7％。然而，美國曾公開聲稱此規定“不現實”。如果發展援助委員會的呼籲得不到發達國家普遍的響應，廣大發展中國家就只能越來越多地轉向商業信貸機構集資，而由於西方高利率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負債纍纍，從而極嚴重地限制南北經濟合作關係的發展進程。法國新任總統希拉克1995年7月22日在訪問非洲時，批評美國等大國停止對貧窮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援助，說這是“日趨膨脹的自私自利行為”，他警告說“如果我們不為這些地區的發展創造條件……我們就難以避免國際上的動蕩局面。”

　　第七，官方債務的變化。進入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官方債務已占全部外債總額的25％。在最不發達的國家中，這一比例達到609《。到1993年底，發展中國家債務達到16300億美元，在這些債務構成當中，對多邊機構的債務為2760億美元，官方發展援助的債務為1480億美元，兩項之和約占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26％。面對多邊債務特別是對國際金融組織的債務增長，債權國以及多邊援助機構在減免債務方面曾做過一些努力，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仍不奏效。

　　總之，從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流動的特點中不難看出，今後短期內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入不會有大的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將進一步擴大，而援助規模還將繼續有所縮小。從西方國家對外援助的特點來分析，似可看出西方在今後的對外援助中將更加強調援助的效果，而這一趨勢將使今後發展援助無可避免地出現一系列問題，概其要者有：援助資金將越來越必須用於在援助國採購，從而使得採購價格明兄高於國際市場價格；援助資金的優惠性將被出口商所占有，在援助中．受原住房得到越來越少的實惠；援肋資金將越來越多地用於商業用途；援助項目中忽視持締性結果，逐漸偏離發展目標，援助項目的持續性越來越低，越來越成為償債負擔．

　　1．國際援助中的政治色彩日益濃厚。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大潮的涌起和東歐國家的劇變，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以“民主、多黨制、私有制”等作為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的先決條件，它們往往以經濟援助為手段，把按西方國家的意圖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作為附加條件，如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將受援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甚至受援國的人權記錄和民主進程作為援助的重要指標和根據，援助國苛刻的政治條件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得到發展援助的數額日益減少。

　　2．國際援助的附加條件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援助國將援助與採購援助國商品和使用援助國的勞務聯繫在一起，而且“限制性採購”占援助款的比例不斷提高。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提供的雙邊援助，有一半以上要求受援國購買援助國的商品和使用援助國的勞務。這種帶有限制性採購的援助往往迫使受援國進口一些質量差但價格高的商品和勞務，以及不適用的、過時的技術和設備，這不僅削弱了發展援助的作用，同時還加大了受援國沉重的債務負擔。

　　3．國際援助規模停滯不前。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為例，在1970年至1980年的十年間，該組織成員國的援助額從69．86億美元增加到272．96億美元，增長幅度為290．72％；而1980年至1990年的援助額雖然從272．96億美元上升到533．56億美元，但增長幅度卻下降到95．47％；20世紀90年代以後，援助增長幅度進入停滯狀態，1993年的援助額僅比1990年增加10．97億美元，增長幅度僅為2．06％。援助的增長幅度雖在大幅度下降，但要求緊急援助的最不發達國家卻從1970年的25個增加到1998年的48個，符合國際開發協會援助條件的非常貧困的國家，也從1990年的42個增加到1996年的70個。國際援助規模的停滯不前與要求援助的貧困國家不斷增加的矛盾日益突出。

　　4．大部分援助國沒有達到聯合國規定的援助標準。聯合國1970年通過了《聯合國第二個十年國際發展戰略》，其中規定：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凈交付額應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7％。但是提供發展援助較多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援助水平，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凈交付額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80年的0．35％下降到1993年的0．3％。援助大國中只有法國近十年來一直保持在0．6％--0．63％之問，接近聯合國要求的0．7％的標準。相反，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和日本，1993年分別隻有0．15％和0．26％。

　　5．國際援助格局不斷變化。國際援助格局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日本、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法國、義大利和丹麥等國的國際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美國、英國、德國、荷蘭、澳大利亞、紐西蘭、比利時、愛爾蘭等國的國際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其次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的援助數量普遍減少。從1975年至1989年，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的援助額平均減少了61％，其中占該組織成員國援助額70％以上的沙烏地阿拉伯，1989年的援助額竟然比其提供援助最多的1980年減少了約80％。最後是蘇聯已經解體，解體後的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由援助國變成了受援國。雙邊發展援助已從原先的以美國、日本、西歐、中東地區產油國和原蘇聯為主的世界雙邊發展援助體系，逐漸演變為以日本、西歐和美國為主要援助國的世界雙邊發展援助新體系。

　　6．國際援助形式變化。援助形式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方案援助和債務減免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項目援助的比重相對下降。1990年生產性項目援助占國際援助總額的比重從1976年的21．8％下降到12．2％，債務減免的比重卻達到了23．3％。其中美國1990年的債務減免數額占美國當年官方發展援助總額的57．1％。

　　7．地理分佈相對穩定。美國發展援助的重點在拉美和中東地區，英國將南亞和非洲的英聯邦國家視為援助的主要對象，法國主要援助非洲講法語的國家，日本則將大部分援助給予東南亞各國，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將援款的80％以上贈予阿拉伯國家。近些年來，主要援助國都加強了對撒哈拉以南地區非洲國家的援助，減少了對南亞國家的援助，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雙邊援助額占雙邊援助總額的比重由28．5％上升到31．3％，而流向南亞國家的雙邊援助額卻從18．7％下降到10％。

　　8．國際贈與成分不斷提高。從1989年以後，發展援助委員會(DAC)成員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的贈與成分平均超過了90％，超過了發展援助委員會規定的86％的標準。1995年發達國家向48個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提供援助的贈與成分平均高達98．6％，其中有13個國家達到了100％的無償援助。

　　9．受援國加強了對援助項目的管理和評估。20世紀80年代以前，雙邊援助的管理與評估工作遠遠不如多邊援助。進入80年代以後，援助國加強了同受援國有關項目某些具體問題的聯繫與合作，並註重項目評估，有時甚至參與項目管理，以此來提高援助的效益。

　　2004年12月的印度洋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災難發生後，國際社會迅速展開了大規模的救援活動，各國承諾捐款總額已超過40億美元。全球的人道主義合作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但這場二戰後規模最大的國際援助行動也在考驗著目前的國際關係。二戰後，國際社會主要存在四種模式的國際援助。

　　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政治戰略型援助，即以實現稱霸全球和控制戰略地區為目標，從安全戰略的基點出發，附加嚴格政治條件的國際援助；二是以西歐國家為代表的經濟開髮型援助，即以擴大出口和拓展資金投放場所為主要目的，力圖通過國際援助，為本國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創造有利外部環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歐國家為代表的人道主義援助，即以幫助受援國改善經濟條件為目標的超越政治意圖的國際援助；四是以日本為代表的投資、貿易、開發三位一體的綜合援助，即通過國際援助促進本國出口，保障資源供應，為經濟擴張創造良好條件的一種援助。

　　總體來看，國際援助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其戰略意圖和政治構想的一種手段。對於國際援助的解讀可以有多個角度：國際援助有多邊的，如世界銀行所提供的援助；也有雙邊的，如中國政府與德國政府的協議援助。國際援助的內容也非常豐富，如財政援助、技術援助、項目援助等。總之，不同視角下的國際援助有著不同類別的劃分。

　　(一)以提供途徑為標準，國際援助包括雙邊援助和多邊援助

　　1．雙邊援助是指兩個國家或地區通過簽訂發展援助協議或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由一國(援助國)以直接提供無償或有償款項、技術、設備、物資等方式，幫助另一國(受援國)發展經濟或渡過暫時的困難而進行的援助活動。一些發達國家建立的國際援助組織，如美國國際開發援助公署(USAID)、英國官方援助公署(ODA)、加拿大國際發展公署(CIDA)、瑞典國際發展公署(SIDA)等，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向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提供著援助。雙邊援助的流向與授受援助雙方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有著密切的關係，發達國家往往以受援的發展中國家實行“民主、多黨制、市場經濟”等作為提供援助的政治條件。雙邊援助經常附帶其他限制性甚至不平等要求，多數發達國家在提供雙邊援助的同時，還附帶有限制性採購條件。目前，西方國家提供的雙邊援助帶採購限制或部分採購限制的占其雙邊援助提供總額的50％以上。

　　2．多邊援助則指多邊機構利用成員國的捐款、認繳的股本、優惠貸款及在國際資金市場借款或業務收益等，按照它們制定的援助計劃向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提供的援助。多邊援助一般是由援助國政府將資金或物資提供給國際組織，再由國際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多邊援助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加勒比海發展銀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歐盟、聯合國開發計劃公署等。隨著二戰後國際援助的發展，一些受援國和國際組織發出“多邊倡議”：國際援助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國情，增加受援國自主權和參與權，以擴大援助效果。多邊主義有利於援助管理、降低捐助國偏好的風險並使資金流向與國家發展優先項目相對應，但捐助國不改革提供援助的方式，僅靠增加援助並不能實現國際援助目標。在某種意義上，多邊援助的發展正是多邊主義推動和援助方式改革的產物。多邊援助緩解了國際援助中“附帶了不能反映國內改革趨勢的條件”，特別是在對捐助國的購買項目掛鉤問題上得以妥善解決。

　　(二)按援助方式，國際援助分為財政援助、技術援助、糧食援助等

　　財政援助是為了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或緩解政府財政困難；技術援助主要是轉讓技術專利、培養技術人才、傳授管理知識、提供咨詢服務等。

　　1．財政援助是指援助國或多邊機構為滿足受援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為解決其財政困難而向受援國提供的資金或物資援助。從方式來看，財政援助包括雙邊贈予和雙邊直接貸款兩種，前者指的是援助國向受援國提供不要求受援國承擔還款義務的贈款，贈款可以採取技術援助、糧食援助、債務減免和緊急援助等形式來進行；後者則指援助國政府向受援國提供的優惠性貸款，一般多用於開發建設、糧食援助、債務調整等方面。

　　2．技術援助是技術先進的國家和多邊機構向技術落後的國家在智力、技能、資料、咨詢、工藝和培訓等方面提供的各項資助活動。

　　3．糧食援助，既包括直接提供糧食，也包括為發展糧食生產提供物資和資金。如通過世界食品計劃組織(WFP)或國際緊急食品儲備組織(IEFR)來提供食品供應。

　　(三)按使用方向，分為項目援助和方案援助

　　1．項目援助是援助國政府或多邊機構將援助資金直接用於受援國某一具體建設目標的援助，是把援助資金或物資直接用於單個項目。

　　2．方案援助又稱非項目援助，它是指援助國政府或多邊機構根據一定的計劃，而非按照某個具體的工程項目向受援國提供的援助。方案援助一般用於進口撥款、預算補貼、國際收支津貼、償還債務、區域發展和規劃等方面。它面向一定的經濟發展計劃提供總體開發援助。

　　(四)從性質來看，國際援助分為戰略型援助、發展型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

　　1．戰略型援助。這一類援助從特定的外交戰略、意識形態出發，直接把援助與軍事、政治目的和條件掛鉤。如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前美國國際開發署副署長蘭開斯特在《外交》雜誌上撰文稱：“美國的國際援助在冷戰結束以前成功地遏制了共產主義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蔓延”，“將成為美國全球化外交的重要工具”，是“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

　　2．發展型援助。這一類援助從短期目標來看，以擴大出口、確保資源供應等對外經濟利益為目的，把援助與本國的經濟利益直接掛鉤；從中長期目標來看，以獲取更長遠的對外經濟利益為目的，註重以經濟援助來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3．人道型援助。這是在幫助他國改善經濟與社會條件這一較純粹的援助動機之下，不以特定的對外利益為直接目的，不在援助上附加任何政治或經濟條件的做法。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國際紅十字會(ICRC)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緊急救援，幫助那裡的自然災害和戰爭受害者。

　　此外，按國際援助提供主體來看，可以分為非政府援助和次政府援助兩種不同的類型，也可以分發達國家提供的援助和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在國際援助體系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及影響力此消彼長。發展中國家開始擺脫作為窮國和客體只是接受援助的處境，在國際援助中發揮積極作用，客觀上削弱了發達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