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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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

　　包容性增長又稱包容性發展或共用式增長，也有人譯作共用性增長，世界銀行認為，應該動員潛在的勞動力來使經濟活動的勞動力最大化，不只是要保持經濟平衡來實現持續的增長，還應該促使貧困的減少；歐洲2020戰略強調“巧妙的，持續的，包容性的”增長，即強調的是競爭中的創新，對環境的保護和高就業率以及社會和地區的凝聚力。總之，包容性增長就是在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關註社會領域發展，關註弱勢群體，讓更多的人享受經濟全球化的成果。

　　企業的包容性增長，則是指企業發展過程中，平衡各利益相關者，處理好與員工、與上下游企業的關係，同時註重對環境的保護等社會責任的實現。為此，認為企業的包容性增長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企業內部的各關係的協調，特別是平衡企業內部培訓及成長機會等；二是指外部各關係的協調，主要是指企業的社會責任，即要求企業在註重發展的同時實現其社會責任，遵守商業道德、保護環境等。接下來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紹我國小企業存在的非包容性增長的問題；第二部分借鑒印度小企業包容性增長的經驗；最後，第三部分則是提出中國小企業的包容性增長戰略。

　　“包容性增長”作為一個新的術語，最早於2007年由亞洲開發銀行在《新亞洲、新亞洲開發銀行》研究報告中提出：“新亞行關註的重點要從應對嚴重的貧困挑戰，轉向支持更高和更為包容性的增長。”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題為《深化交流合作，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包容性增長已經引起廣泛的關註。

　　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強調公平正義。對國際社會而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互相尊重，共用平等的發展機會，對其他國家的和平發展採取包容的態度：對一個國家而言，包容性增長是指消除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和裂隙，讓每一個個體融入經濟發展的潮流中，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分享共同的成果。

　　包容性增長是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狀態的一種描述。它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是經濟以科學的方式增長．二是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共用成果。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首先，包容性增長既註重經濟發展的速度，更註重發展的方式，即不僅要有數量，更要有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做到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之間的相互包容。其次，包容性增長重點強調所有人的幸福，既要有同質的發展權利，也要有平等的分享權利，做到各階層、各群體之間相互包容。要實現所有人的幸福必須強調兩個方面：參與和共用。1995年哥本哈根“千年宣言”中對“參與”有經典的解釋：“只有人——不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社群—— 成為行動主體。變化和發展才能產生。”只有每一個個體都能融入主流之中，發展才會充滿動力和活力，個體也會因社會的發展促進自身的發展，獲得幸福的機會。2005年聯合國審視“千年宣言”的報告中對“共用”作出如下解釋：共用不僅是指共用經濟增長的成果，同時也是發展、安全和人權的共用。只有共用，才會幸福。包容性增長要消除各階層、各群體之間共用的障礙，讓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讓所有的人共用成果。

　　包容性增長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而中國在當今重視包容性增長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

　　中國加入WTO後，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總量增加，國際影響力日漸提高。但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單純追求GDP及經濟效益，忽略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導致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基尼繫數逐步走高，社會背景差異導致各階層發展機會不平等。針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問題，包容性增長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迫切要求：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發展質量，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之間的相互包容。針對社會發展不均衡，包容性增長作為一種價值導向，把所有人的幸福作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的動力，力爭使經濟發展的目的回歸到以人為本。包容性增長更加關註弱勢群體的訴求．保護弱勢群體的參與權利和共用權利，使弱勢群體在生命、自由、財產、尊嚴、保障、發展等方面與其他階層和諧統一。包容性增長絕不允許強勢權力對弱勢權利的剝奪，不允許壟斷集團和特殊利益集團的長期存在，“窮人也有富權利”。只有權利和機會均等，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和諧。把所有增長的要素有機整合，達到優化配置，產生合力，實現經濟、社會、民生的共同發展，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戰略視野。

　　包容性增長反映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包容性增長強調共同參與，共用成果，權利平等，弱勢群體不應因其背景差異被孤立於經濟社會發展之外，在參與經濟增長、合理分享發展成果等方面不會面臨能力的缺失、體制的障礙、社會的歧視。發展機會的平等、發展成果的共用既是對人的尊重．也是踐行“以人為本”的具48體體現。只有人得到發展，社會才會更和諧；只有發展方式正確．才能優化整合人、財、物。實現最有效的發展。實現包容性增長的根本目的就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包容”蘊含的意義是“和而不同”。“包容性增長”則是存在差別的要素各適其性，各得其所。共同發展。

　　“和”是指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以自己的發展促進、帶動他物的發展。“和”強調的是差異事物之間的包容、融合；“同”則是指完全一致，沒有差異。“同”看似平等，但它是單調的、沉寂的，沒有動力和活力，結果只能是停滯和死亡。“和”雖有差異，但它是在差異的基礎上融合各種積極因素。是有活力、有能量、有動力的發展。“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只有“和”才能長久地發展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平等地獲得機會．是共用性增長。平等地獲得機會是指制度上的平等。質的平等。但由於個體能力不同導致獲得的機會不同是差異的範圍，正是這種不同才使得各行各業都有適合的人才，才能得到發展。制度上的平等是“和”的範圍，它將各種發展的力量加以包容、整合。‘就包容性增長而言，為每個公民提供合理髮展的預期，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兼容並包、兼容並蓄。有異有和，經濟發展才能充滿活力，社會進步才能充滿動力，這也是經濟長期繁榮與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強調入的平等權利之外，包容性增長還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和諧共處，共同發展。

　　包容性增長也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體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矛盾。增長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各項事業都會失去基礎。包容各階層、各群體的利益，是生產關係協調發展的要求。弱勢群體參與經濟發展，共用經濟成果。有助於形成共同的社會認知，維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為共同參與、共用成果提供了基礎，包容協調的社會關係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發展。包容性增長促進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

　　學界普遍認為，“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是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2007年8月在京召開的“以包容性增長促進社會和諧戰略研討會”上提出來的。與會中外專家認為，要確保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好處能夠惠及百姓，中國的發展戰略應重視以機會均等為基礎的包容性增長。而對“包容性增長”理念做集中闡述的是《以共用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一書。該書由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亞行助理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學者編寫，收錄的文章是作者為亞行“以共用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研究課題準備的背景研究報告。這些報告也在2007年8月9日亞行在北京舉辦的“以共用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戰略研討會”上進行了交流。其主旨，就是分析中國經濟過去30年增長的特點，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問題及挑戰，探討通過實現共用式增長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選擇。

　　1．國際淵源

　　學者們追溯了“包容性增長”的淵源，對這一概念生成和演進的歷史脈絡進行了考察。有論者指出，20世紀中期以來人們關於經濟增長的認識不斷深化，增長理念經歷了從單純強調增長，到“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再到“包容性增長”的演進。世界銀行於1990年提出“廣泛基礎的增長(broad-based-growth)”，其後進一步提出“對窮人友善的增長(pro-poor-growth)”的理念，並以此制定世行的貧困減除政策以及指導各國相關實踐。進入21世紀，亞行和世行在“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基礎上，先後提出了“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

　　近些年有論者一直關註“益貧式增長”Pro-poor-growth)”問題的研究，在“包容性增長”概念演進的考察方面，成為目前學界中較為細緻的學者。論者認為，包容性增長與人們對貧困的認識不斷深化高度相關，且概念形成並沒有一個具體的節點，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問，亞行和世行都在“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1966年，亞行就提出了“要對地區的和諧增長做出貢獻”，“這可視作‘包容性增長’思想的萌芽”。亞行還在世紀之交較早地給出了1997年英國的國際發展白皮書所提出的“益貧式增長”概念的定義，認為如果增長是吸收勞動並伴隨降低不平等、為窮人增加收入和創造就業的政策，尤其是當經濟增長有助於婦女等其他傳統上被排除在增長及其成果分享之外的群體時，這種增長就是益貧的。2006年6月組建的包括聯合國貿發會秘書長、美中印三國著名經濟學家、著名企業高管的名人小組，旨在研究亞洲的未來發展趨勢和亞行的作用，因此可視為其淵源。該小組在2007年3月向亞行行長提交的《新亞洲、新亞洲開發銀行》這一研究報告，提出新亞行關註的重點要從應對嚴重貧困挑戰轉向支持更高和更為包容性的增長等重要觀點。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和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均為小組成員。由此，亞行在“益貧式增長”概念的基礎上，2007年8月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長”(亞行稱之為“共用式增長”)的理念。。兒。而作為長期致力於全球貧困減除工作的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了“廣泛基礎的增長”概念，其後的《世界發展報告2006：公平與發展》在系統闡述了對公平與發展的認識的同時又指出，機會不平等是對人類天賦的浪費，它會加劇經濟效益的低下、政治衝突以及制度的脆弱性，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廣泛的機會。在此基礎上，2008年5月世行發表《增長報告：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發展的戰略》，進一步明確提出了要維持長期及包容性增長，並相信通過建立包容性、確保增長效益為大眾所廣泛共用。至此，“包容性增長”的理念成為世行和亞行等致力於國際減貧的國際機構的核心指導思想。

　　可見，“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最早由亞行提出，並由亞行、世行(也包括經合組織OECD和聯合國UN)等國際組織在10多年問逐漸完善。例如有論者就指出，“包容性增長”概念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等政治領導人的關註密不可分。援引潘基文的原話稱，經濟增長雖對貧困減少是必需的，但並非充分的；基於動態的結構性經濟變革的可持續和平等增長，對於實質性的削減貧困是必需的；它能更快地促進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世行官方網站稱，包容性增長與“基礎廣泛的增長”、“分享型增長”、“親窮人的增長”等經常互換。

　　有論者指出，“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形成，與20世紀80、90年代發展起來的權利貧困理論以及關於社會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關，“包容性”反映了這種理念對公民權利的強調和對社會排斥問題的重視，強調貧困人口不應因其個人背景的差異而受到歧視，不應被排除在經濟增長進程之外，而“包容性增長”所倡導的機會平等則強調貧困人口應享有與他人一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利，在參與經濟增長、為增長做出貢獻、併在合理分享增長的成果方面不會面臨能力的缺失、體制的障礙以及社會的歧視。

　　2．國內淵源

　　一些論者指出，“包容性增長”雖然是個經濟概念，但它與近年來我們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我國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長的含義。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包容性增長的核心是倡導機會平等、共用發展成果，回歸增長本意即以人為本，發展的目的不是單純追求GDP的增長，而是使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進行，並且追求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處，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有論者認為，包容性增長具有三大立足點，首先立足的是平衡發展觀的思想認識，其次立足的是公平發展觀的思想認識，最後立足的是全面發展觀的思想認識。因此，儘管“包容性增長”是個新鮮概念，但實際上其立足的是近幾年發展觀的變革，是一種發展模式認識上的精煉和升華。

　　1．學者們多從國際和國內兩個視角進行了討論

　　有論者指出，亞行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主要是著眼於國家與國家問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國家內部的發展不平衡。從前者來說，窮國與富國所享受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是不一樣的。從後者來說，不同人群對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的分享也是不一樣的。所以亞行才會指出，要讓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讓弱勢群體得到保護，加強中小企業和個人能力建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保持平衡。與此同時，強調投資和貿易自由化，反對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重視社會穩定，並把它們概括為“包容性增長”的幾個特征。而中國之所以要關註“包容性增長”，原因在於內部發展的高度不平衡，不同群體所分享的社會公共服務高度不均等，貧富差距驚人。過去的30餘年中國經濟在創造了世界少有的增長奇跡和貧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的同時，貧富差距反而越來越大，高於世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若把中國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群體差距考慮進來，中國的發展其實就是世界的縮影，換言之，是一個“不包容性增長”的典型。

　　有論者指出，從全球看，多年經濟發展給世界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在高速增長中不但沒有些許減輕，反而因各國對資源的加速掠取和對環境的破壞而日益增大。多年來，基於外界條件和內部因素而導致的南北差距與東西差距，在高速增長中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因馬太效應的推動而呈愈加擴大之勢。

　　從國內看，多年形成的產業結構扭曲和不合理現象，在高速增長中不但沒有出現減緩，反而因各地區各產業片面追求更高速度而愈加扭曲。多年尚未解決的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在高速增長中不但沒能完全解決，反而因各群體片面追求效益忽視公平而加劇了其不合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既富有前瞻性而又水到渠成地提出來了 。

　　亞行駐中國代表處有論者指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實際上是對當時經濟失衡狀況的一種強制性的改變，成為“包容性增長”被官方採納和認可的助推器。國際社會有一種傾向，經濟面臨較大問題時大家易攜起手來，一旦經濟向好並相對穩定，合作意向便會減弱。此刻理應推廣一種理念，去更多地尋求雙贏、多贏。

　　2．部分學者主要從國內層面進行解讀

　　有論者指出，近年來，一些被過往經濟高速增長掩蓋的民生問題開始集中凸顯，轉型過程中市場機制、公共政策與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使得機會不平等已成為導致我國國民個人收入差異的重要原因。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予以糾正。

　　有論者認為，從中國目前的現實語境剖析，“包容性增長”的提出更有其現實針對性。貧富差距逐漸拉大，中國基尼繫數超過警戒線；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日益拉大；勞動者權益保護不盡如人意，存在諸多掣肘；生態和環境保護不容樂觀……從而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引發社會問題。因此，從內涵來看，似乎可以將“包容性增長”視為社會建設領域的“科學發展”。之所以強調“包容”，其要旨就是營造一種“包羅廣泛的、眾人皆可得的”發展氛圍和達到的境界，即公平 。有論者也指出，當前，中國之所以會特別關註或強調“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性，是因為中國內部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不同群體分享社會公共服務不均等因素，導致目前中國按基尼繫數指標顯示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這種發展與分享的不平衡性，是“不包容性增長”的典型表現。

　　包容性增長是一種全新的增長理念，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模式，與非包容性增長相比較，包容性增長的特征主要表現在：

　　(一)包容性增長體現了新的增長目標模式

　　非包容性是一種經濟增長至上、GDP至上的發展觀，把經濟發展簡單理解為經濟增長，同時又把經濟增長簡化為GDP增長，即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經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社會保障的工業化道路。非包容性增長的典型後果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基尼繫數持續擴大。包容性增長與非包容性增長有本質的區別，包容性增長體現了一種新的經濟增長目標模式，在經濟增長理念上，包容性增長反映出了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歸宿。在經濟增長方式上，依靠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協同來拉動，註重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依靠內需拉動和就業導向，以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經濟增長的後果方面，強調各個經濟利益主體矛盾的緩解，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及群體差距的縮小。

　　(二)包容性增長倡導公正和公平

　　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包容性增長包括以下要素：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性。包容性增長重新描述了公平與效率之間良性互動的內在包容性，主張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縮小收入差距。二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保持平衡。強調區域經濟發展平衡，建立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重視各個利益主體矛盾的緩解，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及群體差距的縮小。強調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重視城鄉之間的平衡發展，主張建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三是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協調。包容性增長的關鍵在於經濟增長包含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也為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隨著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長，更加要求社會與經濟共同發展。四是提高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能力，確立以就業為導向的經濟增長目標，通過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來爭取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與發展機會，確保民眾有基本福利保障。

　　五是確保民眾的機會平等和公平參與。包容性增長是指通過經濟增長創造發展機會，社會所有成員都可以平等利用這些機會提高自身的發展能力，使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社會發展實現良性迴圈。

　　(三)包容性增長倡導了新的增長價值導向

　　包容性增長向全社會倡導了新的增長價值導向：一是倡導增長成果共用的價值導向。增長成果共用價值觀的含義包括：不同社會階層共用增長成果，關註人的生活質量、幸福指數，把發展的目的真正體現到滿足人民需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同區域共用增長成果，解決區域之間發展成果共用失衡問題，增強區域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調性，在區域之間共建共用發展成果的機制。城鄉之間共用增長成果，建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新格局，消除城鄉市場分割、體制分割、產業分割，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配置，在城鄉之間建立起共用增長成果的機制。二是倡導民生為本的價值導向。要改變過多強調GDP的增長理念，在經濟增長中更多地強調民生，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向窮人和弱勢群體傾斜。三是倡導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價值導向。包容性增長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經濟增長應該是互相協調的 。包容性增長是和諧增長、科學增長。是對低收人人群有利的增長，財富分配應該是公平的，社會成員都應該在經濟增長中獲得相應的份額。這種增長應該有利於社會發展、公共服務和精神文明建設。四是“國富”與“民富”相結合的價值導向。包容性增長強調民富優先，意味著促進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將成為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價值目標，這一目標意味著更多的社會產品分配給居民而不是企業和政府；意味著政府更多的財政支出用於社會福利體系建設而不是用於項目建設。使社會財富更多地為居民所有，居民的消費傾向和消費能力在經濟增長中都該得到極大改善。

　　(四)包容性增長更加強調人本主義的增長

　　經濟增長模式分為兩類：以物為本的經濟增長和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以物為本的經濟增長把“物質增長”視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把物質生產的高速度和物質財富的高積累及物質生活的高消費放在核心的地位。從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實踐來看，最初的經濟發展都是“以物為本”的模式，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總是傾向於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長率和大規模生產。而包容性增長更加強調人本主義的增長，“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以人的自由發展和福利改善為出發點，以人本主體的自由為核心，以生存自由、社會自由和精神自由為側重點來設計發展的思路和實現路徑，把經濟增長的終極關懷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之上，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在發展中不僅重視物的增長，而且特別重視人的全面發展，健全公共服務，提高教育、醫療水平等與人的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把提高人的生活福利、拓寬人的發展空間、維護人的發展權利作為包容性增長的終極關懷。

　　“包容性增長”立足的是近幾年發展觀的變革，是一種發展模式認識上的精煉和升華。這一新的思想認識的提出，遵循著公平性、包容性和持續性的原則。充分體現了發展理論的科學性、發展機會的均等性和發展成果的共用性。

　　(一)公平性原則。“包容性增長”也可以理解為“共用性增長”，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尤其是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群體都能夠最大限度地分享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3O多年來的發展成果．從而解決好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提出是公平性原則的充分遵循。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讓每個公民共用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每一個中國人的願望。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各項事業有了明顯進步，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目前貧富差距比較懸殊。如果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勢必影響社會的穩定發展，不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我們的國家。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是我們的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不是很公正，收入分配製度不完善，這就需要我們深入改革，縮小貧富差距，踐行包容性增長。

　　(二)包容性原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提出這一概念，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是需要改變的。在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表現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互相協調。“包容性增長”體現為人類欲望與自然生態的相互包容。人類無休止的高速增長欲望已經讓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不堪重負，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已讓無數種生命絕跡，一個不平衡的生態系統的危害性也已顯露出來．然而自然界的無聲警告並沒有完全讓人類變得理智和清醒，人類欲望有膨脹和進一步上升的趨勢．這種高速膨脹的欲望是生態系統無法承受的。人類有沒有責任包容自然生態的固有平衡?美國《華爾街日報》則報道稱，中國領導人正打算利用一個五年一次的大規模經濟和社會規劃使中國走向更平衡和更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三)持續性原則。按照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定義，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發展應建立在可持續生存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极參与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最初亞洲開發銀行倡導這一概念．就是提醒成員國註意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失衡問題．如投資、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平衡，倡導將經濟增長建立在更自由、更開放、更公平的基礎之上，因為只有這樣的經濟增長才是健康的和可持續的。“十二五”規劃強調，中國不再像以往那樣強調GDP總量的增長目標，而要把註意力放在更優質、更環保、可能也較為緩慢的增長上 健康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生態可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极參与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且追求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發展。同時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對後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特別關註的是各種經濟活動的生態合理性。包容性增長要求經濟發展從重速度向重質量轉變，且在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中促進可持續發展。

　　遵循以上原則，“包容性增長”的規範性體現為：

　　(一)發展理念的科學性。“包容性增長”與“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也是踐行“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包容性增長要求圍繞改善民生來謀劃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增強經濟發展動力，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著我國將在制度安排上進一步完善、修訂一些不合理的社會政策和法律法規．甚至出台一些新的社會政策和法律法規，以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城鄉差別、貧富差距，促使國民之間權利配置的趨同，以利於提高“社會包容”程度，消除“社會排斥”因素．減緩各種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和諧。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一些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就能在制度的保障下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形成拉動內需的長效機制，進而使我國經濟增長不再過於依賴外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國經濟發展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它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取向將要以更大的力度實現從“國強”向“民富”的戰略性轉變．從重城市輕農村向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轉變。隨著國力的增強．政府必須在財政支出上實現由過去的“保建設”向“保民生”傾斜。更加註重公共投入、社會保障、民生福祉的提高．使處在社會底層的低收入人群．特別是廣大農村居民也能更多地分享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成果，提高其幸福指數從而形成對我國國內需求的強大支撐。

　　因此，“包容性增長”不僅體現了我國政府對同步發展經濟與社會、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和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視，是對科學發展觀執政理念的深化，從政策選擇上看．包容性增長還為全面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效途徑。

　　(二)發展機會的均等性。包容性增長其核心是倡導機會平等。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並強調機會平等。中國不能過度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不能超越現有實力推行高福利，而要在教育、醫療、住房保障方面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保證每個人都有參與經濟發展的平等機會。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理念當下中國的現實是，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系列社會改革開始，國企、教育、醫療、房地產、股市等改革無不伴隨著巨大的社會爭議，在市場化和非市場化、放權與收權、改革與反改革的一輪輪爭奪中，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帶來了社會問題，突出表現為民眾對貧富差距拉大的不滿。具體表現為，一是個人發展面臨很多機會不均等。如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在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差別、收入的差距等，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機會不均等。

　　普通人機會少；二是企業發展方面，很多國企具有資源壟斷的優勢，有很多發展的先天優勢條件．而非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則處於劣勢。在市場中處於不同的地位，長此以往造成國民經濟的失衡，同樣的狀況也存在於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當這種不滿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需要一種以倡導“機會平等”的理論出現以指導執政黨的治理戰略。

　　而包容性增長則要求每個人、每個經濟體都處於均等的地位，其關鍵詞是希望和參與，使社會上儘可能廣泛的人群有共同的願望。倡導機會平等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強調機會平等就是要通過消除由個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從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它強調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廣泛的機會；強調通過維持長期及包容性的增長，確保增長效益為大眾所廣泛共用。

　　詩人彌爾頓說過，“上天給理智就是叫他有選擇的自由”，而選擇善與正義就是理智的起點。中國有句俗話，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是結果，均是過程。社會上不可能人人都是百萬富翁，但是應該建立人人都可以奮鬥成為百萬富翁的規則；這樣，“包容性增長”，既是一種增長方式．更是一種增長機制。它強調機會的公平公正，強調消除個人發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障礙。這種理念不僅僅是中國民眾所渴求的，更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所追求的。

　　(三)發展成果的共用性。“包容性增長”強調“參與”和“共用”，這也是“社會包容”的基本涵義。2005年聯合國審視“千年宣言”的報告中指出．共用不僅是指共用經濟增長的成果。同時也是發展、安全和人權的共用。沒有發展就無法享有安全：沒有安全就無法享有發展；不尊重人權。我們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發展。

　　過去的經驗表明，中國的不少地方簡單地將經濟發展理解為GDP提高，在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做得不夠，勞動者的報酬遠遠趕不上經濟增長的速度，導致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加大。“包容性增長”的提出表明，中國適時將經濟發展戰略由發展向分享轉變。

　　海納百川、一視同仁、人人共用，都是包容。包容性增長不僅僅是量的容納，更是質的提升。提倡包容性，並不是為了經濟增長而不擇手段，而是要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義的方式，讓發展的成果普惠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弱勢群體。並因此構築新的發展基礎。“包容”的要義是共用，在我們這個發展不平衡、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社會，提倡包容和共用，並非要泯滅一切差別，回到平均主義的老路，也不是屈從於貧富分化、特權壟斷等不良現象，因為這些會抑制發展活力，引發社會問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說過，在公民共同體的任何部分出現絕對的貧困和富庶，都會引發禍亂。包容性的共用，就是要在正視合理差異的基礎上，開闢一條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的新路，為人們創造平等發展的環境、公平競技的舞臺。

　　包容應消除排斥：共用應走出獨享。陝西神木的免費醫療、吳起的免費教育等惠民政策得到贊譽，就在於其發展成果“博愛人”、“博利人”。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執政者的正確支點是— —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

　　包容性增長的結構體系可以分為有形的結構體系與無形的結構體系。在全球化飛速發展的當代，世界Et益融為一個“地球村”，從這個角度講，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不僅是在一國範圍內實現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還應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因此，包容性增長的結構體系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兩個巨集觀領域：國內領域與國際領域。

　　就國內領域包容性增長的有形結構體系來說，它主要涉及制度、政策、權利等三個層面。在制度層面，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依然沒有被打破，二元社會模式的實質與核心在於強制性的居民身份制度，不同的身份享受截然不同的社會待遇，它是由一系列具體制度建立起來的，即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婚姻制度等，政府人為地將公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形成農民和市民社會地位完全不平等的制度體系，這在當今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構成發展中國家特有的中國式社會狀態。由此，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已經由2O世紀80年代的1．8：1擴大到2002年的3．11：1……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之比為1．5：1，超過2：1的極為少見”。 8 在政策層面，政策是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應該是及時、公開、公平公正的。我國高度組織化的“內輸入”型決策體制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難免有失偏頗，如，1979年執行開始執行的《火車與其他車輛碰撞和鐵路路外人員傷亡事故處理暫行規定》，在鐵路路基上行走、乘涼、坐卧鋼軌等引發的傷殘，由鐵路部門酌情給予一次性救濟費50—150元；死亡者，鐵路部門酌情給予80—150元火葬費或埋葬費，還可酌情給予一次性救濟費100—150元。在公共政策執行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保證性住房政策本意是保障中低收人者的民生，而有些地方政府卻在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建設進度上躑躅不前。在權利層面，弱勢群體也面臨一系列障礙，農民工是典型的弱勢群體，農民工雖然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創造了巨額財富，但他們卻無法擁有和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制度對待，無法得到城市居民的認同，更得不到這個城市社會的各種福利待遇，他們的勞動休息權、工資報酬權、勞動保護權、社會保障權以及政治權利等都存在大面積的被侵害現象。

　　中國的經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這些都不是包容性增長。近年來，中央政府一直致力於扭轉這種局面，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取消農業稅，加大對農產品的補貼，努力打造全面覆蓋的社會保障網路體系等都是我國致力於包容性增長的表現。

　　就國內領域包容性增長的無形結構體系來說，它主要指的是經濟增長的理念的轉變、公民文化的塑造。長期以來，我國片面強調單一的經濟增長，但其是以高昂的社會成本為代價。2003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新的執政理念：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綠色GDP以及新的政績觀開始形成。當然，包容性增長還需要全民的參與，“如果說現代世界上正在進行一場革命的話，我們或許可以把這場革命稱作‘參與革命”’。 阿爾蒙德把公民文化看作是政治參與型為主的複合型文化，並認為它是民主制度得以持久的基礎。實際上，公民文化不僅是政治參與，還包括經濟參與、社會參與，是公民權利與責任的全面展現。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公民投身經濟大潮，然而，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卻相對遲緩，以社會參與中的慈善為例，中國富人的慈善熱情、社會責任感令人詬病，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蓋茨、巴菲特來華勸捐事件就是最好的註腳。“包容性增長不能只是政府的支持，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必須充分參與進來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企業界和企業家的參與……商界領袖應該清楚知道長期地、策略性地保證包容性增長並不是利他行為，未來的商業環境將取決於此。包容性增長不僅擴大了市場，它也創造了一個更有利於企業發展和盈利的環境”¨ 包容性增長就是給人們願景：當一些社會成員覺得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想得到的，排斥和不包容就產生了。如果人們相信明天會更好，尤其是當他們能切實地期望子女加人到“贏家”的行列之中，那麼他們會準備好挺過今天的困難。

　　就國際領域包容性增長的有形結構體系來說，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經濟全球化曾被經濟學家們標榜為發展中國家崛起的千載良機，現在卻成為加劇貧富差距的“替罪羊”。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以中國、印度為首的亞洲發展中國家雖然取得了相當大的經濟增長，但是全球化所帶來的收益大部分都流入了發達國家富裕階層的口袋，貧窮問題依然未能解決，今天的世界甚至比以往更不平等。“據統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的差距已從1983年的43倍擴大到目前的60多倍；1960年，占全球人口20％ 的富人的收入是占全球人口20％ 的窮人的收入的3O倍，1993年擴大到78倍，1995年則高過82倍；1987年，全球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窮人為12億，1993年增至13億，1998年則達到l7億。”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弊病，從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開始，一直到魁北克美洲國家組織首腦會議、哥德堡歐盟峰會和熱那亞八國集團峰會，伴隨它們的“反全球化”公眾抗議令世人反思。反對全球化運動本身已經全球化。這表明傳統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高增長不是包容性增長。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和金融新秩序，打破發達國家的金融霸權。近年來，一種合作共贏的雙邊、多邊貿易體制正在悄然興起，如，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美洲自由貿易區等，在第八屆亞歐首腦會議上，紐西蘭、澳大利亞、俄羅斯首次參與進來，共同探討多邊貿易與可持續發展，這是世界各國致力於包容性增長的努力。

　　就國際領域包容性增長的無形結構體系來說，它主要指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包容性增長理念的成長以及國際間合作共贏共識的形成。“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正清楚地認識到不單是經濟增長是必要的，被稱為‘包容性的增長’也是必需的。”包容性增長的理念正被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社會所接受和採納。“泰國把實現公平增長作為政府發展努力的基本要素。越南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也體現了共用式增長的思想。” l 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的主題就是“公平與發展”，提出廣泛分享經濟和政治機會對經濟增長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亞洲開發銀行制定的今後10—15年的基本戰略由減少貧困擴展為支持發展中亞洲國家的共用式增長。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增長報告》，主題就是可持續增長和共用性發展的戰略。當然，近年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加劇，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把人民幣匯率政策政治化就是極為典型的例子。同時，發達國家在貿易、氣候、環境等領域對發展中國家的指責與推卸責任也有增長勢頭。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一方面企圖變《京都議定書》確定的雙軌制和“共同但區別”原則，另一方面，拒不履行《京都議定書》中確定的向發展中國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的事項。在國際間實現包容性增長理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然，國內領域包容性增長與國際領域包容性增長的關係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國內領域包容性增長有助於國際領域包容性增長的實現，中國是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倡導者，更是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實踐者。首先，中國強調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既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又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著力點，大力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繁榮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巨大貢獻，而且中國的包容性發展也創造了廣闊的國內市場前景，為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其次，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國際金融危機面前，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時又比較好地控制了財政金融風險。當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之時，中國經濟迅速回穩和保持較快增長，極大地增強了世界戰勝國際金融危機的信心，為主要經濟體和周邊國家創造了大量需求，成為世界經濟複蘇的重要引擎。再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包容性增長不僅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發展樣板和典範，而且還可以團結髮展中國家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努力。國際領域包容性增長是實現國內領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外部條件。當代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佈局不合理，產業結構的升級還沒有完成，貧富差距懸殊，各種利益關係日益複雜，社會矛盾多發；而且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外依賴性逐年上升，無論是在能源、原材料、資本、技術等方面，還是在市場方面，都與國際市場緊密聯繫在一起，“一榮共榮，一損共損”，因此，國際領域包容性增長對於緩解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壓力，創造一個和諧、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極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