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蕭條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 / Big Depression)

　　經濟大蕭條（英語：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大蕭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大蕭條的開始時間依國家的不同而不同，但絕大多數在1930年起，持續到30年代末，甚至是40年代末。大蕭條是二十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經濟衰退。

　　在二十一世紀，大蕭條常被立為世界經濟衰退的標桿。大蕭條從美國開始，以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下跌開始，到10月29日成為1929年華爾街股災，並席卷了全世界。大蕭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帶來了毀滅性打擊。人均收入、稅收、盈利、價格全面下挫，國際貿易銳減50%，美國失業率飆升到25%，有的國家甚至達到了33%。

　　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全部遭到重創，特別是依賴重工業的地區。許多國家的建築工程在實際上無法進行。農產品價格下降約60%，重擊農業。由於沒有可替代的工種，第一產業中的經濟作物、採礦、伐木等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有的經濟體在30年代中期開始恢復。大多數國家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喘了過氣來。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未受到影響，相反還完成了五年計劃。

　　經濟歷史學家常將大蕭條的開始定位在1929年10月29日美國股市的突然崩盤，即黑色星期二；有的則表示反對，認為股市崩盤自己就是一個癥狀，而不是簡單的導火索。即便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後，一些樂觀人士依然堅持己見。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笑道：“這些日子裡人們垂頭喪氣。在我有生的93年中，衰退來來去去。好日子總是會最終到來的。”在1930年早期，股市小幅上揚，但到4月是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該水平幾乎比1929年9月最高點低了約30%。

　　政府、商業組織在1930年上一起增加了支出。然而，受到打擊的消費者則勒緊了口袋，減少了10%的消費。與此同時，在1930年中，一場凶狠的乾旱席卷了美國中部的農業心臟地帶。

　　到1930中期，利率已經降至新低，但預期通貨緊縮和不願借貸情緒的持續表示消費者開支和投資依然低迷。到1930年5月，汽車銷量下降到1928年水平之下。價格總體下滑，雖然工資維持不變。1931年，緊縮螺旋開始。農業地區情況更加惡劣，商品價格一落千丈；在礦業和伐木地區，失業率居高不下，沒有其它替代工作可供人們找尋。法國銀行家收回了給奧地利銀行的貸款，但這並不足以償還債務。這場災難使中歐和東歐許多國家的制度破產了：它導致了德國銀行家為了自保，而延期償還外債，進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國有很大投資的英國銀行家。

　　美國經濟拖了其它國家的後腿，各國自身經濟的強弱導致衰退情況有所不同。貿易保護主義者出台《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瘋狂地尋求自保，導致其它國家以報複性關稅作為回應；很遺憾，這加劇了全球貿易的崩潰。到1930年底，全球經濟衰退有條不紊地開始了，併在1933年達到底谷。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1932年的最大數據）。大蕭條對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響，使得在一個幾乎被歐美銀行家和商人企業家完全支配的地區失去了外資和商品出口。

　　大蕭條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蕭條期間約有200－400萬中學生中途輟學；許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殺；社會治安日益惡化。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在美國，失業人口總數達到了830萬，在美國各城市，排隊領救濟食品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英國則有500-700萬人失業，不得不排著更長的隊伍等候在勞務交易市場內。

1929–32經濟指數變化

　　這包括結構性缺點和具體因素。就1929衰退而言，歷史學家強調結構性因素，如大銀行的失策、股市的崩盤。與之相對的是貨幣主義者，他們認為貨幣因素與之相關，如美聯儲的貨幣緊縮政策，以及不列顛回歸戰前金本位制（US$4.86:£1）。

　　衰退和商業周期被認為是供需不對稱所導致的正常周期性規律。正常的衰退或“普通”的商業周期是如何演變成為危機則被廣泛討論、辯駁。學者們對此看法不一，而對問題探究的初衷則集中在如何避免未來的經濟危機。一個與大蕭條相關的議題是結症到底是源自自由市場的弊病，還是源自政府監管不力。

　　對此，目前有兩大主要觀點，以及一些其它派系的分析。供需驅動理論主要由凱恩斯主義構成，但也包涵了國際貿易崩潰，消費不足，投資過度，銀行、工業家的犢職，政府監管的不力。供需驅動理論一致認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導致了消費和投資的瞬間下降；他認為市場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當恐慌和通貨緊縮出現，許多人認為迴避市場是萬全之舉。持有貨幣，等候物價下跌，然後賺得便宜的想法，進一步惡化了需求。因而提出由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策略來刺激需求，從而帶旺經濟。這一點成為了五、六、七十年代時人們普遍的看法。

　　貨幣主義認為，大蕭條之初不過是簡單的經濟衰退，但貨幣的政策制定機構，特別是美聯儲，做出了錯誤的決定：緊縮了貨幣的供給，惡化了經濟環境，將衰退推向了大蕭條。與解釋相關的是消費借貸所致。持續性的借款終使美國人個人債務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費熱潮也就在大蕭條時期結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則認為是當時美國政府在大蕭條前對經濟做了很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對銀行的管制，使銀行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在通貨緊縮下導致經濟大恐慌。債務緊縮導致人們借的越多、欠的越多。但這兩大主要觀點都沒有考慮到工資（工農的購買力）的重要影響。

　　其它派系的分析淡化了上述理論，或是對此全然否決。例如，新古典巨集觀經濟學者認為不同的勞動市場政策在起初就是欺騙性的，惡化了大蕭條的時長和力度。奧地利學派則關註貨幣供給，以及中央銀行的決定是如何導致投資過度等等。

　　凱恩斯主義

　　不列顛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辯稱經濟總支出的下跌導致收入、就業大規模降低，跌至平均值以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到達了相對較低的平衡點，失業率則到達了相對較高的平衡點上。

　　凱恩斯的辦法很簡單：由於私營部門不能提供足夠的投資，將生產維持在正常水平，為了讓人們都得到工作，政府必須在此時舉赤字運行。凱恩斯主義者呼籲政府在危機時刻必須增加支出，或大幅減稅。

在大蕭條的日子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主持了公共事業，進行了農業補貼，嘗試了多重方式來振興美國經濟。與此同時，他從未放棄消滅財政赤字。根據凱恩斯主義，這些手段都有改良作用。但羅斯福從未將經濟拉出泥潭，直至第二次戰爭爆發為止。

　　國際貿易坍塌

　　許多經濟學家辯稱國際貿易在1930年後的墜落加劇了衰退，特別是過分依賴外貿的國家受到的打擊尤甚。許多歷史、經濟學家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打壓了國際貿易，招致別國的報複性關稅，導致形式惡化。雖然美國經濟在對外貿易上依賴的並不算多，只是集中在一些領域如農業等，但這對其它國家來說則另當別論。從價稅的平均稅率在1921–1925年間是25.9%，但新法則將其飆升至1931–1935年的50%。

　　就美元而言，美國出口由1929年的52億元下降至1933年的17億，但價格也隨之下跌，也就是說實際出口只下降了一半。最大的打擊對象是農業產品，如穀物、棉花、煙草、木材。根據該理論，農業出口的垮塌導致許多美國農民拖欠貸款，導致小農業銀行出現擠兌，成為大蕭條早期的特征。

　　債務緊縮

　　歐文·費雪認為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因素是過度欠債和通貨緊縮。費雪將寬鬆信貸與過度負債聯繫了起來，認為其鼓勵抄風、吹起資產泡沫。就欠債與通貨緊縮的環境下所導致的興盛與衰敗，他給出了9條相互關聯的要素。該鏈式過程是如此的：

1. 債務清算和廉價拋售。
2. 貨幣供給收縮，銀行貸款清付。
3. 資產價格下降。
4. 商務資本凈值下跌，導致破產。
5. 利潤下滑。
6. 生產、貿易、就業率下跌。
7. 悲觀、失去信心。
8. 囤積貨幣。
9. 名義利率下跌，通縮調整利率攀升。

　　在大蕭條前夕的股市崩盤時，法定保證金僅要求10%。換句話來說，投資人每存$1，經紀公司就會借出$9。當行情下跌時，經紀人要求征收保證金，但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債務方拖欠債務，存款人集體取款，使得擠兌現象頻發，導致銀行倒閉。政府擔保和美聯儲的監管則要麼無力，要麼乾脆沒有被啟用。銀行倒閉導致了數億美元的資產損失。

　　未償還的債務越來越多，這是由於價格和收入下降了20–50%，但債務卻依然保持不變。在1929年恐慌後，在1930年的前10個月，美國有744家銀行倒閉（30年代總計有約9,000家銀行倒閉）。到了1933年4月，倒閉的、吊銷營業許可的銀行產生了約70億美元的呆死壞賬。

　　銀行倒閉滾了雪球，絕望的銀行家們試圖收回債款，但借款人無以還債。未來的盈利看起來十分渺茫，投資和工程要麼減緩進度，要麼乾脆完全停工。在呆死壞賬和黯淡的前景面前，苟延殘喘的銀行們在貸款上個個謹慎到家。^[1]銀行堆積了淮備金，結果卻加劇了通貨緊縮的壓力。惡性迴圈開始了，螺旋式下降加速了。

　　債務清算跟不上物價低落。相對於資產控股價值的下降而言，大量清算導致所欠美元的價值提升。人們試圖還債，卻適得其反。這是自相矛盾的，債務方越是還債，他們所欠的就越多。^[2]這種自我惡化的過程將1930年的衰退演化成為1933年的大蕭條。

　　包括米爾頓·佛利民在內的貨幣主義者認為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是貨幣緊縮，是美國聯邦貯備系統的失策和銀行業的持續危機所導致的。根據這一理論，美聯儲的不作為導致貨幣供給的M2政策在1929-1933年間縮減了1/3，將普通的衰退推入大蕭條。

　　美聯儲允許一些大型對公銀行倒閉——特別是美國紐約銀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倒閉——導致恐慌和地方銀行的大範圍擠兌。而在此期間，美聯儲竟然呆坐在一旁隔岸觀火。他認為，如果美聯儲提供應急借貸，或是簡單地在自由市場上購買政府債券以提供流動資產，在主要銀行倒台後增加貨幣供給，那麼其它銀行就不會跟著大型銀行一道倒閉了，這樣貨幣供給就不會緊張到如此的地步。由於貨幣極端稀缺，商人拿不到新貸款，也不能為舊貸款延期，導致許多投資停滯。這樣的解釋將責任歸咎於美聯儲的不作為，特別是在紐約分行問題上。

　　美聯儲不作為的一個原因是監管。在此期間，美聯儲提供的信用額度被《聯邦儲備條例》（Federal Reserve Act）制約，要求聯邦儲備捲背後應有40%的黃金支持。在二十世紀20年代末，美聯儲幾乎在信用額度上達到了持有黃金的許可上限。這個信用額度是美聯儲即期票據的一種形式。

　　“黃金的承諾”不如“到手的黃金”好，特別是聯邦儲備券在未嘗貸款上只有40%的黃金可用。在恐慌期間，即期票據的一部分是由聯邦儲蓄黃金來償還的。由於美聯儲已經在許可信用上達到了上限，所有庫內黃金的減少都會伴隨著信用的大幅降低。在1933年4月5日，羅斯福總統發佈《6102號行政命令》，取消了金捲、金幣、金錠私有制的合法性，減少了美聯儲黃金儲備的壓力。

　　新古典學派的最近研究著重於生產力的衰退所導致的出產下滑，以及政策對勞動力市場所帶來的持久影響。吉歐（Timothy J. Kehoe）和普萊斯考特（Prescott）在研究中將經濟衰退分解為勞動力、股本的衰退，以及使用前者的生產力的下滑。這項研究認為大蕭條的理論必須解釋生產力在最初急劇的衰退和之後的迅速恢復，前者與股本之間微弱的關聯，以及勞動力市場長時間的低迷。這項分析否定了存貸的作用，提出了股本衰退的假設。

　　另一種解釋來自奧地利經濟學派。它對大蕭條的經濟理論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美國經濟學家穆瑞·羅斯巴德，後者於1963年著書《美國大蕭條》（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他們的觀點與貨幣主義者類似，認為誕生於1913年的美聯儲應承擔主要責任；但是，與貨幣主義不同，他們辯稱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在於二十世紀20年代貨幣供給的大量擴充，導致信用驅動膨脹的不穩定。

　　奧地利學派的觀點認為貨幣供給的膨脹導致資產價格（如股票和債券）和資本財的不穩定。美聯儲在1928年過遲地緊縮了通貨，以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來看太遲了，經濟大幅度緊縮變得不可避免。他們認為，在大蕭條之前對經濟的干預是個災難，在1929年之後的干預則是火上添油。

　　羅斯巴德（Rothbard）認為，政府干預延緩了市場調節，導致複蘇之路變得更加艱難。然而，不同於羅斯巴德，哈耶克和貨幣主義者也相信美聯儲在大蕭條早期允許貨幣供給緊縮使得問題更加惡化。

　　卡爾·馬克思認為衰退和蕭條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所無法避免的，因為除了市場以外，沒有對資本積累的相關干預。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會導致資本積累的不平衡，引發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繁榮與蕭條是一個常態，用馬克思術語就是資本主義“混亂”的發展。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危機是因為通過歷史剖釋，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經存在著當時被人忽視或漠視的若幹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趨向。而農業一直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此外，所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這十年內，新機器的應用把大批工人排擠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業工人人數卻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服務行業，工人增加最多，所以大多數工人的工資只增長了2%。其中毫無疑問也包括了許多因技術進步而失業的技術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資略有提高的統計數字，看來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由於工農群眾是基本消費者，這兩類人遇到經濟困難對消費品市場一定會有影響。

　　二十年代的兩位經濟學家瓦蒂爾·卡欽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將一理論通俗化，影響了許多政策制定者，包括赫伯特·胡佛、亨利·阿加德·華萊士、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馬利納·斯托達德·埃克爾斯。該理論認為經濟體生產了過多的產品、以至於消費不完，這是因為消費者收入太少的緣故。他們認為，二十年代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大蕭條的緣故。

　　根據這一理論，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範圍內對重工業投資過剩，而獨立經濟，如農業等，在工資和收入上普遍落後。解決方案是政府必須給消費者發錢。換句話說，必須重新分配消費力，維護工業基礎，但再膨脹的價格和工資迫使更多的通脹將購買力轉化為消費支出。經濟的建設過多，新工廠是不需要的。福斯特和卡欽斯建議^[3]聯邦和州政府主持大型工程，這一政策被胡佛和羅斯福採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1920～1921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首次經濟危機。危機過後，美國經濟開始複蘇，之後逐漸趨於繁榮，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的奇跡。1923~1929年秋天，美國每年的生產率增幅達4%，此時，整個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發財致富成了人們最大的夢想，投機活動備受青睞，享樂之風盛行，精神生活愈發浮躁和粗鄙，政治極端腐敗，人們把這時的美國稱為精神上的“饑餓時代”或“瘋狂的20年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曾說，美國20年代的實利主義使人最容易產生這樣的感覺：“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

　　儘管這一繁榮造就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但這一繁榮本身卻潛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農業一直都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農村購買力不足，農場主紛紛破產。此外，工業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極端不均衡，工業增長主要集中在一些新興工業部門，而採礦、造船等老工業部門都開工不足，紡織、皮革等行業還出現了減產危機，大批工人因此而失業。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人卻並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這一時期兼併之風盛行，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全美1/3的國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占有；60%的家庭年收入為僅夠溫飽的 2000美元水平；還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

　　由於大部分財富都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社會購買力明顯不足，導致美國經濟運行中商品增加和資本輸出困難，這進一步引發了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雖然金融巨頭在投機行為中都獲得了高額利潤，但大量資金並沒有被投入到再生產過程，而是被投向了能獲得更高回報的證券投資領域。

　　此外，國際收支中的潛在危機也加深了美國經濟的潛在危機，美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力同供給力大大超過了國內外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一切都預示著一場大危機的到來。

　　20世紀20年代，人們對經濟前景的自信集中地體現在股票市場，耶魯大學的教授歐文·費希爾在1929年秋天還宣佈：“股票價格所已達到的高度看起來好像是持久的。”道·瓊斯指數從1921年的75點升到1929年頂峰時的363點，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1.8%——一個讓人恐怖的數字。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如果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變，如果363點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話，那麼包括在道·瓊斯指數中的公司利潤的增長速度應該約為每年21.8%，而且是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極少出現的。歷史上金融危機前的欣欣向榮景象出現了。

　　1929年初，狂熱的美國股市如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9月26日，為制止黃金外流和保護英鎊在國際匯兌中的地位，英格蘭銀行將再貼現率和銀行利率提高了 6.5%；30日，倫敦又從紐約撤資數億美元，從而誘發美國股市大幅下跌。10月24日，紐約證券市場突然崩盤，股票價格下降得連場內的自動行情收錄機都趕不上！接下來的兩三天里，眾財團和總統紛紛為救市出招。28日，也就是總統胡佛發表文告的第三天，股市再次慘跌；29日，美國股市又一次出現大幅崩盤。此後一周之內，美國人在證券交易所內失去的財富竟高達100億美元！到11月中旬，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價格下降40%以上，證券持有人的損失高達260億美元，成千上萬普通美國人辛勞一生的血汗錢化為烏有。

　　這場持續到1933年的“大蕭條”比以往任何一次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影響都要深遠得多。在這期間，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262美元下降到22美元，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從73美元降到8美元，國民經濟的每個部門都受到了相應的損失。在這三年中，有5000家銀行倒閉，至少13萬家企業倒閉，汽車工業下降了95%，1929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生產量從1929年的550萬輛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萬輛。1932年7月，鋼鐵工業僅以12％的生產能力運轉。到1933年，工業總產量和國民收入暴跌了將近一半，商品批發價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貿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國勞工總數四分之一的人口失業。“失業，僅次於戰爭，是我們這一代蔓延最廣，噬蝕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惡疾，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特有的社會弊病。”這是當時倫敦《泰晤士報》針對大蕭條對英國產生的影響而寫的一篇社論中的一部分。

　　大蕭條還造成了世界性的經濟影響。由於經濟大蕭條，美國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在國外的短期貸款，在它的影響下，1931年5月，維也納最大最有聲譽的銀行、奧地利信貸銀行宣佈它已無清償能力，從而在歐洲大陸引起恐慌。7月9日，德國丹納特銀行也這樣做了，隨後兩天，德國所有銀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證券交易所關閉了兩個月。1931年9月，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制，2年後，美國和幾乎所有大國也都這樣做了。

　　在大蕭條的影響下，世界國際貿易也急劇衰退，它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 242億美元，下降幅度超過以往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7%的很多倍。算算看，這些個數據會讓你嚇一跳。

　　事實上，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災難，它一舉摧毀了眾人的希望：世界的經濟與社會，再也不可能重返20世紀的舊日美好時光。1929~1932年無疑是一道深谷，從此之後，重回192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連想都不必想。

　　關於這次大蕭條產生的原因，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認為：對於這場大蕭條，美聯儲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政策責任。在大蕭條時期，一些銀行的倒閉非常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美聯儲本應及時干預，恢復公眾的信心，但美聯儲偏偏默許了銀行的倒閉，未採取任何強有力的行動，終於釀成了金融系統近乎完全崩潰的局面，於是就出現了倒閉—擠兌—倒閉的惡性迴圈。由於流通現金―存款比率和淮備金―存款比率的增加，降低了貨幣乘數，因而急劇地使貨幣存量減縮。所以，弗里德曼認為大蕭條的產生與美聯儲的政策直接相關，因此應運用貨幣政策的調整來解決大蕭條的問題。這種解釋後來成為了大蕭條的主流解釋。

　　大蕭條不僅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在美國，有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助金大軍；有贊成專家治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有發展為靜坐罷工的農場假日運動……政治動蕩的另一表現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徹底勝利，隨即而來的“新政”起到了政治上不滿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從而有效地使種種極端主義運動歸於無效，這主要是由於“新政”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羅斯福的第二個“百日新政”結束後，政府至少提供了600多萬個工作崗位，失業人數比1933年初減少了400萬。1935年農民的全部現金收入從1932年的40億美元上升到近70億美元；1936年工商業界倒閉數目只有1932年的三分之一；各保險公司資產總額增加了30多億美元，銀行業早已渡過了難關，道·瓊斯股票指數上升了80％。

　　在英國，於1929年6月開始執政的工黨馬上就遇到了向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問題，“任何人現在找到工作的機會都不會比愛爾蘭抽獎中獎的機會多些”。1931年8月，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屈服於種種壓力，解散了他的工黨政府。在法國，左派也因大蕭條的壓力被迫下臺，短期內，總理相繼換人。更引人註目、更決定人類命運的是希特勒在德國的上臺。由於希特勒能解決人們的失業問題，所以眾多的德國人在開始都擁護他，卻沒有想到他們的元首會將他們帶往另外一條道路。在以後一個又一個危機中，終於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1933年初，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頭爛額的胡佛，當選為美國第32屆總統。他針對當時的實際，順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大刀闊斧地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剋服危機的政策措施，歷史上被稱為“羅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內容可以用“三R”來概括，即復興（Recove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由於大蕭條是由瘋狂投機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的。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也先從整頓金融入手。在被稱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間制訂的15項重要立法中，有關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羅斯福於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總統時，全國幾乎沒有一家銀行營業，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國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復業。從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銀行領到執照重新開業，與1929年危機爆發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羅斯福採取的整頓金融的非常措施，對收拾殘局、穩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眾輿論評價，這個行動猶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現的一道閃電”。羅斯福在整頓銀行的同時，還採取了加強美國對外經濟地位的行動。從1933年3月10日宣佈停止黃金出口開始，採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佈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美鈔停止兌換黃金4月19日,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6月5日，公私債務廢除以黃金償付；1934年1月10日，宣佈發行以國家有價證券為擔保的30億美元紙幣，並使美元貶值40.94%。通過美元貶值，加強了美國商品對外的競爭能力。這些措施，對穩定局勢，疏導經濟生活的血液迴圈，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間，羅斯福在解決銀行問題的同時，還竭力促使議會先後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這兩個法律成了整個新政的左膀右臂。羅斯福要求資本家們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訂出各企業生產的規模、價格、銷售範圍；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從而限制了壟斷，減少和緩和了緊張的階級矛盾。在得到大企業的勉強支持後，羅斯福隨之又儘力爭取中小企業主的支持。他說大企業接受工業復興法固然重要，“而產生豐碩成果的領域還在於小雇主們,他們的貢獻將是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小雇主實際上是國家骨幹中極重要的部分，而我們的計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中小企業的發展，為美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複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救濟工作。1933年5月，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單純救濟改為“以工代賑”，給失業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的機會，維護了失業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羅斯福執政初期，全國1700多萬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維持生計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業的幫助和施捨。但這部分財源相對於如此龐大的失業大軍，無異於杯水車薪。解決這一複雜的社會問題，只有聯邦政府才能辦到。羅斯福新政的第一項措施，就是促請國會通過的民間資源保護隊計劃。該計劃專門吸收年齡在18歲到25歲，身強力壯而失業率偏高的青年人，從事植樹護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築、開闢森林防火線和設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萬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個營地勞動。到美國參戰前，先後有200多萬青年在這個機構中工作過，他們開闢了740多萬英畝國有林區和大量國有公園。平均每人每期乾9個月，月工資中拿出絕大部分作贍家費，這樣在整個社會擴大了救濟面和相應的購買力。對於千千萬萬依賴州、市養活的人們，羅斯福還敦促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救濟機構，合理劃分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的使用比例，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用來直接救濟貧民和失業者。新政期間，全美國設有名目繁多的工賑機關，綜合起來可分成兩大系統：以從事長期目標的工程計劃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後撥額40多億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資近10億美元），後者在全國範圍內興建了18萬個小型工程項目，包括校舍、橋梁、堤坎、下水道系統及郵局和行政機關等公共建築物，先後吸引了400萬人工作，為廣大非熟練失業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後來又繼續建立了幾個新的工賑機構。其中最著名的是國會撥款50億美元興辦的工程興辦署和專門針對青年人的全國青年總署，二者總計雇佣人員達2300萬，占全國勞動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聯邦政府支出的種種工程費用及數目較小的直接救濟費用達180億美元，美國政府藉此修築了近1000座飛機場、12000多個運動場、800多座校舍與醫院，不僅為工匠、非熟練工人和建築業是創造了就業機會，還給成千上萬的失業藝術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為止美國政府承擔執行的最巨集大、最成功的救濟計。這一筆錢經過工人的口袋、通過不同渠道和消費，又回到了資本家手中，成為以政府投資刺激私人消費和個人投資的“引動水”。

　　從1935年開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著重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公用事業法案等法規，以立法的形式鞏固新政成果。羅斯福認為，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註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為此，制定了《社會保險法》，法律規定，凡年滿65歲退休的工資勞動者，根據不同的工資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養老金。關於失業保險，羅斯福解釋說：“它不僅有助於個人避免在今後被解雇時去依靠救濟，而且通過維持購買力還將緩解一下經濟困難的衝擊。”保險金的來源,一半是由在職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當工人工資1%的保險費，另一半則由聯邦政府撥付。這個社會保險法，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願望，受到美國絕大多數人的歡迎和贊許。

　　1937年5月24日，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受到廣泛註意的關於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認“我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從事農業或工業，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們必須銘記我們的目標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現在營養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們知道，當我們工人的一大部分還沒有就業的時候，超時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資是不能提高國民收入的。”由國會沒有對法案採取行動，1937年10月12日，羅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過。這就是《公平勞動標淮法》（又稱《工資工時法》），它的主要條款包括每周40小時工時，每小時40分最低工資；禁止使用16歲以下童工，在危險性工業中禁止使用18歲以下工人。關於最低工資的規定，隨著經濟的發展，日後陸續有所調整。這些社會立法，雖屬社會改良的範疇，但對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甚有好處。為瞭解決社會保險制度的聯邦經費來源問題，羅斯福破天荒地實行了一種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而征收的累進稅。對5萬美元純收入和4萬美元遺產征收31%，500萬美元以上的遺產可征收75%；公司稅過去一律是13.75%，根據1935年稅法，公司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的稅率降為12.5%，5萬美元以上者增加為15%。

　　到1939年，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幾乎涉及美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多數措施是針對美國擺脫危機，最大限度減輕危機後果的具體考慮，還有一些則是從資本主義長遠發展目標出發的遠景規劃，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國避免了經濟大崩潰，有助於美國走出危機。從1935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國民生產總值從1933年的742億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億美元，失業人數從1700萬下降至800萬，恢復了國民對國家制度的信心，擺脫了法西斯主義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使危機中的美國避免出現激烈的社會動蕩，為後來美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戰以後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

　　誠然，羅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終目的是為了加強國家資本主義，以剋服經濟危機，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新政”是他醫治資本主義社會的疾病在常規療法不能奏效的情況下試用的一種試驗性的療法。事實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處，這也每每成為他的政敵發難的理由。“新政”實施過程中利益受損的階層也曾予以抵制和誹謗，甚至作為新政初期重要內容的《工業復興法》及另外兩項法案也在時隔兩年後被最高法院裁定為違憲。但是，只要我們真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審視“新政”，就不難看出，“新政”號淮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脈搏，“使人們能夠重返工作，使我們的企業重新活躍起來”的口號，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充分喚起了他們的積極性。羅斯福把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保證公民就業作為政府的責任，尤其是以工賑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項目，不僅大大緩解了失業困難，刺激了經濟的早日複蘇，而且許多基礎設施建設使美國經濟受益無窮。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發生大蕭條的措施和政策，為美國投入二次大戰及戰後的快速掘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羅斯福也因此成為自亞伯拉罕·林肯以來最受美國和世界公眾歡迎的總統而永載史冊。

　　在談論全球化時，常常註意到一種貌似中立的觀點，即，全球化雖然會帶來兩極分化，但卻能使世界經濟增長，因此只要註意更加公平的財富分配，全球化將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然而，全球化不但會造成全球兩極分化，而且會使世界經濟衰退。

　　以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導致世界市場需求萎縮，進而使世界經濟全面衰退的歷程。本文還進一步論證，未來十年將是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十年，其烈度將超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2000年4月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崩盤為標誌，大蕭條已經到來。本文的觀點是以對競爭和危機關係的全新理解為基礎的。

　　一、競爭激烈導致經濟危機

　　在西方經濟學詞典中，沒有一個詞比競爭更好的了。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經濟需要。在這一視野中，供給自動產生需求，或者說供給和需求自動平衡，經濟像一架精密的機器運行良好，不會產生經濟危機。

　　然而，事實上，競爭恰恰是危機的來源。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的醞釀、爆發和解決過程，都是主導產業投資過度，競爭激化，以致主導產業原材料成本上升，產品價格下跌，利潤萎縮，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釀成危機。而隨著企業大量破產，加以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或新的市場的開發，市場重新供不應求，同業競爭緩和，經濟危機才能得以解決。

　　競爭的核心是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或企業爭奪同一資源。在亞當?斯密開創的經濟學中，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將自動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然而，在爭奪同一資源如目標市場、待分配利潤、原材料等的競爭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換成戲劇性的語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競爭也可以看作是戰爭的日常化。我們知道，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是雙方人員傷亡和武器損失最大的時候，相似地，競爭最激烈的時候是各方利潤大量萎縮，企業大量破產倒閉的時候。然後優勝劣汰，在大量資源被浪費掉以後，剩餘資源才被配置到競爭力最強而且最善於運用競爭謀略的企業或個人手中，該產業將形成相對壟斷格局。由於相對壟斷，企業的利潤率上升，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招工人數增加，並吸引新的競爭者來搶奪壟斷利潤，該產業將再一次出現生產過剩，競爭再度激化，產業再度陷入危機。就這樣，每一次危機結束，壟斷程度都將上升，壟斷範圍都將擴大。事實上，二百多年經濟競爭的結果，是《財富》雜誌500強在世界範圍內壟斷了煤、石油、鋼鐵、汽車、飛機、船舶、化工、機床、發電設備、半導體、電腦、軟體、電信、傳媒等各主要行業。最近十多年來，在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強強聯合的大規模兼併潮，以案值3500億美元的美國線上購併時代華納案為最高峰。

　　值得註意的是，一個產業陷入危機並不意味著全局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全局經濟危機也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產業都陷入危機。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如十九世紀初期的紡織業，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鐵路，二十世紀初期的汽車、化工，二十世紀後期的半導體和電腦、電信等，陷入危機，則常常意味著全局性的經濟危機。那些非主導的產業在某個局部地區陷入危機，例如紐約的旅館業，或東京某區的餐飲業，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可能因為投資過剩、競爭激化而陷入危機。在經濟危機時期，某些新的產業可能在悄悄生長，例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鐵路危機導致全局經濟危機時期，石油工業卻由於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潤豐厚。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競爭緩和導致經濟繁榮，而競爭激化導致經濟危機。由於金融業的存在和發展，繁榮會被延長，而危機也會被加劇。在競爭緩和時期，金融業發放大量貸款，扶植新競爭者進入利潤豐厚的行業，由此帶來相關設備和原材料行業的發展，使就業增長，消費旺盛，從而給利潤豐厚的下游產業擴大市場，形成良性迴圈。隨後，由於需求增長跟不上投資擴張，到某一點良性迴圈就終止，而惡性迴圈卻開始了。企業紛紛打價格戰，降低成本，削減工資，從而縮小了市場，為爭奪縮小了的市場，只好進一步打價格戰，進一步降低成本，削減工資，直至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陷入全局性經濟危機。

　　二、競爭緩和是二戰後黃金時期的原因

　　二戰結束以後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是其後二十年(從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很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經濟危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段黃金時期也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中引起廣泛註意，在中國，人們認為這是生產力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的產物。

　　然而，從競爭與危機的角度看，這一黃金時期無非是西方各大國經濟競爭緩和的表現。眾所周知，二戰後美國擁有世界50%的生產能力和70%以上的黃金儲備，其競爭實力遠在歐洲各國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為英國的3倍，德國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國製成品的生產為西德的6 倍，為日本的30倍。美國煤礦的生產率比英國、西德高3-4倍，是法國的7倍。因此，戰爭剛結束時，美國的政策是利用美國統治的全部優勢，為美國資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國開放市場，接受價廉物美的美國貨，摧毀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義大利的經濟，奪取這些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和影響，從而實現美國獨霸西方世界的美夢。為達此目的，美國對盟國援助只用於救急，不是幫助盟國重建生產體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國際商業中的一切歧視待遇的協議”，並且在貨幣和貿易體系計劃中，美國不讓各國為平衡支付而限制貿易。最重要的是，美國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國為名，制定了拆毀德國、日本軍事工業的計劃，從根本消滅這兩個新興工業強國的競爭能力。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現實，則美國將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歐洲和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加工地，那裡的經濟需求將無法增長，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繁榮期也就不可能出現。

　　事實上，美國的這一商業野心並沒能實現。隨著美國商品大量輸入各國，隨著拆毀德、日兩國軍事工業的進程的開始，歐洲和日本國內失業工人大量增加，各國共產黨勢力迅速壯大，美國不得不更弦改張。美國統治精英終於發現，他們的頭號敵人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歐洲和日本，因此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消滅競爭對手為扶植競爭對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二是停止拆毀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工業；三是允許日元、英鎊、馬克等貨幣貶值，例如日元貶值到1美元兌360日元，從而減少美國貨對各國市場的衝擊，並使各國有能力對美出口。此後，由於北韓戰爭爆發，日本又成為美國軍火的前線供應商，發了一筆戰爭財。這些措施從效果來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國採取了單方面自由貿易，而允許各國貿易保護的友好態度。此後，歐洲和日本生產能力得以重建，內需擴大，給美國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產品輸出美國的數量不斷增長，但卻仍不足以平衡來自美國的進口，美國進出口仍然保持大額順差，世界經濟進入良性迴圈。

　　美國之所以能夠採取扶植競爭對手的作法，客觀上是由於美國工業的競爭力遠高於日本和歐洲各國。然而，由於高工資成本和低積累率，美國的優勢逐漸在喪失。1955年到1970年間，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57%，西歐主要國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約500%。1960年，美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成本約相當於西歐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國外貿順差不斷縮小，黃金儲備不斷下降。到1971年時，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為36.3%，1960年為33.7%，1965年為31.3%，1970年為30.2%，1975年為 24.5%。以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為標誌，美國競爭力已經衰落到與歐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 也就是說，為了應對冷戰需要，美國做出了重大的戰略犧牲，培養了自己的經濟競爭對手。然而，恰恰在這一段培養競爭對手的競爭緩和時期，世界經濟經歷了大繁榮。

　　三、競爭激化造成世界經濟螺旋下降

　　美元與黃金脫鉤的同時便是美元貶值。從那時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從1：360曲線跌至1：120左右，與英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貶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國手中的美元儲備購買力降低，能購買的美國貨物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增強美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削弱各國對本國市場的保護，並增加向美國出口的難度。同時，美國企業以更大規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轉移生產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資比例，從而使美國對歐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勢得以減輕。第三，美國迫使各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但與此同時，卻用特別301條款加強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

　　這三條措施實際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國經濟停滯膨脹的根本原因。由於採用浮動匯率制，美元貶值引發了一場匯率大戰，日元、馬克、英鎊爭相貶值，造成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同時，由於美國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各國對美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經濟增長自然放慢；美國的處境則是略有改善，貿易逆差增長放慢而己。第三，不僅美國，而且日本、歐洲各國都競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國內外需求萎縮，這是最具破壞性的。當美國將汽車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時，本國失去一個30000美元的工作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崗位。27000美元成為汽車公司的收益，該收益將用來降低車價，增加高級雇員薪水，增加企業利潤。由於工資是消費需求的來源，而利潤則是投資的來源，就世界範圍而言，需求減少了，投資卻增加了，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機會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技術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資，可以使墨西哥本國汽車業破產，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長而是萎縮。

　　從理論上說，如果沒有新的產業革命，隨著美、日、歐三大經濟區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滯脹將持續下去，直至各國企業大量破產，演變成世界經濟大蕭條為止。但是，有一個辦法可以使大蕭條推遲到來，那就是寅吃卯糧，赤字消費。

　　從里根上臺起，美國一方面減稅以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一方面又擴大軍備以增強內需。這一增一減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由發行高利率的國債來補償，使里根任內美國國債大規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榮”。布希總統蕭規曹隨，繼續赤字財政。到1994時，美國政府債務即高達4.6萬億美元，每年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需要3000億美元。這還僅僅是狹義債務。如果算上由聯邦政府擔保的廣義債務，則債務數量更加驚人。政府債臺高築的同時，公司債務和個人信貸消費的數額也不斷膨脹。1980年，全美工商企業負債總額還只有1.4萬億美元，到1991年3月，已達3.5萬億美元。同期，全國居民負債總額從1.4萬億美元上升到4.1萬億美元。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各項負債繼續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31.6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7.08萬億，企業債務15.18萬億，居民債務7.23萬億。不僅美國如此，日本以及歐洲各國都債臺高築。日本國債已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30%，企業和居民負債也數額驚人，特別是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負債，已經達到使日本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歐洲各國的政府債務比美、日都少，因為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各國總負債不得超過60%，其代價是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緩慢。但歐洲企業和居民的負債卻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後期的電信投資熱潮中，銀行向電信企業發放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消息，這些貸款只有1%能夠收回。

　　在發達國家債務驚人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也在繼續上升。從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已經多次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危機。墨西哥、巴西、東亞、俄羅斯、土耳其、阿根廷這些被西方國家視為經濟自由化模範生的國家一個個在金融危機中倒下，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出售國家的土地、礦產、電信、鐵路等有壟斷利潤的主權性資產，緊縮財政開支，削減福利措施，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早已被視為第四世界，除了饑荒、戰亂的消息，已經沒有什麼能引起外界的興趣了。1987年時，第三世界債務總額升至10000億美元，約占第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各國經濟增長幾乎全部被債務本息吸乾。然而到1996年時，這一債務總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增長至將近20000億美元。

　　如果說，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家、企業、居民的債務都已高得驚人的話，那麼誰是債權人呢？債權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壟斷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大財團。換言之，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是這一小撮大財團發放貸款，維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長，使本來可能於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和世界經濟的衰退已經十分嚴重。從1987年股市大暴跌開始，美國經濟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進入衰退，企業破產倒閉的數量不斷擴大，失業率不斷上升，幾經反覆，於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現強勁回升，開始所謂九十年代的新經濟繁榮。然而美國九十年代繁榮的國際背景卻十分暗淡，歐洲低速增長，日本零增長，中南美洲、東南亞經濟危機，前蘇東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降低。在這個全球經濟互動十分密切的時代，美國經濟何以能一枝獨秀呢？難道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重新恢復了嗎？事實並非如此。伴隨著美國新經濟的是貿易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巨額逆差。貿易逆差在1999年高達3389億美元， 2001年更將高達4500億美元。與此同時，則是日本、歐洲、中國、俄羅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巨額資金流入美國。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沒有啟動國內投資，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國追逐高額利息。歐洲經濟的低增長也使歐洲金融投機家把資金註入美國。經濟總量只及美國十分之一的中國所購買的美國國債就有 800億美元，俄羅斯經濟垮臺後大量資金也涌入美國。據估計，僅1997年金融風暴後，從東南亞地區流入美國的資金就高達8000億美元。

　　這就形成一個奇怪的迴圈，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後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市。如此惡性迴圈，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股市卻越來越高。這一迴圈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由於這場大蕭條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兩次被推遲，一切可用的財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盡，其烈度將超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不一樣的是，這回再也沒有財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為國際經濟競爭的加速激化鋪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國應對競爭力相對衰落和經濟滯脹的三大措施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掘起，也意味著所謂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為了靈活地運用美元的貶值和升值，這就需要資本流動自由化；為了順利轉移生產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國的配合，這就有投資自由化；為了加強美國商品的出口，這就有貿易自由化。這是七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資本流動自由化使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不再局限於技術、成本的競爭。一國匯率貶值意味著該國的全部商品對外出口競爭力增強，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則意味著國際競爭空前激烈。不僅如此，資本流動自由化還使一國調控經濟的貨幣杠桿失靈，使國家的貨幣主權受到嚴重威脅。資本流動自由化還有一個加嚴重的後果，就是使世界市場需求萎縮。1966年美國的全部外匯交易額中，商品進出口額所占的比例為80%以上，採用“浮動匯率”制度近三十年後，這一比例降到了1- 2%。這意味著大量資本停留在外匯市場，投入實際生產的資本下降，投資需求萎縮。

　　由於投資自由化，跨國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最低成本、最低稅收，迫使各國爭相向跨國公司減讓稅收、壓制勞工運動、減低工資。發達國家的工人面臨工廠關閉、轉移的威脅，被迫接受資方裁減員工、降低工資、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則在跨國公司的打擊下大量破產倒閉。其結果則是世界市場的消費需求萎縮。

　　由於貿易自由化，各國中小企業和農業跨國界相互競爭，價格不斷下降，工資成本不斷被壓縮，大量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紛紛倒閉，造成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進一步萎縮。

　　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既是發達國家國際競爭激化的產物，反過來又系統地加劇了國際競爭，為國際競爭的空前激化鋪平了道路，一步步將世界經濟推向大蕭條。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呢？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國跨國公司為動力，以美國為主導，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為組織實施者，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國際政界、商界、學界精英共謀的人為過程。所謂華盛頓共識即是共謀存在的證據。

　　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以為一國範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範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一國範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一錢一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梁、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並且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失去這一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蕩，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範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

　　五、結束語

　　有可能使這場危機程度減輕或時間縮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輪產業革命。然而，在上個世紀最後二十年，電信、互聯網、電腦和軟體業革命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釋放完畢，併在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中轉化為危機因素。生物和醫葯技術似乎是新一輪

　　產業革命的源泉，但是由於該項技術高度壟斷，既不能迅速擴散形成投資繁榮，又不能產生類似鐵路帶動鋼鐵、機車、煤炭業那樣的連鎖反應，反而會加速財富向這些生物、醫葯公司集中，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新能源開發是不是有可能擔負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開發在經濟上有利可圖，一定是石油供應發生嚴重短缺之時，而後者常常意味著加劇經濟危機。

　　在大蕭條期間，銀行家們名聲狼藉，以至於江湖大盜如邦妮和克萊德成為了傳奇英雄。 大蕭條的普遍影響導致了：提高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參與性，如羅斯福新政時期實行的一些經濟政策及建立的一些監管機構。以關稅的形式強化了經濟的民族主義。激起了作為共產主義替代物的浪漫-極權主義政治運動（如德國納粹）。大蕭條相對於其他單一原因來說是最能夠解釋為什麼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獨裁者的掘起（如希特勒、墨索裡尼），極權統治的盛行，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德國魏瑪共和國受到了大蕭條極大的重擊，其中美國對德國的援助貸款因衰退而停止供給。失業率飆升，特別是在大城市中，政治轉向了極端主義。1932年，失業率逼近了30%，民眾瘋狂地支持這納粹黨和共產黨，兩黨在當年7月的選舉中共同占據了國會的多數席位。1932年的洛桑會議上，德國的戰爭賠款一案被擱置。此時，德國支付了賠款中的1/8。1933年1月，希特勒的納粹黨上臺執政，建立了獨裁政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墊了道路，該衝突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性災難。

　　大蕭條並沒有嚴重影響日本經濟。在1929-1931年間，日本經濟衰退了8%。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是第一個採納凱恩斯主義的官員：第一，通過大量財政政策，包括赤字支出來刺激經濟；第二，將日元貶值。高橋是清通過日本央行進行赤字開支，並將隨之而來的通脹壓力最小化。計量經濟學研究顯示這些財政刺激十分有效。

　　貨幣的貶值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日本紡織品在出口市場上取代了英國紡織品成為了第一。赤字開支的影響深遠。這些支出被用來購買武器軍備。在1933年，日本已經擺脫了蕭條。到1934年，高橋是清意識到經濟可能出現過熱的危險。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他削減了武器軍備上的赤字開支。

　　這個做法導致了民族主義者的強烈負面反應，特別是軍隊的意見強烈，並導致了二二六事件的爆發，高橋是清的遇刺。這引發了日本文職官僚中的寒蟬效應。自1934年起，軍隊對政府的控制持續加強。政府非但沒有削減赤字開支，反而進行了物價控制和配給方案，沒有對通貨膨脹進行控制。這一問題一直遺留到二戰結束以後。

　　赤字開支對日本產生了改革效果。日本工業產值在30年代翻倍。不但如此，在1929年，日本的上榜企業中，輕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占據了主流（豐田公司是以紡織起家的）。到1940年輕工業取代了重工業，在日本經濟中的規模最大。

　　政治影響

　　危機帶來了許多政治影響，其中一個是結束了經濟自由主義，羅斯福新政用凱恩斯主義將其取而代之。新政擴大了聯邦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在1933年到1939年間，聯邦開銷翻了三倍，而羅斯福的批評家則攻擊他將美國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

　　大蕭條則導致了二戰後歐洲列國普遍實施了社會民主主義和計劃經濟（參見馬歇爾計劃）。雖然奧地利學派在20年代就開始挑戰凱恩斯主義，但直到70年代，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影響之下，凱恩斯主義才被政治所質疑。

　　文學

　　二十世紀20年代被稱為“新時代”，財富和機會似乎向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美國人敞開了自己吝嗇的大門。整個社會對新技術和新生活方式趨之若鶩，“炫耀性消費”成為時代潮流。胡佛總統也認為，“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的前夜，貧民窟將從美國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的美國股災在黑色星期二開始（或Black Tuesday）。這一天，股票一夜之間從頂巔跌入深淵，價格下跌之快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蕭條中，當時的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車鐘。華爾街發信號，美國往地獄沖！”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邊緣。

　　農業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大量銷毀“過剩”的產品，用小麥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使這條河變成“銀河”。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於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象徵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