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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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種群(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

　　組織種群是由在特定邊界內具有共同形態的全部組織所構成，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系統中組織種群是現實存在的。人類生態學把種群看作是通過組織聯繫在一起的成員的集合體。在這個意義上，組織類似於集體適應環境的社群，其所有成員在某種程度上分享組織的成敗結果。社會學家認為，組織種群並非指組織成員的集合體，而是相對同質的一類組織的集合體(Hannan和Freeman，1977)。組織種群並不是自然界中不可改變的客觀實體，而是為便於研究所抽象出來的概念。它可以根據研究所關註的不同問題而改變。

　　組織種群可以通過區分不同的組織形態(organizational form)來辨別。組織形態可以被理解為組織進行投入產出轉換活動中正式的組織結構、組織的活動方式以及所執行的標準或規範等方面。具體地，組織形態是指那些可能被環境所選擇或淘汰的組織的技術、結構、產品、目標和人員等的形態(理查德L.達夫特,2003)。

　　在明確組織形態之後，就可以給出準確的組織種群定義以確定研究系統或對象。組織與環境關係的研究系統通常從地理範圍、政治界線、市場或產品等方面得到定義。在給定的系統中，組織種群是由在特定邊界內具有共同形態的全部組織所構成，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系統中組織種群是現實存在的(Hannan和Freman，1977)。

　　西方組織種群的理論研究集中在人口統計過程(demographic processes)和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es)兩個方面(Baum和Amburgey，2002)。

　　1、人口統計過程的相關研究

　　人口統計過程主要研究組織年齡對組織失敗的影響，還包括研究組織規模組織變革對組織失敗的影響。在組織年齡的相關研究中，Stinchcombe(1965)所提出的“新責任”(1iablflity of newness)的觀點至今仍然為學術界廣泛引用。他認為在資源被利用到極限的情況下，年輕的組織不得不學習新的社會規則，創建新的組織慣例。由於缺少社會認同和交易關係，它們具有較高的失敗率。隨著組織年齡的增長，組織表現出較高的可靠性和較強的承擔責任能力，因而年長的組織失敗率較低(Hannan和Freman，l984)。相關的研究還表明，組織年齡依賴(age dependence)會以多種方式同時運行在單個組織種群當中，其年齡依賴作用的結果也取決於組織所採取的技術策略(Henderson，1999)。

　　學者們在研究中還發現，組織規模對其失敗率也會產生影響。小組織傾向於較高的失敗率是源於一系列小責任Oiablilities of smallness)，包括增加資本、招募和培訓勞動力、支付較高的利率和遵從制度成本等問題(Aldric和Auster，l986)。隨著規模的增長，組織愈來愈重視增強自身的預測能力、控制能力以及正規化，從而顯示出較高的可靠性和承擔責任能力，其結果降低了組織失敗的可能性。大多數組織變革的研究內容集中在組織結構變革對組織有利還是有害，即變革的效果方面(Amburgey，Kelly和Barnett，1993)。

　　Hannan和Freeman(1984)提出的結構慣性理論(structural intertia theory)是對組織變革研究內容的一個重要補充。結構慣性理論註重組織變革過程，它與傳統的組織變革理論的主要區別在於，其研究的重點不是變革前後組織特性昕表現的結果差異，而是組織內部慣例與外部交易關係的脫節問題。結構慣性的定義與環境變化有關。正如Hannan和Freman(1984)昕言：“組織重組的速度遠遠慢十環境條件變化的速度，改變組織的核心特質很可能有損於組織績效，進而增加組織失敗的風險。”組織慣性會隨著組織年齡及其規模的變化而改變。年長的組織具有更加正規的結構、標準化的慣例、制度化的權利分配、信任和承諾，因而具有較強的結構慣性。

　　2、生態過程的相關研究

　　組織種群理論研究的另一個方面是，過程研究。生態過程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個部分，一個是生態位寬度的動態過程，另一個是種群動態與密度依賴過程。生態位寬度理論研究的重點是環境易變性的兩個方面，即分析占據和利用較窄範圍資源的專業型組織與追求市場規模、對變化的環境顯示出較強承受力的綜合型組織兩種不同生存狀態的組織現象。其關鍵假說是：在頻繁擾動的環境中，組織承受擾動的能力發生重要變化。專業型組織可以平安度過頻繁擾動的環境，而綜合型組織則由於難以快速應對這種環境變化而不能有效運營。因此，專業型組織可以在競爭中戰勝綜合型組織(Hannan和Freeman，l977)。

　　與生態位寬度理論相對應的是由Carroll(1985)提出的資源分隔(resource partitioning)理論。其基本思想足對丁一個給定的種群存在一個最優的策略。在具有規模經濟性的環境中，占據市場中心位置的綜合型組織之間的競爭會釋放出很可能為專業型組織所利用的外圍資源，這個過程形成的結果被稱為資源分隔現象。其研究所形成的主要假說是，市場集中程度的升會增加綜合型組織的失敗率，減少專業型組織的失敗率。在對許多行業的實證研究中，資源分隔理論得到驗證，如Carroll和Swaminathan(1992)；Swaminathan(1995)等。

　　種群動態和密度依賴(denaty dependence)過程是組織生態學中關於組織創建與失敗研究的重點。所謂密度通常指構成一個種群的組織數量。組織創建與失敗的密度依賴解釋是相似的。在種群形成初期，組織數量增加可以提高種群的制度合法化，增強種群內成員獲取資源的能力。然而，隨著種群繼續增長，組織的競爭加劇，組織相互依存與競爭的結果在組織密度與創建率之問形成一個倒U型關係，住組織密度與失敗率之間形成一個U型關係(Hannan和Carroll，1992)。許多有關組織種群的經驗研究驗證丁組織創建與失敗的密度依賴關係，如Carrol和Delacroix(1982)；Hannan(1995)等。

　　(一)密度依賴模型

　　該模型認為,組織的存活率和死亡率都依賴於種群的密度。種群密度對組織設立率的影響是倒U型的,在低密度水平上具有遞增效應,而在高密度水平上具有遞減效應;種群密度對組織死亡率具有U型效應,即在低水平上對組織死亡率具有遞減效應而在高密度水平上具有遞增效應。組織種群的成長率是組織設立率和組織死亡率綜合作用的結果。當組織種群的規模較小時,組織設立率較低而組織死亡率相對較高,總體而言,組織種群的成長率較低。如果組織死亡率超過了組織設立率,不成功的組織種群就會在其成熟之前走向滅絕。對成功的組織種群來說,其初始成長率較低,但隨著種群密度的提高,組織的設立率遞增,組織死亡率遞減,種群的總體成長率遞增。當組織設立率達到最大值、死亡率接近最低值時,組織種群的成長率最高。超過這個水平以後,組織的設立率降低而死亡率提高,組織種群的成長率開始降低。其結果是,組織種群的規模會穩定在環境承載力水平上。

　　許多組織種群的演化軌跡與密度依賴模型的描述基本一致。這些種群包括對美國勞動力工會、釀酒業、啤酒釀造、愛爾蘭全國報業和舊金山灣地區報業、曼哈頓島銀行業、美國汽車和輪胎製造業、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汽車製造業、美國廣播業和馬薩諸賽州鐵路業以及孩童日間照看中心等非市場組織等。但該模型仍然存在局限性。第一,該模型沒有考慮組織規模的因素,因為大公司與小公司對組織種群的演化具有明顯不同的效應。第二,合法性與競爭性解釋了組織成長的S型曲線,說明組織種群的規模會穩定在承載力水平上。但它不能解釋密度曲線在達到頂點之後組織種群成長率為負的情況。第三,組織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為規模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差異,而且表現為地理位置之間的差異,即空間異質性。組織種群的地理維度在定義組織種群的合法性與競爭性過程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密度依賴模型沒有考慮到組織分佈的空間性。第四,組織設立率、成長率和死亡率是由不同的過程驅使的,並處在不同的分析層面。設立率是組織種群層面的過程,而死亡率和成長率則屬於組織層面。單個組織的特性,如規模和年齡等會影響死亡率和成長率,但不會影響設立率。種群的特征及其環境會影響設立率、成長率和死亡率這三個過程,但影響的程度有較大的差別。所以,很難直接從存活率模型中得到有關種群密度演化和種群規模及規模分佈的推論。

　　(二)密度延遲模型

　　密度依賴模型認為,組織種群密度最終會演化到一個穩定狀態。但很多研究卻發現,當組織種群的密度達到頂點後,密度的隨後變化會呈現多種趨勢:降低、崩潰、複蘇、振蕩或者滅絕。這說明,在成熟的組織種群中存在著種群密度的繁榮-蕭條周期,種群密度在達到頂點後的下降和波動與種群形成的過程明顯無關,這需要對密度依賴模型進行修改才能使這一現象得以解釋。密度延遲假設認為,組織種群密度從頂點的下降是因為設立密度對組織死亡率具有延遲效應。在種群密度達到頂點後,一方面組織設立率不再增長,另一方面在高密度時期設立密度對組織死亡率的延遲效應逐漸聚集,在密度達到頂點及其稍後的時間里,這些延遲效應會大量發揮作用,導致組織死亡的比例擴大,組織種群密度陡然下降。

　　引發密度延遲效應的關鍵因素有兩個。第一,資源稀缺的生存不利性。在組織設立時的高密度所帶來的激烈競爭會引發資源稀缺,那些不能及時轉向多種經營領域的新組織將會面臨非常強烈的選擇壓力。那些能在初始期間存活下來的組織也沒有充裕的時間、精力和資源來產生正式的結構,完善穩定的、可複製的決策慣例和形成集體行動。在這樣的形勢下,組織雇員很少有動機對獲得與組織相關的技能進行投資。由於惰性力量的存在,在高密度期間設立的組織在其生命周期的任何一個年齡段都具有競爭劣勢。

　　第二,在高密度期間的組織設立會帶來緊的生態位充盈。在高密度條件下,資源被密集利用,鮮有資源開發不足。新建組織無法與已建立的組織展開面對面的競爭,常被擠壓到資源分佈的邊緣區域,以開發稀薄的、利用周期很短的資源。即使新建組織成功地創建了結構和慣例,並很好地適應了這種不利的資源環境,它們的結構、制度和雇員的技能也只適合於在這種環境中發展。如果今後能向資源的中央區域移動,也要承受巨大的死亡風險。因此,邊緣組織的死亡率要高於產業組織的平均水平。Carroll和Hannan(1989)對美國勞工聯合會、阿根廷報業、愛爾蘭報業、舊金山地區報紙印刷業和美國釀酒業等組織種群的研究結果強烈地支持了密度依賴延遲假設。例如,對阿根廷報業種群而言,在密度頂點時設立的組織的年齡別死亡率比在密度頂點水平一半時設立的組織的年齡別死亡率高147%。

　　密度延遲模型很好地解釋了組織種群密度在達到頂點後的陡然下降現象。但這一模型沒有考慮到單個組織的戰略導向和資源需求的差異性。例如,在高密度期間設立的組織可能是小型組織,它們對資源的需求沒有大型組織緊迫,此時,資源稀缺的存活不利性就可能失效。即使新建組織是大中型組織,但它們也能通過開發新的市場而避開緊的生態位充盈。此外,密度延遲模型只能用來分析諸如死亡和成長等組織層面的過程,不能用來當作諸如組織設立等種群層面的解釋變數。這就是密度延遲模型只能解釋種群密度在達到頂點時的短時期陡然下降,而不能解釋種群密度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很容易發現,隨著在種群密度達到頂點時組織死亡率的提高,密度延遲會導致種群密度從密度曲線的頂點下降。事實上,隨著密度的提高,組織種群的平均死亡概率也會提高。但密度的降低會反過來緩解種群的競爭程度,導致設立率上升。由於這些新組織是在密度較低時設立的,它們的死亡風險被降低了,結果是種群密度再次上升,且這一過程會無限迴圈下去。

　　(三)種群規模依賴模型

　　在產業演化過程中,組織種群規模的變化有時與種群密度並不呈簡單的線性相關關係,在組織種群規模擴大的同時,種群密度可能反而降低,從而使產業內的組織規模發生變化,產業集中度相應提高。這就是說,任何特定的組織種群規模軌跡都是與許多不同的組織規模分佈相聯繫的。憑直觀可知,由組織之間大體相同的成長率而引起的種群規模的擴大,與由種群中一小部分組織較快的成長率而引起的種群規模的擴大具有顯著不同的意義。所以,在關註種群密度演化和種群規模演化的同時,還必須關註種群中組織規模分佈的改變。

　　Barnett和Amburgey(1990)提出的種群規模依賴理論試圖說明,隨著組織種群集中度的提高,大型組織能利用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並利用其市場勢力來操縱競爭,強化優勢。因此,大型組織的成長會改變種群中的競爭環境。當組織種群的規模變化程度較大時,種群內的組織競爭就更多地依賴於種群規模,而不是組織種群密度。

　　事實上,規模依賴的競爭與密度依賴的競爭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如果在種群密度達到頂點時種群的規模還在繼續增長,則組織的規模就會變大。如果大組織引發了更強烈的競爭,則所有組織成員所面對的競爭壓力將擴大,組織死亡率會提高而設立率會降低,種群密度將降低。而密度的降低又會緩解基於密度依賴的競爭,降低死亡率而提高設立率。這也意味著種群密度會重新圍繞著均衡水平迴圈,而不是經歷持續的降低。然而,規模的持續增長可能會引發基於規模的競爭性的增加,其增加的程度會超過密度依賴競爭性的降低程度。因此,種群密度的實際意義取決於密度依賴競爭性和規模依賴競爭性在種群規模演化方面的對比力量,而這種力量對比會通過影響組織設立率、成長率和死亡率而影響組織種群的演化。

　　首先,在種群規模擴大的條件下,組織設立率會隨著種群密度的降低而衰減,種群密度會繼續降低。這是因為:第一,新建組織必須利用一系列的新資源。隨著種群規模的擴大,它會逐漸接近環境承載力,新組織獲得這些資源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第二,大組織具有規模經濟優勢,一個產業的新進入者必須以最低有效規模或與產業中占統治地位的組織相接近的規模來實施進入。而且,大型組織往往會為新組織的進入設立壁壘。因此,如果影響種群潛在規模的因素不變,隨著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平均規模的擴大,新組織的設立率也將下降。與密度依賴模型的預測不同,種群規模依賴模型說明,種群密度在達到頂點後將開始下降,且這種下降與種群結構的轉變相關,即組織的規模擴大,種群的集中度提高。

　　其次,在種群規模擴大的條件下,隨著種群集中度的提高,種群密度對組織死亡率的影響會逐漸減弱。在組織種群的早期,種群密度較低,競爭性微弱,所以競爭不是影響組織死亡的重要因素。隨著種群密度對環境承載力的接近,密度的提高就會加劇競爭的激烈程度,選擇壓力變大,此時小組織的死亡率要大大高於大組織,但種群的規模不一定會減少,甚至有可能繼續擴大。因為存活的大型組織可以利用死亡組織的資源,它們還能兼併或收購小型組織。顯然,如果同時期組織的設立率不變,則種群的密度會降低。所以,如果影響種群潛在規模的因素不變,隨著組織種群中組織數量的增長,組織規模對組織存活的正的影響將增強。

　　最後,在種群規模已經較大的條件下,小型組織的成長率大於大型組織的成長率。Barron等(1994)發現,儘管小型組織的死亡風險大,但大型組織的成長率較低。這是因為大型組織已接近了最優規模或大型組織很難適應環境的快速變革。從組織規模結構來看,種群規模的擴展取決於兩個基本的因素:大型組織與小型組織的比例以及這兩種組織成長率的差異。在種群密度達到頂點以前,種群規模的擴張主要取決於包含大型組織和小型組織的種群密度。但當種群密度達到頂點以後,大型組織相對於小型組織的存活率較高,而成長率較低,此時的種群規模擴張就來源於大型組織的低水平擴張和小型組織的高水平擴張這二者的綜合作用。這就是說,在種群密度達到頂點後,儘管種群密度下降了,但小組織的高水平成長仍可能維持整個組織種群規模的增長。

　　(四)競爭強度模型

　　在產業演化過程中,許多小型組織紛紛死亡,產業最終只被少數大型組織所占據。組織理論對此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解釋。普遍的共識是大型組織擁有超越小型組織的競爭力。但Barnett認為,!從演化觀點來看,大型組織的力量也是其弱點的來源。為了說明這一點,Barnett區分了組織力量的兩個方面。一方面,組織能因為其在組織環境中的特征或位置而擁有較好的生存機會,從而具有個體存活力;另一方面,一個組織可能具有很強的生態能力,能給其他組織造成巨大的競爭壓力。演化理論認為,組織的特征和位置決定了其個體存活力,組織個體存活力受到選擇過程的影響,它反過來又會影響組織生態能力的發展。組織的競爭強度可被定義為一個組織對其競爭對手生存機會影響力的大小。弱勢競爭者只能給其對手的生存機會帶來微弱的傷害,而強勢競爭者則能顯著地降低對手的生存機會。競爭強度概念將競爭分析的層次從市場轉移到了組織。隨著市場的不同,競爭發生的可能性差異很大,而競爭強度則會隨著組織的變化而變化。

　　1.組織年齡與強者生存假設。組織存活力、組織競爭強度與組織年齡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強者生存假設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組織會變得既更具存活力,又更具競爭力。該假設可從Stinchcombe提出的新組織生存不利性觀點演繹而來。該觀點認為,隨著組織年齡的增長,組織成員的社會化程度更高,組織程式更加慣例化,組織的結構和角色更容易定義。從組織外部來看,隨著組織年齡的增長,組織有更多的時間來與供應商、分銷商和規制者等重要機構行動者建立聯繫。根據Stinchcombe模型,組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學習,老組織死亡的風險較低。

　　2.組織規模和弱者生存假設。弱者生存假設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組織規模對環境選擇具有關鍵的影響。大型組織的結構複雜,內部各個單位的適合度水平差異很大,但環境選擇只在組織層面上發生,環境適合度低的單位也能在大型組織中生存,這會降低大型組織的平均適合度水平,不利於環境對大型組織的選擇。但與小型組織相比,大型組織擁有更多的制度理性,這使得大型組織的存活既可依賴於在它們市場中的競爭性成功,又可依賴於它們與其他機構的緊密聯繫。很多研究認為,制度性機制給大型組織提供了不依靠技術環境而剋服其競爭對手的方法。通過這些補償性適合度,大型組織即使不是強勢競爭者也能存活。

　　將強者生存假設和弱者生存假設結合起來能對產業演化的方式作出解釋。Barnett(1997)對美國釀酒廠和賓夕發尼亞州電話公司演化趨勢的研究表明,當組織規模較小時,組織演變與基準模型相一致,在該模型中,選擇過程有利於強勢競爭者的存活。但當組織規模擴大時,組織存活率和組織競爭力之間就會脫離關係,環境選擇反而有利於弱勢競爭者的存活。其研究結論解釋了組織種群持續集中的原因,同時說明,隨著種群集中度的提高,存活組織的競爭劣勢也會強化,產業復興隨即開始。

　　(五)系統依賴選擇模型

　　常規產業組織理論認為,物質環境會約束產業組織的成長,但產業組織不會影響物質環境,環境資源約束對產業組織動態的影響是外在的。但系統依賴選擇理論認為,組織與其資源環境之間存在著反饋機制,組織不僅是環境資源的消耗者,而且是環境資源的生產者,現存組織的資源生產能力使得組織種群的環境承載力具有一定的內生性。因此,在系統依賴演化模型中,組織種群的環境承載力是變動的,且變動率與組織密度緊密相關。組織存活率的變化是現存密度與環境承載力之間距離的函數。由於組織存活率對資源環境的反應存在著延遲,組織設立、組織成長和組織死亡等活動往往會超出環境承載力的制約。

　　組織種群與其資源環境之間的反饋途徑很多,最主要的是對資源豐富度的直接反饋。例如,產業組織的擴張會通過互利共生而刺激資源庫的發展(例如,矽谷中的風險資本家和以技術為基礎的企業組織)。產業組織會通過貿易協會等形式組織起來,通過勞工培訓和有利的稅收政策來擴大其資源基礎。它們還能通過自己的人力資源系統培養出管理骨幹和技術骨幹,使得開辦相似類型的新公司變得更加容易。

　　如果考慮到資源約束是動態的,就必須研究組織種群能以多快的速度通過改變組織設立率和死亡率來對動態的資源約束作出調整,研究資源約束變化與種群對這些變化反應之間的延遲,或者說研究資源可用性與組織存活率之間的關係。如果組織存活率對環境變化的反應存在延遲,組織種群就可能實際上超出其環境承載力。Lomi,Larsen和Freeman(2005)認為,組織存活率對動態環境的延遲來源於三個方面,即組織活動延遲、公共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社會分類。

　　組織設立活動的延遲來源於在組織正式建立之前的投資決策、資源動員、法人組織邊界的形成、生產能力的形成等方面。組織死亡過程的延遲則來源於組織解散需要遵循的法律程式、勞動合同和雇用協議、法人財產的評估困難和沉沒成本等方面。在組織設立過程中,惰性包括感知延遲和實體延遲。感知延遲是指機會的出現到機會被潛在企業家感知之間的時間間隔。實體延遲是指企業概念的形成與將這一概念轉化為實際有效生產能力之間的等待時間。由於組織設立過程存在粘性,所以種群層次的惰性會導致對資源約束的超出。一般而言,當種群到達密度頂點時,設立活動不會立即降低至零。例如,Hannan(1997)對法國汽車製造業的研究表明,該種群於1922年達到了150家公司的密度頂點,但在該年以後仍有27%的設立活動在樣本公司中發生。

　　公共資源的過度利用來源於新組織對合法性的競爭。合法性可被理解為一套被聯合擁有的非物質資源,或者說公共資源。新組織的組織設立者一般具有廣泛的與合法性相關的資源,如產業聲譽、顧客註意力、顧客親和力、獲取風險資本的結構化通道、供應商和管制者的信任、現存競爭者的忍耐、政府的支持、財政激勵和熟練人力資源的可獲得性等。顯然,在已經建立起來的成熟種群中,這些公共資源更加豐裕,這會吸引新公司的加入,同時也加大了種群崩潰的風險。

　　社會分類在組織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產業形成階段,產業成員之間存在著一種審視新活動是否熟悉和是否可信賴的有意識的集體努力。例如,在產業發展的最早期,風險資本家對新投資方案的價值可能並不確定,但隨後他們會開發出一套評價程式以幫助他們評價新投資對象的生存能力和盈利潛力。潛在組織設立者會對這些新制度約束進行調整,組織設立率就會提高。隨著密度的提高和種群的成熟,企業面臨的機會結構就會發生變化。但由於已經建立的社會分類對信息的反應遲緩,相反的傳染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生。企業家還有一段時間能較易地獲得資金,進入新市場。也就是說,在高密度期,設立活動可能依然很多,其結果是組織種群可能會超出其環境承載力,直到來自環境的延遲反饋觸發了種群層次和群落層次的修正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