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經濟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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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經濟倫理是指人們在發展生態經濟過程中自覺協調和平衡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重價值追求的努力中所體現的道德意識、道德規範、道德關係和遭鐫實踐的總稱,或者主要是指生態經濟發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識、道德規範、道撼關係和道德實踐的總稱。[1]
生態經濟倫理學旨在從倫理道德的高度來論證發展生態經濟的合理性,為生態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和保障。生態經濟倫理的基本功能體現在價值導向、調節各經濟主體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提高經濟活動中的綜合效率等方面,它的基本原則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生態經濟效率原則和生態經濟公平原則。運用生態經濟倫理理論考察和分析我國在生態經濟時代發展經濟與保持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對生態經濟倫理的研究歷程[2]
生態經濟倫理學的興起,是人類在享受工業文明、現代文明輝煌成果的同時,又付出沉重代價、遭受空前打擊的基礎上,重新審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互關係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創造性地提出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並主張走一條無污染、綠色產業和有助於環境休養生息的經濟發展道路,以及對生態經濟中倫理問題全面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結果。它本質上是20世紀人類對現代經濟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和對未來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科學研究的產物。
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18至19世紀相繼完成工業革命,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的轉變。之後進行了一系列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革命,直至現代核技術、電子電腦技術、空間開發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高新技術的出現和利用,使整個西方社會的物質文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創造了比以往幾千年物質財富總和還要多的社會生產力。但毋庸諱言的是,西方工業革命後的巨大變化又是在充滿矛盾和副作用的過程中進行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受人類中心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和狹隘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在工業革命及其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採取了一味追求經濟效益和速度而不顧生態環境的做法,走的是一條以高耗費、高污染換取高速度的經濟發展路子。對自然資源無限制的索取和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生態問題,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出來。面對自然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生態平衡遭受破壞、各種疑難病癥不斷出現等情勢,20世紀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開始懷疑西方近現代經濟發展的模式,紛紛著文或著書批判單純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和數量而不顧生態環境的經濟發展觀,提出人與自然、生態與經濟和諧發展的新模式,併在此基礎闡釋論述了有關生態經濟倫理的問題。
較為明晰而又深刻的生態經濟倫理的觀念萌芽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著名的生態倫理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1948年出版的《沙鄉年鑒》一書繼承併發展了他在30年代《大地倫理學》中的思想,主張將生態倫理學的成果運用於社會的經濟活動,認為“一個孤立的以經濟的個人利益為基礎的保護主義體系,是絕對片面性的。它趨向於忽視,從而也就最終要滅絕很多在土地共同體中缺乏商業價值,但卻是(就如我們所能知道的程度)它得以運轉的基礎成分。”排除了無經濟價值的生物,人類社會經濟的健全運轉是無法想象的。費爾菲爾德·奧斯本在1948年出版的《我們被劫奪的星球》和威廉·沃格特在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兩書,對環境惡化、生態失衡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作了深刻的揭示,他們競相提出自然環境同人類社會環境的相互依存性,認為經濟的發展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需要有一種生態經濟倫理的觀念。1955年許多生態學家和經濟學家聚會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舉辦“人與自然關係狀況專題研討會”,以此紀念19世紀美國自然保護主義者喬治·帕金斯·馬什。這次會議為以後的環境保護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60年代美國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環境保護運動。著名的科學家和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在1962年出版了生態學的名著《寂靜的春天》。卡遜在該書中註意到由於化學殺蟲劑的生產和應用,許多生物隨著害蟲一起被消滅,連人類自己也不能幸免的事實,第一次向人類發出警告,如果人類不懸崖勒馬,那就“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田野、樹林和沼澤”,世界就不可能是一個有生機和活力的世界。該書通過對污染物遷移、轉化的描寫,揭示了人類同大氣、海洋、河流、土壤、動物和植物之間的密切關係,論述了環境污染對生物圈及其人類的影響,初步提出了生態經濟倫理的問題。儘管美國當時的工業界特別是化學工業界因擔心卡遜這些驚世駭俗的言論會損害他們的商業利益而對她發起了猛烈的抨擊,儘管當時的美國政府由於受種種制約而未能給予她應有的支持,儘管卡遜本人由於受到癌症和詆毀的雙重摺磨於1964年去世,但卡遜《寂靜的春天》一書猶如黑暗中的一聲春雷最終還是喚醒了人類沉睡的心靈,一個嶄新的辭彙:環境保護,及其維護生態平衡的觀念在生態學、經濟學和倫理學領域開始流傳開來。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將生態學理論引入經濟學,首次明確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併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一文中對利用市場機制控制人口和調節消費品的分配、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環境污染以及以國民生產總值衡量人類福利的弊端等問題作了深刻而獨到的論述,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由此髮端。70年代初,出現了以生態經濟為主要內容的各種理論,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英國舒馬赫從只重視市場轉向重視人與自然關係的“小型化”經濟理論,美國戴利的犧牲短期經濟增長率以維持長期生存與穩定的穩態經濟學,美國諾德豪斯和托賓的改國民生產總值為福利經濟指標體系的理論,美國塞尼卡和陶西格以“稀缺的世界”為出發點的“補償論”,法國柯爾姆和安列卡以取締污染和有效治理環境為目的的“徵稅論”,美國卡倫巴斯的生態烏托邦經濟的“人道主義社會論”,英國哥爾德·史密斯“平衡穩定的社會論”等等。1973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舒馬赫出版了《小的是美好的》一書,認為我們時代最重大的錯誤之一是“現代人沒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種外來力量。他甚至談到要向自然開戰,忘卻:設若他贏得了這場戰爭,他自己也處於戰敗一方。”在該書中舒馬赫揭露了發達國家資源密集型產業的許多弊端,指出如果我們濫用化石燃料一類不可再生的資源,如果我們一味糟蹋周圍的自然環境,不僅經濟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還會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舒馬赫主張發展一種能夠適應生態學規律的具有人性的技術,倡導在經濟生活中恢復和弘揚“深思熟慮、公正持平、堅忍不拔和自我剋制”的傳統美德,認為只有恢復和弘揚“深思熟慮、公正持平、堅忍不拔和自我剋制”的傳統美德,才能有效地解除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困境。哥德爾·史密斯1972年推出了生態經濟學名著《生存的藍圖》,主張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平衡穩定的生態經濟體系。生態經濟學的產生,標志著人類擺脫了純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的經濟學視野,將生態平衡與經濟發展綜合起來作全面系統的分析,昭示了經濟學發展的新路徑。在舒馬赫等人的生態經濟學理論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因此,生態經濟學的確立,從一定程度上可視為生態經濟倫理學形成的標誌。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在受酸雨危害最嚴重的國家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環境會議,並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揭開了人類共同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的序幕。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從全人類的密切聯繫和共同利益出發,強調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關係到各國人民的福利和經濟發展,是全體人民的迫切願望,也是各國政府應盡的責任。宣言在人是環境的產物也是環境的塑造者的共同觀點指導下提出了人類在環境與經濟發展方面應當遵循的20項共同原則。其中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人類謀求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改善生活素質的必要條件,人人都有在良好的環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有為當今和後代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神聖職責。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全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及其對環境與經濟、環境與社會發展諸問題的高度重視和關心。受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裡斯·斯特朗的委托,芭芭拉·沃德和勒內·杜博斯向大會提供了《只有一個地球: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保護》的非正式報告。該報告始終將環境問題與發展問題結合在一起來論述,強調“只有一個地球”,指出:“這個地球難道不是我們人世間的寶貴家園嗎?難道它不值得我們熱愛嗎?難道人類的全部才智、勇氣和寬容不應當都傾註給它,來使它免於退化和破壞嗎?我們難道不明白,只有這樣,人類自身才能繼續生存下去嗎?”該報告從倫理的視角主張培育對“唯一的、美麗的、脆弱的行星———地球”的忠心,倡導關心和愛護地球這顆小小行星,並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
80年代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受聯合國第38屆大會的委托向大會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系統地研究了當今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以“可持續發展”為基本綱領,從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滿足當代和後代的合理需要出發,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和創造性的行動建議。報告把環境與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慮,認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只能以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持久、穩定的支承能力為基礎,環境問題也只有在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該報告指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它包括兩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即“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貧困人民的基本需要,應將此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來考慮”和“限制的概念,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可持續發展要求社會從兩方面滿足人民的需要,一是提高生產潛力,二是確保人人都有平等的發展權利和機會。“可持續發展”是生態經濟倫理的核心和基本概念,具有從總體上挺立生態經濟倫理學科的意義。80至90年代生態經濟倫理思想不斷發展,當時的國際環境倫理學學會主席、著名生態倫理學家羅爾斯頓著有《自然界的價值》和《環境倫理學:自然界的價值和對自然界的義務》等著作,認為自然生態和經濟社會是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我們應當把生態系統當作有效的經濟系統來尊重,把大自然首先看成一個與人類社會密切相關的生命共同體,和衷共濟,生死與共,使自然價值與經濟價值實現和諧的統一。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過程中始終註意環境的保護和生態的平衡,環境越優美,越要慎重對待;環境越脆弱,越要慎重對待;資源越重要,就越要物盡其用。他主張,將環境道德與經濟道德有機地結合起來,建構一種生態經濟道德。1995年澳大利亞著名生態倫理學家安德魯·布倫南主編的《環境倫理學》一書收集了西方國家許多環境倫理學的論文,其中一些文章涉及並較好地論述了有關生態經濟倫理的問題,探討了生態倫理與人類利益、經濟政策和整體幸福等的關係,提出了一些關於建構生態經濟倫理學理論體系的看法。
在我國,生態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問題的凸顯才發展起來的。1982年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提出了加強研究生態經濟問題、建立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倡議。此後我國生態經濟問題的研究逐步開展起來。。1982年11月在江西南昌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生態經濟討論會,發表了一批結合我國國情進行研究的生態經濟學論文。1984年2月全國生態科學討論會暨中國生態經濟學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以及150多名生態經濟學工作者出席了會議。萬里同志在大會發表講話,指出“研究現實問題要有生態經濟理論指導,某些專門性的生態基本理論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我們對生態經濟規律性的認識要逐步提高,在不斷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經濟學。”此後,許滌新主編了《生態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組織編寫了《生態經濟問題研究》,馬傳棟出版了《生態經濟學》,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經濟學諸問題展開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生態平衡方面不僅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而且採取了一系列根治污染、保護自然環境、調整產業結構的措施,綠色產品和綠色消費的觀念在整個社會風行開來。隨著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全面展開與深入,生態倫理學和經濟倫理學在中國逐步形成和發展,並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一些論著開始涉及生態經濟倫理問題,如陳澤環著的《經濟倫理學導論》闢專章探討經濟生活中的生態倫理問題,提出了一些頗具創建性的構想,餘謀昌著的《生態倫理學》也對企業生態倫理、消費生態倫理和資源生態倫理等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總的來說,我國的生態經濟倫理學研究才剛剛起步,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十分繁多且複雜,與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需要還有相當距離。中國生態經濟倫理學建設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生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對象與內容[2]
生態經濟倫理學是生態倫理學和經濟倫理學相結合的產物,它以生態經濟倫理或生態經濟道德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所謂生態經濟倫理是指在生態經濟過程和生態經濟格局中形成發展的倫理道德,是一定的社會道德和生態經濟現象的道德因素在社會發展和生態經濟發展作用下的綜合體,是一定社會或階級用以調節生態平衡和經濟發展關係、激勵經濟主體合理行為並能以善惡正邪進行評價的道德意識、規範及實踐的總和。生態經濟倫理參考經濟倫理可分為巨集觀(世界或國家性的生態經濟決策、經濟體制、經濟運行、經濟秩序)、中觀(地區或部門性的生態經濟管理和經濟行為)和微觀(企業或個人性的生態經濟意識和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及生態經濟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同時亦可分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生態經濟倫理規範、生態經濟倫理活動三部分或社會生態經濟倫理與個人生態經濟倫理兩系列,也許還可從生態經濟倫理、生態經濟交往倫理和生態經濟發展倫理等方面來加以認識和把握。
生態經濟倫理學就其性質而言是一門實用性、綜合性和邊緣性的學科。它從生態學、經濟學、倫理學相結合的層面上研究生態經濟倫理,以生態學原理為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以倫理道德意識和道德導向為重點,圍繞著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倫理關係,研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倫理系統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態經濟倫理複合系統的功能、性質與作用,研究生態經濟過程和現象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及其倫理道德規範,研究生態經濟倫理的形成、發展及其內在規律。研究生態經濟倫理學的目的是協調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自然生態之間的相互關係,尋求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的途徑,為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倫理動因和道德支持。生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三個部分:
(1)生態經濟倫理學基本理論部分。
這一部分除了闡釋生態經濟倫理的定義、本質、結構和作用外,主要應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倫理統一性,生態平衡與經濟平衡中的倫理道德性問題,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生態經濟效益的倫理審視與評價,生態經濟倫理價值系統和生態經濟倫理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範等問題。生態經濟倫理學堅持認為,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統一包含著深刻的倫理道德意蘊,同時也需要倫理精神的指導、規範與約束。生態系統是經濟系統發展的基礎,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發展的社會條件和保證。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有機統一是當代社會新的“天人合一”,熔鑄著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和諧統一的成果或因素。生態平衡與經濟平衡的結合組成生態經濟平衡,實現生態經濟平衡要求處理好生態平衡與經濟平衡的各種關係。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的相互兼顧產生生態經濟效益。生態經濟效益是指社會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所同時產生的一定的經濟效益和一定的生態效益的綜合與統一。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人們耗費一定的勞動(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過程中,既會生產出一定的對人有用的經濟成果,又會引起生態系統的某些變化、產生出一定的生態效益。這種經濟的“產出”和生態的“產出”的綜合同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占用和耗費勞動的比較,就是生態經濟效益。生態經濟效益要求社會在考慮經濟效益時應考慮生態效益,在考慮生態效益時應考慮經濟效益,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和諧穩定的增長。生態經濟效益體現了倫理學中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有機統一。生態經濟倫理的基本原則是可持續發展原則,它強調人類在追求生存與發展權利時應保持與自然或生態資源的和諧關係,強調當代人在創造和追求當今發展與消費時應承認並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機會與後代的機會平等。主要規範有開發自然資源與保護自然資源相結合、發展無污染或無害於環境的產業和消費、通過發掘和利用人類自身的智慧資源來滿足人類的多種需要,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生態經濟倫理價值系統主要由生態經濟倫理的生產觀、產值觀、財富觀、發展觀等組成。生態經濟倫理學的生產觀剋服了傳統生產觀的不足之處,認為現代社會生產是人們為了提高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以一定的生產關係聯繫起來,在保護生存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前提下,通過合理地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過程。生態經濟倫理的產值觀剋服了傳統經濟形態用貨幣表現的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全部物質資料價值的產值觀,主張將自然資源使用的有效和無效聯繫起來,將產值的質和量聯繫起來綜合考察。生態經濟倫理學的財富觀剋服了傳統經濟形態僅僅把財富理解為社會財富或國民財富的財富觀,堅持認為進入人類生命、生活、生產過程並使這一過程正常進行的一切物質、精神條件都是財富。生態經濟倫理學的發展觀剋服了僅僅從經濟量的增長上談發展的傳統發展觀的弊端,主張發展是一個綜合的立體的全方位的概念,它包含了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的進步與和諧發展等內容。
(2)生態經濟倫理學的應用或實踐部分。
這一部分主要研究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培養和教育,生態經濟倫理行為的選擇與評價,生態經濟倫理問題的認識與解決,生態經濟倫理與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婚姻家庭道德、青少年道德、國際關係道德、宇宙道德等的關係的調整及對策,生態經濟倫理系統中基本原則、主要規範的具體化、現實化途經,以及生態經濟倫理諸系統中的可應用性和可操作性問題等等。所謂生態經濟倫理意識是指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生態道德關係以及關於這種關係的倫理原則、規範、理論的理解和掌握。生態經濟倫理意識是生態經濟倫理行為的先導。沒有科學正確的生態經濟倫理意識,就無法形成良好的生態經濟倫理行為和習慣。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培養和教育,根據人們成長環境的變化可分為“養育”、“訓育”、和“化育”三個階段。“養育”階段是生態經濟倫理教育的前奏,其重心在家庭;“訓育”階段是生態經濟倫理教育的中心環節,其重心在學校;“化育”階段是生態經濟倫理教育的延伸,其重心在社會。生態經濟倫理教育的過程是由提高生態經濟倫理認識、陶冶生態經濟倫理情感、鍛煉生態經濟倫理意志、確立生態倫理信念和養成生態經濟倫理習慣等五個環節構成。生態經濟倫理教育應以培養國民的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為重點,剋服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和狹隘的功利主義,樹立正確的生態危機意識,深入宣傳和普及“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戰略。生態經濟倫理行為的選擇是指同時存在幾種生態經濟行為方案時,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態經濟倫理觀念和生態經濟倫理標準,經過比較分析和綜合平衡,獨立自主地選擇某一行動方案,以實現自己的生態經濟倫理目的。人們的生態經濟倫理選擇是一種特殊的選擇,它主要將經濟行為限制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之內,使經濟行為合乎生態倫理的要求,使生態倫理又能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生態經濟倫理行為的評價常常藉助於善惡、正邪、榮辱等範疇和標準來進行。判斷生態經濟倫理行為的善惡標準是一定時代和社會通行的道德原則和規範,而這種道德原則和規範在當代是以人類整體利益和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及其結合為基礎的。在當代,凡是基於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採取可持續發展戰略、維護和愛護地球乃至宇宙中一切同人相關的自然環境或生態系統的行為和現象即是善的,反之則是惡的。正邪、榮辱的判斷也是這樣。生態經濟倫理問題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四個層次:探討人類社會經濟與地球生物圈的倫理關係,包括當今世界面臨的人口爆炸、糧食匱乏、能源短缺、自然資源減少和環境污染五大問題;研究一個國家的自然生態系統與國民經濟的倫理關係;研究人與森林、草原、農業、水域、城市等生態經濟系統的倫理關係及其社會效益;研究基本經濟主體或個人與生態系統的倫理關係等。其解決的途經主要靠強化生態經濟倫理意識和責任,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態經濟倫理運行機制和激勵機制,形成強有力的生態經濟倫理氛圍、風尚和習俗。生態經濟倫理與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婚姻家庭道德、青少年道德、國際關係道德、宇宙道德等的關係總是處在動態、不斷發展的複雜情境中,如遇不協調的狀態,勢必需要調整,而這種調整無疑要求把倫理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理想性與現實性、完整性與具體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生態經濟倫理原則和規範的具體化、現實化及其可操作性問題是生態經濟倫理學應用部分的重要方面,它要求人們“立乎其大”而從細微之處著眼,將整體性巨集觀性的價值目標分解為部分的、微觀的具體價值目標,同人們的日常工作、生活和人際交往聯繫起來,可見、可習、可學、可行,可具體評量和鑒定,以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
(3)生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論。
生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論是一個有機完整的體系,它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主張從聯繫的、發展的、矛盾的、運動的、變化的觀點去分析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它是研究生態經濟倫理學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最基本的方法。生態經濟倫理學所論及和研究的許多問題,只有用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去論證才能真正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透過形式見到內容,透過個體見到全體。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都採用的方法,如科學抽象、數學方法等,這是研究生態倫理學所必須運用的一般研究方法。三是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各自的研究方法,如環境科學的“克勞生方法”、“巴特爾·哥倫布方法”等。“克勞生方法”是英國環境科學家克勞生提出的一種評價環境項目戶外休息娛樂效益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目的是計算出每個人願意為休息娛樂場所的效益支付的價格,從而計算出休息娛樂設施的需求情況。“巴特爾·哥倫布方法”是英國環境科學家巴特爾·哥倫布發明的一種利用環境指數來比較幾種可供選擇的污染控制措施的方法,它把一特定生產過程的、許多可能採取的污染控制措施拿來同不加控制時的情況進行比較,計算出每一污染控制措施的“環境惡化指數”及不加控制時的“環境惡化指數”。四是跨學科的現代科學方法論,如系統論的方法,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整體性與最佳化相結合的方法,效益成本分析法等等。效益成本分析法,這是近20年發展起來的一種為社會決策提供信息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評價那些難以確定市場價格的公共項目的成本和效益,是一種很有用的生態經濟項目效益分析的方法,其基本步驟為:首先,初步鑒定可供選擇的方案,選出最適方案;其次,預測所選方案將要造成的後果,包括直接後果和重要的間接後果;再次,對所選方案預測將造成的後果進行價值評定,並將各項成本和效益發生時的價值換算成現在的價值;最後,綜合以上各階段的情況,提出評價分析報告。總之,由於生態經濟倫理學是一門多學科綜合運用的學科,其研究不僅要運用生態學或環境科學的方法,而且還要運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同時更要運用倫理學的研究方法,要使多種研究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
生態經濟倫理的功能[1]
生態經濟倫理既是一種個體道德,也是一種社會道德。作為一種個體道德,它是個人進行自我教育、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的特殊精神力量;作為一種社會道德,它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方武,是一種強大的社會控制力量。生態經濟倫理影響個人精神生活和調節人類社會生活秩序的能力就是生態經濟倫理的功能或作用。
如果將生態經濟倫理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調控力量,那麼它的功能主要包括導向功能、調節功能、效率功能、教育功能、激勵功能等等。在生態經濟倫理的功能系統中,導向功能、調節功能和效率功能是三項基本功能,其它功能都是從它們延伸出來的。在這裡,我們將就生態經濟倫理的三項基本功能展開論述。
1、生態經濟倫理的導向功能
所謂生態經濟倫理的導向功能,是指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引導人們進行價值判斷、價值評價和價值選擇的效力和作用。導向功能是生態經濟倫理髮揮調節功能和效率功能的前提和基礎。為了發揮導向功能,生態經濟倫理必須確立正確價值目標。生態經濟倫理確立的正確價值目標就是追求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協調和平衡,就是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確立和提倡上述的正確價值理想或價值日標,生態經濟倫理可以首先將每一個生態經濟活動主體的價值觀高度地統一起來,使他們在生態經濟活動中朝著一個共同的、明確的價值方向和目標努力。這一點對於當今世界尤其重要。在生態危機豳擾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形勢下,人類社會迫切需要這樣一種共同的價值導向。
《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最真切地反映了當代人類對追求共同價值取向和目標的心聲。翻開這本書,迎面而來的是這樣一些醒目的標意:“共同的關切”、“共同的挑戰”、“共同的努力”。在呼喚共同價值觀方面,《我們共同的未來》是任何其它薯作都無法相提並論的。向聯合冒提交該書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自始至終都在表達一種追求可持續發晨的共同價值理想:“委員會對未來的希望取決於現在就開始繁理環境資深,以保證可持續的人類進步和人類生存的決定性的政治行動。我們不是在頂測未來,我們是在發佈警告一一個立足於蕞新和景科學證據的緊急警告:現在是採取保證使今世和後代得以持續生存的決策的時候了。我們沒有提出一些行動的詳細藍圖,雨是指出一條道路,根據這條道路,世界人民可以擴大他們合作的領域。”
在進行價值導向的過程中,生態經濟倫理可以使人們逐漸放棄傳統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了進行有效的價值導向,生態經濟倫理必然要充分暴露傳統生產方武和生活方式的弊端,使人們全面、深刻地認識到以資源高消耗為基本特征的傳統生產方式和以生活資料商消費為實質內客的傳統生活方式對自然的嚴重危害性、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毒害作用以及對人類本身的可怕侵害。在充分認識傳統生產方武和生活方式的危害性、毒害性和侵害性的基礎上,人們就可能出於對其自身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考慮而改變它們,從而選擇新的具有可持續性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武。生態經濟倫理的導向功能就是要突出人們選擇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想和行為的善惡、榮辱、對錯的價值追求,以特有的感召力和驅動力引導人們趨善避惡、趨榮避辱、趨對避錯。
在發展生態經濟成為時代要求的今天,充分發揮生態經濟倫理的價值導向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生態經濟時代是一個需要進行利益大調整的時代,在發展生態經濟過程中引起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整體之聞以及社會整體與社會整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必定非常複雜,因此,進行正確價值導向是一件必要而重要的事情。只有用一種共同的價值理想或目標將每一個個人、每一家企業、每一個政府和每一個國家高度統一起來,當代人類才可能在協調經濟、社會和環境的關係方面有所作為。
2、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
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是指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引導人們調節和調整他們在生態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經濟利益矛盾的效力和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是生態經濟倫理髮揮價值導向功能的必然結果,因為生態經濟倫理進行價值導向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把人們的生態經濟行為和生態經濟生活納入有利於協調社會經濟關係或經濟利益關係的軌道之上。
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普遍有效性。這是說,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能夠對所有生態經濟活動主體發揮作用。具體地說,個人、企業、政府、國家等生態經濟活動主體之間所存在的廣泛利益關係都處在生態經濟倫理調節功能發揮作用的範圍之內。必須指出的是,生態經濟倫理調節和調整的經濟利益矛盾主要是指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發晨生態經濟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利益矛盾。根據生態經濟倫理的要求,任何個人、企業、政府或國家都不應該把自己開發利用台然的經濟活動變成一個侵害其他人、其它企業、其它政府和其它國家的利益的過程。從這一基本要求出發,每一個個人都應該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避免做不利於環境保護的事情;每一家企業都應該自覺避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經濟行為;每一個政府都應該積極地為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制定行之有效的環境政策、法規和標準;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在做好本土的環保工作之餘積極推進世界環保事業。
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是從協調個人環境利益、局部環境利益和社會整體環境利益關係的角度以及人類眼前環境利益、長遠環境利益和根本環境利益關係的角度來發揮作用的。從根本上來講,生態經濟倫理對環境利益矛盾的調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生態經濟倫理承認和肯定生態經濟主體適當追求個人環境利益、局部環境利益和眼前環境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另一方面,生態經濟倫理要求生態經濟主體在他們的個人環境利益、局部環境利益和眼前環境利益與人類整體環境利益、長遠環境利益、根本環境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自覺使前者服從於後者。也就是說,生態經濟倫理是通過調節各種生態經濟主體之間的鄆境利益矛盾來協調經濟與社會以及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其最終目的在於以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乏聞的和諧關係來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晨。
從調節方武上看,生態經濟倫理對生態經濟主體之間的環境利益關係的調整與其它社會道德現泉一樣屬於“軟調控”的範疇。也就是說,生態經濟倫理對環境利益矛盾和與之相關的活動的調節並不訴諳國家機器和強制性措施,而主要憑藉社會輿論、教化引導、鼓勵教促等手段。生態經濟倫理特別註重樹立人們的羞恥心,喚起人們的生態經濟倫理責任和義務意識,培養人們分辨善惡的能力,培植人們自覺進行生態經濟倫理實踐的覺悟。認識這一點對於我們正確判斷和評價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由於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從本質上來講屬於“教調控”性質,我們在運用這項功能時就不得不註意兩個問題:一是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並不總是能夠發揮作用。一般來說,生態經濟倫理調節的主要是一些非對抗性的環境利益矛盾。對於對抗性環境利益矛盾,生態經濟倫理往往無能為力。由於這個緣故,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有時需要得到政府制定的環境法規、環境政策和環境標準的支持。二是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的正常發揮是以社會生態經濟倫理水平的普遍提高為前提的。由於社會輿論、教化引導、鼓勵敦促等調節方式的運用並不是強制性約束,園而在生態經濟倫理水平普遍低下的社會裡,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往往很難發揮作用。這就使生態經濟倫理建設顯得至關重要。必須強調的是,雖然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屬於“軟調控”性質,但是它在協調環境鍘益矛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性。這主要是指,與法律、行政等社會調控手段相比較,生態經濟倫理的調節功能不僅具有廣泛適用性,而且具有經常性、靈活性、持久性、深刻性等優勢。例如,環境法在調控環境利益矛盾時主要適用於那些在環境法中有明確規定的情況,而生態經濟倫理對環境利益矛盾的調節不僅可以針對所有生態經濟活動主體,而且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3、生態經濟倫理的效率功能
生態經濟倫理的效事功能,是指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引導人們創造生態經濟效率的效力和作用。長久以來,人們把道德視為一種僅僅能夠協調人際經濟利益矛盾的特殊力量,麗沒有把它當成一種能夠帶來經濟效率的力量源泉。這種觀點至少會受到以下兩個方面的批駁:
第一,它從根本上忽略了道德的經濟功能。我們常常把人類社會生活劃分為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三種類型。這種劃分把人們引入了這樣一個歧途:根據這種劃分,人們往往把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看成三個截然分開的人類生活領蛾。其實,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三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人類社會生活領域,政治生活具有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經濟生活具有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文化生活也具有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道德是人類文化生活的根本內容,它往往是文化對政治和經濟產生強大影響的核心力量。側如,在工業經濟時代,亞當·斯密等人大肆推崇的放任主義、自私動力觀從根本上來講是一些道德要求,它們在推動工業經濟繁榮和創造工業經濟效益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在今天,許多企業已經認識到道德對於經濟效率的特殊作用和價值,於是,它們把企業道德建設當成一件舉足輕重的事情來抓。這樣的企業堅信:一家沒有道德建設基礎的企業是無法創造出驚人的經濟效率的。
第二,它從根本上忽略了道德調節社會行為的效率目的。作為一種社會調控方式,道德調節人類社會生活和人類社會行為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秩序井然的狀態中,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創造這種秩序使整個社會能夠高效運轉。一個處於混亂狀態的社會不僅可能沒有任何效率可官,甚至完全可能產生負面效率。阿富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於長期戰亂不絕,阿富汗長期以來都是在負面效率狀態中運轉的。最近以來,在美國的狂轟滋炸之下,這個本來已經混亂不堪的國家在獲得大量外來援助的條件下也難以正常運轉起來。如果從經濟倫理的角度來理解,人們用道德規範經濟活動的做法也不是要把人們置於一種“清心寡欲”的境地,而是要讓人們在充分認識經濟的道德性以及遵守一定遭德原則和規範的基礎上更加有效地開晨經濟活動。在一家道德狀況良好的企業里,管理人員和員工所具有的各種美德,如愛崗敬業、團結合作、吃苦耐勞等等,無疑是企業創造經濟效率的先決條件。
我們對道德效率功能的上述分析也適用於生態經濟倫理。也就是說,作為一種特殊實踐精神和社會控制力重,生態經濟倫理也具有創造效率的功能。值得註意的是,人們在生態經濟倫理引導下創造的“效率”與在傳統道德思想、主要是傳統經濟倫理引挈下蠲造的“效率”具有道然不同的涵義。傳統的“效率”往往是物質利益的代名詞,而生態經濟倫理帶來的“效率”是一種熔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於一體的綜合效益,即生態經濟效率。傳統意義上的效率是以忽略和破壞環境以及損害人類本身為代價獲得的,而生態經濟倫理帶來的生態經濟效率是在尊重自然規律和維護人類切身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在不損害環境和人類本身的條件下創造效率的做法是切實可行的。這一點已經得到大量事實的證明。最有說服力的例子莫過於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被推廣的“迴圈經濟”模武。這種經濟模式是人類發展生態經濟的一種成功嘗試,其基本特征在於它有效地將經濟、技術、環境和社會集於一體,並因此雨創造出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於一體的綜合效益。迴圈經濟的基本趨勢是按照生態規律,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實瑰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和綠色化。以迴圈經濟中的工業體系為例。採取迴圈經濟模式的工業體系一般有三個層次,即單個企業的清潔生產,企業問共生的生態工業區,產品消費後的回收利用。遙過實行迴圈工程,工業經濟體系就變成了一個“自然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整體效率系統,使工業、社會和環境處於一種良性迴圈過程中。目前,迴圈經濟模式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被普遍採用,深受人們歡迎。在生態經濟時代,隨著生態經濟倫理逐漸深入人心,人們關於效率的基本觀念正在發生根本交化。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或正在認識到,一個生態環境優美的企業、城市、地區和國家,不僅能夠讓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享受到人與自然和諧柱融的天倫之樂,而且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全面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