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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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經濟（Holiday Economy）

　　假日經濟是指人們利用節假日集中購物、集中消費的行為，帶動供給、帶動市場、帶動經濟發展的一種系統經濟模式。有人形象地稱之為：因為有一部分人休息，而使另一部分人獲得工作的機會。假日經濟屬於消費經濟範疇。假日經濟的主要特征是消費，假日經濟具有的文化特征是休閑與旅游，假日經濟具有的空間特征是流動與聚合，包括人流、 物流和資金流。從時間上來講，集中在雙休日與三個"七天"的節日高峰。

　　假日經濟的產業體系涵蓋面非常廣，幾乎涉及了第三產業中的大部分行業。除作為假日經濟支柱行業的旅游業外，商業、餐飲業、娛樂業、體育產業、交通運輸業、影視業、展覽業、廣告業，甚至是彩票都是假日經濟的一部分。

　　假日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是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閑暇時間日益增多的情況逐漸形成的。近年來，為拉動經濟發展，政府提出了"鼓勵消費、擴大內需"的經濟政策。在此前提下，推出了"五、一"、"十、一"、"春節"三個七天的假期，使我國每年的公休假日達到114天，為居民消費、休閑度假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從而也奠定了假日經濟堅實的基礎。

　　假日經濟是伴隨著我國第一個“黃金周”而出現的。1999年9月，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雙休日的試行後，決定增加廣大勞動者的休閑時間，將春節、“五一”、“十一” 三個中國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節日的休息時間延長為 7天，於是“黃金周”的概念應運而生，在旅游管理部門的心中，這是一個難得的賺錢機會；在廣大老百姓心中，這是一個難得的旅游休閑的假期。所以在前幾個 “五一”黃金周到來之際，沒有做好任何物質準備的旅游管理部門和沒有做好任何心理準備的廣大消費者“一擁而上”，造成了公園、景點、名勝古跡“人滿為患”，名山、秀水、風景名勝“怨聲載道”，交通、住宿、旅行社“異常爆滿”……美好的時光卻沒有美好的享受，接下來幾個黃金周，成熟的廣大消費者採取了既要玩好又要休息好的方式，有意識地安排好了時間，因此整個“黃金周”無論各相關部門還是廣大消費者均過得有條不紊，皆大歡喜。經過對以上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經歷了第一個黃金周的“狂熱”、黃金周的“冷靜”以及黃金周的“成熟”之後，即將到來的黃金周將是平靜祥和、豐富多彩的一個長假。人們將採取更加多樣化的方式、方法，更加合理性的時間支配度過這段美好的時光。

　　“假日經濟”的經濟學含義嚴格地說，“假日經濟”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名詞，但面對這一已客觀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的現象，不妨將假日經濟定義為：人們利用假日集中購物、旅游等消費的行為帶動供給增加、市場繁榮、經濟發展的一種綜合性經濟模式。正確理解這一概念必須認識到，“假日經濟”不能單純理解為“節日經濟”，更不僅僅是“旅游經濟”。它包括旅游、休閑、娛樂三種形式，涉及到商品消費、旅游服務消費和文化消費三個領域。從更高的程度上講，它作為一種休閑消費，既是勞動力價值的體現，又是勞動力價值的提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四個環節。生活消費作為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通過消費生活資料面維持自身生存，生產出活動於其他三個環節的勞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費也越來越從單純的物質層面發展到精神層面。勞動者通過消費可以減緩壓力，愉悅精神，拓寬視野，增長見識。這不僅是對人之為人的價值的更高層次的體現，也是一個提高自身素質的能動過程。從這一點出發，發展“假日經濟”就不能只重商業和旅游業，也應發揮其文化內涵。“五一”節期間，南京各劇場組織了包括戲曲、交響樂、配樂散文朗誦會在內的文藝演出百餘場，平均上座率在九成以上，接待觀眾十餘萬人，既實現了自身的經濟效益，又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假日經濟”在我國出現的原因任何一種經濟現象的產生都必然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

　　近年來在我國出現的“假日經濟”現象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第一，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國際經驗表明，人均年收入過到500至800美元，是旅游消費急劇擴張的時期。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5854元，已達500美元左右，有的城市已達1000美元，可以說我國已邁入了旅游擴張期的門檻；

　　第二，人們閑暇時間的增加。 1999年國務院決定增加公民的假日時間，全年達到114天，占全年總天數的31.2%。從某種意義上說，假日消費情況的好壞，決定了一年消費市場的陰晴；

　　第三，人們消費觀念的變化。傳統道德的影響以及多年來“短缺經濟”下的艱難生活使大多數中國人重積累，輕消費，尤其無暇顧及精神消費和生活品質的提高。實際上，這是與較低的收入水平相適應的。恩格爾定律表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檔品、基本生活消費品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重將下降，用於高檔品各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將大幅增加。伴隨著我國邁入“相對過剩經濟”時期，在政府和媒體相關措施的影響下，居民的消費觀念逐步發生變化。沒有這一點，“假日經濟” 是無從談起的。

　　第四，我國大多數市場進入買方主導態勢，商品和服務種類越來越多。蘇寧顛覆假日經濟游戲規則，五一黃金周市場歷來是商家必爭之地，蘇寧重倉蓄勢，憑藉全國連鎖的優勢和三店聯動出擊的契機，從國內外各大家電企業一次性採購上萬套市場主流機型“五一”期間蘇寧電器將奉行其一貫倡導的“普惠制”原則，三家店攜手出擊，傾力打造濱城家電新坐標，讓大多數消費者感受到蘇寧的低價震撼。蘇寧電器為五一銷售準備了數量充足的特價機型，另外還有近萬套超低價電器組成重型火力，將以罕見的低價投放市場。在高端產品線上，由於蘇寧採用的是全國統購的方式形成規模優勢，屆時液晶電視將瘋狂降價、國產42寸等離子大面積降破10000元，數字電視只賣純平電視價格。冰洗方面，蘇寧、海爾強強聯合，五一期間在蘇寧率先銷售超薄液晶滾筒兩款，預約銷售返現500元。此外，本次冰洗聯合廠家推出返現加贈、以舊換新等活動。蘇寧所推崇的健康、時尚、節能、靜音“四優空調”也將在五一期間力掀巨浪，主流品牌1P機跌破1000元。4月30日，蘇寧掀起“歡樂手機淘寶夜”，18時開始，摩托羅拉、諾基亞、夏新、波導等國內外一線品牌手機聯袂上演低價銷售大戲……蘇寧之所以拿出如此大的力度，意欲讓更多的濱城消費者體驗到高端平價帶來的震撼體驗。綜合看來，這裡包含了西方經濟學中有關消費函數決定的問題。凱恩斯理論認為，實際消費支出是實際收入的穩定函數，即C=C0+C*Y。當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即 C0基本穩定以後，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Y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消費觀念的變化使邊際消費傾向趨於變化，這使得消費需求C提高，成為“假日經濟”出現的前提條件，加以人們擁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和越來越多的消費選擇作為現實的基礎，“假日經濟”在我國的出現遂成為必然。

　　增加公共假日和加大公共投資政策是假日經濟繁榮的持續動力

　　1、增加公共節假日天數

　　1）、增加公共節假日天數的積極意義第一、延長假期，有利於經濟發展。根據我國勞動制度規定，我國公民每年擁有 114天的公休假日。假期的延長，有利於人們利用假期進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從微觀經濟學角度分析，消費與閑暇時間的長短與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的相互影響有關。當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函數的改進增加社會財富，財富效應促使較少的工作和較多的消費成為可能；同時替代效應促使人們更多地工作來提高消費。經濟發展時，財富的積累促進人們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來消費。當經濟進一步發展，由於勞動生產率額的提高產生的替代效應和財富效應相抵消，因此休閑時間變化不大，但消費繼續增加。當前我國GDP以每年8％的速度穩步增長，城鄉居民收入也逐年遞增，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繫數逐年下降，為我國大力發展假日經濟提供契機。 年 份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元）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繫數（%）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家庭恩格爾繫數（％） 19992210.352.65854.042.1 20002253.449.16280.039.4 20012366.447.76859.638.2 20022475.646.27702.837.7 表一：城鄉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繫數自1999年設立“黃金周”假期制度以來，十七個長假期期間全國城鄉居民出游人數逐年排浪式上升，帶動相關的旅游收入也同步上漲。以2000年到2002年為例，全年全國總的外出旅游人數分別為7.44億、7.84億、8.78億人次，而這三年中“黃金周”出游人次分別為1.26億、1.83億和2.19億人次，分別占全年出游人次的16.9%、23.3%和25%；相關旅游綜合收入分別占全年收入的 23.2%、24.6% 和22.3%。根據巨集觀經濟學真實商業周期理論表明，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資本的生產率的改善產生的正效應，生產函數的改善是持續性的。財富積累對消費者需求產生的正效應，促進消費的發生。同時消費具有順周期性，而消費的發展又能促使消費者對商品需求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促進生產函數的有效改善。因此產出上升，實際利率變化不大。居民假日休閑消費能夠帶動相關的鐵路、民航、公路客貨運、餐飲、酒店、零售業、廣告業、通訊產業、銀行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根據消費理論，一種行業消費能夠帶動相關的12個行業同時消費。以2004年“五一”“十一”長假為例，假日旅游產業促使民航收入分別為16億元和18.5億元人民幣；鐵路客運收入也同期達到11.4億和11.5億元人民幣。國內貿易部統計資料表明1999年“十一”長假，全國百家重點大型企業實現零售額82億元，同比增長 20.9％;2005年春節期間簡訊發送量7天突破100億條；春節期間北京市年夜飯約有110萬以上的市民外出聚餐，當天營業額約達8000萬元。一系列相關的消費活動產生的“滾雪球”效應使得整個假日經濟這塊“蛋糕”越做越大，帶動了第三產業的全面發展。

　　2）、增加節假日有利於增加就業機會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學家指出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 society）。其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從商品經濟過渡到服務經濟為主,導致製造業地位的下降。在過去的20 年中,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這種轉變。以七大工業國中的加拿大為例，70％的加拿大人從事交通、教育、保健、銀行、咨詢、旅游相關的服務性行業。休閑和娛樂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增長是向後工業經濟過渡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發展，第三產業在整個GDP的貢獻方面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第三產業的繁榮同時促進了第一、第二產業的穩步發展。我國增加公共假期目的就是為了促進消費，繁榮經濟，第三產業的發展好壞成為能否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目前，我國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尚處在起步階段，許多潛在的工作崗位尚未被開發。隨著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將會創造出許多新的就業崗位，對緩解我國下崗工人就業難問題，保持社會安定起很大的幫助作用。

　　2、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在發展假日經濟方面潛力巨大。

　　目前，我國每年的公休假日已達114天，幾乎占全年總天數的三分之一，假日經濟的好壞直接影響著一年的經濟？同時作為擴大內需措施，發展假日經濟應該充分考慮加大財政力度的現實可能性，使假日經濟在可靠的物質基礎上得至進一步的繁榮。加大公共投資政策的力度，在發展假日經濟方面的潛力主要表現為：

　　第一、公共投資政策的認同感較強，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在執行才實施過程中的費用較低，效果較好。公共投資政策主要是以政府財政的公共支出形式來舉辦公共工程，如興建一些非盈利性或微利性的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如城市的公共住宅、供水、供電、通訊、交通、公園，以及江湖的治理、以及水利工程等，具有外溢性壟斷性等特點。在我國連續運用各種貨幣政策手段刺激經濟，而遠未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應的現實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上，尤其是加強以擴大公共工程支出為主要內容的公共投資政策的力度將是適宜的政策工具。通過大規模增加政策投資來刺激經濟回升，將巨集觀經濟政策重心放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上，可以直接形成社會需求，而無需企業和個人需求的相應回應，從而產生貨幣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應。從政策的時滯方面看，財政政策對於擴大需求也更優越性。而且，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的資金量較大，建設周期較長，公共投資政策的動作和時間都留有餘地，可以持續地發揮擴大投資需求和改善供給的作用，為假日經濟的發展不斷創造良好的配套設施和外部環境。第一，公共投資政策的實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比如，在公共投資中設備採購強調使用國內產品；在中央政府預算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採取擴大發行建設債券、轉讓股份制企業中的國家股、投資稅收抵扣等辦法擴大資金來源等。在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中鼓勵民間投資，使投資主體多元化，拓寬直接投資的渠道，刺激投資需求。在目前大規模增發國債的背景下，國債的發行收入基本上用於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資。這些措施切實解決了政府投資中的產資金不足問題，為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力度提供了資金保障，為消除交通等“瓶頸”部門對假日經濟的“梗阻”和限制準備了現實條件。

　　第二，公共投資政策在財政政策工具中相對代價小，機會成本較低，可塑性強。所謂政策機會成本，是指在實施經濟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時放棄的其他方面的效益。這可以用付出的代價的大小來衡量，可以是物質代價，如人力、物力、財力等；也可以是精神代價，如由於政策實施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等。與財政補貼相比，公共投資政策在謀求供求方面更為靈活，因為政府支出有明顯的剛性，即“棘輪效應”。由於基礎設施等投資是財政的非經常性支出，通過發行國債籌集資金，其年度投資規模能依據當年經濟的巨集觀景氣狀態而靈活地擴張和壓縮，不僅可以產生有力的反經濟周期的政策效應，而且當經濟景氣時還可以經濟相應壓縮債務發行規模，減少債務負擔。此外，由於投資性支出將形成相應的國有資產，這就使國家債務與國有資產形成對稱狀態，因而此時的國債具有“虛”國債性質。目前，我國國債餘額較低，同時債務儲存度偏高，而且儲蓄率較高，國債規模的擴大仍然存在一定的窨和迴旋餘地。利用增發國債以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力度，不但可以解決政府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還可以有效解決金融機構無法擴大高質量資產問題。此外，假日經濟的興起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壓力加大，在當前通貨緊縮狀態下進行大規模建設可以降低工程先進集體和融資成本，公共投資政策實施國度的加強恰逢其時。可見，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力度，在促進假日經濟長遠發展的同時所承擔的成本代價較小，是當前形勢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理想工具。

　　3、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力度對發展假日經濟的效應分析顯然，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力度將會對假日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下麵效應。

　　首先，增加公共投資屬於汲水政策，可以在經濟蕭條時靠付出一定數額的財政資金使經濟自動恢復其活力。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國度可以衽消費與投資的雙向啟動，刺激假日經濟的繁榮。通過基建項目建設不僅可以吸納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從而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費需求，為假日經濟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同時能夠迅速增加投資規模，直接擴大社會投資需求，刺激經濟增長，改善基礎設施的薄弱和滯後狀況，為發展假日經濟提供良好的配套設施及服務支撐。

　　其次，政府支出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舉辦有利於擴大財政政策帶動民間投資方面的行政效應。由於基礎設施項目一般屬於資本密集型，政府財政資金有限，可以運用財政貼息、政府控股和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通過出讓基建項目的經營權，充分調動、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參與投資，從而擴大投資需求，為增加就業和個人收入、最終擴大消費支出提供條件。再次，通過加強公共投資政策與貨幣金融政策工具的配合，提供信貸支持，引導假日經濟的發展方向。銀行在促進旅游、婚慶、購物消費的同時，註重扶持與“假日經濟”休戚相關的產業的發展，如市政建設、交通運輸業、通訊業，將為“假日經濟”的進一步繁榮不斷提供金融支持，也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運用提供現實基礎，有利於實現公共投資政策的擴散效應。當然，加大公共投資政策力度也會給假日經濟的發展帶來一些消極影響，比如：公共投資的資金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消費支出，減少對假日經濟的消費需求。

　　1、旅游業供需協調要符合經濟規律。

　　供給與需求是經濟學最基本的話題，也是一個永恆的話題。2000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長假中，許多著名景點人滿為患，一部分游客怨聲載道，實際上體現了旅游資源的供不應求，但不能從中得出儘快擴大旅游資源供給的結論，而應從供需兩方面著手解決。從供給來看，應註意到旅游業的顯著特點，即季節彈性大。我國著名旅游景點市場在90%的時間里能力過剩，在10%的時間內供給嚴重不足，如果盲目擴大規模，勢必造成旅游淡季的資源閑置和從業人員的季節性失業，產生新的浪費。當前比較可行的措施是適應旅游業由休閑式向度假式轉變的一般規律，擴大區域景點的綜合接待能力和輻射度。從需求來看，須加以引導和調控。首先，可以拓展居民的假日消費領域，使其在當地即可滿足消費需求；其次，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可以採取“節假分離”和“彈性工作時間”的辦法化解矛盾，以均衡利用旅游資源；再次，旅游景點可以實行淡、旺季差別價格，啟用價格杠桿實現市場調控。看看相關報道就明白：各地景點票價上漲，酒店行情一掃低迷，商家小販磨刀霍霍，更甭說車船飛機……原來，假日給這些行業帶來了“經濟”，送去了“黃金”，當然，各地財政也同時有了可觀的收入。全國統一放長假，大批游客出行，由此拉動消費，促進經濟，倒也不無道理。然而，選擇假日出游者畢竟是休假者中的少數，更多的人還是選擇了在家休息。不出門，或是因為消費不起，或是承受不了人山人海的擁擠。多數人沒有介入消費，這樣的“假日經濟”就值得商榷了。如果不是全國統一放假，人們集中出游，各地吃、住、行、游、購還會乘勢飛漲嗎？如果不是承受不起，不是人滿為患，會不會有更多的人走出家門？如果沒有人流如此集中地涌入，旅游地景區的保護是否能減輕壓力？商業經營是否能均衡一些？何苦再人為地擴大旅游淡旺季？如果實行帶薪休假制度，讓人們有可供選擇的更靈活的休假方式，可能沒有了“黃金周”，卻可以持續拉動消費，促進經濟，而且可以減少集中休假出游帶來的額外成本，何樂而不為呢？

　　2、註重需求對經濟“量”的拉動的同時，更註重其對經濟的“質”的促進。

　　“五一”節假期中出現的情況給有關行業以很大的啟示。商業、旅游業、交通運輸業、文化服務業紛紛提出要加強對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搞好市場調查，改善經濟管理，完善服務，以提高經濟效益。這是一個好的信號，它不僅表明有關行業的整體素質和競爭能力可望以此為契機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需求對經濟質量的促進作用。美國經濟學家波特在其著名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中指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是由包括生產因素、需求因素、支持性產業及其輔助因素決定的。就需求因素來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需求量，二是需求的層次，三是需求的超前性。具有強烈市場意識的、高水平的、挑剔的消費者是本國該產業發展的可貴財富。它們的消費需求作為一種鞭策，能為企業的自我發展、自我創新提供無窮的動力。在我國的經濟實踐中，需求量的作用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但對其質的作用則重視不夠。“假日經濟”提醒我們，應加強對消費者的引導、培訓和教育，提高我國的消費層次，使需求發揮促進經濟“質”的躍遷的作用。而且，應該認識到，這種作用與需求量的作用不同，無論在過熱時期還是緊縮時期，它都能為經濟的良性發展提供積極的力量。

　　3、以更科學、合理、成熟的方式啟動消費。

　　上文中已經提到，“假日經濟”在我國的出現符合凱恩斯消費函數理論，即消費受居民當期收入的影響，然而，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顯然是不夠的。在西方經濟學中，關於消費函數決定的重要理論還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這一理論認為，消費的變動不直接受暫時收入的影響，而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即只有暫時收入影響了持久收入，才影響至消費。由於居民消費心理的複雜性，這兩種理論雖互相對立，卻在一定程度上互補。將這一理論應用於“假日經濟”，就使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何使假日消費的“脈衝”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五一”節的消費熱潮不可否認地含有居民的從眾好奇心理的因素，但隨著人們消費心理的不斷成熟，這樣的“假日經濟”能否持續下去卻是未知的。因此，啟動消費的“治本”之法並不僅在於放幾個長假，而是在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的同時，通過稅收、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險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真正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從而啟動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