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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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世界第四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

　　2017年3月5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1]。

　　2017年2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馬興瑞赴廣州南沙調研，強調要把自貿區打造成為廣東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南沙要圍繞門戶樞紐定位，把南沙建成高水平的國際化城市和國際航運、貿易、金融中心，支撐和引領全省新一輪對外開放。

　　2017年4月7日，國家發改委制定印發了《2017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點》。其中，廣州南沙新區的工作要點為深化粵港澳深度合作探索，推動建設粵港澳專業服務集聚區、港澳科技成果產業化平臺和人才合作示範區，引領區域開放合作模式創新與發展動能轉換。創新與港澳在資訊科技、專業服務、金融及金融後臺服務、科技研發及成果轉化等領域合作方式，推進服務業執業資格互認，吸引專業人才落戶。完善“智慧通關”體系，構建國際國內資源雙向流動的投資促進服務平臺。探索建立法院主導、社會參與、多方並舉、法制保障的國際化、專業化、社會化多元糾紛解決平臺，優化法治環境^[2]。

　　2009年完成的《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把“灣區發展計劃”列為空間總體佈局協調計劃的一環，並提出四項跟進工作，即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區合作、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和協調機制建設。2010年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制定《環珠三角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以落實上述跨界地區合作。廣東省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包括“開展珠三角城市升級行動，聯手港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容^[3]。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馬興瑞在廣州會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雙方表示全面提升合作水平，深化投資貿易、科技創新、環境保護、教育人文、自貿區建設等領域的互利合作，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深化粵港合作。^[4]

　　2017年2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馬興瑞赴廣州南沙調研，強調要把自貿區打造成為廣東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南沙要圍繞門戶樞紐定位，把南沙建成高水平的國際化城市和國際航運、貿易、金融中心，成為廣州的“城市副中心”，支撐和引領全省新一輪對外開放[6] 。廣東與香港將在南沙自貿區建立“粵港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將緊緊圍繞研發及科技成果轉化、國際教育培訓、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商貿服務、休閑旅游及健康服務、航運物流服務、資訊科技等八大產業。^[5]

　　2017年3月5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2017年3月2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海南博鰲和廣東省委副書記、廣州巿委書記任學鋒會面，主要討論兩方面，一個是香港和廣州如何可以一起做好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巿群的規劃工作；第二方面，就是香港和廣州如何可以一起“走出去”，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動五個互聯互通。2017年4月19至21日，梁振英將率團到訪粵港澳大灣區六個城市，包括廣州、佛山、肇慶、江門、中山及珠海，考察當地的城市發展、定位、物流及基建，並與各市領導會面。梁振英表示，香港在現代服務業、金融、法律、會計、建築等方面具備優勢，重視與廣東合作，更重視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此行旨在把握時機，推動香港參與規劃工作。^[6]

　　2015年9月，國家發改委發佈《關於在部分區域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的總體方案》，其中廣東被列入省級行政區之中，著眼於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該次廣東改革試驗區提出的粵港澳合作，明確加入“創新”兩字，表明“創新”將是這次廣東改革試驗區最核心的命題。近年來，廣東一直堅持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戰略和總抓手，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廣東已啟動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和全面創新改革試驗試點省建設，籌建廣東國家大科學中心，組建新的廣東省科學院，啟動高水平大學、高水平理工科大學和重點學科建設。數據顯示，到2015年年底廣東有效發明專利量和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保持全國首位，高新技術企業總量超過1.1萬家，技術自給率、科技進步貢獻率分別提高到71%和57%。

　　不久前公佈的《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此作出深度闡述。首提“發揮廣州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核心區和深圳創新型城市的創新引領作用，打造國際產業創新中心，推動形成珠三角各市創新驅動發展各有特色、一體聯動格局”；提出“實施高新區升級行動計劃，促進高新區集聚發展和輻射帶動”，廣州科學城、中新知識城被重點提及，廣州將立足廣州高新區、中新知識城、科學城、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生物島、大學城、民營科技園等建設國際科技創新樞紐。

　　廣州作為華南地區的文化、科教中心，集聚了82所高校，2015年在校大學生及研究生總數達112.27萬，數量居全國第一。廣州集結了全省97%的國家重點學科、80%的高校，全省70%以上的科技人員和95%的博士。新型研發機構、各級重點實驗室數量均居全省第一，科技創新獲國家、省科技獎勵占全省過半。已建成華南規模最大的科技企業孵化器集群。2015年10月，科技部火炬中心網站公佈了2014年度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考核評價結果，廣州16家國家級孵化器參評，有7家被評為優秀（A類），成為全國國家級孵化器優秀數量最多的城市。2017年3月15日，教育部、廣東省、廣州市和華南理工大學四方共建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國際校區協議在北京簽署。該校區將與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強強合作。圍繞高端裝備製造、量子通信、腦科學與人工智慧等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領域，開展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國際前沿科學研究、高水平科技成果轉化等，全面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有力支撐廣東、廣州創新驅動發展^[7]。

　　目前，廣州互聯網企業超過3000家，誕生了微信、UC瀏覽器、YY語音、唯品會、酷狗音樂、網易等，在2016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排行榜中，廣州共有8家企業入榜，總數位列廣東第一。2016年廣州高新技術企業凈增2823家，增量全國第二，增速居全國副省級以上城市首位；專利申請量、發明專利申請量增速均列全國副省級以上城市首。2016年4月，思科中國創新中心總部正式落子廣州，投資總額200億元的思科智慧城項目，將成為思科美國以外最大的物聯網研發平臺和智能製造運營平臺。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在廣州設立“國機智能”總部，開展機器人、智能裝備及關鍵零部件的技術研發與製造。通用電氣在廣州設立生物產業園項目，將領軍廣州生物醫葯產業發展。中國與瑞士合作的廣州低碳城市項目將打造生物醫葯和健康產業創新中心。富士康在廣州投資610億元建設第10.5代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項目，重點發展工業大數據應用、超高清8K電視、智能家居、智能辦公、面板自動化研發等。香港科技大學在廣州設立研究院，建設具有國際特色的創新創業平臺、產學研創新實踐基地。微軟在廣州設立孵化平臺，重點發展以“雲計算”、“大數據”等基於“互聯網+”的產品和服務。百度在華南地區佈局的首個創新中心落子廣州，谷歌也將與酷窩聯手在廣州培育更多創新企業和創新人才。目前在廣州投資的外資企業達2.7萬家；288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廣州投資近800個項目，其中120家把總部或地區總部設在廣州。在2016年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中國城市新分級名單等榜單中，廣州均居全國前三位。2016年、2017年《機遇之城》報告，廣州均居中國城市第一位 。廣州2016年常住人口增量居一線城市首位。廣州與香港、北京、上海一起被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組織GaWC評為世界一線城市。

　　根據國務院規劃，廣州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深圳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100萬人以內。深圳作為全國房屋租賃業統計調查唯一試點城市，率先將房屋租賃業增加值等新興經濟業態納入GDP核算。深圳2016年新業態經濟增加值為1565.53億元，占GDP的8.0%。其中，房屋租賃業增加值1037.39億元。深圳也是國家“研發支出計入GDP”唯一試點城市，就研發支出作為固定資本形式計入GDP核算進行試算^[8]。

　　粵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大灣區城市群的提出，應該說是包括港澳在內的珠三角城市融合發展的升級版，從過去三十多年前店後廠的經貿格局，升級成為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有機融合最重要的示範區；從區域經濟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這為粵港澳城市群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賦予了新使命。

　　2017年3月6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團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發言時系統論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何寧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國家高度重視和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廣東的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

　　何寧卡援引數據指出，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為1.36萬億美元，港口集裝箱年吞吐量超過6500萬標箱，機場旅客年吞吐量達1.75億人次；產業結構以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港澳地區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內地9市製造業基礎雄厚，已形成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粵港澳三地在經貿、技術、金融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交流，正進入全面、深層次合作階段。

　　何寧卡建議，重點從六個方面謀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一是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形成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基礎設施體系，重點共建“一中心三網”，形成輻射國內外的綜合交通體系；

　　二是打造全球創新高地，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創新平臺，構建開放型創新體系，完善創新合作體制機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共同體，逐步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三是攜手構建“一帶一路”開放新格局，深化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及經貿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級版；

　　四是培育利益共用的產業價值鏈，加快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先導區。加快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重點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集群；

　　五是共建金融核心圈，推動粵港澳金融競合有序、協同發展，培育金融合作新平臺，擴大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要素雙向開放與聯通，打造引領泛珠、輻射東南亞、服務於“一帶一路”的金融樞紐，形成以香港為龍頭，以廣州、深圳、澳門、珠海為依托，以南沙、前海和橫琴為節點的大灣區金融核心圈；

　　六是共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以改善社會民生為重點，打造國際化教育高地，完善就業創業服務體系，促進文化繁榮發展，共建健康灣區，推進社會協同治理，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綠色、宜居、宜業、宜游的世界級城市群。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統籌協調三地是一大挑戰。相比長三角(以上海、江蘇、浙江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帶)、京津冀，粵港澳政治、經濟方面存在差異；地域間制度多樣性、互補性給合作帶來共同利益，亦可能產生矛盾。

　　如何規避摩擦？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專家陳廣漢認為，和早期僅將香港製造業移至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地帶)不同，大灣區建設中的粵港澳合作勢必升級，具更高端價值的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一方面需要內地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則需政策主導、協調。

　　“內地總體上越來越開放，但一些港人卻說‘大門開了，小門沒開’。港澳與廣東在具體政策、法規、標準上存在差異，實際操作中往往會遇到問題。”陳廣漢以人才引進為例說，大量高端人才進入珠三角即面對一系列就業、就學、醫療、養老問題，中央及地方可適時出台政策，相關部門也需進行疏導、指引，社會多方應幫助人才落地。

　　他說，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將三地合作從經濟領域延展至社會、民生領域，多部門、多地區面對更複雜、更多樣情況，需要創新思路。

　　為此，張燕生提出建議，其一，構建全球性的高端人才、高端資源要素、高端市場的平臺；其二，中央需設立統籌協調機制，通過全局擘畫該區域長遠發展。他說，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資金的融通、貿易的暢通首先需要各地政府政策上的溝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比該地區以往合作要更加複雜。

　　馬化騰在今年兩會提議，建立粵港澳科技灣區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制定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政策；發揮香港“超級聯絡人”角色，為科技產業創新牽線搭橋。國家部委規劃也在為廣州、深圳的“灣區角色”註入“全球色彩”。商務部近日公佈《服務貿易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到，以廣州、深圳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建設為重要抓手，發揮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平臺優勢，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提升廣東對區域服務貿易發展的輻射帶動力。努力把泛珠三角建設成為引領華南、攜手港澳、輻射東南亞、面向全球的服務貿易發展高地和綜合服務樞紐^[10]。

　　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東京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並不是在同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更趨於一個獨特的“中國模式”。

　　莫道明說，首先是政治制度的不同，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和內地存在較大差異。其次是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的不同。“要探索出一種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最為重要的特征，也是最為重要的優勢。”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副院長陳廣漢告訴記者，在“一國兩制”之下，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優勢，也可成為推動合作的動力。

　　在廣東和港澳加強經濟合作與融合的過程中，既要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又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挑戰。”林江說。林江認為，從全球金融的視角看，香港要充當好“紐倫港”的角色，即成為緊隨紐約、倫敦之後的國際金融中心，為此目標應該緊密聯繫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企業在境外最重要的上市融資中心、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以及中國最重要的資產管理中心。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充分發揮香港、廣州、深圳三個中心城市在現代服務業和先進位造業領域對珠三角地區的引領和外溢作用，儘快形成一批能夠媲美百度、阿裡、騰訊的基於互聯網的新產業和新企業，以區域融合推動產業的特色化、多元化來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

　　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副院長、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指出，從地區上看， 港澳因素以及粵港澳的合作對於廣東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意義。過去的發展經驗表明，它是撬動廣東開放和改革的一個杠桿，也是加快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在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今天，它可以成為推進廣東改革開放的一個支點，促進廣東發展方式轉變的契機。

　　的確，粵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大灣區城市群的提出，應該說是包括港澳在內的珠三角城市融合發展的升級版，從過去三十多年前店後廠的經貿格局，升級成為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有機融合最重要的示範區；從區域經濟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這為粵港澳城市群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賦予了新使命。

　　灣區，從地理概念上看，是由一個海灣或相連的若幹個海灣、港灣、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總結一下灣區的共同點不難發現，當今世界，發展條件最好的、競爭力最強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灣區。比如，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是世界公認的知名三大灣區。可以說，灣區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由此衍生出的經濟效應稱之為“灣區經濟”。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國際國內的雙重壓力和挑戰，亟需培養新的增長極和動力源。從國際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為維護自身利益，開始推行“去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模式，全球經貿投資規則和經濟治理體系進入深入調整期，這對於外向型經濟比重較高的中國來說，衝擊極大，需要重新建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從國內來看，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轉型發展，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成為區域經濟的領頭羊。正是在國際國內的雙重需求和挑戰下，粵港澳大灣區備受矚目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