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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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學派（The Swedish School）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又稱北歐學派、斯德哥爾摩學派。它以斯德哥爾摩大學為主要陣地，故又稱為斯哥爾摩學派。起源於19～20世紀之交，形成於20世紀20～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了一整套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小國開放型混合經濟理論。它不僅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而且對當代世界有重要影響。當然，它的主要影響是在北歐，對其他西方國家的影響則基本上是學術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瑞典學派的理論前驅是K.維克塞爾（1851～1926）、G.卡塞爾（1866～1945）、D.達維遜（1854～1942）,主要代表人物有G.繆達爾（1898～1987）、E.R.林達爾（1891～1960）、E.倫德堡（1907～）、D.哈馬舍爾德（1905～1961）、B.奧林（1899～1979）、I.斯塔爾和A.林德貝克（1930～　）等。

　　瑞典學派的理論淵源是維克塞爾的累積過程理論。這一理論將資本邊際利潤率和利息率的差異及其相對變動視為巨集觀經濟變動的基本決定因素。根據這一理論，維克塞爾提出控制利息率以維持經濟穩定的經濟政策主張。維克塞爾的累積過程理論和巨集觀貨幣政策主張，不僅是瑞典學派的理論淵源，而且開了現代西方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先河，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淵源之一。

　　瑞典是北歐一個只有850多萬人口，45萬平方公裡土地的小國，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對外高度開放型的國家。瑞典學派就是植根於這樣的國度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之中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它萌芽於20世紀初。當時正值資本主義已逐漸由自由階段過渡到壟斷統治階段，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已日趨尖銳，以致爆發世界大戰和嚴重經濟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1920年，便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周期性經濟危機，隨即又進入長期的慢性蕭條。到1927年左右，經過短暫複蘇後，1929年更爆發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史上空前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失業總數超過3,000萬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即使在所謂經濟高漲時期，失業人數也大量存在。與此同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小撮金融寡頭利用其所控制的國家機器，日益加強了對國家經濟生活的干預，藉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在此情況下，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所宣揚的自動充分就業均衡論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在現實面前已漸趨破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便不得不在理論上另闢蹊徑，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瑞典學派就是為適應這種新的形勢需要而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

　　瑞典學派的先驅者維克塞爾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與價格》（後修訂為《國民經濟學講義》第二捲出版）一書中提出的所謂積累過程原理，乃為瑞典學派的經濟理論奠定了重要基礎。維克塞爾在該書中首先批評了舊的貨幣數量論，認為它是一些同實踐很少有關係，有些方面簡直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理論，因而是錯誤的。在他看來，在一個銀行信用已充分發展的社會經濟中，一般價格水平取決於銀行提供的貸款條件或貸款利率。但這還不是決定價格水平的充分條件，因為價格上漲既可以與低利率或高利率並存，價格下跌也可以與低利率或高利率並存。他認為，確定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貨幣利息率，即市場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Natural Rate In Interest）之間的差異。維克塞爾就企圖從區分這兩種利息率的差異出發來說明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這就是所謂積累過程原理，即巨集觀動態的均衡分析。

　　維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上是具有承前啟後意義的。在此以前的傳統庸俗經濟學是進行靜態的均衡分析，而且把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截然分開。維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則把經濟的均衡分析開始動態化，並以利息率為紐帶，將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聯繫起來，建立起統一的貨幣經濟理論，用以說明經濟周期的波動。他的這種巨集觀動態均衡分析方法，便成為後來瑞典學派普遍沿用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同時由於他的積累過程理論是通過貨幣利息率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而不是通過貨幣數量的變動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因此，他在政策建議方面，也是企圖藉助於調整利息率，而不是藉助於控制貨幣數量來剋服經濟周期的波動。這點顯然對凱恩斯的貨幣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可見，維克塞爾的經濟理論，不僅為瑞典學派奠定了重要基礎，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凱恩斯主義的先驅。

　　瑞典學派的理論淵源除維克塞爾的理論外，還有卡塞爾、達維遜的理論。後二人從不同方面對維克塞爾的理論進行批評和補充而形成了瑞典學派的又一重要思想來源。當然，這兩人的影響同維克塞爾比起來還是屬於次要的。

　　如果說維克塞爾、卡塞爾、達維遜等是瑞典學派的奠基者，那麼，瑞典學派的形成則應歸功於30年代的謬爾達爾、林達爾、倫德貝格和奧林等人，而主要是謬爾達爾。標志著這一學派形成的主要著作有：

　　①謬爾達爾在1927年出版的《價格形成問題與變動因素》。此書在傳統的靜態均衡價格理論基礎上，加進了預期（expectation）因素，強調企業家對未來的主觀預期及不確定和風險等因素在價格形成理論中的重要作用。

　　②謬爾達爾在1939年出版的《貨幣均衡論》。此書把一些經濟變數區分為事前估計（ex-ante）與事後估計（ex-post）兩種，進行動態分析。

　　③林達爾在1929年出版的《貨幣政策的目的和方法》。此書企圖建立動態分析的期間分析，以代替靜態均衡分析。

　　④林達爾在1939年出版的《貨幣和資本理論的研究》。作者試圖對預期因素進行分析，建立一個一般動態理論體系。

　　⑤倫德貝格在1939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研究》。作者採用過程分析或序列分析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和增長。

　　⑥瑞典政府失業調查委員會於1933-1935年發表的《失業委員會最後報告書》。參加該委員會最後撰寫的瑞典學派經濟學家有謬爾達爾、奧林、哈馬舍爾德、阿克曼等。他們採用瑞典學派的分析方法和觀點，得出了需要通過政府干預來消除失業的結論。

　　60年代以後，瑞典學派的經濟理論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這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德伯克。他所著的《新左派政治經濟學》（1971年）、《瑞典經濟政策》（1974年）兩書，在全面評述激進派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的同時，系統地總結了瑞典近百年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政策，既保持了瑞典學派原來的傳統，又加強了瑞典學派理論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思想。

　　前面說明，瑞典學派是在本世紀20-30年代壟斷資本主義統治已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矛盾已十分尖銳並爆發空前嚴重經濟危機的形勢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新古典學派的理論框架而形成發展起來的。它與新古典學派比較起來具有如下特點：

　　（1）首創了“一分法”的經濟分析方法。新古典學派信從薩伊定律和舊貨幣數量論，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視為互不相干的兩回事，瑞典學派則最先把二者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

　　（2）倡導動態經濟學，企圖用以修補靜態經濟理論的缺陷，而他們的所謂動態經濟學，則是與他們的貨幣經濟理論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稱為貨幣均衡論。

　　（3）為了完成動態經濟的分析，在經濟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編造了一系列新的經濟術語和經濟範疇。倡導把一些經濟變數如資本價值、所得、投資、儲蓄、成本等區分為事前、事後兩種數值。主張用所謂期間分析或稱過程分析、序列分析來闡釋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變化過程。

　　（4）把預期納入經濟分析之中，強調預期在經濟運行中“決定性”作用。

　　（5）著重純理論的研究，並從經濟理論引伸出政策建議，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這個學派的主要成員大都直接參与瑞典政府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執行工作。因此，瑞典學派的理論對瑞典經濟政策有重要知道作用；而在其純理論的研究方面，如其對凱恩斯學派的巨集觀經濟理論和國家干預思想的影響就比較明顯。

　　（6）註重國際經濟理論和經濟制度理論的研究。瑞典是一個高度開放型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很深的國家。瑞典學派經濟學家們從國情出發，自然對國際經濟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的研究比較註重，並取得了相當成果。其中有些理論在西方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如：國際貿易理論等。

　　在20世紀20～30年代，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以維克塞爾的理論為出發點，在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周期理論和政策主張三方面使瑞典學派的經濟學說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繆達爾在《價格形成問題與變動因素》（1927）、《貨幣均衡論》（1931），林達爾在《貨幣政策的目的與方法》（1929）、《貨幣與資本理論的研究》（1939）等著作中，提出了預期和計劃、時點分析和期間分析、事前分析和事後分析、均衡分析和不均衡分析等一系列方法論概念，建立起完整而系統的巨集觀動態均衡方法論。

　　倫德堡在《經濟擴展理論研究》（1937）一書中，運用動態分析法，對經濟周期作了縝密的研究。他採用序列分析法，分階段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並且研究了總投資、利息率、固定資本、流動資本和經濟合理化等因素對經濟周期變動的影響，奠定了瑞典學派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

　　1927年，由繆達爾、奧林、哈馬舍爾德等經濟學家組成的失業委員會在《失業委員會最後報告書》中，得出通過政府干預經濟以消除失業和經濟蕭條的政策結論，並且提出以巨集觀貨幣政策為主，以巨集觀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工資政策為輔的經濟政策建議。1939年，林達爾在《貨幣與資本理論的研究》一書中，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概念，主張提高財政政策在經濟穩定政策中的地位，並且主張變年度平衡財政預算為補償性財政預算，亦即周期性平衡財政預算。

　　40年代後半期，瑞典學派的正統經濟學家與工會經濟學家就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的關係和協調問題，展開了一場經濟政策論戰。在這場論戰中，瑞典經濟學家們不僅重新強調了巨集觀財政政策和巨集觀貨幣政策的重要性，而且還提出了以加強勞動流動性為主要內容的人力政策，以及以工資指導線為主要內容的收入政策這樣一些微觀經濟政策主張，區別了需求拉上式通貨膨脹和成本推進式通貨膨脹，在理論和政策兩方面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瑞典學派涌現出以林德貝克為代表的第三代經濟學家。林德貝克的《新左派政治經濟學──一個局外人的看法》（1971）、《瑞典的經濟政策》（1974）是戰後瑞典學派最重要的著作。林德貝克是戰後瑞典學派經濟學說的集大成者。他根據瑞典是小國、開放型經濟和深厚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特點，進一步發展了瑞典學派的經濟理論，使其帶有三點鮮明的特征，即小國開放型、社會民主主義色彩和混合經濟。林德貝克的小國開放型社會民主主義混合經濟理論的基本組成部分是：

　　小國開放型經濟理論：包括小國開放型經濟周期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和失業理論。林德貝克認為，瑞典作為一個小國開放型混合經濟國家，其經濟周期有兩個突出的特征：

　　①瑞典的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際市場上的經濟動蕩對瑞典經濟周期變動有決定性的影響。瑞典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與出口增加息息相關，其下降階段與出口減少密切相連。

　　②瑞典經濟周期波動比較平緩，經濟發展比較穩定，其原因有兩個，一是經濟中的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二是瑞典推行經濟穩定政策。經濟中的自動穩定器主要是指出口部門的多樣性，進出口的平衡趨勢和消費需求的穩定性。經濟穩定政策中穩定效應最大的是高稅率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和勞工市場政策。林德貝克將通貨膨脹的產生歸結為因充分就業而帶來的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的高工資增長率、高額累進稅率和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措施的不力和滯後。瑞典學派通貨膨脹理論的一個顯著特色是重視國際價格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建立了通貨膨脹理論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型。這一模型將本國經濟分為開放部門和非開放部門，通過世界性通貨膨脹對這兩類部門的影響來說明通貨膨脹現象，認為一國通貨膨脹率等於世界通貨膨脹率加上開放經濟部門和非開放經濟部門勞動率的差額。此外，這一模型還研究了世界通貨膨脹影響的傳遞機制。林德貝克小國開放型失業理論將失業的產生歸結為各個經濟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歸結為勞動力的國際流動造成的勞動力供給的過剩，歸結為高工資率引起的產品國際競爭能力的降低。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理論：林德貝克將經濟制度分為五種，即無政府主義經濟制度、自由放任經濟制度、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經濟制度。他認為當代世界上實際存在的經濟制度有三種,即以瑞典為代表的西方混合經濟制度,以南斯拉夫為代表的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以蘇聯為代表的中央集權經濟制度。這一理論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當代三種經濟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全面論述了分權和集權、市場經濟和中央計劃經濟、公有制和私有制、經濟刺激和行政命令、競爭和壟斷的關係,宣揚瑞典式混合經濟,亦即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社會民主主義混合經濟實踐：林德貝克認為戰後瑞典混合經濟制度既不屬於傳統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屬於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經濟制度,即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實際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林德貝克認為戰後瑞典經濟政策有兩種趨勢：一是自由化趨勢，即一般經濟政策逐漸取代直接的經濟管制，二是社會化趨勢，表現為服務部門和國民收入的逐步國有化。瑞典混合經濟政策所標榜的政策目標有：充分就業、物價相對穩定、適度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均等化、國際收支平衡、出口生產部門優先發展、人口地域分佈合理化、保護環境。林德貝克認為戰後瑞典混合經濟制度在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四個目標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通貨膨脹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而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最嚴重的問題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同其他經濟目標之間的尖銳矛盾。西方經濟學家將這一尖銳矛盾稱為福利國家的危機。

　　瑞典學派從它的先驅者維克塞爾的經濟學產生算起，至今約有100年，即使從標志著它形成的謬爾達爾1927年出版的《價格形成問題與變動因素》一書算起，也有近70年的歷史。這個學派與其他一些當代資產階級學派比較起來，不僅時間較長，而且在理論的許多方面也具有領先的或特殊的地位。這主要是指它表現在巨集觀動態經濟理論、國際經濟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等方面的特點。

　　瑞典學派的巨集觀動態經濟理論是有維克塞爾提出的積累過程原理奠定了基礎，而後又由林達爾、謬爾達爾等人予以修補而發展起來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它不僅率先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而對巨集觀經濟進行了分析，而且它所提出的某些動態經濟分析的方法，至今也還頗具特色的。維克塞爾的積累過程理論，實際是對巨集觀經濟進行動態分析的貨幣均衡理論。它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論的批評而建立起來的。應當肯定，他對舊貨幣數量論的批評，雖不完善甚至還有缺點，但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認為貨幣不僅是交換的媒介，而且具有儲藏手段的職能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特別是他批評舊貨幣數量論沒有把貨幣數量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結合起來，而把貨幣視為覆蓋於實物經濟上的一塊“面紗”，是十分中肯的。這種“面紗”論，實際是否定了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二分法”，從而相應地提出了嶄新的把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結合起來的“一分法”。很明顯，維克塞爾的這個新的“一分法”，對後來的現代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學派的貨幣經濟理論都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以致有的西方經濟學家也認為，維克塞爾這個“一分法”“無論對前期的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還是對後期的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都產生了影響。”維克塞爾還創造性地把利息率區分為自然利息率和貨幣利息率，並把二者的差異視作價格和經濟積累性變動的原因，從而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他的這個貨幣經濟論既是後來凱恩斯貨幣經濟論之啟蒙，同時又與凱恩斯的以有效需求論為基礎的貨幣經濟論相區別。此外，他的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不僅影響了後來貨幣學派的自然失業率概念的產生，而且對凱恩斯在他《貨幣論》中所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是凱恩斯自己也承認的。凱恩斯說：我的“所謂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時期中儲蓄量……與投資量保持相等之利率。當時我認為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這個概念，一方面是維克塞爾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變，另一方面把他的概念明朗化。”儘管凱恩斯在後來對自然利率的概念已不那麼看重為“唯一的利率”，而且又用所謂“中立利率”的概念來代替，但這已足夠證明，維克塞爾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有多麼大的影響。

　　當然，應當看到，維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本身並不完善，甚至還存在矛盾和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他的積累原理是以充分就業假定為前提的，因此，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的差別隻引起價格積累的變動，而不致引起總的產量就業水平的波動。這一缺陷後來林達爾也提出了批評，並予以修正，即把原來的充分就業假定改變為非充分就業假定。在這種情況下，積累過程就不僅表現為價格的積累變動，同時也表現為產量就業量的積累變動，從而是貨幣與經濟相結合的巨集觀動態經濟理論在完善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

　　在20-30年代，瑞典經濟學家們在對維克塞爾積累過程原理提出批評和修正的同時，還提出了許多新的巨集觀動態經濟分析的方法，創造了時點、時期分析，事前、事後分析，序列分析和過程分析等等的新概念。這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經濟分析中都是具有實用價值的，並把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結合了起來，從而是巨集觀動態經濟理論更臻於完善。

　　瑞典學派從瑞典作為北歐一個經濟發達的開放型國家的國情出發，十分重視對國際經濟理論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有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奧林的以要素稟賦論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以及謬爾達爾、奧林的國際金融資本理論等等。

　　①卡塞爾購買力平價論

　　卡塞爾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後的貨幣和外匯》一書中，以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匯率如何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這種理論認為，兩國貨幣之所以嫩能夠夠能夠互相兌換，是因為它們各自在國內具有購買力，因而兩國貨幣的匯率應該等於這兩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大小之比。由於一國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與該國通貨膨脹率和物價的變動有關，二者呈負相關關係，因此，匯率將隨通貨膨脹率與物價的變動而變動。所以，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論，實際是關於如何決定浮動匯率的理論，而非固定匯率的決定理論。

　　購買力平價論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首先，它是換算各國有關經濟指標的一個較好的工具，即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來換算各國有關同一經濟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現行國際市場的實際匯率來換算對實際經濟水平的歪曲。因為一國經濟水平的高低，歸根結底是以該國所擁有的實物產量的多少來決定的。當以貨幣購買力平價為基礎所換算出來的某一經濟總量指標，自然就能較好地反映一國所擁有的經濟實物量的多少。而現行的市場實際匯率，由於要受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撒謊能夠供求關係和外貿商品、勞務的價格波動與偏離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而與以購買力平價來決定的匯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異，以致會扭曲各國的實際經濟水平。所以在比較各國經濟水平時，用購買力平價的匯率來換算比用實際匯率來換算更為科學、可靠。

　　其次，它可以作為國家衡量和調節一國貨幣的現行實際匯率的重要尺度和依據。因為購買力平價的匯率既然反映了兩國貨幣的購買力水平，實際便確定了兩國貨幣的均衡匯率，現行的市場實際匯率乃是以此均衡匯率為中心而上下波動的，因此，以購買力平價匯率為尺度去與現行實際匯率進行比較，便可發現後者偏離正常均衡匯率的程度，從而採取相應的對策。

　　但是，購買力平價論卻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它在現實操作上較為困難，實用性有限。購買力平價的匯率，可以有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兩種形式。就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匯率而言，由於它是以兩國貨幣在同一時期各自在國內購買力水平之比來決定的，因而要受兩國物價水平的影響，然而這所謂物價水平，究竟是以什麼物價為依據，是以批發價為依據呢，還是以零售價為依據？等等，就是難以確定的問題；就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匯率而言，由於它是以某一基期的匯率為依據而計算出來的報告期的匯率，應選擇哪一個時點為基期來計算基期匯率就難以確定。如果基期選擇不當，則會對當前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均衡匯率的確定發生系統的偏差。

　　②奧林要素稟賦論

　　要素稟賦論是奧林沿襲赫克歇爾思想而於1933年出版的《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中提出來的，用以說明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流向的一種國際貿易純理論。因此，又稱為赫克歇爾——奧林模型，或H—O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兩國之所以產生貿易關係，是由於各自擁有的各種要素比例不同，以及產品生產所使用的要素結構的差異所引起的。這就是說，一國擁有某種相對較豐富的要素去生產該種要素密集型的產品，其價格自然就比較便宜。於是該國生產這種具有相對價格優勢的產品出口，國際貿易就會發生，貿易的流向就是由生產某種產品具有相對優勢的國家，出口到生產該種產品具有相對劣勢的國家。例如，美、日、德擁有的勞動資源相對豐富，就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於是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由美、日、德發達國家流向印度、埃及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則由印度、埃及發展中國家流向美、日、德發達國家，國際貿易就是這樣發生和進行的。

　　奧林的這種要素稟賦的國際貿易理論，是在承襲李嘉圖以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修補而建立起來的。它在要素成本差異的分析上，以及把約翰·穆勒供求價格論擴大到國內外一切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決定的範圍，都表明在國際貿易理論史上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這種貿易理論還認為，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從而各國要素價格的差異，通過彼此的產品貿易，便有縮小和均等化的趨勢。應該說，這種看法是有一定辨證意義的。此外，奧林的要素稟賦在開創現代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之先河的歷史意義方面，也應予以足夠的估計。

　　然而奧林的這種國際貿易理論，是以一系列國內、國外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定為前提而建立起來的，因而是適應國際自由貿易要求的一種國際貿易理論。但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的國際自由貿易並不存在，特別是在戰後，包括一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還有加強之勢。因此，它的適用性就要大打折扣。而且它對要素稟賦差異的分析，只看到各國所擁有的要素量的差異，而忽視了要素質的差異，也是片面的。例如對勞動要素，只看到各國擁有的勞動相對數量的差別，沒有看到各國勞動資源在素質上的差異。所謂里昂惕夫之迷，實際就是由於這種片面性的，脫離實際的假定前提而產生的。以致後來的經濟學家企圖用所謂人力技能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予以彌補。這些後來者的“彌補”工夫也並不高明，甚至更進一步滑進了庸俗的泥坑。因為人力資本理論把勞動者的技能視為固定資本，那豈不等於說勞動者也成了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很明顯，這是一種混淆勞資界限的庸俗觀點。

　　奧林要素稟賦論最根本的缺陷，還在於它是在以供求價格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這一點上說，它比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還倒退了一步。李嘉圖始終堅持勞動價值論，在比較成本學說上，他也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即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於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以致兩國生產同一種產品所付出的以勞動量來計算的成本有差異，於是，兩國便各自生產比較成本較低的產品出口。而要素稟賦論由於否定了勞動價值論，便把勞動、資本、土地同樣地視為構成產品成本的基礎，認為各個要素的成本大小應以其稀缺程度而定，即由庸俗的供求關係決定。實際也是用庸俗的生產要素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承認資本、土地也創造價值，從而掩蓋了利潤、地租的剝削實質。

　　③維克塞爾的國際金融政策

　　維克塞爾在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容進行分析之後又提出瞭解決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種種方法，諸如將外國的超額債權作短期或長期的延長、輸出黃金、提高銀行利息率等等。但所有這些辦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甚至還產生消極的副作用，因此，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制度的主張。他主張國際貨幣制度應在各國實行自己的紙幣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紙幣不能在國際間流通，黃金又不宜用作貨幣在國際間流動。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當兩國間出現收支不平衡時又用什麼來支付呢？

　　維克塞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為瞭解決兩國收支不平衡問題，可以通過兩國中央銀行協調利率政策來加以解決。既可以由出現順差的一方降低利率來解決，也可以有出現逆差的一方提高利率來解決，或者雙方同時變動利率，雙管齊下，直到實現收支平衡為止。

　　維克塞爾的這種各國協調利率的國際金融政策是以各國利益一致為基礎而採取聯合行動為前提的。但若這個前提不存在，這種政策就會落空，而且單靠變動利率來平衡國際收支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這種政策的可靠性是大可懷疑的。

　　④奧林國際資本流動理論

　　奧林在創造地提出他的要素稟賦論的同時，還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國際金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他的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特點是以國際貨幣體系的轉移為條件，把國際資本的轉移與國際購買力的轉移和市場的變化結合起來，從而突破了古典學派認為貸款國必須降價提供自己的產品以誘使借款國購買更多的本國產品，以便形成與資本輸出相適應的出超格局的傳統觀點。

　　奧林認為，隨著國際資本由B國向A國轉移，國際購買力便由B國向A國轉移，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需求方向，也由B國向A國轉移，使A國產生貿易入超，B國產生貿易出超。同時，由於國際市場的需求向A國轉移，A國的產品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便呈上升趨勢，因而資本輸出國B，根本沒有必要降價出口商品，以擴大國外市場，就像古典學派所認為的那樣。

　　在對資本輸出國A的購買力增長的分析上，奧林還區分了由資本輸入國直接引起的“原始”購買力增長，或稱第一級信用效果，以及由資本輸入間接引起的購買力增長，他稱為第二級、第三級信用效果。

　　總之，奧林在30年代初對國際資本流動分析中的一些觀點是有新意的，有的至今也還有一定參考價值，儘管以後西方經濟學界在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研究上又有不少進展，但奧林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瑞典學派在提出自己系統的經濟理論體系的同時，還提出了包括政治與經濟在內所謂瑞典模式或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這個瑞典模式要求在政治上實行階級調和，在經濟上實行混合經濟，在分配上實行收入均等化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倫德貝格指出，所謂瑞典模式，一方面是指勞資雙方通過“自由談判”來確定合理工資，避免政府干預；另一方面又要運用政府政策來實現所謂高度就業，均等收入分配，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①社會民主主義秩序

　　瑞典學派認為，瑞典模式在政治上的顯著特征是工人和雇主（資本家）都處於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階級組織：總工會和雇主協會，國家是超階級的，因而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有關工資和其他勞資糾紛問題，由雇主協會與工會雙方自由談判，協商解決；協議不成，則由超階級國家政府出面談判。這樣，全社會依靠政府、雇主協會和工會三大權力中心相互協調、相互制衡，就可以維護階級合作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正常秩序。

　　其實，在雇佣勞動制度下，雇主與工人之間在經濟上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是始終存在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即使代表兩大階級的組織雇主協會與工會在某些問題上相互談判協商一致，實現了所謂的平等，實際也只是維持了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的“平等”，而不是真正雇主與工人都同樣成了企業和社會主人的平等。至於說瑞典的國家是“超階級”的國家，並不符合實際。列寧指出，自有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鬥爭工具。在瑞典明顯地存在資產階級統治情況下的國家，就必然是以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剝削利益為己任的國家，絕不是什麼超階級的，否則，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就早已不復存在。所以，瑞典學派所標榜的超階級的、平等的社會民主秩序，不過是掩蓋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實質之遁詞而已。

　　當然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在瑞典，由於工人的工會組織歷史悠久，力量強大，特別是由於擁有於工會聯繫密切、並因而以工會作為自己強大後盾和社會基礎的社會民主黨，自1932年以來長期執政的特殊條件下，在勞資談判中，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上，工人階級的利益得到較多照顧，使工人享受較多的“民主”，這是瑞典的特色。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瑞典國家是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性質，也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受統治和剝削的地位。

　　②混合經濟論

　　混合經濟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經濟基礎和重要內容。瑞典學派從它的先驅者維克塞爾開始，就對此十分贊賞並予以理論說明，而以林德伯克的研究最為充分和深入。林德伯克把戰後世界各國的經濟制度劃分為三種模式進行分析比較之後認為，最理想的經濟模式乃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混合經濟制度，即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他認為，這種混合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實行在私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礎上的部分國有化。因為在他看來，私有制是刺激企業主動性、創造性和剋服官僚主義所必不可少的；而所謂部分國有化，包含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某些生產公共產品和公共勞務的基礎設施，如鐵路、郵電等實行國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費國有化，即通過累進稅制將一部分國民收入納入國家預算，作為社會保險和供應集體消費的基金。如本書第七章第一節所指出的，瑞典的經濟就是這樣的混合經濟。以1981年的GDP的構成為例，私人經濟成份與公共經濟成份的比例為64.62∶35.37。

　　瑞典學派認為，瑞典的這種混合經濟制度，即不屬於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屬於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其實，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是由其占主體和統治地位的經濟性質來決定的，既然混合經濟制度中的主要經濟成份和基礎部分是資本主義私人經濟，則無疑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即使其中國有的或公共的經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也不能改變這一基本性質，因國有經濟性質的本身是由國家的性質來決定的。如果國家的性質還是資產階級的，即政權還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那麼生產資料轉歸國家或公共占有，同仍舊歸個別資本家占有並無本質區別，甚至有時比歸個別資本家占有對資本家更為有利。因為由國家占有的主要是那些投資大、周期長、效益低甚至虧損的鐵路、郵電等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部門。這些部門由國家占有和經營，實質上是由國家用財政補貼通過經營的企業想資本家提供廉價的服務，讓他們更好地去賺取豐厚的利潤。明確地說，就是國家通過財政手段把從人民大眾手中收取的稅款轉讓給私人資本家。所以，瑞典混合經濟中有較大比重的國有經濟的事實，絲毫不能否定其資本主義性質，更不能否定其資本主義性質，更不能說它是社會主義成份。而寧可說，由於資產階級國有化企業的實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因此，瑞典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特別發達。

　　③收入均等化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周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特點，使得瑞典成了西方“福利國家”的典範。瑞典學派正是企圖以實行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周密的社會保障制度，來實現收入均等化的理想，使資本主義和平轉變為“自有社會民主主義”。

　　首先應當肯定，瑞典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一定意義上對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是有利的。因為它在相當程度上解除了廣大職工生、老、病、死和失業等等的後顧之憂，從而有利於安居樂業，也有利於社會穩定。同時，它的某些具體措施如醫療保險和養老設施與服務等等。

　　但是，必須明確，瑞典的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絕不是由於瑞典資產階級的心地特別善良，而是由於瑞典有社會民主主義很深的傳統，工會組織的力量比較強大；同時也與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有關。社會民主黨是以工會為自己的強大後盾和社會基礎的，當然要較多地反映工人群眾的利益，但他們又迷信經濟鬥爭與和平過渡，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很自然地就樂意推行收入均等化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他們看來，實行這種社會福利制度，似乎就可以使資本主義逐漸和平地轉變為社會主義。

　　同時還應看到，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和平轉變的政策綱領，與瑞典學派在思想上有著密切的聯繫。瑞典學派宣揚瑞典模式或社會民主主義的真正用意，在於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就是與社會民主黨人合拍的。林德泊克說：“看來沒有許多證據可以說明內戰不如各國間的戰爭那樣殘酷。我深為同意那些對內戰的好處抱懷疑態度的人的看法，他們還能指出這樣一種風險，即通過暴力的角逐來選擇政治領袖也許不是很好的。作為這種選擇的結果而產生的領袖，難道不是常常可能既專政又殘暴嗎？事實上，革命只不過意味著換一批壓迫者。這種可能性幾乎不缺少歷史的例證。”林德伯格在這裡說的“抱懷疑態度的人”，就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在內。在瑞典正是由於處於執政地位的社會民主黨與經濟理論界的瑞典學派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有共性，而且都認為實行收入均等化和社會保障制度是避免這一問題的法寶（儘管二者的出發點並不完全相同），於是他們彼此在政策實踐與思想輿論上相互配合，相互影響，便有力地推動了瑞典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實施。 表現。在長期推行瑞典模式的情況下，一旦要加以改革，也是很困難的。這就是保守黨政府1994年再次下臺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