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史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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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曆史學派(new historical school)，又被稱為“歷史的倫理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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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曆史學派(new historical school)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歷史學派演變而來的德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派。其主要觀點和舊曆史學派基本一致，不過在運用歷史歸納法上更趨於極端，同時更加強調論理道德和法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更加熱衷於鼓吹階級調和與自上而下的社會改良。其主要代表有：洛倫茨·馮·施泰因、阿爾伯特·伊伯哈德·費里德里希·謝夫萊、阿道夫·瓦格納等。他們建立了社會政策的稅收理論體系，因此，被當時西方財政學者稱為德國財政學界的三巨星。
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產業資本壯大,日漸走向壟斷資本主義,其內在矛盾開始顯露。1873年的經濟危機引起了中產階級的沒落，工人階級失業和貧困，社會問題嚴重。德國社會民主黨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了工人運動。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緩和階級矛盾，新曆史學派一方面繼承了舊曆史學派的遺產，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社會改良主義。他們認為只要求工人剋制和節約，不能解決問題，還必須從意識形態上批判"世界主義"、"經濟人"的利己心的理論前提，以及古典學派的"唯物主義"。在施穆勒等人的發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參加這個學會的經濟學家一般都屬於新曆史學派，也被稱做"講壇社會主義者 "。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納和布倫塔諾之外，還有A.黑爾德（1844～1880）、G.F.克納普(1842～1926)和K.比歇爾 (1847～1930)等。
隨著1890年俾斯麥的下臺和取消反社會黨人法，新曆史學派存在的基礎開始動搖，進入了衰退解體的過程。1883年奧地利經濟學家C.門格爾發表《關於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批判歷史學派不能區別理論科學、歷史科學和政策實踐的關係，將經濟現象的歷史記述和經濟理論的歷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論上缺乏理論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經驗主義，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棄對"精密法則"的研究。門格爾強調理論經濟學正像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一樣，主張理論是經濟學的中心，而歷史只不過是它的輔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鑒》上發表了反批判文章《國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1883)，接著門格爾又針對施穆勒的文章，發表了《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謬誤》(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們二人之間的爭論雖然就此結束，但在雙方門下弟子之間卻持續了20多年，學說史上稱之為"方法論論爭"。從此以後，歷史學派逐漸衰落解體，而完成這解體過程的還有待於歷史學派內部韋貝爾的批判，即所謂 "價值判斷論爭"。
韋貝爾1904年發表了《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批判施穆勒將倫理道德和經濟借科學的名義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來輓救經濟生活中由於利己心所帶來的弊端，這是在科學中滲進了"價值判斷"。他主張在社會科學中應該將經驗的認識與價值判斷加以區分，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任務在於尋求客觀真理。至於希圖發現理想和規範，為實踐尋求對策，這屬於主觀的"價值判斷"問題，這裡有無數的不同的價值觀在鬥爭，只有讓人們自由去選擇和評價處於"諸神鬥爭"中的各種價值。這即是韋貝爾所提出的"價值的自由性"。他還提出"理念型"作為社會科學方法的基本概念，認為用這個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國家科學辭典》第八捲中,進行了反駁,施穆勒認為各種對立的價值判斷是階級利害對立的表現，而歷史的最終目的在於協調、統一在"共同福利"這一理想上，按照這個理想可以對各種價值判斷作出共同評價。韋貝爾把這種主張譏笑為"倫理的進化論"，平庸之至。桑巴特、布倫塔諾等都支持韋貝爾的主張，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1902）一書中，則運用他自己的發生論的、體系論的方法研究經濟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出現了空前的通貨膨脹，歷史學派缺乏理論,束手無策,許多經濟學家都紛紛脫離歷史學派，歷史學派終於解體。德國的社會政策學會也在 1935年被納粹黨所鎮壓而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