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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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 Ricardian socialists

　　英國19世紀20年代出現的以D.李嘉圖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的空想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李嘉圖的經濟理論是英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理論武器，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們“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來反對資本主義生產，以及用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器來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捲，第18頁）。 　　

　　李嘉圖派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很多，其中主要有：一位匿名作者，其著作是《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得出的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致約翰·羅素勛爵的一封信》（1821）；P·雷文斯通（?～1830），主要著作是《對某些關於人口和政治經濟學的流行見解的幾點懷疑》（1821）和《論公債制度及其影響》（1824）；T·霍吉斯金（1787～1869），其主要著作是《保護勞動反對資本的要求，或資本非生產性的證明。關於當前雇佣工人的聯合》（1825）和《通俗政治經濟學。在倫敦技術學校的四次演講》（1827）；W·湯普森（1785左右～1833），其主要著作是《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在最新提出的財富自願平等制度中的應用》（1824）；J·格雷（1798～1850），其主要著作是《人類幸福論》（1825）、《社會制度：論交換原理》（1831）和《論貨幣的性質和用途》（1848）；J·F·佈雷（1809～1895），其主要著作是《對勞動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強權時代和公正時代》（1839）。在李嘉圖社會主義者中，不少人如湯普森、格雷、佈雷等同時又是歐文主義者。R.歐文在以經濟學的論戰姿態出現時，也是以李嘉圖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的。

（一）價值論 　 　　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接受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併在此基礎上展開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他們關心的是一切非勞動收入的性質和源泉。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他們認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利潤、利息、地租是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價值沒有歸還創造價值的勞動者，而是被不勞動者所取得。因此，一切非勞動收入都是對他人勞動的無償占有。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據此攻擊一切剝削收入，勞動價值理論在他們手中從資產階級的理論武器變成了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

　　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對價值規律作出了特殊的理解。李嘉圖體系中存在著價值規律同勞動和資本交換的矛盾。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認為，這個矛盾的實質是，同勞動相交換的資本代表較少量的勞動，同資本相交換的勞動代表較大量的勞動，二者的交換是以少量勞動換取多量勞動，是不等價交換，破壞了價值規律。有的還認為，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不僅是不等價的，而且是以無換有，因為不僅工資是勞動創造的，而且全部資本都是勞動創造的。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認為，解決價值規律同勞動和資本的交換的矛盾的辦法是，消除勞動和資本的不等價交換，把勞動創造的價值全部歸勞動者所有。他們提出的戰鬥口號是：“工人有獲得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把價值規律不是理解為客觀經濟規律，而是理解為符合“正義”和“人的本性”要求的規律，不是理解為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而是理解為社會主義特有的經濟規律。他們和李嘉圖一樣不瞭解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以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而不是勞動力，因而也無法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說明勞動和資本的交換。在他們看來，只有在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以後，價值規律才能正常地發揮作用。因此，從經濟學形式上說，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的理論是不科學的。但是，他們提出的“工人有獲得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的口號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要求實現這種權利，就是要求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從這一點來說，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是正確的。

　　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研究了剩餘價值問題。他們對李嘉圖理論進行社會主義應用的結果，“產生了李嘉圖望塵莫及的對於剩餘價值的起源和本質的認識”（同前，第21捲，第208頁）。匿名作者所著《根據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得出的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致約翰·羅素勛爵的一封信》小冊子關於剩餘價值的論述具有代表性。小冊子作者的功績在於他把剩餘價值歸結為剩餘勞動。他已經意識到，雇佣工人的勞動分為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工人為自己和家屬生產生活資料的等價物。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工人為資本家生產“利息”即剩餘價值。作者說，勞動者為了生產出工資的等價物，必須做一定數量的勞動。除此之外，他還必須在這一定數量勞動之上進行剩餘勞動。他在這裡明確地把剩餘價值歸結為剩餘勞動。在政治經濟學史上，把體現在剩餘產品中的剩餘價值歸結為剩餘勞動，同把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價值歸結為勞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小冊子作者還研究了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的比例是由什麼決定的。他說，工人在一定的勞動時間內，例如在一星期內，究竟用多大的部分為自己和家屬生產生活資料的等價物，用多大部分為資本家生產“利息”即剩餘價值，這完全是相對的，它取決於工人為自己和家屬生產生活資料等價物所需的時間，無論資本家得到的份額有多大，他總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餘勞動，因為工人必鬚生活。

　　小冊子作者在剩餘價值理論方面的功績還在於他對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的區分作了嘗試。古典經濟學家只在剩餘價值的特殊形式上看到剩餘價值的存在，都不瞭解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小冊子作者前進了一步，他把企業主利潤、地租和借貸利息都看作剩餘價值的特殊形式，把“利息”看作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他說：“支付給資本家的利息，無論是採取地租、借貸利息的性質，還是採取企業利潤的性質，都是用別人的勞動來支付的”。馬克思說：“小冊子的作者把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和它們的特殊形式區別開來了，李嘉圖和亞·斯密卻沒有做到這一點，至少是沒有有意識地和前後一貫地做到這一點” （同前，第26捲Ⅲ，第279頁）。然而，小冊子作者用剩餘價值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名稱“利息”來指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這表明他還受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範疇的嚴重限制。

　　小冊子作者考察的是剩餘價值的絕對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外延長勞動時間的形式。與此不同，雷文斯通考察的是剩餘價值的相對形式，即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以縮減必要勞動的形式。雷文斯通已經懂得，剩餘價值是可以隨技術進步而提高的。他說，在維持10個人生活需要9個人的勞動的地方，總產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即剩餘價值。在 1個人的勞動足夠維持5個人生活的地方，就會有4/5的產品用作“地租”即剩餘價值。雷文斯通的結論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是增加了別人的、支配勞動的財富即資本。雷文斯通在這裡把支配勞動的財富即資本看作是工人的剩餘勞動創造的剩餘產品。

　　雷文斯通在分析剩餘價值時，分不清資本主義發展的對抗形式和這一發展的內容本身。雷文斯通說：窮人的貧困創造了富人的財富，“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麼誰也不會為別人勞動。必需品將會有餘，而奢侈品將會絕跡。”作為禁欲主義者，雷文斯通認為在資本主義對抗形式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也將隨這種對抗形式一起消滅。

（二）分配問題　

　　李嘉圖把分配問題看作是政治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他強調的是利潤和地租之間的對立。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也認為分配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中心問題，然而他們強調的則是利潤和地租的同一剝削性質，是工資同一切剝削收入之間的對立。湯普森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指出利潤只能來源於勞動。他說，資本家和工人的要求是對立的，資本家的收入越多，留給工人的就越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潤越高，工資就越低。這種分配是一種不自然的、不公正的分配，它造成了資本主義驚人的矛盾即富裕和貧困的對立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災難。

　　霍吉斯金也研究了工資同利潤、地租的對立。他認為，工資是由工人的最低生活資料決定的，沒有這種最低生活資料，工人就不能生存。資本家付給工人工資，給他們留下最低生活資料，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從他們身上榨取到剩餘勞動。工人為了取得麵包，必須付出幾倍於麵包價值的勞動，這種剩餘勞動構成了利潤、利息、地租等一切非勞動收入。格雷認為，在“商業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者只能得到自己的勞動產品的1／5，而4／5被土地所有者、債主、商人等以地租、利息、利潤形式所占有。後者給前者留下那點收入是為了使他們能夠活下來繼續當奴隸。

　　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對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進行了廣泛的批判。霍吉斯金在批判“資本生產力論”時說，資本沒有任何生產力，所謂“資本生產力”實際上是勞動的生產力。就流動資本而言，工人進行勞動時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並不是資本家積存起來的儲備。歐洲的全體資本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保存起足夠全體工人消費一段時間哪怕是一個星期的生活資料。麵包、牛奶等消費品往往是在消費前幾小時才生產出來。各種不同的工人彼此都在為對方不斷地生產生活資料。霍吉斯金由此得出結論:所謂流動資本，不外就是並存的勞動。就固定資本而言，工具和機器等如不加以使用，連生產費用都難補償。如果擱置不用，原有價值都會損失。固定資本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這不是過去的勞動在起作用，而是現在的勞動在起作用。只有活勞動才起決定作用。霍吉斯金的批判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雖然指出了“資本的生產力”實際上是勞動的生產力，但沒有弄清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什麼資本會取得具有生產力的假象。他受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範疇的限制，把資本當作是消費品、工具和機器。因此他提出：“我們需要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佈雷也有類似的提法。馬克思在分析這一錯誤提法時說：“社會主義者說：我們需要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被看作純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資本家”（同前，第46捲上，第262頁）。 　　

　　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各有己見，其中格雷和佈雷都提出了組織交換的方案。格雷認為，交換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交換把許許多多的生產者聯繫起來，構成了社會。他埋怨，在流通領域中，商品轉化為貨幣比貨幣轉化為商品困難，也就是賣比買難。格雷說，救治方法在於使賣也象買一樣容易。基於這一錯誤認識，他企圖用勞動貨幣方案來解決賣比買難的問題:成立國家銀行，發行勞動貨幣。中央銀行通過各地支行確定各種商品在生產中所需的勞動時間。生產者把商品送入銀行，銀行發給證明所需勞動時間的勞動貨幣。勞動貨幣的票面額有一個工作小時、一個工作日、一個工作周等，勞動貨幣既是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證明，又是向銀行領取包括同量勞動時間的其他商品的憑據。格雷的方案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幻想。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交換看作是社會的基礎，不是把組織生產而是把組織流通提到首要地位。他想使產品當作商品來生產，但不當作商品來交換，把商品直接就是貨幣、私人勞動直接就是社會勞動的錯誤命題奉為教條。這種教條不會因為某個銀行按它經營就會變為現實，相反，“破產會來扮演實際批評家的角色”（同前，第13捲，第76頁）。佈雷也幻想通過組織交換來消除商品生產的固有矛盾，他的方案是組織工人股份公司，同行業或生產同類產品的工人按地區等原則參加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之間通過公開交換市場和銀行互相交換各自生產的商品。某甲的一個勞動時間交換到某乙的一個勞動時間，這就是佈雷的基本命題。公司每星期發放一次工資，工資同工人在一星期中新創造的勞動產品等價。佈雷稱這種分配製度是“按勞取酬”。他說：等量勞動得到等量報酬，這是組織股份公司的主要原則之一。但是，他所說的等量勞動只是指勞動日長度相同的勞動，不管勞動的複雜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練程度，也不管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只要一天勞動8小時，勞動報酬就都一樣。這種“按勞取酬”實際上是反映了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馬克思說，在佈雷的“新社會”中，人們會“把懶惰當作最大的幸福，將勞動看成必須全力擺脫的沉重負擔”，從而“展開偷懶的競爭”（同前，第4捲，第 115～116頁）。佈雷方案和格雷方案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不瞭解商品生產的性質和它特有的交換形式，都想在保存商品生產的前提下組織交換來消除商品生產固有的各種矛盾。不同之處是，格雷把組織交換看作是社會改造的最終目的，而佈雷則把它看作是實現歐文主義的合作制度的過渡辦法；格雷企圖保存私有制，而佈雷則堅決反對私有制；格雷的交換銀行主要依靠小商品生產者，而佈雷的股份公司則主要是依靠工人。